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

临近岁末，集中整理这一年阅读中篇小说的感受时，我想到了“小说法”这个词。有这个词吗？似乎在文学理论的辞典里没有这个词，但我以为完全应该造出这样一个词。因为小说是有法度的，符合一定法度的小说才能称得上是地道的小说。那么，什么是小说的法度？这却是一个难以言说清楚、更难以作出明确界定的问题。古今中外，不少文学理论家都做过类似的工作，为小说归纳出各种标准和法程，尽管理论家们言之凿凿，但作家们多半对此不买账，他们绝对不会亦步亦趋地按照理论家们的规定去写小说。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提出“小说法”这个词呢？说实话，我是受“书法”概念的启发而想到“小说法”的。书法是一门书写的艺术样式。几乎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能写字，但并非每一个写的字都能称为书法艺术。甚至有不少人写的字非常漂亮，但我们也不会把凡是漂亮的字都称为书法。因为书法这个词已经提示了，书法艺术是有法度所约定的，书法艺术家多半也不是通过学习理论去掌握法度，而是通过不断地临帖读帖去领悟法度并一步步接近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小说作为一门艺术，不也和书法一样应该遵循一定的法度吗？小说是讲述故事的，但并非所有的故事都可以称其为小说，尽管有人讲述的故事很好听，但它也只能是故事而已。而小说要讲究小说法，小说法意味着作家要注重讲述故事的方法，要注重语言文字的运用方法。作家主要也不是从理论书籍中学习小说法的。因为小说法是一种境界，它指出了一种模糊的边界，作家是在多方面的学习和写作实践中逐渐领悟到这一模糊边界的。但对于每一位小说家而言，小说法就像是矗立在内心的一座航标灯。

王安忆是一位自觉追求小说法的作家。这种自觉性就像是一颗蕴含着强大生命力的种子，从她开始写作起就埋在她的文学思维沃土里。后来种子破土而出生根发芽，就显露出她在怎么写上的执拗劲。为此她也要付出很大的牺牲，她牺牲了小说的可读性，有时还牺牲了内涵的丰富性。我曾以为王安忆是在把写小说当成一桩技术活在做，后来逐渐发现我误解了王安忆，实际上她是在不断地给自己的写作设置新的难度，努力攀登小说法的最高境界。《红豆生南国》就明显看到了她的努力。首先文字就很讲究，有文言文的做派，但分明是现代汉语，并非像有的作家将一些文言文的雅字镶嵌在句子中，后者不妨称其为仿古。文言文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千锤百炼打磨出来的书写文字，现代汉语作为一种文学语言，虽然也有了一百余年的历史，但恰恰缺乏这样一种千锤百炼的打磨。王安忆显然有一种意识，要把现代汉语打磨得像文言文般的隽永和精致。这篇小说王安忆还设置了另一难度，她不给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取名字，全由第三人称“他”、“她”或者人物关系指称如阿姆、前妻、儿子、老同学来导引故事的讲述。人物没有名字，既要叙述得清清楚楚，还要使每一个人物的形象鲜明生动，这充分体现出王安忆的叙述能力。说到底，王安忆的这些努力并不是一种对掌控文字的炫技，而是为完善小说艺术世界服务的。这篇小说书写了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物，王安忆借用“红豆生南国”的诗意，欲表达感恩之情尤其值得相思的主题。显然，小说目前所采用的具有书面文特点的、凝练的叙述，能够更好地突出这一主题的典雅性、宗教意蕴以及去私欲情感的特质。这一年王安忆还写了中篇小说《向西，向西，向南》，小说写了两个移民海外的女性，萍水相逢，却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而有了不知的友情。王安忆完全采取了另外一种路子来讲述这个故事，她的叙述有一种游移不定的状态，与故事的漂泊感相互呼应。虽然主题并非多么新颖，何况移民故事王安忆也写过不少。但我们能够从中发现王安忆在语言上的自觉追求。

双雪涛是一位“80后”，但他似乎非常不屑于去讲一些平面化和时尚化的故事，他更不会将写小说当成自娱自乐的事情。我相信，在他的内心是有写作标杆的。这种标杆就构成了小说法。比如他写《飞行家》，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故事坯子，一个年轻工人怀有设计发明飞行器的理想，他为实现这一理想的艰难、收获以及最后的失败。如果直接将这个故事讲述出来，也许能讲成一个励志的悲情故事，但这种类型的故事很多，你写得再好，也不过是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而已。双雪涛的处理则让一个平庸的故事坯子焕发出神采。他将李明奇的经历分割成两条线索，一条成历史切入，一条直接书写当下。两条线索既有互文的效果，又起到了相互磨损的微妙作用。李明奇发明飞行器的行动称得上是壮志未酬，这样一种体现英雄精神的意志，在互文与相互磨损的状态下，成为了反讽的载体。有人说，从这篇小说里读到了村上春树的奇巧构思，王小波的幽默腔调，也许不同的读者会在不同的阅读感受，但如果在阅读小说时能获得如此丰富的感受，那便证明了这篇小说的作者充分运用了小说法。

须一瓜的《有人来了》同样写得很有讲究。小说写的是城市执法。一个城市必须要有法规的约束，必须要有执法者来维持城市秩序。但中国城市执法者的非人性和粗暴执法，也是被人们垢病最多的问题。《有人来了》的核心故事就与粗暴执法有关，粗暴执法的后果便是姥爷从楼上跳下来以命抗争。如果书写这样一个在现实中经常发生的悲剧故事，须一瓜既不站在死者的立场，也不站在执法者的立场，她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以动物的视角来看待这一悲剧。因为在作者看来，动物的眼睛是“清澈的”，以动物清澈的眼睛来观望人的世界，看到了人们对其麻木无感的“严肃而荒诞”，动物清澈的眼睛也映衬出灭绝诗意是如此简单！

小说法当然也意味着作家要以文学的方式去反映现实和表达作者对世界的认知。遍览当下的中短篇小说，作家们的触觉伸到了现实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作家们并不是简单地拿出一面镜子将现实生活的真实图景直接照在镜子里，而是想出各种方法让现实不仅得到文学化的呈现，而且要呈现出比现实更多的内容。老龄化逐渐成为中国一大社会问题，赵燕飞的《等待阿尔法》和阿宁的《夜里闭不上眼睛》可以说都是反映老龄化问题的。但两位作者所取的角度不同，所用的方法也不同。《等待阿尔法》设置了一个在病房里看电视的细节，巧妙地将侍候老人的社会问题转移到人工智能上面。而《夜里闭不上眼睛》则是让一场老少恋掀起家庭的代际矛盾。小说尽管写的是现实的日常故事，读起来却跌宕起伏，足以显现当代小说在日常生活叙事上的成熟和进步。杨少衡的《鱼类故事》则是作者长年累月对中国当前政治生态反复观察精心研究的成果。写官场的小说很很市场，写官场也很容易形成套路，比如权力倾轧，贪污腐败，读者似乎也很乐意按这些套路来了解官场。这都是因为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只看到官场的表象。杨少衡则把官事也看成人事，因此做官如果既遵循做官的原则，也遵循做人的原则，而且在两种原则相冲突时宁愿把做人的原则放在第一位，这样的官员才能达到至高的精神境界。小说中的迟可东看来就是奔着这样的精神境界去的。津子围的《长大一相逢》显然也是对现实有感而发的作品，作者所感的是一件萦绕在我们每一个人身边的东西，这就是亲情。谁都有父母，有亲戚，有家庭，而亲情是维系着亲属、亲戚和家庭的重要因素。小说题目“长大一相逢”来自唐代诗人李益的一首诗：“喜见外弟又言别”。诗人在旅途中突然与表弟相遇，感慨万端写下这首诗，诗歌写道：“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这首诗写的是亲情，写亲人间真挚的情谊。津子围的小说写了一个家族的故事，让他心生感慨的并非家族亲人间亲情，而是他发现，在家族亲人的相互来往中再也寻觅不到李益诗歌中的意境。津子围从日常生活的细节进入，让童年回忆与现实生活相对应，映照出亲人间曾以温馨的亲情在今天是如何逐渐淡化甚至僵死化了。但即使亲情已经僵死，亲人间仍有强烈的家族意识。小说由亲情扩展到家族意识，津子围正是通过一个小人物的家族故事探讨家族意识在现代社会面临的困境。黄巧玉和“我”是这个家族中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亲情的丧失怀有一种忧虑，也有意要将家族凝聚起来。津子围将黄巧玉塑造成了一个有着远见卓识的现代女子。她提出要建立家族的教育基金。这一设想很有深意，说明她抓住了传统家族意识衰落的根本。表面上看，家族亲人之间产生龌龊都与贫困和利益有关，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人们仍然停留在传统的伦理观上，而传统的伦理观在现代社会环境中已经难以解决家族之间的矛盾。只有从教育入手，让家族的成员都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教育，以现代文明改造传统伦理，才能使亲情正常化。这也是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

小说法并不是说不追求故事性，关键还是看怎么讲故事，小说法也能够把故事讲得非常好听。比如王手和畀愚，都是讲故事的高手。王手的《第三把手》往俗了说，是写了一个当“小三”的女性。但他完全以一种脱俗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他并没有按人们习惯性的思维从婚姻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理解“小三”问题，不是孤立地对周节如以及张国粮在性爱上的行为进行道德审判，而是将他们的行为放在一个家庭经商创业的过程中来考量，于是几个人物的刻画变得活色生香，他们的性格和心理得到充分的展现。畀愚的《氰化钾》可以说是一个谍战故事，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他在写作时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并不是谍战本身，而是“不露痕迹地处理这对异国男女的情感——那种在离乱人生表象之下的，微不足道的，却又深入骨髓的男女情愫。”

当代文学习惯于将小说分为农业题材、工业题材、城市题材、教育题材、军事题材，等等，这也算得上是中国特色。坦率地说，这种以题材划分小说类型的做法是很简单粗暴的，不值得提倡，但即使如此，我仍要从其中专门挑出军事题材这一门类来说说。因为在我看来，所谓工业或城市等划分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唯有军事应该作为一个特别的小说品种，这不仅是指它所书写的对象与军人有关，而且更由于军事这一特殊的行为给小说带来了特殊的审美品格和精神价值。军事关乎战争，关乎暴力，关乎血腥；更关乎和平，关乎尊严。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印满了战争的履痕，与此同时，军事和战争也赋予了文学更强烈的阳刚气息。我感觉到，当代小说呈现出越来越阴柔化和雌性化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不妨提倡一下军事小说。2017年适逢建军九十周年，这也使得这一年的军事小说的创作显得更为繁荣一些，且以两篇小说为例来谈谈军事小说的特殊审美性，一篇是王凯的《沙漠里的叶绿素》，一篇是西元的《壁下录》，两篇小说不仅主人公是军人，而且都强调了军人的阳刚气。《沙漠里的叶绿素》把我们带到了具有边地景色的巴丹吉林沙漠，这里最适合拍摄美丽的风景照：蔚蓝天空衬托下的胡杨林，或者是辽阔沙丘映衬着星河灿烂。但只有驻守在这里的军人才会深深体会到这里的孤独和寂寞。王凯写这里的年轻军人，而且他的重点是写年轻军人在这里是如何处理自己的爱情的。爱情不需要孤独，爱情也会驱赶走寂寞。但孤独和寂寞的现实又会成为爱情最残酷的挡路石。当三个年轻军人遭遇到沙漠里孤独和寂寞时，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爱情。有的是借助爱情而从这个孤独和寂寞的现实脱身而去，有的则选择了“为爱殉情”的方式。这是一篇借爱情来书写军人理想主义的小说，难得的是，作者丝毫不唱高调，不贩卖虚伪的理想主义。爱情是绝对个人化的情感，理想主义则具有集体主义的品质，将二者并置在一起，作家必须处理二者之间的冲突，在处理冲突时作家很容易地陷入唱高调的窠臼之中，王凯则是以一种戏谑和喜剧化的方式来处理这种冲突，既真实地展示了理想主义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也深刻表现了当代军人复杂丰富的精神世界。西元的《壁下录》大胆触及军队现实的腐败问题，并将军队的腐败与人性的追问联系了起来。小说与其说是将军队的内幕揭露给普通读者看，还不如说是写给军队将士们看的。西元作为一名军人，他在提醒自己的战友，更是劝诫自己的首长：军人也是人，但军人一定要成为钢铁铸就的人。这两篇小说在审美追求上有某种共同性，这就是追求军人的审美特质，军人的审美特质是什么？我似乎一时也说不清楚，但我知道，军人的审美不能够是涂脂抹粉的，不能够是精心剪裁的。军人的审美当然应该包括了优美，但它绝对不会是娇弱无力的优美，军人的优美应该透出一种力量来。如果我们读到一篇写军人的小说，觉得特别像一篇军事小说，比如王凯的《沙漠里的叶绿素》，或西元的《壁下录》，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这是因为作家遵循了小说法。

从我的阅读经验来看，中篇小说的写作有一种越来越成熟的趋势。我愿意将此归功于小说法得到了作家们的充分理解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