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奉桥 刘志峰

文学陕军是当代文坛的重要文化现象。扎根于三秦大地和渭黄文明的陕西作家，素以其厚重与灵动、忧思与深刻为人称道。其中，王海是新世纪以来陕西文坛上另一值得关注的文学存在。从《老坟》《人犯》到《天堂》《城市门》，王海的创作已呈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特别是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文化审视中，对民间传统伦理的透视与挖掘，对新旧道德冲突的复现与剖析构成了其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长篇小说《新姨》在承续其一贯民间和地域文化立场的同时，又有新的突破,以杰出的伦理叙事, 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构,标志着王海小说创作跃上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

一

《新姨》是一个伦理的故事，以对称式人物形象的设置展开着一次次伦理的角力。

王海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智慧有自己独特的领悟，也许在把小说“怎么写”看得比“写什么”更重要的今天，王海的叙事策略显得有点“土”，但正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王海的小说没有狂放瑰奇的想象,也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叙事技巧,甚至也缺乏某种激情性表达,他就是自自然然一如他生活的那块黄土地。”《新姨》更多沿袭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小说以悬念为开端，在回忆式倒叙与线性顺叙中，旺财“出走”一事逐渐清晰，但叙述者却始终没有透露旺财的具体行踪，而是将这一悬念留到了最后。于是，旺财的“出走”成为这一伦理叙事的引线，同时也是小说主要叙述动力之一。旺财的出走使新婚不久的可云以“新姨”之名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等待，而对门的马上在同情之中对其渐生情愫，由此，可云和马上、可云与旺财之间开始了一场场伦理的角力，前者为实，后者为虚，在虚实相生的伦理挣扎中，人性的复杂与文化的反思逐渐浮出水面。

伦理，其实质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在价值观念的引导下，个体形成种种生命的感觉。可云和马上之间的伦理纠葛，便是爱情伦理与家族伦理之间的生命感觉的挣扎。爱情，在可云看来，是旺财在新婚“一夜情”之后的那天早上留给她的信任的一笑，这个“清晰而美好”的记忆成为她等候旺财归来的理由，也成为她独守空房、忍受旺财母亲百般刁难和辱骂的动力。可云的爱情观是古代男性思想意识中对妇女保持身体完整的价值认同，也是传统婚姻观下的集体无意识产物，可云为传统婚姻爱情伦理所作出的坚守，以及所遭受的苦难，真实地刻画出了传统农村妇女的婚姻爱情心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爱情伦理所表达的“生命感觉”有着鲜明的“古代女性的思想意识”，“按照这种思想意识，生活阶段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时刻”。在小说叙事中，可云与马上之间的伦理纠葛所面临的最直接、最顽韧的心理阻力便是可云日渐清醒的对生活转变之关键的心理认同感，生宝儿、遭要挟、受私粮、重相逢，每一次生活的转变都使得这种伦理叙述趋于复杂，这种复杂源于古代女性思想意识与现代人性合理需求之间的叙事张力，集中体现为可云对传统爱情婚姻伦理的淡视、维护、动摇与悔悟，这种伦理的挣扎感更因可云的女性伦理身份变得极具可读性和情感张力，在阅读层面上给读者以视野的可触感和情感的冲击与升华。

而可云与旺财之间的伦理角力却并不流于事实表面。旺财的去向不明使其成为了一个模糊的伦理符号，同时又成了其他伦理冲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线索。一方面，当可云与马上之间发生了爱情伦理与家族伦理的冲突时，可云一次次地被提醒着她的“旺财媳妇”的伦理身份。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存在，旺财成为了可云拒绝马上的依据；但另一方面，对“旺财媳妇”这一伦理身份的自信最终却被旺财的真实归来消解一空，可云所坚守的伦理身份的价值随着旺财的再次离去走向了意义的虚空，于是才有了小说结尾可云的悔恨，正如马上所说“你轰轰烈烈一辈子……可你把自己的人世糟蹋咧……”可云与旺财之间的伦理角力，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内心的伦理挣扎与外部文化环境的无奈抗争，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云抗争的价值逐渐消解。对真情的坚守，对贞操的保持也都随着旺财的“真正”离去复归无地。显然，王海在这部小说中对传统婚姻爱情伦理的价值提出了新的思考，寄寓了在传统文化背景下对个性和人性“失位”的反思。

此外，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反思是《新姨》伦理叙事的另一重要维度。对家庭伦理的思考在王海之前的创作中已有所表现，如《人犯》中俊强对慧的残酷施虐便凸显了人性之恶与变态心理在家庭伦理中的渗透，但这种叙事有极端化的倾向。《新姨》对家庭伦理的叙事明显趋向于生活化和民间化，但正是这种常态化的家庭伦理叙事方才显示出作者洞察之深。

在《新姨》的伦理叙事中，旺财母亲与媳妇可云，王十万、秀娘与柳儿之间的家庭伦理纠葛得到相当精彩的叙述与展示。旺财母亲与可云之间的家庭伦理叙事给人以相当真实的生活可视感，尤能体现作者的民间文化立场以及对家庭道德伦理的感受力与洞察力。旺财母亲是小说中一个极其生动鲜活的农村妇女形象，如同张炜《九月寓言》中的闪婆一样，旺财母亲也是乡野大地如精灵般的神秘而真实的存在，但与前者不同，旺财母亲身上既有着浓郁的传统道德文化的身影，同时又深深地植根于五陵原地域文化，因而具有了某种不可替代性。因此，旺财母亲与可云之间的家庭伦理纠葛具有相当动人的叙事魅力。儿子的突然失踪使旺财母亲遭受了老年“丧子”的巨大打击，这种打击随着马上的一再叙述逐渐加深，终至双眼失明，于是，对旺财的思念与怨恨便极端化地转移到儿媳可云身上来，遂产生了一幕幕家庭伦理的悲喜剧。旺财母亲对媳妇可云的挑剔、折磨、惩罚让读者揪心，而旺财母亲的种种非人性的做法又恰恰有着传统道德伦理的理性支持，王海将传统道德伦理的精华与糟粕如此集中地赋予旺财母亲一人，并在家庭伦理叙事中加以集中体现，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地凸显了千百年来婆媳矛盾的一些症结所在——爱的缺失与误解，更具有象征意味的是，这是一个模糊化的概念性存在，她甚至如绝大多数中国传统妇女那样，没有自己的名字，只能以“旺财母亲”的身份出现，但就是这样一个模糊的存在，赋予了这一艺术形象更为普遍性的象征意义，实上，“旺财母亲”成了一种传统文化的“符码”。与王海之前的小说相比，《新姨》的思想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因此，作者的这种艺术处理又似乎隐含着对民间传统伦理的宽容，对以王十万为代表的有着极强的致富心理的传统农民的理解与同情。通过这种复杂的伦理叙事，我们可以洞见王海创作心理中某种复杂不清的价值冲突和矛盾。

二

同时，《新姨》又是一个历史的故事，在隐喻与重复叙述中完成着叙事的重构。

作为一种叙事，历史的重构在《新姨》中表现为浓重的地域文化情结与对民族历史的想象。王海的小说充满了奇异的意象，而地域文化是王海小说创作中的一个核心“意象”，从《老坟》《天堂》中引人遐思的五陵原，到《城市门》中激荡人心的秦汉战鼓、龙爪宝地，作者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那片让他魂牵梦绕的三秦大地，《新姨》承续着作者一贯的地域文化情结，并将其作为历史重构的重要载体，直接植入了小说历史叙事的轨道，这一次，作者将目光聚焦于剪纸艺术与五陵石刻。

小说中，剪纸艺术的承传者当属旺财母亲与可云。旺财母亲的剪纸，是民间传统艺术的象征，隐喻了不为利害所动、深受民间传统道德支配的乡村社会的历史。但这种历史属于前现代，是传统农耕文明的产物，在小说的历史叙事中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存在；作为民间剪纸艺术的新一代继承者可云，她的剪纸艺术之路则颇引人深思。从一开始，她便全然不照旺财母亲传授的套路来，而是根据其心中所思所想，把真情与故事融入每一剪之中，先后两幅剪纸《回门》也成为庞县长口中“真正的艺术”。直至建国前，可云的每一副剪纸如《回门》《割麦》《再回门》《丈母娘爱女婿》等，都充满了艺术个性，成为个人心迹的真实流露。而每一副剪纸在记录着可云的生活轨迹的同时又暗示着小说叙述的转折：《回门》之后是可云回门愿望的实现，《割麦》之后是可云离开婆家前往王十万家揽活，《再回门》之后是可云陷入与王十万的暧昧纠葛，《丈母娘爱女婿》之后是可云离开王十万家。事实上，剪纸已成为可云生活境遇和命运的象征，也是小说叙事的又一主要动力所在。剪纸构成了可云个人成长的“心史”，也暗示着由传统跨入现代的历史叙事的转变。建国后，可云的剪纸开始染上了政治性因素，也因此受到空前的关注，剪纸中原有的个性和真情逐渐变得模糊，其时代性与政治意义反而被凸现出来，例如具有民间道德伦理意识的《阴阳桥》，其政治隐喻意义并不难查见，其中所透露的政治话语对民间话语的压制则暗示着作者对政治伦理合理性的反思。接着，可云又剪出了政治色彩更为浓烈的《我们的炼钢炉》《我们永远跟着毛主席和林副统帅前进》，至此，“剪纸”在小说的历史叙事中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具有了强烈的隐喻功能。可云及其剪纸的政治遭遇鲜明地印上了政治狂热时代的痕迹，隐喻了那段非理性的民族历史对正常人性的侵夺。政治运动结束后，可云又先后剪出《五谷丰登》《七夕》，逐渐回归正常的“人性”，则再次隐喻了政治伦理的正常回归，暗示着可云与旺财的团聚。

总之，王海以“剪纸”作为小说的叙述结点，既符合生活逻辑的流动，又使得这种历史叙事节奏灵动、脉络清晰。同时，叙述者并没有将叙述的重心落在对剪纸艺术的精细描述上，而是着眼于“剪纸”背后的隐喻意义。而隐喻与暗示效果的取得又与可云一次次的剪纸所产生的“重复”叙事密切相关，这种重复性叙述类似于“主题重复”，即“性质类似的事件在小说中重复发生”。这种重复造成了“意义增殖”，或者说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意义结构。就小说的整体叙事而言，可云的“剪纸”经历了个人话语—政治话语的语义循环，在这种重复与循环中，小说完成了以个人之历史对国族之历史的重构性叙事。在这种历史叙事下，作为剪纸艺人的可云的经历无疑寄寓着我们民族所经历的苦难、坚守、追寻、狂热与反思，而以往政治话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那段民族历史在《新姨》的历史叙事中也有了另外一番面貌，强势的政治话语逐渐褪色，生活化、个人化、神秘化的民间话语开始占据着叙事的中心，成为吸引读者的叙事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族话语与个人话语被叙述者有意弥合的叙述空间之外，小说中仍然存在着作为“沉默之他者”的隐喻性意象——“天石”。在前现代的历史语境下，“天石”染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与皇家村一起构成了一个超稳定的传统文明结构。但政治话语作为支配性力量介入这种文明结构后，“天石”几乎彻底沦为受到打击和排斥的他者，人们用油泥糊它，用脚踩它，喊叫着要把它推走。作为一种反讽的展示，被抱怨“老了”的天石的遭遇隐喻了狂热时代的荒谬与动荡。而因饥荒造成的死亡却“重新”赋予被人遗忘的“天石”以促使生殖繁衍的能力，显然，作为前现代社会和沉默之他者的隐喻与象征，“天石”被作者授以救赎者的角色，成为见证与反思历史的绝妙参照，所以，在政治伦理复归正常之后，“天石”也恢复了应有的“测雨”功能。

而对五陵石刻文化的重复性叙述也是叙述者对民族历史的再次想象与“还原”，作为“一种与现实主义策略相对立的对偶诗学”，霍先生在历史叙事中的“重复”与小说的整体语言环境与叙事风格存在着某种不协调，因为“重复”这一策略“削弱了采用轶闻轶事和将现实主义当作感伤主义来接受的倾向”，甚至使其成为一种反讽性存在。作为五陵石刻文化的主要叙述者，霍先生集神秘性、民间性、概念性形象于一身，他反复以严肃却迂阔的套语叙述着五陵石刻的历史由来、艺术特点以及文化价值，在这种“叙述重复”中，五陵石刻的历史面貌在文本表层虽然逐渐清晰，但事情的真相却变得模糊，其意义也逐渐走向了虚空。先是村民的疑惑不解与善意嘲讽，接着是狂热年代里政治话语的误解与压制（霍先生因此被定为“右派”），虽然在政治运动结束后，霍先生竭力宣传的五陵石刻文化终于得到重视和保护，但此时这种历史叙事已然偏离了小说叙事的主流。作者借霍先生之口表达着挥之不去的文化重建情结与历史重构意识，但这种叙事又与民间文化心理、时代政治主旋律存在着某种差异性“对位”，虽然这种“对位”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植根于民间土壤与本土文化。如此一来，本来就与整体语言环境存在不协调的“重复”性叙述，由此更是显示出作者的矛盾心理。

总而论之，可云的剪纸以及五陵石刻所代表的历史语境差异正是通过一种“纵向编织的重复”，实现了“引导读者进入社会结构深处的线索”之历史重构的效果。作者的文化重建情结、史诗情结也再次得到展现。而且，这样一种历史叙事也是对以往作品中更多地将陵文化作为叙述背景的突破。

三

《新姨》更是一个民间的故事，其底色源自作者熟悉的五陵原和皇家村。

在伦理与历史叙事之外，叙述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丰盈淳朴的民间文化世界，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关中民俗生活。简洁而富于泥土气息的叙述语言使得小说的叙事流畅而不泥滞，而对话语言又极富生活画面感，显示出作者纯熟的语言驾驭能力。在以“零聚焦视角”为主的叙述视角下，小说中第三人称的叙事显得视野开阔而又留有节制，既可实现如传统说书人一般，在腾跳回闪之中勾勒出整个故事的叙事脉络的流畅，同时又保持着叙事悬念，给读者以阅读快感，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而在小说中，作为叙述主体的人物对话在总体上营造出了一种“众声喧哗”的阅读效果，充分显示出民间人物的生命活力与真实质感，而在对话中，人物形象的完整性也逐渐凸现出来。用对话形式，叙述者同时承担人物发言和叙述推进的责任，这样叙述者随心所欲的自由没了，还考虑说话身份等等，把叙述者推到后面，恰恰是对叙述者更为严厉的考验。此外，这种饱含着民间传统道德伦理的对话语言又构成了一种独特而封闭的叙述话语，显示出民间话语对政治话语的消解与包容。如建国后村长马上要求对富农分子王十万进行集体批斗时，马上父亲马轩、霍先生、马立本以及王十万的雇工德贵叔、可云，对马上的要求的质疑与否定几乎如出一辙，他们在与马上的对话中均认为王十万的财产是其拼命劳作的成果，王十万娶两个老婆是出于大老婆秀娘无法生育的无奈，王十万雇用德贵干活实则是在帮助德贵一家，王十万并没有剥削德贵叔和可云。在这种“封闭”而又有其独特的叙述逻辑的民间话语面前，马上的话语中所代表的政治伦理的权威被消解一空，其政治话语的力量也被民间话语所消融，作者借此“还原”了被传统政治话语遮蔽的民间政治生态，引人深思。

而在叙事时间以及叙事节奏的处理上，《新姨》更是彰显出质朴而又不失灵动的民间文化立场。就小说叙事之整体而言，叙述者显然有意地淡化政治性的时间概念，而代之以四季轮回、农时节令、昼夜交替和气候变化，在小说中，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之间的差异被最大限度地消弭，显然，叙述者有意在小说叙述中制造一种“自然而然”的言说效果。在起伏有致的叙述中，一股自然朴实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与小说的叙事逻辑和谐而贴切地融合在一起，毫无做作之感。而每一节的开头又时有一段清新且富有诗意的自然景物描写，在暗示着人物内心的波澜和小说情节的变轨的同时，更使得小说的叙述给人以灵动鲜活的阅读体验。这种在小说中与行动密切相关，多渗透着叙述者情感的描写构成了一种“象征性的环境”。如开头部分写道“秋后的五陵原空空荡荡，南山北山尽收眼底”，寥寥数语便营造出空阔豪放的情感基调，接下来叙述者就将马立本快活地吼着秦腔这一情景顺势道出，也暗示出旺财与可云的完婚给这个家庭带来的舒畅与美满。当马立本寻找旺财未果后，小说便以“秋风在街上肆无忌惮地奔跑，树叶像鹞子在空中飞舞”作为一小节的开头，用凄寒荒凉的自然环境描写象征着人物内心紧张、慌乱的种种情绪。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文本中缺少细腻的心理刻画的情况下，正是此类环境描写不仅奠定了小说每一节叙述的情感基调，更以其生动细致成为了人物行动的心理依据，其象征性意义也得以自然地托出，同时自然环境描写中的各种核心意象也与民间文化环境和谐一致，这种艺术处理和叙事安排无疑极大地增添了小说的审美意蕴，扩充了读者的想象空间。而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对秦腔的描写也使得小说的整体叙事节奏产生了如民间谣曲般悠扬、动人的音乐效果，同时又在客观上渲染了叙事气氛，深化了小说的文化底蕴。小说中的秦腔描写的独特之处则在于其对民间文化的还原，对民间叙述立场的肯定。马立本的秦腔或嘶哑呜咽、或正气浩然，诉说着个人的悲喜离愁与时代的起伏跌宕，成为了小说叙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化象征，更充分显示出了民间文化的无尽活力。

此外，对关中民俗生活的真实再现也构成了这一民间叙事的主体存在。小说中无时不在的关中方言、悠扬多变的陕西秦腔、揪人心扉的唢呐、独具地域特色的日常饮食、引人遐思的民俗剪纸，能治病测雨的“天石”乃至民间的生死殡葬、男娶女嫁、田间劳作都别有一番地域风味，显示出作者细致入微的民间文化的感受力，极大地丰富小说的审美的空间，据此，《新姨》堪称一部活泼而地道的民间文化小说。而对民俗文化的热切关注又在某种意义上消解了历史叙事中的政治话语，使其成为小说叙事的底色和动人之处。

但必须指出的是，作者对民间文化的细致关注也有某些叙事上的缺陷。当叙述者对文化的热诚转移到对陵文化的叙述时，有时会不自觉地脱离叙事主流，客观上造成了文本结构的散漫之感，尤其是当这种叙述以严肃、板滞的面目向读者展示，并以独白的形式逐渐暴露叙述者的干预姿态时，更是无形中导致了小说叙事趣味性和愉悦性某种丧失。而在小说叙述的后半部分，尤其是在政治话语介入到原有的叙述场域时，其叙事则有流于叙述之嫌，且人物刻画的形象感与前半部分相比明显存在着不足，对民间传统文化展示的真实性也有一些人为和可疑之处（如可云棺材救人事迹），而这些事实上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某些瑕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时期小说隐喻叙事研究” (15BZW035)、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威廉·福克纳对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影响研究”（13BWW007）之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