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琼

在评价激情化、随意化甚至人情化的自媒体时代，各类评论纷纷登场，它们能打捞沉船，但也会埋没钻石。所以，听林建法老师说“刘庆是被严重低估了的作家”后，这本《唇典》我读了很久。多久？半年。期间，放下，拿起，读了一遍，不放心，又读了一遍。怎么评价这本书？怎么评价作家刘庆？

好作品有两种：一种是清晰的好，肌理纹路宛然眼前；一种是复杂的好，犹如百足兽，交错延展，头绪繁多。《唇典》属于后一种，因为复杂，它的光彩被喧嚣的市声遮住了。

一、“光彩”的三个立面

这几年抗战题材文艺作品数量很多，但除极少数外，基本都写废了。怎么写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新颖性？怎么写出民族个性和地域文化的特别性？怎么写出日常性和非常态性之间的流通性？一句话，怎么写出去模式化的抗战故事？《唇典》对于东北抗战题材开创性的书写以及对非常态条件下人心和人性走向，作出了可信、好看、义项丰富的想象和解读。

一、思想力和新旧之间的现代性

思想力是对现实和历史本质的思考和判断能力。萨满教是在我国许多民族都有影响力的原始宗教。什么是萨满？作为一个汉族作家，刘庆对于萨满教和包括李良在内的几个萨满的书写，应该浓缩了满族的一些经验和传说，把头扎进了满族文化的这口深井，又从神性和人性结合的角度拧出大把汁水，浇灌出李良和满斗师徒两个富有特殊美感的萨满形象。

比如满斗，是这部小说的叙述人，也是成长型人物，作为一个标注着母亲耻辱的私生子，先天的精神孤独和身体异样，使他一生坎坷：跟随马戏团的花瓶姑娘离家远走，途中被土匪抓获，参加抗联，摔伤失忆，等等。小说从结构上，基本是从满斗出生之前夕写到满斗的将死，其中，1945年以前占42章篇幅，1945年到1967年由于满斗“失忆”简单带过，剩下3章从“失灵”后恢复记忆的1967年写到本世纪末。所谓失灵，表面看，是满斗空中下跳没有打开伞摔后失忆。失忆二十二年后重生，但时代和形势巨变，萨满这个职业的合法性不复存在。

“先前可不是这样。那时候，生活的困难是神界引起的，只有借助善灵的帮助才能得以消除。而这个灵媒正是有着无线信仰的萨满。萨满的最高目标是以死者的名义说话，被某个祖先灵魂和舍文附身，为深切的信任和希望提出善意的回答。

那以后，那以后就没有萨满了。”

利用建模期吉林省春夏期地面常规气象要素日值进行SOM分析,并将得到的天气模态与逐日降水对应,再将独立检验期地面常规气象要素日值映射到所建立的天气模态与逐日降水之间的关系中,利用蒙特卡罗方法模拟逐日降水量。这里以白城站为例,给出详细图表分析,所有站点的模拟效果分析见4.1和4.2节。

“神灵世界拒绝再和人类沟通，心灵的驿路长满荒草，使者无从到达。铃鼓之路暗哑闭合，再也无法指破迷津，无助的灵魂流离失所。”

“失灵时代”是这个意思吗？整个下卷用的都是这一标题。但《唇典》显然不是在凭吊一个职业，如果是这样，作家刘庆就不够高明了。

从恒常性出发建构的伦理，代表了一个社会的共情共理。这个共情和共理，说白了，就是人性和人心，在残酷战争的背景下，人性和人心具有无辜的一面，甚至软弱的一面。但《唇典》是开放的，想象的体量完全超出了封闭的时间和空间，在线性时间轴上，满族文化也好，东北抗日也好，这些日常的经验，被一种非常态的经验重构了，非常变成了日常。

“满斗醒了，夜凉如水，月亮升上了库雅拉山年的山顶。满斗一边活动冰冷僵硬的四肢，一边想着明天几点李良的事，想着该买什么样的供品。他想好了，他要在师父的坟前举办一个仪式，他要恳请师父帮忙，彻底送走满斗身上的神灵。

人与自然地关系割裂了，人与家族精神的关系割裂了，人和自然不再和谐，失去精神故乡的人们将彻底流离失所。

人类的本领已大过神灵，神灵们一定累了。”

人们承认鬼魂，而不承认神灵。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消失，这是对人和自然、精神之间关系的认知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人类学和社会学因素出现了。

小说超越了文化的狭隘和自恋，对于萨满教和萨满的描写，既不祛魅，也不加魅，既写出了宗教的世俗性和人物的世俗性，也写出了宗教的神性和人物的神性，对于宗教和具体的人的关系的把握实事求是，准确，可信，可敬。作家的最终目的不是为萨满和萨满教的合法性注疏，而是探讨历史发展中人类精神世界的原生和变化轨迹。《唇典》的这一哲学高度，使它与众不同。作家这种宗教伦理和写作伦理，使一部可能神秘化、小众化的小说，灌满了人文气息和现代气质。说到底，写作要表现的也是人和世界的关系。任何一个作家，如果他对写作足够自觉，他一定设法解决或思考这个问题。

新旧之间，是从时间的角度，给故事和人物划定的一个轴线。空间是封闭的。凝聚的空间里，时间相对也是静止的，这一切被外来事物打破，这个外来事物既包括广义的新生事物如火车、马戏团等等，也包括传播这些事物的人——狼子野心的日本人、到处谋事的流民，等等。新旧物质不过都是叙事的载体或平台，目的是借由这些载体，让各类人物充分表演。在喧腾的日常中其实隐伏着异常，日本人侵华野心步步紧逼，蓄意而来的侵略战争面前，个体命运的具体性和特殊性都需要生动的想象。棺材铺赵老板的千金赵柳枝被李白衣趁乱强暴致孕，寻死觅活之际，被大萨满李良以“大公鸡迷上美女”名义遮人耳目。遭遇此事后的赵柳枝带着良田下嫁一直之前爱慕她的郎乌春。强奸、萨满、大公鸡，这几个要素具有典型的民间性和东北气息。但刘庆的高明体现在对人物关系的设计，比如郎乌春对赵柳枝因爱产生的自卑和恨意，像一股气流推动着郎乌春的来来回回，变化出各种身份：离家出走，参加各种军队，与韩淑英交往并有了女儿，但内心挂念赵柳枝，借驻军之际回到村镇……从人性，而不是从道德或契约出发，写郎赵二人的纠葛，既见大爱，又见小私，是对人性的体贴和松绑，贴切并确切。

街道名称更改前要充分追根溯源，弄清原街道名称的历史渊源，如名称中确实没有能够体现地域和文化特色的因素，且不符合旅游语言景观资源的特点可予以更改。如四合头街因原来是一条死胡同，老百姓叫它“死葫芦头”，后来处于雅化的目的更名为“四合头”。

二、想象力和异乎寻常的经验

在长篇小说评价体系里，有两个重要维度：思想性和艺术性。在这两个维度下——而不只是艺术性维度下，延伸出一个子维度：想象力。想象力是作家的基本素质，一个优秀作家和一个平庸作家，最主要的区别是想象力的有无、高低。怎么判别想象力的高低？写作是用文字想象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过去和现在是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的历史，但有很多缝隙需要写作者填补。写作者不是全知全觉，只能依据直接和间接经验，从个体视角出发，进行艺术想象。想象力的完成度，体现为历史细节想象的丰富和具体人物塑造的完整。对于想象力完成度的判断，一是我们信任这种想象，它是对我们普遍经验的忠实，是合理的；二是我们惊讶于这种想象，它是对我们普遍经验的扩充，是异乎寻常的。新鲜经验来源有二，一是丰厚的现实生活存在，二是作家对于既有经验的重组和想象。前者需要敏锐的观察力，后者需要奇妙同时被信赖的想象力。为什么写作者不能够及时进行有效的文本转换，提供新鲜有益的经验？通常人们认为是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把握不够，是思考力和观察力的缺乏。落实到具体创作过程，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或环节：虚构及想象能力。想象力的具体化和专业化，就是艺术虚构。艺术虚构是长篇小说的翅膀，它能飞多远，能看到多少东西，决定了长篇小说能走多远。想象力之有无，决定了长篇小说的价值品相。长篇小说写作最容易被诟病处，是不能提供新鲜有益的经验，这也是目前长篇小说写作的瓶颈。

近年来，各级政府切实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降低了农业经营风险。例如，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灌溉条件，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加强中低产田改良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平整土地，重点从“田、土、水、路、林、电、技、管”8个方面提升农田基础设施条件，建设一批旱能灌、涝能排的高标准农田和水利基础设施，为提高青稞单位面积产量提供基础保障，并提高劳动生产率等。

关于李良，还有一笔写得有意思，这就是他和赵柳枝的关系，小说据此写到人性和神性的一致性。人本草木，孰能无情？在李良的帮助下，赵柳枝从一个被强暴的美丽姑娘到为人妻母。小说对于赵柳枝和李良关系的想象，既大胆又合理，关键是写出美感，而不是下流。遵循人性普遍原则，卓尔不群的李良很容易成为困境中的赵柳枝的精神偶像，善良的李良对受了伤害的赵柳枝也是爱怜交加，但是，两个美好的人发乎情、止乎礼、不逾矩。这种平衡，在具体的人是痛苦而美好的，于精神的锻造高贵可敬。李良这个人物与丁梅斯代尔神父精神虽有相通之处，比如担当，但刘庆没有将《唇典》写成霍桑的《红字》，这是他的高明。《唇典》里李良的担当，落点是以死捍卫历史的大义，所以儿女情长这一笔点到为止。近二十年来关于中国乡村的书写，往往着眼于细部和小处，甚至美学上退步到审丑，《唇典》颠覆了这一开始固化的书写，打破了乡村书写不是沦落就是乱伦的模式，打破了乡村必然落后城市、乡村人物必然落后城市人物的认知模式。这种打破，也不是处在乡村文化一隅自恋式反戈，而是藉由严整合理的人物塑造，道出这一常识。

关于民族和地域历史的文学写作，最担心文本因为过度自信而陷入文化自恋，最后成为喃喃自语，不能传递有效经验。《唇典》创造了一个天花板限定但围墙洞破的地理空间，是在开放维度上的内向性探寻和书写。时间这条线，看起来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到上世纪末长达半个多世纪，主要笔墨还是放在伪满和抗日时期。在这样一条时间轴上，满族生活以及以萨满教为主体的文化，既是人物的精神和肉体成长的土壤，又是取景框里的风景和焦点。这样一部有史诗气势的小说，对于历史的表现是宏观和微观结合，以微观为标本，越具体越深刻，越微观越普遍。切口具体而微，宏阔与细微结合，大小不捐，从火车进驻，日本商人登场，日本军人紧逼，复杂性在于东北满族聚居区地处中、日、朝交界，用轻淡笔墨写历史人物和大事件登场，比如年轻的金日成、即将登基的溥仪，这种处理方式提供了一个开阖自如的大布局：历史中的大人物和大事件既是白瓦镇和洗马村的远景，也是小说中人物的生存真相。历史视野和历史感悄然而至。

大学有三大学分：学业、社团和爱情，前两大学分我算修得不错，只剩爱情学分还没修过，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修。不过目前我才大一，不必太急，我想很快就有机会修修看。

这部作品有两条基本线索：满族文化和东北抗日。结合在一起，就成了东北抗日版图中的满族抗日。但这不是一部简单的抗日题材小说，它从日本人进入东北一直写到本世纪末，更准确地说，它通过历史风云写土地上的人的生存、反抗和坚持。作者虚构了一个地理空间：满族聚居地白瓦镇、洗马村。在这个独特的文化空间里，由满族日常生产生活包括婚丧嫁娶、交流交往，派生出一些具体的独特的事件，这些事件需要由具体的有个性的人来完成，因此，作家又虚构出洗马村的郎乌春和媳妇赵柳枝、萨满李良和徒弟满斗等等人物。

止吐药根据受体系统分为4类：类胆碱能、多巴胺能、5-羟色胺及组胺类。还有证据显示使用地塞米松通过中枢或外周机制对控制PONV也有效。

郎乌春这个角色的命运虽然忽上忽下地变化，但变化的轨道基本遵循人物的性格逻辑，体现出有规可循的恒常性。郎乌春是作家着意塑造的典型人物，他由一个精明要强的农民成为抗联的师长，最后为了活命举起白旗做了日本人的降兵。郎乌春的起伏跌宕，有其性格的必然性，即他的行动逻辑不是根植于内心或精神的自觉，而是顺应其生存本能。本能，让他为了良田陪嫁忍住耻辱娶回未婚先孕的赵柳枝。本能又让他娶回新娘，却逃出去参加保乡队，途中被四处联络人马的韩淑英解救，又追随韩淑英参加武装反奉，成为白瓦镇驻军团长，当上抗联的师长，但是，在日军围攻下又为了活命怯懦地举起小白旗，烙下了终身耻辱，自此成为一个被吓破了胆的废人：“他想起在白瓦镇看西洋影戏那天女萨满的预言，不幸言中，他的血不再是红的，骨头不再是白的，只能当一个臭狗屎，一个吊儿郎当的狗卵子。永远被人不齿，永远遭人唾弃。”郎乌春最生动的一笔是决定通过向土匪王良复仇，“将骨头重新变白”。殊料未果先亡。一个生活中比较强势的人，他的失败竟然是从精神蔓延到身体。侵略战争毁灭了一个正常人的勇气和完全感。作家用在郎乌春这个人物身上的笔墨，充分指向“生存是第一本能”。顺应积累家业以及情感本能，他娶了赵柳枝，但复杂微妙的家庭关系让郎乌春出走，引出家庭之外的社会生活——日本人来到东北、东北土地上的反应。误打误撞，离家出走后的郎乌春参加了保乡队，遇到抗日女侠韩淑英并生下私生女，并送回赵柳枝处抚养。郎乌春的“强”在于他具有世俗生活智慧，跟随韩淑英参加抗联，还当上师长。郎乌春原本可以在各种环境下生存，却因投降日本人，亏了大节，精神一蹶不振，最后振作起来复仇，却病死在路途上。这里写出了两层悲剧。一层是一个强人在非正常环境下的毁灭，一层是一个人为他的关键时期的错误选择付出了巨大代价。

郎乌春是在土地上浇灌生长出来的一棵粗壮的庄稼，枝叶婆娑，应时开花结果。庄稼是土地的常客，郎乌春本质上还是一个具有恒常和普遍人格的人。对郎乌春的恒常性进行补充性书写的是赵柳枝。赵柳枝也属于这块土地，但她是纤细柔韧、姿态优美的小树，力量不大，却想形成自己的浓荫。郎赵二人虽然相互嫌恶，但都属于传统型人格——思想的半径基本围绕家庭和情感，对于这半径之外的世界，基本凭借本能应对。相对郎乌春而言，赵柳枝是乡村小康家庭出身，性格单纯，温和，安静，小家碧玉型女性代表。赵柳枝所有的智慧、勇气和光泽，都表现在如何保护自己和亲人身上，她的生活重心始终是亲人和家庭。这是母性和动物本能。从这个本能出发，她坦然无隙地接受了投降日军后萎靡不振的郎乌春。也是从这个本能出发，她会无知无畏地像一个抗日英雄一样从日本军手里营救儿女。

到了晚饭时间，学生们再次分成两队，一队包饺子，另一队继续陪老人。在包饺子这队中，有些同学第一次尝试自己包饺子，因此饺子的形状奇形怪状。

还是接着看满斗的1967年。在人们开始不信仰神灵的时代，重拾记忆后的满斗开始过一个萨满的生活，“接受李良萨满的神灵”。他在山坡上种树，给每棵都命名。万物有灵，萨满教是拜自然神教，在满斗心里，这些树寄托着一颗颗灵魂的信息。萨满满斗成为植树模范。世界变化的速度太快，这些树被需要土地的开发商大量砍伐。

三、神性书写和诗性再现

另外两个具有神性的形象是姚书堂和韩淑英，这两位都是坚决的抗日战士。前者是中共党员地下党员，是知识分子型的地下党，后者是抗联战士。这两位都与赵柳枝密切关联，前者爱慕她，后者是她丈夫的情人。通过赵柳枝的视角，写姚书堂的温和、隐忍、坚韧和机智，这样一个温和的战士，偶然落入敌手，毫不含糊地牺牲了。韩淑英是“异类”，或称得上传奇，在男权社会里，作为一个充分社会化和觉醒的女性，主动参加革命，最后被日本人特别残忍地折磨至死。坚强和勇敢，当然是成为英雄的必要条件。神性是比较人性而言，它是超越功利和恒常人性的精神气质，比如姚书堂的毫不含糊的牺牲和韩淑英超常的意志力。

“三农”金融服务不断创新。从历史上看，农村金融因涉及面广、风险较高、政策性强、管理难度大，一直处于发展缓慢阶段。近年来，伴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农村金融机构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广覆盖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稳步提高，使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能力逐步增强，运行环境逐步改善，金融产品逐步增多，对农村经济发展贡献度不断提高，特别是农村金融服务创新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大萨满李良出现在抗日时期，是过去这类书写中不曾出现的形象。李良的独特性不是因为他的萨满身份，而是因为他身上具有知识分子式的自觉。一个宗教人物和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凝结成李良，这种想象力和书写非常有价值。对于包括萨满教在内的许多宗教，宗教领袖是精神偶像，往往也是知识的化身。李良的知识不仅仅是通常的宗教范围的知识，而是能够付诸实践改造生活的识见，所以说他是一个具有知行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通过李良，作家刘庆不仅写出了一个满族高级知识分子形象，而且写出了一个超越历史局限的具有现代感的中国知识分子。李良这个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萨满，甚至没有我们习见的一些宗教人物的气息，他仁厚、细腻、博爱，但他又孤独、自由、力量有限。他的仁厚和博爱，使他的精神具有神性。他细腻、力量有限，使他的形象具有亲和力。作为萨满的李良不是万能，但正是力量有限，使李良后来的自我牺牲更加可贵。李良的死，是一种坦然高洁的姿态，在乱世之中焕发出道德和精神光彩。小说在这个开明、进步的萨满的身上，写出了宗教感和高贵感。

小说是作家的隐性演讲。《唇典》看上去是一部讲述民族和地域文化的小说，或者也可以归为乡土小说，但它的写作其实远远超出这些表面符号。这些表面的符号或元素，主要为故事和人物讲述的落地服务，而不是为审美和价值表达服务。在《唇典》中，人物的美学气质和精神构成才是关键。李良的担当、悲悯，已与萨满这个具体的身份关系不大，在与若干有名有姓的通常的萨满比较书写中，李良被赋予了“大”：这是实指的宗教身份，也是象征。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东北满族聚居地还处于不通火车、不通电的后现代文明时代，就是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李良身上的理解、沟通和救助意识，是人性的光彩，也是知识的力量。宗教本身是人类与未知世界的一种沟通，现代知识也是对于未知世界的一种研究，这两条线搭在了一起。李良的从思想的源头解除了被强暴的赵柳枝的生不如死的痛苦，从精神上引领了孤独茫然的满斗，并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搭救满斗。满斗后半生成为萨满。李良的知识分子气息，在溥仪登基满洲国皇帝前的家祭仪式这一场表现得最充分。祭祀中的凶兆激怒了溥仪，李良由于坚持不移被杀。李良的这种坚持不移，在作家的笔下，不是宗教式的坚持，而是对于历史大义的一种表达。一个见识高远的人物，在一片庄稼地里，是孤独的。小说深刻地写出了李良的孤独感和对自由的追求，这是他身上最有魅力的知识分子气息。小说中的李良，让人心中一惊，在怯懦、庸常、计较的人物中，他是那个时代那个地区那个民族的超前的亮光，恐怕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中国依然推举的精神之光。

长篇小说《唇典》的突出之处，是作为一部以东北抗战和满族历史为素材、向史诗写作努力的作品，对于历史和现实关系的把握，既符合共知逻辑——比如对于家园和家人的保护本能，又远超既有经验，写出隐密体验和特殊体验，充分、自然、深刻地写出个体和族群的自在性、融合性和现代性。《唇典》这一异乎寻常的经验书写，在相似题材中独树一帜。

现阶段乡镇地区在进行水利工程管理时，存在监督不到位的问题。首先，工程管理工作能够约束施工人员的施工行为，提高其对施工工作的重视程度，能够避免出现施工质量问题。部分水利工程管理人员没有发挥出其监督意义，严重降低了水利工程施工的整体质量，难以为农业生产工作提供帮助，阻碍了乡镇地区经济发展。其次，在乡镇地区进行水利工程施工时，保障施工工作运行畅通是施工的重点。但在实际进行施工时，相关管理单位没有构建完善的管理制度，导致管理工作缺乏实效[1]。

与恒常人性和人心相对的，是非常性和非常态。历史和现实的每一个切面，理论上都由常态和非常态共同组成，其中，常态是主体，非常态是点缀。如果非常态成为主体，历史就到了变革年代。对于文学书写，依据逻辑和经验，能写出和写好的往往是常态。而对于书写者，当然希望写出非常态，但往往会失败，写出来的东西或不可信，或流于猎奇。在《唇典》这部跨了大半个世纪的长篇小说中，最值得关注的书写，恰恰是在记录复杂、真实、细微的历史血肉时，生动、完整、可信地写好了三个人物：大萨满李良、地下党姚书堂和抗联女战士韩淑英。传奇而不猎奇，这是《唇典》贡献。其中最具独特性、深刻性和感染性的形象是李良。

诗性再现主要指语言对于故事的再现气质。《唇典》的语言具有诗歌般精准、精致和精妙，这“三精”是对冗长粗鄙的拒绝，既追求所指的丰富性，又追求能指的有效性，当然还有形式的美感，比如气息贯通、流畅和变化。这真是语言的高标准追求。小说家刘庆是诗人，同时也是历史文化学者。历史修养，对于文学写作，有助于养成其精准、克制的表达习惯。而诗人的敏感，又使精准表达具有了趣味和活力。对于长篇小说，语言对于故事的再现能力非常重要。许多作家有故事，也会讲故事，但属于他自己或这部小说的语言不够有个性，从阅读的角度，文本最终不会特别有魅力。毕竟，所有的阅读包括变形后的各种形式，首先从语言文字开始。语言不仅是形式，主要是内容，这句话特别深刻。我是从《第一章 猪皮匣子里的火车》开始，被既活泛不呆气又文雅洋气的书面语言，带进了小说的情境，它的开放性就是它的异质性。刘庆自然、松弛、义项丰富、表达凝练的语言，是没有年代标签的语言，是受过很好训练的语言，吸引了我。

全体圈员进行头脑风暴，集思广益，从药师、医生、患者及其他4个方面，分析导致处方超量和其他用药不适宜情况的原因，绘制鱼骨图，见图2、图3。根据鱼骨图，分别归纳处方超量和其他用药不适宜情况发生的中要因、小要因，由7名（除组长外）圈员对其进行评分，每项最高5分、最低1分，进而选出不合理处方发生的重要原因是药学知识掌握不足、缺少培训、发药过程未进行干预及对科室反馈不及时等。

有能力将语言使用的富有诗意，还不只是语言问题，还要回到诗意的来源——心灵。诗意，也是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态度。这一点，是不是与作家的满族出身有关？突然想到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斯.阿斯木的长篇小说《时间悄悄的嘴脸》，这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呼声最高的作品，被大家认为，是汉语言写作的一个意外和收获。语言的突破，就是写作的突破。从汉语言写作历史看，它的每次重大突破，都与异质性的语言介入重组有关。当我们的写作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把眼光放得更宽些。

四、“被遮住”的一个原因

“被遮住”也有客观原因。小说开头没有先声夺人，这是《唇典》犯的最大错误。

小说开头手法平常，仅是几段标注为“满族创世神话”和“满族神话”的新诗，作家把这几段诗当作过门，急于引渡到《引子》部分，让“我”出场，引出满族和萨满教这一文化底色。“我”这个患有先天性白内障、被民间传为“猫眼”、遭养父遗弃、被萨满看中并最终成为萨满的私生子，命运独特，承载了叙事人和典型人物形象两大功能。但《引子》这部分，“我”的自序反而写得拘谨，萨满教和猫眼男孩这类题材又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百年孤独》以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作家以及他们的创作，比如马原、扎西达娃以及莫言等，步后尘者无出路。开头如果不能有效地表达作家的叙事倾向，吊起读者的胃口，实际上，对阅读已经产生延宕和消解。

长篇小说写作轻视开头，成为近来通病。不少作家认为，长篇的重点是藉由事件和人物写出思想性和历史感，结构包括开头不必特别讲究。在这种观念主导下，许多长篇越写越长，越写越散，开头部分甚至成为闲笔。读长篇小说需要时间和兴趣，普通读者如此，专业读者也是这样。有兴趣，才能从年均4千多部长篇中挑选出来阅读和研究。兴趣有固定兴趣，比如对某个作家作品的信任和关注。兴趣也有随机性，比如题材和写法。长篇小说要能让人翻开了，还能读下去，开头必须留住读者。长篇小说的开头要收紧，要蓄势，要能隐伏狂澜待掀下篇。

长篇小说开头特别重要。大家都熟悉的《百年孤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与开头不无关系。《百年孤独》的开头是精妙和力量的完美结合，不仅提供了许多独创性的过目难忘的著名句式，它所拥有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开放性，经得起层出不穷的开掘和想象。开头提供了一口深井，“论《百年孤独》的开头”这个话题完全可以写出一本厚重的学术著作。《百年孤独》包括开头在内的写作，对当代中国作家的创作实践曾经产生十分具体的影响，韩少功的《爸爸爸》以及莫言的若干小说基本走这个路数。中国当代文学当然也有漂亮开头，比如《白鹿原》。《白鹿原》开篇，用一个长句式写白嘉轩的七次婚姻，把这个中国传统乡绅的性格通过经历和命运交代得过目难忘。这种写法奇崛，上来就是横刀一切，呈现出一个经纬纵横的人物命运轮盘，各类线索都由这些射线延伸。《白鹿原》的这个开头，对其他作家也有影响，比如陈彦写《装台》，开篇第一句就是“顺子把第三个老婆娶回来”，又比如周瑄璞写《多湾》，开头用一个问句引出季瓷出阁，云云。

(3)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自动控制技术产业方面，积累了巨大的技术优势，尤其是在某些核心技术方面对我国的限制仍然十分顽固，如果没有掌握核心技术，那么我们的发展将会受制于人。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在某些方面的资金投入和外国相比的确不足。而如果在核心技术上只依靠进口，那么不仅会影响我国在某些重要工程上的发展，而且在某些重大事件是我国无法依靠独自力量去解决。当前随着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发展，借助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优化自动化控制技术，弯道超车，实现工业生产技术不断提升是工业经济发展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