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丽 王春林

年头岁尾，又到了对2017年的长篇小说创作进行回顾总结的时候。一年来，长篇小说创作依然保持了足够强劲的发展势头。其中，值得注意的作品主要包括刘庆的《唇典》、范迁的《锦瑟》、石一枫的《心灵外史》、张翎的《劳燕》、鲁敏的《奔月》、宗璞的《北归记》、严歌苓的《芳华》、阿乙的《早上九点叫醒我》、陈永和的《光禄坊三号》、梁鸿的《梁光正的光》、陈彦的《主角》、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陶纯的《浪漫沧桑》、马笑泉的《迷城》、李佩甫的《平原客》、须一瓜的《双眼台风》、范稳的《重庆之眼》、关仁山的《金谷银山》、乔叶《藏珠记》、田中禾的《模糊》、陈斌先的《响郢》、阎连科的《速求共眠》、傅星的《怪鸟》、黄孝阳的《众生迷宫》、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徐晓的《请你抱紧我》、傅泽刚的《卡博瓦拉》、徐兆寿《鸠摩罗什》、李亚《花好月圆》、禹风《静安那一年》、程青《绿灯笼》、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杨少衡《风口浪尖》、杜文娟《红雪莲》、修白的《金川河》、张新科的《苍茫大地》、周荣池的《李光荣下乡记》、郝汝椿的《合盛元票号》等。翻检这些长篇小说，我们特别注意到，有几位作家竟然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艺术关注视野投射向了曾经的战争岁月。于是，关于战争的若干种想象方式，便成为了2017年长篇小说创作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侧面。认真地研究分析一下这些战争长篇小说，尤其在以下几方面显示出了鲜明的思想艺术特色，这些或许会对中国作家未来的战争书写给予一定程度的启示。

首先，是一种现代反战思想的书写与传达。这一点，在几部作品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这方面的思想在范稳的《重庆之眼》中，集中体现在那位被称为世界主义者的梅泽一郎律师身上。在日本的庭审过程中，一旦听到中方律师赵铁特别强调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性，梅泽一郎的脸色便一下子阴沉下来：“他先介绍说自己是一个彻底的世界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前一个身份让他超越了民族、国家、文化和信仰，后一个身份则让他坚决反战，坚持和平理念。从中学时代他就参加过各种反战运动，从反对美国在日本驻军，到反对自卫队扩大化，一切跟军事、暴力有关的他都反对。”紧接着，梅泽一郎郑重其事地对赵铁说：“爱国主义这个词容易让人想起革命、战争，而现在是和平与发展的年代，你们要转换观念。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用这个漂亮的词来蛊惑日本人，导致日本最终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国防教育也不应该提，难道还要搞军备竞赛吗？我们要倡导的是和平主义，是反对一切战争。”面对梅泽一郎彻底的反战思想立场，中方律师赵铁寸步不让地与他展开了一番言辞激烈的口头交锋。尽管我并不知道身为作家的范稳在反战问题上所持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思想立场，但我想，在已经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当下时代从事文学创作，一种反军事、反暴力的反战思想，或许应该是作家最起码的一种思想底线。又或者，通过作家对梅泽一郎与赵铁围绕反战问题所发生的这一场唇枪舌剑不预设任何立场的描写，所透露出的，或许正是范稳自己的某种思想矛盾状态，也未可知。唯其因为战争观念对于一部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里对于作家范稳的战争观念作一番特别的讨论。

到了张翎的《劳燕》中，反战思想则是借助于新闻报道的方式而巧妙地穿插在小说文本之中的。具体来说，新闻报道的形式，出现在《美东华文先驱报》关于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特别纪念专辑报道中。张翎的叙事智慧，突出地表现在人物特写的主角，是当年远赴中国战场作战的美国海军中国事务团的一名成员伊恩·弗格森（简称伊恩），这位伊恩，与前面曾经两度提及的信件被不慎丢失的伊恩，以及那三封家书的书写者伊恩，都是同一个人。而报道的书写者、这家报纸的资深记者凯瑟琳·姚，与伊恩之间却又是充满着恩怨纠葛的亲生父女关系。由凯瑟琳·姚撰写的这则以伊恩为主人公的人物特写，以格外详尽的笔触，真切记载了伊恩曾经深度介入过其中的一次夜间行动炸毁日军军需库的战斗过程。多少具有一种巧合意味的是，日记形式的作者，居然也是这位伊恩。而且，伊恩的日记，也恰好被作家穿插到了这次炸毁日军军需库的特别行动过程之中。借助于伊恩的日记这种形式，张翎对战争状态下人物一种特有的微妙心理状态进行了特别真切的揭示与记述：“在第三个和第四个小时时进入了严重的疲劳期，脑子已经无法连贯性地思维，胃里开始产生饥饿的感觉。饥饿的感觉一旦产生之后，很快步步加深，脑子几乎无法从这张厚厚的蜘蛛网中挣脱，开始联想起在美国家中的各样食品；开始质疑自己当初擅自报名参军是否是一时的冲动；开始害怕如果在这次行动中受伤致残将如何应对停战之后漫长的未来？甚至开始质疑来到一个遥远的和美国并无接壤之地的外国参战是否真有意义？这一阶段身体的极度疲劳导致了心理的厌倦感，平时从未思考过的问题开始莫名其妙地浮现……”请一定不能轻易忽略伊恩这段日记对于美军战士战争中潜意识的真切揭示。如果说由于长时段行军所导致的严重疲劳与饥饿感而诱发对于食物的联想，尚且不难理解，那么，由此而更进一步地联想到对于参战意义的怀疑，乃至于战争所不可避免造成的伤残现象，并由此而引发出对作为暴力机器的战争的整体否定情绪，很显然就是现代意义上反战思想的一种集中表达了。

然而，到了严歌苓的《芳华》与陶纯的《浪漫沧桑》中，现代反战思想却集中通过小说中的某一位人物形象而表达出来。在《芳华》中，是女主人公何小嫚所亲眼目睹的那种死亡惨状。明明昨天还是生龙活虎的战士，仅仅过了一天，就变成了一地卧倒的尸体。如此一种情形对何小嫚的精神刺激之大，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就完全可以理解。事实上，借助于如此一种场景，严歌苓试图写出的，绝对已经不只是何小嫚这一人物形象身上所具精神分析学深度，而更是一种看似无声实则格外犀利有力的现代反战思想。

到了陶纯的《浪漫沧桑》中，反战思想的集中体现者，乃是那位后来脱离革命，出家做了和尚的知识分子汪默涵。在延安学习改造四年多之后，再次出现在大阳山的汪默涵，被任命为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这个时候的汪默涵，已然处于“革命意志衰退”的状态之中，很是有一点看破风尘的意思。面对着自己曾经的学生，那位滔滔不绝简直就是口若悬河的李兰贞，他才会顿然生出这样的感觉：“她的成长、成熟，令他吃惊。他不想跟他探讨这个问题，对于战争，他已厌倦，他不想再打仗。打仗为什么？他想不明白。他最近想得最多的，是放下执念，破除苦恼。”汪默涵对于战争厌倦感的生成，一方面，固然与他所经历的那些战争苦难紧密相关，但在另一方面，更多地反映出的，恐怕却是作家陶纯观念世界中的反战思想。事实上，也正是在这种厌战情绪的主导下，在一次战斗中与旅长刘子厚发生尖锐冲突后，汪默涵最终选择了退出战斗的行为：“‘我汪默涵从不是贪生怕死的人，我是为战士的生命考虑……’他还想劝说，刘子厚不再搭理他，倒头在一张行军床上睡着了。”到最后，面对着刘子厚的不管不顾，面对着战士们的血流成河，万般无奈的汪默涵唯有顿足长叹：“汪默涵长叹一声，扭过脸去。不知不觉，他满脸是泪，泣道：‘生命呀，鲜血呀，老百姓的骨肉呀……’”也就是在这次残酷的战斗结束后，拥有很多年革命阅历的汪默涵悄然隐遁，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次，是某种带有同舟共度色彩的人类共同体思想的表达。这一点，集中不过地体现在《劳燕》《重庆之眼》以及刘庆的《唇典》中。首先是《劳燕》，《劳燕》的题材本身，即具有突出的国际性色彩，因为作家所集中描写展示的，正是抗战期间中美军队并肩作战的故事。一九四五年日本天皇“终战诏书”的宣读，标志着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中国抗战的全面彻底胜利。这一喜讯，对于那些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作出过浴血牺牲的抗战将士们来说，真的是期待已久。那个特别的时刻，月湖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训练营顿时陷入到了一种狂欢的状态之中。在这具有特别纪念意义的一天，“待众人散后，你们两个人，你，伊恩·弗格森，美国海军中国事务团的一等军械师，还有你，刘兆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训练营的中国学官，还没有尽兴，就偷偷溜出来到了我的住处”，继续着三个人的狂欢。也就是在这次彻夜狂欢的时候，“你说以后我们三个人中不论谁先死，死后每年都要在这个日子里，到月湖等候其他两个人。聚齐了，我们再痛饮一回。”没想到的是，相约容易，真正践诺却很艰难。三个人中，最早来到月湖践诺的，是三人中年龄最大的牧师比利。那时候，距离他们约定的时间才不过过去了三个月的时间。十八年的时间过去后，刘兆虎成为第二个践诺者。然后，牧师比利与刘兆虎的亡灵又苦苦等待了长达五十二年的时间之后，以94岁高龄辞世的伊恩方才姗姗来迟地抵达月湖践诺。三位抗战老兵（尽管牧师比利并不是正式的军人，但他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却为抗战作出了很大贡献。从这个进度来看，笔者更愿意把他划入到老兵的范畴之中）的亡灵不仅终于如约在月湖相聚，更何况，很显然地，在他们之间，也还夹杂着一位共同的女性：“我知道我们正在渐渐接近事物的核心。我早就从你们闪烁的眼神里，看出你们最期待的话题，是那个被我称为温徳的女人。不，女孩。她其实是我们相聚的最主要原因。假若我们各自的生活是三个圆，那么她，就是这三个圆的交汇点。你们很想谈到她，却又不敢，或者说，不忍。”毫无疑问，对于七十二年后终于聚集在月湖的牧师比利、伊恩以及刘兆虎这三位亡灵来说，这位讳莫如深的女性，事实上是他们各自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位女性。只不过，在刘兆虎的眼中，她是阿燕，在伊恩的眼中，她是温徳，而在牧师比利的眼中，她是斯塔拉。一位女性，三个名字，分别代表着她生命中的三个不同阶段。实际上，七十二年之后相聚在月湖的三位抗战老兵的亡灵，也正是围绕这位共同的女性，展开了对于既往生命历程的追忆。其中的故事焦点，当然是他们由于战争的原因而在月湖地区相识、相交一直到最终分手的整个过程。其他不说，单只是中美两国军人的并肩作战本身，就已经突出地体现了某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味。

然后，是《重庆之眼》中的战后索赔这一条结构线索的明显存在。在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日之间关于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索赔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讼：“这一年，重庆的大轰炸受害者成立了对日索赔原告团，这是受到近些年来中国各地方兴未艾的对日战争索赔运动影响而产生的一个民间组织，其成员都是大轰炸的直接受害者及其亲属。在这群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大轰炸受害者中，邓子儒的学养最为深厚，加之阅历丰富，口才极佳，还曾经当过市政协委员，被推选为团长也是众望所归。这是一个中国人找回了自信的年代，邓子儒是第一个走上日本法庭的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他将向日本法庭控诉日本飞机的轰炸是怎样残忍地让十八个葬礼替代了他的婚礼。那时他并不知道，这也是一场比当年的抗战还要漫长的抗争，是他终其一生也打不完的战斗。”实际的情形确也如此，一直到邓子儒不幸弃世，到他的遗孀蔺佩瑶手捧着邓子儒的遗像出现在日本东京的法庭上为止，这一场对日索赔的马拉松案件都没有能够取得最后的胜诉。“重庆大轰炸”的索赔案，很容易就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古希腊神话中那位永无休止地不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但或许也正是如此一种看似荒诞的行为过程，在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见证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尊严。

就是在这一部分，范稳先后写到了几位日本人的形象。其中的一位，就是当年曾经亲自驾机轰炸过陪都重庆的日本老兵老川崎。一方面，尽管内心里饱受着犯罪感的煎熬，但晚年的老川崎却曾经一度拒绝悔罪：“我不会为你，更不会为中国人出庭做证，我不愿看到我们日本，在法庭上成为中国人的被告。这也是我几次拒绝你造访的原因，请原谅。斋藤先生，战争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事，我只是履行了一个日本国民应尽的义务。不要指望我向中国人当面赎罪。但我经历的战争故事，也不想带进坟墓。我们都是一群有历史的人啊。”“世事变化真是无常。当年为国征伐的英雄现在成了被告，罪犯！斋藤先生，你理解一个老兵的内心吗？那时一条被两面煎的鱼，一面是战火的烧烤，一面是良知的煎熬。所以，你可以把我说的当作你的证言，但请别让我出庭。拜托了。”但是，在经过了与斋藤律师他们频繁的碰撞与交流，尤其是在知道了也曾经踏上过中国战场的梅泽一郎父亲的中国遭遇之后，老川崎的思想最终还是发生了难能可贵的转变，并在留下的遗嘱中表示出了明确的悔罪之意：“里面第四条写得很清楚，两千万日元，捐赠给你们的‘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律师联盟’；第五条，川崎重太要替我去重庆，祭奠那些大轰炸的受害者，并向他们献花、敬香，这样他才能享受遗嘱第一至第三条的权利。”让自己的后代代替自己去向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致歉并祭奠，很显然可以被看作是老川崎彻底悔罪的表现。所以他才会特别强调：“我们砸了人家的门窗，踢翻了人家的饭桌，让中国人过节时都充满了哀号。去吧，让你的川崎老爹死后在那边也好受一点。”重庆固然遭受过大轰炸，但日本人却也真切体验过被扔在长崎与广岛的那两颗原子弹的威力。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日两国普通民众皆是战争的受害者。这样一来，出现在范稳笔端的第三条结构线索，就很显然牵扯出了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命题。

以上两部作品之外，《唇典》中也多多少少闪现着这种人类共同命运体的意味。这一点，集中通过作家对战败后日本人悲惨遭际的描写而体现出来。“日本军人运走以后，白瓦镇陷入了彻底的混乱，火车站挤满了等待撤离的日本开拓团成员，被扒光衣服的日本妇女手挡在两腿之间，弯着腰撅着光屁股边哭边跑，日本侨民集中到火车站附近，进入侨俘管理机构。”在一部以东北抗战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中，作家能够以如此一种笔触描写战败后日本人的凄惨遭遇，一方面，固然与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立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但在另一方面，假若我们从相对狭隘的国家与民族的立场跳脱出去，联系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普通民众在抗战期间的悲惨遭际，来理解看待刘庆的相关描写，那么，其中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隐隐约约的存在，恐怕就是无法被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

第三，是这些作品在战争书写上的个性化表现。《重庆之眼》的特别之处，在于作家以真切的笔触，写出了中国人一种文化抗战的积极景观。除了中国空军的奋力抵抗之外，范稳别出心裁地写出了重庆人抵御日机轰炸空袭的别一种方式，那就是话剧的撰写与演出。当日人菊香贞子在很多年之后询问刘云翔：“那天在南山上，你说重庆抵御空袭的力量中还有话剧。我真难以理解。要什么样的民族性格，才能在大轰炸下，能坦然走进剧场？这和重庆人天性乐观的性格有关吗？”对此，老年刘云翔的回答是：“不，和我们有太多的苦难需要呐喊、需要宣泄有关。”这两位人物之间的对话，在我看来，事实上已经涉及到了范稳《重庆之眼》这部空战小说不容忽视的重要思想内涵之一，那就是文化抗战。那么，究竟何为文化抗战呢？窃以为，所谓文化抗战，就是指在漫长的抗日战争期间，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的作家艺术家，拿起手中的笔，以直逼眼下的抗战为书写内容，创作了大量以鼓舞民族斗志和士气为基本主题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尤其是其中的话剧以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抗战期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比较遗憾的一点是，在既往的抗战小说中，文化抗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表现。最起码在我，在《重庆之眼》之前，并没有在其他小说作品中看到对于文化抗战如此一种可谓浓墨重彩的关注与书写。具体来说，范稳的文化抗战书写主要由两部分内容组成。其一，是对于抗战时期曾经活跃于重庆文艺界的相关真实历史人物近乎于纪实笔调的书写。比如，邓子儒的一次大宴宾客：“贵宾中有著名作家老舍先生，著名诗人艾青先生，话剧界的名流应云卫、吴祖光、欧阳予倩、洪深、陈鲤庭、金山、陈波儿、白羿、舒绣文等，还有国泰大戏院的老板夏云瑚先生以及几家报社的总编、主笔，可以说囊括了陪都文化界的半壁江山。”被范稳罗列在这里的作家艺术家，除了白羿一人属于虚构者之外，其他均为历史上真实的历史人物。更进一步地，范稳还特别写到了作为个案存在的老舍先生在当时的话剧创作情况：“老舍先生道：‘去去去，你真是个催命鬼。我们先把邓老弟的戏磨出来。我这厢呢，已经有一个构思。抗战打到第四个年头了，我想写一出四幕剧，每一年写一幕，以表现出国人在抗战四年中逐步觉醒、战斗的历程。不过具体人物、情节还白板一张。待我慢慢来嘛。’”

其二，则是男主人公之一的邓子儒，在小说中曾经创作过一部以同样是男主人公之一的英雄飞行员刘云翔及其事迹为原型的四幕话剧《龙城飞将》。只要将邓子儒的话剧与文本中刘云翔、蔺佩瑶以及邓子儒自己三个人之间的复杂情感纠葛对比一下，就不难发现，其中有很多有意无意间的巧合之处。应该说，除了土匪那一条线索纯属想象虚构之外，女大学生、刘云飞以及那个有权有势的家庭的艺术设定，实际上均有所本。这样一来，邓子儒话剧的写作与上演，也就构成了《重庆之眼》中一种与小说文本相互映射的“戏中戏”书写模式。虽然说“戏中戏”严格地说是指在一部戏剧中又出现了戏剧的这样一种特别情形，但宽泛来说，类似于范稳《重庆之眼》中的这种状况，其实依然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戏中戏”书写模式。借助于这种“戏中戏”模式，范稳的意图一方面固然是要深化人物的性格特质，但在另一方面却也是要进一步凸显文化抗战的主题含蕴。

与《重庆之眼》着重书写表现着文化抗战的主题有所不同，陶纯的《浪漫沧桑》则是一部虚写战争，实写爱情的作品。我们注意到，同样是历史长篇小说，因为作家关注重心的不同，又会形成了不同的思想艺术面貌。约略计来，大约有三种样式。其一，在“历史”与活跃于其中的“生命”或“人性”之间更多地倾向于“历史”维度，以对“历史”的沉思为其突出特质。其二，面对着“历史”与“生命”或“人性”，作家双管齐下，力求在沉思“历史”的同时，也对“生命存在”作深度的勘探表现。其三，在“历史”与“生命”或“人性”之间更多地倾向于“生命”或“人性”，以对“生命存在”的谛视和“人性世界”的探索为其突出特质。相比较而言，陶纯的这部《浪漫沧桑》很显然属于最后一类。作为历史长篇小说，《浪漫沧桑》中自然少不了诸如“西安事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相关历史因素的铺陈与展示，但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注意的一点是，这些历史因素的铺陈与展示，并没有占据文本的中心地位，它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主要在于为作家进一步透视生命存在与勘探人性奥秘提供必要的舞台。本文标题中的“借史托人”云云，所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聚焦到那些活跃于历史空间中的人物身上，也正是作家陶纯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浪漫沧桑》主要通过女主人公李兰贞与汪默涵、申之剑、罗金堂、龚黑柱这四个男人的关系展开，这是错综复杂的一条主线，另一条线是把她一家在战乱时代的兴衰浮沉、巨大变迁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正面写战争，往往吃力不讨好，所以在本书中，我有意虚写战争，实写爱情，力求通过李兰贞复杂的情爱与命运展示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写出她的希望、忧伤、追求、痛楚和悲怆。”非常明显，陶纯这里所一力强调的“虚写战争，实写爱情”，很大程度上也正暗合于我所谓的“借史托人”。他这里的战争，正是那一段历史最突出的构成要素。他所谓的爱情，在我看来，则多多少少显得有点狭隘。依照我的理解，与其说陶纯在“实写爱情”，莫不如说他在谛视历史进程中复杂的生命存在，勘探人性世界的深邃幽微。假若我们充分考虑到现实文化语境的复杂性，那么，陶纯看似有意规避“历史”沉思的“虚写战争，实写爱情”的书写策略，一方面固然凸显着作家试图在革命历史题材上有所突破的艺术野心，另一方面却也隐含有某种难言的苦衷，尽管说在一部历史长篇小说中，无论作者怎样自觉地规避，实际上也都不可能完全摆脱掉历史观一种简直就是悄然无声的渗透与表达。

相比较而言，海外女作家张翎在《劳燕》中，却是通过长达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叙事时间长度来实现她的战争反思的。只要认真地读过这部长篇，就不难发现，假若张翎只是局限于战争的范围来关注描写战争，那么，这所有的人性与命运裂变，恐怕都无从得以充分的表现。作家只有把叙事时间拉到将近一个世纪的长度，才可能尽可能真切地逼近人性与命运的裂变真相。而这，也正是张翎的战争想象叙事，之所以一定要在差不多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范围内展开的根本原因所在。至于另外一个问题，也即张翎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牧师比利、伊恩以及刘兆虎这三位亡灵来作为小说最主要的三个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想，答案恐怕应该从两个方面加以探寻。首先，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普通人的寿命都是有限的，因此，要想从第一人称的角度来对长达百年之久的曲折人生进行叙述，就必须想方设法突破寿命的限制。亡灵的特点，就在于它事实上已经最大程度地挣脱了时间的羁绊，已经拥有了在阔大时空中任意往来的自由。这样一来，技术上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其次，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一种中正、客观而又平静的叙事态度问题。一方面，牧师比利、伊恩以及刘兆虎，都曾经是历史的在场和见证者，而且都与女主人公发生过程度不同的情感纠葛，另一方面，他们现在都已经是身在天国的亡灵，已经与历史现场拉开了足够大的距离。这样的一种情形，很自然地就会让我联想到苏东坡的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很大程度上，只有既置身其内而又跃身其外者，才可能把事情的真面目看清楚。而这三位亡灵叙事者，正可以做如此一种理解。更进一步说，一者，这三位亡灵叙事者都属于正常死亡，再加上他们都已经远离尘嚣，都已经摆脱了置身于历史现场时必然会同时具有的各种喜怒哀乐的情感困扰，因而，也就能够用一种与意气用事无关的通透眼光来看待曾经的恩怨人生。究其根本，同时拥有三个名字的女主人公这样一位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也正是依赖于如此一种通透的目光才能够被成功刻画塑造成形的。

第四，虽然不是所有的作品，但其中却也的确有一些作品在人物形象的深度刻画上取得了不容忽视的突出成就，这一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恐怕就是刘庆在《唇典》中对男主人公朗乌春这一“英雄形象”的深度开掘。郎乌春人生命运的根本改变，与他在一九一九年白瓦镇的灯官节上被选为灯官老爷紧密相关。那一次，白瓦镇人全身心地沉浸到灯官节的喜庆气氛，胡匪乘虚而入，前来抢街：“这一次胡子抢街给白瓦镇造成的伤害实在太大了，镇子里差不多萧条了一个月。”从小说的角度来看，白瓦镇的被洗劫倒在其次，关键是主要人物郎乌春的命运轨迹就此而被彻底改变。正是因为有了心上人柳枝大火中的意外被玷污怀孕，所以也才有了郎乌春倍觉羞耻后义无反顾地踏上行伍生涯：“他这会儿才知道，接受一个怀着别人孩子的新娘多么艰难，即使抢在他前面玷污姑娘清白的是一只该死的公鸡。”因此，一直到“婚礼前一天，他还下着取消婚事的决心，他要将地退给赵家，将强加给他的羞辱一并还给他们，找回一个男人的尊严。”唯其因为勉强成婚，所以，韩玉阶一招呼，郎乌春马上就积极响应，参加了韩玉阶组织的首善乡保乡队。一位东北普通满族农民家庭的子弟，就这样开始了他真正可谓跌宕起伏的悲剧人生。郎乌春的悲剧质点，在于他长期游走徘徊于各色组织与队伍之间而难以寻找到自己准确的人生定位。在这里，我们且依照时间顺序罗列一下郎乌春从军后的基本历程。最早，郎乌春参加的是明显带有杂凑性质的由韩玉阶所张罗组织的首善乡保乡队，由于曾经不顾个人安危地救过韩玉阶的生命而被韩玉阶任命为保乡队的副队长。紧接着，他就参加了保乡队的第二次远征：“保乡队的第二次远征可不是什么演习，而是去汇合吉林省自治军的孙锡九参加武装反奉。”没想到，还没有等到起义真正开始，就因为消息走露而被张作霖的军队包围。郎乌春虽然躲在棉被里，但却依然被警察抓了个正着。若非来自于南方党的韩淑英以媳妇的名义拼死舍财相救，郎乌春到底能不能活命都是个未知数。被韩淑英救出之后，郎乌春曾经有过一阵根本就找不着北的动荡不安日子。在这个过程中，他“一次次闻到死神的鼻息，幸运的是，死神一次次放过了他。”如此一段“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教会了他分辨危险的气味，还教会了另一件事，既然不知道明天还在不在世上，那就及时行乐。他干脆参加了奉军，结束了逃亡的日子。”参加奉军之后，郎乌春虽然一度成为张宗昌的副官，但在营救出刺张失手被俘的韩淑英之后，他们一块逃至旅顺口，度过了一段不平静的日子。旅顺口日子的不平静，与韩淑英所拥有的神秘身份紧密相关：“还有哪些细节值得一提？躺在她的身边，他总感到她像一把革命的匕首。”是的，就是革命，韩淑英是一个与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物形象。对此，叙述者也有所交代：“离开旅顺口之后，韩淑英加入了一个神秘的组织，她在南方参加过工人运动，在苏联学习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以上交代可见，韩淑英所参加的那个神秘组织应该就是共产党。就这样，因为营救韩淑英并和韩育有一女的缘故，郎乌春便与共产党组织有了某种隐秘的内在关联。就在韩淑英加入神秘组织的同时，郎乌春自己再度回归奉军，并成为驻扎在白瓦镇的驻军团长——当地最高的军事长官。就这样，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郎乌春如同浮萍一般地摇摆辗转于各种社会政治势力之间。将诸如“理想”“革命”“痛苦”这样的大词，与“欲望”“背叛”这样的语词，尤其是“疯狂”“狗屎”这样简直就是下三滥的语词排列并置在一起，刘庆之对于“城头变幻大王旗”式的中国社会政治的不满与厌倦，自然也就溢于言表了。在这样的一种罗列中，我们所强烈感受到的。正是意义被放逐后某种虚无感的存在。

但最能凸显郎乌春精神痛苦的，却是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军投降这一段东北抗战岁月。“九一八事变”骤然发生后，郎乌春受命不得抵抗：“绝不能让电话线断掉，等待上峰的指令，不得擅自行动，这是郎乌春能发出的唯一的命令。队伍里弥漫着绝望不安的情绪。”面对着民众中激荡不已的抗日情绪，郎乌春的使命是弹压与维持地方秩序：“弹压地面的军队很快出现在街头，骑在高头大马上的第一个人就是郎乌春。他现在是满洲国第二军管区白瓦分区的团长。”或许与时局的不清有关，在东北抗战初期，郎乌春一度举棋不定地游离于抗日还是投日之间。时而是，“今天上午，郎乌春清剿救国军一部时故意开口子，放走陷入绝境的抗日军三连一百多号人，有争取郎乌春参加抗日的可能。”时而又是，“镇外，郎团在日本人的铁甲军的保护下，向守在火车站的抗日军发起反攻。”但终于，在经过了一番短暂的摇摆后，郎乌春最终还是坚定了抗日意志，成为东北抗联中的一员骁将。在导致他坚定立场的诸因素中，自然少不了韩淑英以及隐于韩淑英身后的政党因素，但相比较而言，更重要的恐怕却是源于一种根植于东北黑土地的朴素民族正义。唯其因为内心中有这种朴素的民族正义做支撑，所以，抗联老战士郎乌春才能够在黑土白水之间接受来自于艰苦环境的长期煎熬。说实在话，对于东北抗联来说，打死多少个日军士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恐怕却是如何在残酷的自然条件下生存下来。“三师和救国军会师北征的第三天走出了库雅拉山，北上联军在珠河陷入无际的沼泽，沼泽一层红锈，人踏进去就往下陷。”“早饭和午饭各吃一顿豆饼，晚饭是稀稀的小米煮粥。豆饼是杨木林场缴获的马料。这会儿成了队伍上的救命粮。”“沼泽地最要命的不是敌人，是蚊子。蚊子猖獗极了，每个人周围都有几百只跟着飞舞，黄色军衣的后背几十只蚊子往皮肤里叮。”只要读一读这些文字，东北抗联生存处境之艰难即可想而知。因此，曾经亲手击落过日军飞机的身为抗联师长的郎乌春，一旦患病，也只能冒着暴露的危险被送回妻子柳枝的身边医治将养。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有了养病这个机缘，夫妻关系一直非常糟糕的郎乌春与柳枝方才得以鸳梦重温，在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滋生出了内涵更新后的爱情。然而，郎乌春与柳枝夫妇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就在五年之后的一九四〇年，身为抗联师长的郎乌春，竟然会投降了日本人。具体来说，郎乌春是在陷入绝境的情况下为了保全战友的生命而做出这一艰难决定的。那个时候，在已经坚持抵抗整整四天之后，郎乌春的身边只剩下了五个伤员。一方面，他们几个人的确已经陷入了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插翅难飞，另一方面，为了挽救仅剩五个伤员的宝贵生命，郎乌春终于垂下了自己高傲的头颅：“‘我宣布，’郎师长艰难地说，‘战争结束啦。’催泪弹爆炸了，泪水冲破绝望的堤坝，三师最后的几名战士放声大哭。”就这样，“郎乌春宣布战争结束的那一刻起，作为战士的郎乌春已经死掉了，名誉扫地，他的余生将无数次痛悔自己的怯懦。”也因此，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叙事段落：“时光无法倒流，命运无情地捉弄了他，生命留下了结核菌，在他的脸上使劲儿吐带血丝的粘痰，滋了一泡又一泡的傻狗尿，历史将他钉上了耻辱柱，写进了史书，他再做不回一个英雄。他想起在白瓦镇看西洋影戏那天女萨满的预言，不幸言中，现在，他的血不再是红的，骨头不再是白的，只能当一堆臭狗屎，一个吊儿郎当的狗卵子。永远被人不齿，永远遭人唾弃。”在被迫放弃抵抗之后，郎乌春也曾经企图自杀，寻觅机会用一把菜刀抹了自己的脖子，却被日本人发现后及时抢救过来：“绝不能让郎乌春死在慰安所，那样精心设计的归顺计划将大失光彩。”为了防止郎乌春再度自杀，日本人做出妥协，只要郎乌春答应不死，就可以把他送到想去的任何地方。就这样，郎乌春终于有机会回到洗马村，回到了结发妻子柳枝的身边。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评价郎乌春这一人物形象。而评价郎乌春的难点，则很显然在于究竟应该怎么看待他一九四〇年的归顺日军行为。更进一步说，对这一行为的评价，直接关涉到了郎乌春可不可以被视作一位英雄的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个难以回避的陷阱，就是被所谓的“政治”或者“道德”绑架。回顾一部人类历史，几乎所有战争的发生都与尖锐对立的社会政治集团紧密相关。也因此，所谓战争的“正义”或者“非正义”，可以说只与这些社会政治集团有关，而根本就与普通民众无涉。但在现实生活中，因为这些社会政治集团往往把握有各种宣传机器，这些宣传机器往往会把诸如“祖国”“民族”“人民”之类的大词与战争拼贴在一起，从而制造出战争与普通民众息息相关的幻觉。经过了如此一番简直就是不露声色的迷醉与致幻过程后，缺乏深入思考与认知能力的普通民众就“自觉”地被绑架上了“政治”的战车，就会以社会政治集团的“战争是非”为“是非”。尤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取义成仁”的牺牲观念，正是以对人类生命权的最大漠视为代价的。依照此类高蹈化的“政治”与“道德”观念来看待评价郎乌春，那他自然是一位与英雄称号无涉的无耻“叛徒”。然而，一旦我们以理性的思想姿态摒弃了以上这些“政治”和“道德”的绑架，回归到人性的立场上来看待郎乌春，那么，如此一位在极端艰难困苦条件下能够在冰天雪地坚持抗日差不多十年时间的老抗联战士，当然是难能可贵的英雄一枚。事实上，要想评价郎乌春是不是一位视死如归的英雄，我们必须充分地还原致使他最终放弃抵抗归顺日军的具体历史场景。只要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就不难发现，郎乌春之所以被迫放弃抵抗，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畏惧死亡，而是在明明知道必然会鱼死网破的情况下，为了保全战友的生命而做出的明智理性的选择。宁愿自己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背负“叛徒”的骂名，也要想方设法成全战友的生命，很大程度上，能够拥有如此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精神的郎乌春，在人性的意义上才更加配得上英雄的称号。在这一方面，中国古代的《三国演义》与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可以提供很好的参照。《三国演义》中，那些战将们不断地在魏蜀吴三大社会政治集团之间徘徊辗转，即使是一向被视为忠义化身的关羽，也曾经有过短暂的归降依附曹魏集团的经历。但千百年来，关羽的归降行为却并没有影响他千古义人的光辉形象。《静静的顿河》是一部展示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二年之间，俄国顿河地区的哥萨克人在相继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以及国内战争这一历史进程中的苦难命运的长篇小说。主人公葛利高里，始终动摇于妻子娜塔莉亚与情人阿克西妮亚之间，徘徊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他既是英雄，又是受难者。在他身上，既有着哥萨克人的美好品质，比如，勇敢、正直、不畏强暴，也有着哥萨克人的种种偏见和局限。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偏见与局限，导致他在历史巨变的紧急关头，只能够犹豫徘徊在生活的十字路口。但葛利高里的反复倒戈行为，却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名有极大人性深度的英雄形象。倘若我们以关羽和葛利高里的形象为参照，那么，郎乌春自然应该被看作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英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