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保忠

一、意外和荒诞

近读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和《大教堂》等，觉得他虽然也写“底层”，但有别于国内的“底层写作”潮流。卡佛的短篇以写蓝领生活见长，这无疑与他的经历有关。四十岁以前，卡佛无时不担心自己屁股下的椅子被人抽走，几乎从没有坐稳过，一次又一次地被生活打得颠沛流离，但从没有间断过写作。读过他的作品之后，就会发现他写的又不仅仅是底层，他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描绘或展览苦难的层面，而是锋芒直指人心、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东西。

比如《瑟夫的房子》，我们可以将这篇小说演绎成一个中国式的爱情故事：一对早年的恋人，男主角姑且名之为杨伟，女主角则可叫白丽，有一天杨伟在反思自己近年的种种不规矩不称职后，认为很对不起前妻，于是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自己刚刚从酒友马国的手里租到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在海边，“从这儿的前窗，你就能看见海。”这对于在济南或太原的廉租房里居住的白丽来说自然是个诱惑，更重要的是，她看到了杨伟的诚意，于是飞到了前夫的怀抱里。然而没过几天，马国来了，很不客气地对杨伟说，我女婿死于海难，我得把我的宝贝女儿接回来，所以很对不起啊杨先生，请你务必在月底搬出这套房子。小说到这里出现了意外。这对于杨伟自然是个打击，搬出这套房子就意味着他和白丽第二次握手的结束。

小说的主体就是杨伟和白丽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二人复杂的情感反应和恋恋不舍。故事就这么简单，几乎没有多少转折，没有多少情节的突变。看来房子问题不仅在中国，在任何一个国度都是成就爱情的物质根据。联想到卡佛的经历，他一定有过类似的体会，小说里的两个男人全部是酒徒，而卡佛也是个离婚男，没有房子，自然深深体会到房子的重要。当然，卡佛写的绝对不是房子问题，我只是觉得有这种体验，小说才会写得这么准确。一对恋人就要分手了，小说也该结尾了。

“今晚我们会把房子打扫干净。”这是小说的结尾。

这是一个精巧的故事，至少有着欧·亨利小说的精巧或意外。对于意外的经营，一种是开始包裹得很严，不动声色，深藏不露，到了结尾，忽然临门一脚，意外暴露出来；另一种意外，则是在一开始或者故事开始不久，即和盘托出。卡佛经营意外的方式当属后者。欧·亨利的小说，告诉你意外之后，小说也就结束了。而卡佛不同，卡佛是告诉了你意外，故事往往才刚刚开始。这种意外，我们或许可以看作是宿命，人生的荒诞一种。事实上，人生并不总是符合逻辑的，所以，这荒诞也在情理之中。

二、结尾和小说的美德

卡佛的小说，结尾大多这么简洁干净。

仅仅是简洁干净吗？还以《瑟夫的房子》的结尾为例，“今晚我们会把房子打扫干净。”一句话，十余个字，一股无奈和忧伤扑面而来，击中了你的心。中国作家，大概只有汪曾祺能写这么漂亮的结尾。简洁的卡佛，让我想到郑板桥的题书斋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于是他的小说成了小说里的诗，诗中的绝句。

当然我还想，卡佛的小说是节俭的，这自然是一种美德。我们不妨将它称作小说的美德。就像他和他的人物要在生活中省吃俭用一样，卡佛的一篇小说往往要“削”十五到二十遍，他甚至把自己的文字“削”到瘦骨嶙峋。但他一直反感人们为他的小说贴上“极简主义”的标签，他“削”的是自己清楚该“削”掉的，“削”的结果是——少就是多。

三、失败的人生和小说的道德

对小说的阅读，通常，我们总是期待着情节的突变、逆转——即对意外的期待。我们也许忍受不了卡佛流水账式的沉闷的叙述，事实上，这个冷酷的家伙，偶尔也会带给我们一些惊喜。当然，我指的不是情节或小说现实的喜气洋洋，而是指他在打破这种沉闷时，给人的一种痛快淋漓甚至是恶毒的一击。

比如他的小说《维他命》，小说写的是失业者的一种生存现实，“我”的妻子“帕蒂”及朋友唐娜推销维他命的故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维他命”，即物质对底层人们的挤压，这种挤压更主要的是对灵魂的无情的压迫、撕扯和剥蚀。帕蒂在梦里还要接着推销维他命，她和“我”交流的主要内容就是维他命，似乎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工作和工作的对象（维他命）。但很快，卡佛让他的人物暂时离开维他命，而滑向一段婚外情，有趣的是，这种婚外情的进展又因为局外人的出现而受阻，在酒店，“我”的朋友对唐娜提出无理的要求，条件是给她一些钱。“我”对此感到内疚，但是接下来的事让“我”也大吃一惊，然后这种婚外情很快熄灭，留下一片灰烬。

我试着打破沉默：“唉，唐娜，对不起，发生了这些……但别因为这个烦了。”

“我其实需要那些錢，”唐娜说，“我是在想这个呢。”

我继续开车，没去看她。

“真的，”她晃晃脑袋，接着说，“我真的需要钱。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低下头，哭起来。

我们本以为这是一段愉快的跑题或者是一种流水账式的无节制的生活展示。但是，读到这里，你马上感到了卡佛的狡猾和冷酷。小说给我们展现了一种冰凉的现实。没错，卡佛小说里的生活是在零度以下的。小说里不断出现一些麻烦，永远得不到解决，似乎，也永远解决不了。“我又打翻了一些别的东西，但我管不了太多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正管不住自己似的翻滚下来。”这似乎是卡佛小说的一种现实隐喻。他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然后冷冰冰地看着我们，而他的嘴角则挂着一丝窃笑。

但能说是一种狡猾的窃笑吗？

这其实是卡佛的诚实，也是小说的道德。

卡佛在自己的写字台旁贴了一张卡片，一面写着：“陈述的基本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所以，他要求自己道德。他说：“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在小说里，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管它是椅子，窗帘，叉子，还是一块石头，或女人的耳环——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

四、还是回到“意外”

卡佛对苦难究竟有多大的承受力？这是我读他的小说时常常想到的一个问题。是现实的冷酷形成了他的小说观，还是他对现实的思考决定了他的小说现实？但我觉得，卡佛其实还是渴望温暖的，悲观的作家有一千个悲观的理由，但他不能永远生活在悲观里，哪怕极偶然的，他也渴望呼吸一缕窗外的阳光。

《好事一小件》的主体是一种压抑的悲恸的氛围，一对失去儿子的夫妇不断受到一个面包师的电话骚扰，到了最后这种气氛几乎剑拔弩张了。但是，转折出现了，小说在这里拐了个弯，我们读到的是一种融融暖意。他们之间几乎不可思议地达成了和解。

“他们一直聊到了清晨，窗户高高地投下苍白的亮光，他们还没打算离开。”

我特别喜欢卡佛小说结尾这种迷人的画面感。 每一个画面都是对主题的一种暗示。在这里没有陈述，有的只是图景。

从悲恸到剑拔弩张，到达成和解，再到“窗户高高地投下苍白的亮光”，这其实还是一种意外，但它并不是超现实的，每一个意外其实都合乎情理。只是，这种意味并不是一种叙述策略的需要，而是生活的自行演绎。在他的短篇小说《羽毛》里，“我”领着妻子到朋友巴德家做客，并喜欢上了巴德家的那种生活方式，经过努力，“我们”实现了，却又增添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这是一种意外。《大教堂》中，我本来特别厌恶妻子的朋友——一个夸夸其谈的盲人，但最终还是放下了心里的抵触，并在盲人的指导下，闭上眼睛去感受大教堂，感觉还“真是不错”。这还是一种意外。

责任编辑：赵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