面向未来的写作

大头马

我写小说比较晚，在写小说之前是在互联网公司做产品设计的，这个工作的大概内容是：收集用户需求，根据用户需求设计产品，推进产品技术层面的实现，最后到发布产品，后面还会有一些日常维护工作。当我开始写小说时，可能潜移默化受到了做产品的影响，倾向于将小说当作一个产品，以产品思维出发去创作，首先，你想写什么、你要写给谁看、你希望写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去开发这个产品，最后到产品完成。就像盖房子。首先，你的心里有一张工程师的建筑绘图，其次，你指挥不同的人去完成房子的各个部分，在这个过程中，要考虑地基、钢筋结构、砖块的选择、水电怎么处理，房子功能性的区分，最后到装饰性的部分。不同的是，写小说你只有你自己一个人。

那么一个小说产品可以是什么呢？

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下短篇小说集。

我之前对短篇小说集有一个看法，或者说以书这样一种形式出现在大家面前的短篇小说的集合，我认为它需要在创作时被当作一个整体来考量。我希望一个短篇小说集不是一些短篇小说很随意地被放在同一本书里，而是被更加深思熟虑地设计，在创作开始阶段就要被考虑到。《米格尔街》、《都柏林人》、《小镇奇人异事》，都可以被视为是这样的作品，以人物为线索从不同立面展示一个世界。从这个角度出发，它们不是短篇小说集，而是具有内部一致性和外部完整性的一件作品。这样，它和一本长篇小说其实没有区别。反过来说，《寒冬夜行人》、《人生拼图版》、《作品第1号》是长篇小说吗？我觉得它们也可以被视为是短篇小说集。

如果是从产品思维的角度出发，小说的长度就可以被打破。那么，小说的其他维度可以被打破吗？像《作品第1号》这样的作品就是通过解构一个作品的内部线性顺序，去探索小说外部完整性的边界的作品。《人生拼图版》则是通过建立一个作品的时空立体感，去重新定义一个作品的物理存在体积。我们现在的小说，它被展示出来的方式都是二维的，是平面的，是以一本书的形式，存在于纸张上的。《人生拼图版》，讲的是一栋大楼里的各种各样的居民的生活，它组织内容的方式是以一个一个的房间为单元去组织的，以一种物理空间上的方式，那我们可不可以再推进一点，既然它讲的是一栋大楼的故事，我们就以一栋大楼的方式去展示，譬如，建立一个大楼的玩具模型，把每个房间的内容刷在这个玩具模型的墙上。让这个小说并非以一本书，而是以一个立体模型的方式呈现。那我们可不可以再推进一点，把这个玩具模型变成一栋真正的大楼？再推进一点，把小说的内容以真正表演的方式呈现出来？可能有人会说，那这就不是小说了，是话剧，是电影，是游戏嘛。

为什么不呢？

我一直有个看法，当代文学的主战场早就转移了，我们的对手不是莫言余华，也不是网络小说，是王者荣耀。在二三线城市、城镇乡村，十几岁的小孩很早就不念书了，每天打王者荣耀。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经历的这一百年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百年，科技文明爆炸式发展。不光是小说、文字，电影、游戏这些东西都在面临技术更新过快的挑战，3D技术、120帧，AR、VR的出现，这些都直接影响艺术的范式的翻新。

那小说呢？

我们现在的写作，在未来还会以书的形式展示吗？我认为不是，它也可以是一个网页、一个APP或者结合其他媒介的某种形式。譬如说，游戏。游戏里面有个工种，叫做游戏策划，和小说家的角色非常接近，都是先构筑一个世界观，然后去创作一个故事，有人物、剧情、情感。去年任天堂有个游戏很火，叫《塞尔达：荒野之息》。《塞尔达》创造了一个开放世界，它有主剧情，但是玩家可以不再按照主剧情去走，你可以在这个世界里做任何事，就像真实世界一样。在我看来它就是一部小说，创造一个世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探索。

回到小说，我们这一代，乃至往后的小说家，要面对的东西，已经不再仅仅是语言、叙事、主题这样一些基本问题，我们要面对的是媒介、载体、形式的问题，这些看似是文字以外的东西，其实正是小说内容的一部分，是创造性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不去面对这个真实的世界，去选择性地忽略世界的主线剧情，沉湎于一种古老技艺的重复过程中，将自己封锁在小说家这样一个狭窄的知识群体当中去创作。那样的话，小说的虚构性的这部分，必然会被其他东西掠夺掉，变成一种自娱自乐的游戏。

未来决定文学走向的可能是宇宙观

王苏辛

几天前，我们工作坊的同学们在北京一家书店参观，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所有人都在阴影中。过去的书店在道路两旁，现在的书店则在商场里。商场又是很神奇的地方，它太大了，书店只是商场中一个很小的存在。它内部充满灰色的细节，到处是窗外的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所以在室内，也需要开灯。我想，这就是21世纪的样貌。既在阴影中，也都在阳光下。人、建筑，或者别的什么，趋于无限般混合在一起，像一个巨大的调色盘。再也不会有哪种力量不被任何一种其他力量所影响，我们只能在互相影响和被迫影响中辨认自己的声音。就像现代主义从美术领域席卷到文学领域后，如果一个作家或者艺术创作者，还敢说自己是完全的现实主义作家、艺术家，说自己要重新回到19世纪的传统，会让人觉得可笑，尽管近年来不少人都喜欢这么标榜。其实，不管最终成为什么，也不管我们在成长中抛弃了自己多少写作上的老师，我们最终成为的那个自己，最终都离不开在每一个成长阶段，影响我们的作品和人。

刚才有人说，文学在变得很边缘，作家未来可能需要跟王者荣耀竞争。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从更广大的历史空间来看，它很可能只是一个被路过的时代，当下时代究竟筛选出谁，甚至它的喜好根本不那么重要。如果一个人的写作可以有一些价值，它起码应该有超越时代的东西。未必在我们这个时代被理解，但它是可以经过时间反复检验和淘洗的。不管未来是跟王者荣耀竞争，还是跟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卡夫卡竞争，一个人的作品如果可以留下来，它最终要从自己，到他者，再到更广阔的世界，甚至上升到全人类和宇宙。未来决定文学走向和高度的或许不是某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及文学观，而可能是他的宇宙观。

我们这一代，很多人的精神世界是在互联网的影响中确立和重建的。各种领域的信息没有界限地冲进来，形成别扭的声音，形成影响力，也形成干扰。每一条信息都清晰，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却变得含混。人无法只跟随内心的一个声音前行，他只能在不同的信息中辨认，辨认他信任的正确或不正确，如何确立自我，推翻自我。同时，如果“快乐”、 “幸福”真的存在，那一个人必须具备跟随自己的成长/成熟，不断获得新的，认识快乐的能力。我们甚至根本没有机会，在同一个语境中游荡太久，所有的写作者，都正在成为着没有真正故乡的人。精神像一缕缕游丝，在一个人生活过的不同城市飘荡，在他不同的人生阶段飘荡，而写作最大的考验，在于如何把这样不同状态下的个体，复合成一个个坚固的形象。

我希望在我的小说中呈现这个，不止是一年前我写《所有动画片的结局》时，而是面临所有写作的时候。如果要写，那它必须要具备把自己清洗一遍，把眼前的世界清洗一遍的能量，否则这篇小说不值得写。

我很喜欢库切在《夏日》里的一句话：“他下决心要阻止自己生活中每一个活动场所的残酷和暴力冲动——也许我得说，这也包括他的爱情生活——并将这种思路引入自己的作品中，结果就是他的写作成了某种无休无止的净化过程”。

这段话非常真，非常执着，它还原出了一切精神生活原本的意义，不断对一些东西再认识，再检验，由此刷新生长出一个全新的世界，所谓“站在巨人的肩上”。我渴望能有这样的执着，我认为，写作的技艺，唯有与自身精神成长融为一体，才有意义。

同时，“自我”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人，一列单纯的个体。当一个人决心写出他想写的，他想表达的，其实是想写出很多人心中的话，写出很多人的共同经验。“自我”正是这种渴望下，生长出的那个形象。在一遍遍对此的认识进程中，这个形象不断变化，早已形成一个复杂的声音。我们如果真的呈现它，需要对不同精神状况的应对能力，才有可能写出它真正的图景——那不会只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而是一整个世界。由此构成的成长，才是真的成长。

我想写这个不断伸缩的世界，它如何容纳那部分多出来的人，和看似多出来的精神空间，又如何给那些消失的人，一条缝隙。有时候给自己不认同的那些东西一个位置，其实也正是给自己一个位置。

我想写这个不断伸缩的世界，它如何容纳那部分多出来的人，和看似多出来的精神空间，又如何给那些消失的人，一条缝隙

让我们的语言落下并将你覆盖

郭 爽

未来的我们会如何看待今天？2018年7月22日，七个用汉语写作的青年作家，在这里，试图给出一份关于写作的陈词。

社会信息层面，历史会记下的今天属于长春疫苗事件。社交媒体上，年轻的父母群情激愤。早在2013年，南方都市报就曾推出深度报道《疫苗之殇》。讲述某地商贩为节省成本，在运输过程中没有将疫苗按照冷链要求运输，导致大部分疫苗失效，其中包含流感、乙肝、狂犬病等二十五种小孩子必打的疫苗。2016年，财经杂志推出同题封面报道。这种互文关系，不仅让我们意识到现实循环往复、问题从未解决，也让人震恸——伤害和遗忘同样触目惊心。

新闻理应承担对秩序和正义呼求、履行监督与申诉的使命。但在我们的现实中，由于制度与桎梏，公共层面的舆论自由与创作介入缺位，魔幻现实比文学虚构更颠覆常理。我们每天都被刺痛，无处可逃，需要高度清醒地去甄别什么是现实，以及什么是可以进入文学视野的现实。

同时，资本对所有层面侵蚀、消解，来势汹汹，以消费和娱乐的形式给每个人打着麻醉剂和致幻剂。炫目的概念层出不穷，主流文化被消费主控，不过是资本的游戏。这些“产品”吃下去，天天吃，人慢慢变得百毒不侵。

文学在这样的处境里，看似百无一用。但我们如能以更长的历史眼光来看这些喧哗与骚动，会明白大众文化消费品一直都为满足与服务人类最基础的娱乐、欲望等需求而生。而新闻是易碎品。越是主流的，就越是时代的表象、假象及拟象。

考验作家的，是如何穿透现实、进入传统，以敏锐和直觉发现、预言时代的体温和病症。在对现实的正面强攻下，时代的真相与个体的印迹，终会浮出地表。

我愿意给出一个文学史的细节，让这一思考更具体。我们把时间拉到1930年，二十八岁的沈从文赴国立青岛大学执教。这一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次年，柔石、胡也频等左翼作家在上海被暗杀。很快，“九一八”事变，日军三个月内占领东北全境。到了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这是文学外部的世界，文学内部，除左翼作家群外，上海有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而同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们，老舍、曹禺、巴金都写出了他们的重要作品。

青年作家沈从文要写什么？如何写？1930年前后，他的创作逐渐接近最旺盛的阶段。他小说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令人吃惊：乡土题材的《阿黑小史》；写城市知识分子的《若墨医生》；写大城市贫民窟生活的《泥涂》；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黑暗充满了空间的某夜》；抵抗“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战争到某市以后》；还有根据佛经故事创作的《医生》。

剧烈冲击下，他一次次地尝试，与世界和自己的内在寻求呼应，想要写下穿透现实迷障、担得起文学之名的作品。他做到了。1931年，《边城》写作完成。《边城》提醒我们，不要惧怕现实的纷乱，不要惧怕时间与空间的困囿，也不要惧怕自己的心。写作永远指向别的所在。

这种作家内部与外部世界即时共振、真正的创作得以诞生的时刻，在奥登看来，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某一天，文学学徒会发现，“今天我三十四岁了”和“今天是2018年11月1日”这两个表述之间具有意味深长的联系。奥登说，这一发现一旦进入你的头脑，你就会意识到，所有你读过的诗歌，尽管可能各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已经被写下了——此时，你自己的写作就会停止模仿。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也许你从不会知道自己“能够写出”什么，直到你拥有了什么“需要被写下”的一般感受。如果这样的进步持续不断，成为真正的作家的一刻将会到来，“你诗中的所有词语都适得其所，都属于你自己。”

此刻是唯一的也是永在的，如果可以在时间的河流里扔下一块石头作为标记，我愿意选择今早第一次读到的帕斯的诗句。它暗合了今天我想说的一切，携带着文学降临时的想象与神秘：

让我们的语言落下并将你覆盖，

就像常春藤爬满雕像

……

那么多闪光的小小伤痕对你有什么要紧：

请看天空和它布满全身的星星。

写作到底对我意味着什么

李 唐

1.

以前我有过很明确的文学观，并且我认为还挺苛刻的，喜欢用自己的要求去套用别人。但是随着知识的增长，以及现实经验的增加，我的文学观似乎变得越来越简单，或者说，我已经不太愿意去谈文学观了。

在喜欢文学之前，我读得最多的是一些历史书籍。当时给我最大的触动就是，无论在历史还是在人群中，个人实在是太渺小了，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无论你做过什么，其实都可以忽略不计，那我们活着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幼稚，还是说太深奥了。总之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搞得我很虚无。虚无到了一种动弹不得的地步。

直到我真正地接触到了文学才有了改观。那是在快上高中的时候，我无意中找到了我爸年轻时买的一本书，是叶赛宁的诗集。他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诗人，后来因为无法适应时代发展自杀了。当时这个对我是有触动的。因为我此前接受的教育都是，时代在进步，而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东西会被淘汰，是一种失败的形式。但是叶赛宁无论是从他的技艺，还是思想，都是属于旧时代的产物，为什么到今天还会有那么多人怀念他，他还能打动现在的读者呢？

我认为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真诚和勇敢地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他不害怕滥情，也不会过多地考虑技巧。他只是在写发自内心深处的悲凉，他消逝的故乡，和他所认为最真实的东西。

回到刚才的话题。我一直在思考人活着和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艺术创作似乎可以回答我的部分疑惑。人是渺小的，但他仍然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仍然有自由表达的权利。而艺术就是一种自我表达。无论这样的表达是否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无论是否能够留存下来，但表达本身我认为就是一种胜利，是一种找到自身存在意义的方式。尤其是文学，因为它是最简单的表达方式，最容易学会的方式。所以我认为文学也是与“人”连接最紧密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从来不认为从事文学写作是悲惨的，对我个人而言，它不是文字游戏，也不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工具，它是我作为人的表达和思考，或者说，它就是“我”作为人这个概念的组成部分。

熟悉我写作的朋友常说的一句话是，“你的作品不接地气。”这个评价有时是善意的批评，有时则是夸奖

2.

熟悉我写作的朋友常说的一句话是，“你的作品不接地气。”这个评价有时是善意的批评，有时则是夸奖。前者认为我的小说没有根基，悬浮在生活之上，是纯粹幻想的产物；而后者则觉得我没有流俗于那些鸡零狗碎的生活流水账，有种全新的样态。两方面我都接受，因为这些说法对我的写作都构不成影响。

我只是有困惑，“地气”究竟是什么？必须要写现实主义才是“接地气”吗？或者说，“接地气”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吗？我不是批评家，对文学理论也只是知道些皮毛。记得有一回我曾开玩笑地跟朋友说，如今许多标榜“接地气”的小说其实是“接地皮”，只是在生活的表面趴着，并没有真正深入下去。

最近我读了一些同龄朋友的小说，尤为打动我的是他们作品中的地域性。此前我对“地域”的概念是完全无感的。我从小生活在北京，但是我几乎没有写过任何有关北京的东西。我的小说大部分都是发生在“城市”中，但这个“城市”是抽象的，可以指代任何一座类似北京的城市。我脑子里的“城市”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 ——每个事物都有它自身最为本质的原型，而其它具体的事物则是派生出来的。北京、上海、纽约……都只是“城市”这个理念的派生品。而我试图抓住的就是事物的“本质”。

当然，这也与我身处的具体环境有很大关系。北京是一个特殊的城市，它在不断地改造、融合，源源不断地接纳各种东西，但同时它的本土性几乎被稀释得差不多了。作为一个北京人，我知道现在的北京早已不是老舍、王朔笔下的北京，它的个性越来越模糊，它可以是任何一座国际都市。尤其在青年一代的北京写作者中，很少再看到那种个性鲜明的本土色彩了，反而是描写“北漂”题材的作品更加真切动人。这与其它地域的写作者还不太一样。比如江、沪、浙地区，近来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家，他们可以熟练地运用本土资源进行创作。我想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本地的方言依然有独特性，而北京，即使是方言也基本消融在了普通话的语境里。

引起我思考这些的，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童年的东西几乎全部消失了。我的小学不见了，中学也搬走了，小时候住的楼房如今成为了购物中心。如果我不把它们写下来，它们就真正地彻底消失了。

写啊写，写到外婆桥

徐 衎

写作这回事真的很难说清楚是不是命中注定，我个人觉得比较幸运的是，在不算晚的一个时间里找到了写作这样一个我愿意为之消耗的主心骨，一个可以支撑我的精神支柱，尽管这其中也走过一些弯路，首先是阴差阳错地从第一志愿外语专业被调剂到中文系，当时心灰意冷，成天琢磨着转专业的事，后来发现中文系的日子实在是太好过了，当很多人在自习室辛苦地做着实验报告的时候，我却在心安理得地看小说，看安娜·卡列尼娜，也看安妮宝贝……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美好了。

我记得2008年第一次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当时自我感觉也是特别特别美好，以至于膨胀得没边了，后来家里有长辈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给我泼冷水，说，要上过《收获》才算是真正的作家。当时虽然心高气傲，但不得不说，《收获》的情结也可以说是执念就此种下了，从那时候开始，我踏上了“我想上《收获》”的漫漫征程，一直到2017年，阴差阳错地终于在《收获》60周年特刊上发了中篇小说《肉林执》，中间隔了差不多十年。

文学阅读也好写作也好，最吸引我的是两点，一个是满足创造的本能快乐，从无到有，一点点推进、推翻再推进，最后呈现出一个总会偏离预设的东西；二是满足表达的精神需求，一个人可以对外界发声以及表达自己都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这是一种多么珍贵的能力和机会啊。

现阶段，写小说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写来辨析和保存我的个人经验（包括各种观点、概念、思考，在格非老师看来，博尔赫斯也是经验型作家），毕竟在当下，“个人经验”受制于社会话语、政治意识形态、道德话语、社会分工的规训、限制，真正地去触碰自己真正的经验其实是一个挺有难度的工程，在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写作是我剥离层层“局限”，辨析真正的“个人经验”的一个缓慢过程。

我特别认同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一番自白：“我真的不觉得我是唯一一个会关心自己前十八年生命体验的作家。海明威珍视那些密歇根故事的程度甚至到了有些夸张的地步，而我会让它们适得其所。看看吐温，看看乔伊斯，二十岁之后的我们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与自我意识脱不了干系，因为那时开始我们已经以写作为业。作家的生活分成了两半。在你决定以写作为职业的那一刻，你就减弱了对体验的感受力。写作的能力变成了一种盾牌、一种躲藏的方式，可以立时把痛苦转化为甜蜜——而当你年轻时，你是如此无能为力，只能苦苦挣扎，去观察，去感受。”

我想说，这个体验状态和我现阶段还挺接近的，随着浸泡文学的时日越来越长，自我意识越发清晰、发达后，我会更接受现成的文本，通过现成的文字去感知触碰文字所编织的，相反对现实的万事万物的感受力会有所削弱，难免落入“书本产生书本”的窠臼，这可能是我个人的困扰和问题。除去情感伦理层面，从技巧上说，小说同样是很好的藏拙的艺术，尤其是中短篇小说，选定某类题材也就意味着划定了某个范围，在此之外大可懵懂无知，只要在此之内倾注心力，苦思冥想抑或皓首穷经，终究能蒙混过关，搞得很像是那么一回事。张爱玲有言：“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案，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童言无忌》），及至晚年，张爱玲的这份气短情怯犹存：“写爱情小说，但是从来没有恋爱过，给人知道不好……”（《小团圆》）

所以我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借助小说的阅读和写作拓宽了人生的边界，无可否认我是通过阅读和写作才后知后觉地搞明白很多事情的，而且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能使人又世故又敏感单纯，又强悍又曲折变通，又历经沧桑又生气勃勃，正如波兰作家布鲁诺·舒尔茨说，他成熟时期所有的奋斗都是为了重新接触他早年的力量，都是为了“成熟为童年”。

正如波兰作家布鲁诺·舒尔茨说，他成熟时期所有的奋斗都是为了重新接触他早年的力量，都是为了“成熟为童年”

回到创作的初心

董夏青青

我的记忆中有四件事情塑造了我面向世界的文学观。第一件事是在初中。初三毕业的暑假，我从湘西凤凰旅游回来写了一篇游记散文《江河中的故乡》。当时湖南在举办“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征文比赛，面向全社会征稿。我就寄去了这篇稿子，获得一等奖，黄永玉先生为我颁奖。

后来机缘巧合，有一次在新疆见到王跃文老师。他说，董夏，你知道你的沈从文文学奖是怎么得的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你当时运气好，我作为评委，到评审办公室，编辑指着两沓稿子中间一沓说，王老师您就看那沓稿子。王老师说好，他拿起来看的第二篇是我的。王老师说觉得这篇稿子可以，编辑说这篇是我们已经淘汰了的，您应该看另一沓。王老师说我觉得这篇还行，把它抢救一下吧，就这样把我那篇捞上来了。

到定奖时，王老师有一个想法，他跟当时文联主席谭谈老师沟通，说我们把这个奖给一个小孩儿会不会很有意思？黄老先生把奖杯给一个小孩，类似一种文学的继承，像把一个火炬传递给下一代。几位评委老师说这个主意不错，我就得了那个奖，突然一下被肯定了写作能力。当时，当地的报纸在头版报导这件事情，给了我极大的写作信心。

另外一件事情，它决定了以后我文学观念的成型。我的初三到高一那两年，新概念作文大赛全国风靡，我也特别向往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当时我爸买回来很多韩寒和郭敬明的书，爸爸说他们是天才，尤其是韩寒，特别推崇。之后我准备了一篇参赛文章，标题是《长沙市残疾人生存现状调查》。投稿以后开始等待，等了一年没有任何消息。

心里觉得很低落时，收到了一封信，信封和信的内容都是当时《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老师手写的。他说：

“董夏青青同学你好！去年收到你的信和稿时，正是新概念作文大赛大量来稿的时候，准备等忙过了给你回信的，后因琐事耽搁一直没有给你回复，请谅解。你不但喜欢写作还能深入实际进行社会调查，这在现在的学生中是很少见的，我相信你将来会很有出息，希望继续给我们来稿。

致

礼！

赵长天

2004年5月24日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不可以说DFW和托尔斯泰也是一个作家？他们都在写什么？他们都在写人类的善、人类的爱

赵老师在这封信里对我投稿内容的肯定，保存了我对文学的爱。因为那时我对文学的理解就仅仅是社会调查，一种强烈介入社会现实的努力和决心。

第三件事，就是我大学毕业时选择去新疆工作。毕业前夕， “七五事件”发生。周涛老师和我通电话，他说董夏，你可以不来，我把你的档案退回去。我立即表示，没关系，我还是想去新疆。周主任说那欢迎你，而且你不会后悔，在天山脚下也能“偏一隅而雄天下”。它的意思就是，虽然我身处可能是一个角落，但是也有面向一个时代、一个社会非常开阔的视野。

第四件事情，是去年我有一位战友牺牲了。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在于，我之前一直觉得呆在新疆多年究竟为了什么？是出于文学青年猎奇心理，还是为了其他什么？这位战友的诗我写在《近况》这篇小说里，“黄沙且做瑶池液,我与天地饮一觞”。这里面其实也包含了一种观念，一种非常开阔的他对文学、对人生的一种理解，这让我也有了一种责任感。我面向未来的文学观念就是回到文学的起点和原点。

我把七个小伙伴这个青年作家工作坊叫做“广告狂人班”，因为我们做的都是广而告之的工作。狭义上来说，我们都是在生产一种产品，但它并不简单只是“产品”。我们每个人的“文案”不一样，采取的话语方式不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不可以说DFW和托尔斯泰也是一个作家？他们都在写什么？他们都在写人类的善、人类的爱。

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中说，所有的作者都是在四个混合动机驱动下写作的。第一个动机是纯粹的自我主义；第二个是审美的热情，奥威尔认为这表现为对作品形式的一种或仅仅是外观的关注；第三个动机是历史性的冲动；最后一个动机是政治目的，这是从尽可能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政治”一词的。这就是想要沿着某一个方向推动世界，或是改变人们对认为应当追求的那种社会的观念。

我想回到文学的初心，想要继承一种光荣的传统，这是我的观念，也是理想。

一条关闭眼睛的道路

班 宇

我写小说时间不长，但我的写作时间不短了，大概从2006年、 2007年时，因为那时特别喜欢音乐，喜欢摇滚乐、爵士乐等，想跟音乐发生一点联系，但又不懂乐器，仿佛会写一点东西，便去给杂志报刊写乐评。也做过采访、介绍过厂牌，最夸张的时候，某本杂志小半本都是我一个人写的，来回换了许多笔名。

一直写了很多年，也觉得很幸福，能一边听歌、一边写作，还能挣点零花钱，直到这些杂志一个一个被我写黄了，比较失落。于是现在我来到了文学期刊界。不写音乐，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写得有点疲倦，找不出新的方法与表述，这让我非常难受。是不是其它题材能好一点呢？我想到小说，好像比较广阔。事实上，我也一直非常喜欢读小说，但自己没写过。2016年，我的一个朋友说豆瓣阅读有一个征文活动，面向社会，问我要不要参加一下，大概写两万多字就可以。我说好，就写了一组，包含四个短篇，运气不错，获得首奖。在颁奖典礼上，我信誓旦旦地对未来的写作做了一个规划，因为我是沈阳人，在铁西区的工人村长大，这个地域比较特别，都是工人及其子弟聚集在此生活。有很多值得书写的、独特的事物经验，奇妙，令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我当时的计划是，想模仿奈保尔的写法，对这些形象进行一次群体描绘，以人物作为线索。事到如今，大概已经过去两年，一个字也没写出来。

究其原因，大概是在过去的两年里，无论是写作兴趣，或写作目的、呈现意图，在我身上，都发生比较大的变化。虽然我现在仍以东北作为叙事背景，也包括这篇《逍遥游》，但具体的写法和实施层面，跟当年想模仿奈保尔时已经完全不同。事实上，由于现在过度丰富的资讯，我对各种各样关于东北的解读已经觉得非常疲倦。可能有的读者会觉得有点失望，我自己觉得都可以接受，毕竟写作就是一个要不断抛弃读者的过程，要向自我的深处进行挖掘，无论是晦暗还是绚烂，都算得上一片景观。

所谓异世界或者奇观，不也正是由所有人一起组成的吗？大家谁也没有例外、没有选择，更谈不上命运，很多事情不发生在东北、不发生在此刻，也会在别处发生。背景不重要，时代与人的问题，没法解决，只能恳切记录。我认为所有的写作，最终只能指向深处的困惑，需要自行探索。说到这里，我想起卡夫卡说过的一句话，小说是一条关闭眼睛的道路。我不知道用在这里是否合适。

再讲一点我写作时的感受，我在写小说时，经常想起卡佛在一篇小文章里的一段话，这段话是他引自奥康纳，关于奥康纳那篇《善良的乡下人》，我现在给大家转述一下这段话。

“我会开始动笔写那篇小说时，不知道里面会出现一个装着一条木腿的博士。一天早晨，我正在写我已经有了点想法的两个女性人物，不知不觉就给其中一个安排了一个装了一条木腿的女儿。随着故事的进展，我又加进了一个圣经推销员，但我完全不知道下面该拿他怎么办。差十来行就要写到他偷那条木腿时，我才知道他会去偷木腿。可一旦发现将要发生什么，我便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必然的。”

“这一切都是必然的”，有点玄奥，但在写作里我确实也有过类似感受，故事有时候会很出人意料，情节进展和语言状态经常会跟预设有些差别。所谓的偏差其实非常迷人，这种体验是凌驾在故事、文本和逻辑之上的存在，也是写作里非常美妙的事情之一，但类似时刻非常稀少，不经常有。

还有另一件更美妙的事情，那便是，我认为写作能让人在混沌里找到那么一点点属于自我的秩序，虽然这点秩序，也常常陷入在困境和危机之中，但对我个人来讲，依旧非常珍贵，它是我写作的缘由与重要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