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 亮

今年夏天，我去了圣彼得堡。

这是个值得徜徉的城市。我在Airbnb短租了公寓。从窗子望下去就是格里博耶多夫运河，所以也常常下来转悠。运河上的桥很多，桥上有一些穿着宫廷服装的年轻人，在兜售旅游照。他们多半很高大，脸上带着旧贵族的矜持和雍容。但是其中一个掏出手机来打电话，整个人就好像破了功。

这个城市也是如此，完整地保留了三百年前的风貌。天际线依然如帝国时代的低矮。十八九世纪的巴洛克与新古典主义建筑，规整有序地座落于纵横水道的两岸。经过了彼得格勒与列宁格勒的历史跌宕，苏联解体后，有市民投票，重新回到了最初的名字。这中间或包含积蓄已久的眷恋。在这短暂的日子里，我每天大约只做一两件自认为重要的事。除此之外，活动范围仅限于基督喋血教堂与圣艾萨克大教堂的周边。据说那一带，是陀斯妥耶夫斯基日常行走的区域。俄罗斯的饭菜并不算好吃，楼下的一间叫做Mama Roma的意大利餐厅，就成了我的食堂。因为比起欧洲，出奇的价格公道与口味地道，我放弃了房东鼓励自己烹煮的建议。用火柴点老式的煤气灶，本身也是一件极需要技术的事情。所谓重要的事，其实也稀松，不过是去冬宫看艺术品。冬宫的馆藏之丰，其实很见伊丽莎白与叶卡特琳娜二世两位女皇的跋扈与强烈的占有欲。但是，大而精致的布局，却足让人流连不去。在那里，遇到一个在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文物修复的东北人，当时他正在《浪子回头》的原作前驻足。大概彼此都站了很久，就开始分享对伦勃朗的看法，似乎很谈得来。从冬宫出来，他带我去了一家超市，买了一只烤鸡。开始坐在公园里分食，然后继续讨论这个国家与欧洲壁垒分明的审美。的确，似乎很久没有这样酣畅地谈过艺术了。不远的广场上，是一个军事展，已经退役的装甲车与迫击炮，成了游客们喧嚣的背景。一些士兵，脸上带着喜洋洋的表情，投入这热闹。

在圣彼得堡的停留，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去马林斯基剧场看一场《天鹅湖》。这对我而言有朝圣的意义。即使不提柴可夫斯基的渊源，基洛夫芭蕾舞剧团，出入过的那些巨星，已足以令它的光华不会因时间黯淡。这里诞生了称霸西方芭蕾舞界的雷里耶夫、巴里什尼可夫和马卡洛娃，当然还有长着鸟的踝骨的尼金斯基。或许预期过高，此次的观看经验并不算很美好。这场演出令人体会到薪火的式微。我的印象停留在马林斯基剧院在十年前的官方录像，Uliana Lopatkina与Danila Korsuntsev依然有着神一样的光彩。所以即使这剧院陈设老旧，你会依然将之理解为某种传统的魅力。但王子的出场与失误，以及在大跳时的笨拙，的确有些煞风景。女主角是不错的，熟练而似乎缺乏激情。直到黑天鹅的段落出现，她才开始迸发出活力。在舞会上，黑天鹅以强势的方式吸引王子。最经典的是第三幕宴会独舞中的旋转，堪称是芭蕾舞炫技的极致。在这一点上，玛格芳婷与安娜尼雅舒薇莉，都曾做出最好的示范。这个女主角，轻松地转了三十二圈后稳稳停住，是不错的表现。其实在这场表演中，最夺目的并非首席，而是小丑这个角色，他有着令人惊艳的力量与技巧。但是到了谢幕时，却不见了踪影。旁边一个韩国人告诉我，很可能他是个外聘的演员，还有其他的演出要赶去。但是，谢幕作为表演完结的环节，似乎与尊重相关。韩国人摇摇头说，这些年轻人。

我想，他的感叹或许代表着很多人对这个国家的见识。最好与悠久的传统，渐渐徒具优雅的形式。它还保留着某些文化上的自尊，比如对英语的抗拒。但是，出租车司机也已会娴熟地运用google translator和游客交流。

晚间，格里博耶多夫运河两岸的集市散去，整个城市安静了下来。夜再深沉一些的时候，半梦半醒之间，忽然听到很响的声音，几成喧嚣。打开窗子，看到几架快艇迅速地驶过，激起层迭的浪花。快艇上缀着霓虹一样闪烁的灯饰，放着高分贝的音乐。这是一些在运河流域“飙船”的青年人，趁着河道通畅玩起了飘移。发现你在看，他们便得意地从船上站起来，向你挥手致意。而河的对岸，不知何时有了一只小乐队。电吉他的声音响起，也是喧天的。主唱的声音粗厚沙砺，让我想起Rod Stewart，但摇滚的活力却是年轻的。因为太吵了，楼上的窗户打开。我便听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声音，从喉咙管里发出来，我虽听不懂，却知道是清晰而有节奏的谩骂声。小乐队暂停了表演，主唱对着窗口，很绅士地鞠了一躬。动作华丽而有教养。他或许与同伴商量了一下，音乐再响起，很舒缓。主唱开了口，我心里一惊，竟是俄文版的Field of Gold。这是我大爱的歌曲，心随意动。他唱得，竟然是无限的温柔。在这催眠曲一样的歌声里，窗子次第关上了。

这城市的暗夜，连接着无尽流淌的涅瓦河。在不远处的地方，浩浩汤汤。这条河曾出现在我的小说《北鸢》中。

说是以往，只因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政府宣布放弃俄罗斯帝国在华的特权，天津与汉口的租界自然也交还给了中国。只是，当时的北洋政府有大事要做，无暇顾及海河两岸的弹丸之地。如此，一时间，这里竟成了天津土地上的著名的“三不管”。谁都不要好得很，沙俄的旧贵族们，惶惶然间定下一颗心来。有了落脚之处，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小公国，颇过了数年歌舞升平的日子。俄式的面包房，大菜馆，小到早上佐餐的酸黄瓜，应有尽有。认起真来，除了没有涅瓦河，比起圣彼得堡并无太大分别。

我外公少年时，在天津的意大利租界度过，随他的姨父母。他的姨父禇玉璞，在北伐之前，是中国最有权势的军阀之一，曾任直隶省长与天津军务督办。外公依稀记得在督办衙门前放风筝的情形。这个衙门，后来被日本人炸毁。多年后，我曾有一次去天津的寻访。马可波罗广场与祖父就读的耀华中学，都还在。但督办衙门如今已了无痕迹，原址建起了一个公园。

意大利租界乃至五大道一带，当时住着一些有来历的中国人。他们被通称为“寓公”。满清的王室贵冑，下野的政要与失势的军阀。他们的人生，或许从未如此黯淡无望。久了之后，有人便甘心下来。如北洋政府的总统徐世昌，归隐自守，工于书画，写出了一部《退耕集》。自然，也有许多不甘心的，在天津这政治后院窥伺着北京，觊觎着东山再起。但无法否认，“大势已去”是这些人的人生共同的关键词。彼时的中国，各种力量经过洗牌之后，已进入了新的格局。无论昔日权倾朝野，或是纵横捭阖，都已经是旧人的明日黄花了。

儿时日子，对外公而言，并不很清晰。那些灰扑扑的中西合璧的陈设，楔入了他的记忆。但是，他却记得家中的客人们。大多是中国人，有着和姨父相似的面目与声气。外国人，则有英国人与日本人。有些来了，直接就进入了姨父的书房，许久出来后，便匆匆地走了。但唯有一个，与女眷有更深的交情。是一个旧俄的子爵，曾担任中国的公使，却因为国家的剧变而无法归乡。他的落魄与风趣，给外公留下了同样深刻的印象。他保留着旧贵族的自尊，但因生活所迫。这自尊日益淡去，却仍维持着表面的矜持。这令人觉得荒诞而痛楚。外公天性温厚，这俄国人与他形成了奇异的友谊。子爵怀恋故乡。外公记得他的讲述，有关圣彼得堡的一切。食物、建筑、女人以及财富。所有孩童似懂非懂的东西，如同长篇的连载。他在讲述的终结，会反复吟唱一首歌，关于涅瓦河。

在去夏宫的路上，打了一个电话给外公。说我在圣彼得堡。外公想了想问，替我看一下，他说的那个教堂，还在吗？

在这个城市的市内与城郊，坐落着大小一百多个教堂，外公亦无法准确描述子爵提到的这个教堂的特征与位置。我也想了想，很肯定地回答他：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