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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铃木

2018-11-10李传思

湖南文学 2018年8期
关键词:眼镜

李传思

黄眼镜是我的親同学,也就是说,既不是党校或其他五花八门培训班的同学,也不是泛泛而称的校友,像如今找人帮忙一样,必须强调是亲哥亲弟,或者亲姐亲妹,至少是亲侄儿亲外甥,否则对方不会全力以赴。黄眼镜是我的亲同学,而且是大学亲同学,同一个班,同一个寝室,就差同一个铺了——但我们是上下床。当时他家穷,当然,严格说他当时已没有家,父母去世,是他伯父供养上的高中考的大学。当然更严格地说,也不是他伯父供养的,只能说他高中两年住伯父家,伯父还不错,好像知道他会中举似的,收容他并做饭给他吃——他伯父做主卖了他父母的三间土屋。他知道他已置之死地,再无退路。于是,一无所有的黄眼镜通过卧薪尝胆凿壁借光,终于考上名牌大学,和我成了亲同学。他也从此咸鱼翻身,变为城里人,拥有了崭新身份与灿烂未来。不过,黄眼镜是个经典无产者,净身出户,来到大学。四年中,我发现他几乎没换过那条卡叽布灰色长裤,春夏秋冬通用,裤脚已在地上拖成了锯齿样。我从小吃国家粮,父母是双职工,用现在标准看,属中产阶级。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何况我们这些被社会称为天之骄子的人?强烈的使命感让我想关心他,比如资助点钱什么的,但又怕伤害他的自尊心。特别是无产知识分子,内心的自尊敏感而脆弱。我决定以后迂回着关心他。

我和他都喜欢写作,是给校刊和校广播站投稿的那种,不时也收到几块钱稿费——那个时候一等助学金才每月十七块——黄眼镜就拿的那种,生活马马虎虎过得去,但再无零用。所以每次收到稿费,我们都会跑到学校大门外的小卖部,买袋花生米和一瓶葡萄酒,那可不是现在大家说的葡萄酒,而是地地道道的真家伙,无论内容还是价格都大相径庭。有一次,他一首长诗在校广播站播出,得意洋洋邀我一起欣赏。校广播站一般都在下午五点半后上班。我们两个傻瓜样坐在安有大喇叭的水泥电杆下,对面是巨大的绿色的足球场,上面奔跑着一群狼样的男生,再对面是一轮更大的夕阳。夕阳像个巨大的血色足球,高高悬在鱼鳞样的晚霞之上,与球场上那个白色足球交相辉映。而巧合的是,黄眼镜的诗就叫《足球之歌》。要知道,当时踢足球还真是高大上的活动,而踢足球的人微乎其微,个个堪称人中之龙鸟中之凤。在大学校园里,能踢足球,就像能弹吉他,能说萨特,能讲存在主义一样,是能勾到漂亮女生的。我们班就有一个踢足球的,长得比猿好一点,但孔武有力,特别是猪鬃一般的头发上永远缠条红色布巾,如一头发情的牛在校园横冲直撞。他的脸上胸上背上腿上黏满了女生爱慕的眼睛。

黄眼镜的诗开始朗诵了。播音员看样子至少也是个足球爱好者,他朗诵得激情四射豪情万丈,仿佛有千万个足球在天上劲爆飞舞。黄眼镜痴痴望着夕阳,两行眼泪像两队运动员从城门威武而出。听完他说,我也要踢足球。

我说好啊,走,先喝酒去。

那天是我请他喝一块二一瓶的葡萄酒。也就是那天,我对他提了个建议,说,在食堂一餐三毛钱只有两个菜,一荤一素,如果我们两个合着吃,五毛钱可吃三个菜,两荤一素,既多吃一个菜,又划算,你觉得呢?他一听,酒红的脸兴高采烈了一下,说行啊,从此我们是亲兄弟了。然后我们满满地干一杯。

喝完酒去足球场。那里有一片一片的悬铃木,高耸的树冠,茂密的树叶,我们常常坐在下面躲风避雨,遮阳蔽日。我特别喜欢听树上的毛球在风吹过时发出的丁丁零零的声音,像小鸟的呢喃低语,又似情人的款款诉说。黄眼镜也是,他说他也喜欢听悬铃木的声音,还说他经常晚上一个人躺在树下,想象一个心仪的女孩俯在他耳边轻言细语。美得你臭诗人。每次我都这样讥笑他。

黄眼镜是个很认真的人,说踢足球他就真的踢了。不过,他有个致命弱点,就是视力差。之所以叫他黄眼镜,而没有叫别的戴眼镜的同学相同雅号,完全是因为他度数太高,常常在寝室里干些瞎子摸象的勾当。有次晚自习回,硬是摸到别人床上,差点被人踢下,酿成命案。入了球队,他在自己红背心上撕了块布条,紧紧缠住诗人般飘逸的长发,又从一个城里同学不要的皮鞋上扯根鞋带,把眼镜固定在脑门,这才杀进球场。

队长拿他很为难,因没有合适位置安排。前锋吧,他太斯文柔弱;中锋吧,他没点组织力;边锋吧,他视力不好,有时球快出边界,他还以为离边界远着呢;后卫吧,敌人前锋速度快冲击猛,他不仅眼花缭乱,而且毫无招架之功。队长想了半天,终于如释重负,说,黄眼镜,你想在哪里就在哪里,你能跑到哪里就算哪里,你接到球能进则进不用客气。

黄眼镜有个原则,跟着球跑没错,球就是旗帜,球就是方向。于是,他整场都在奔跑,不是他绊倒别人,就是别人绊倒他。对手们望他摇头,你哪是踢球啊,你是把我们当球。要不是有一次,他为了扑对方一个眼看就要入门的球,使出一个精彩鱼跃,不料那球力道太大,把他击得眼冒金星,两片眼镜当场牺牲,他还会继续踢下去。那次险些把他的眼睛报销。他坐起来后,发现天地一片混沌,张牙舞爪喊道,我的眼镜,我的眼镜。听到有人惊呼,黄眼镜,你的眼睛出血了,他用手一抹,是眼皮上的,又滚动几下眼球,感觉灵活如常,才苦笑道,娘的个尸,要不是我眼睛闭得快,真被你们废了。

从此,他遗憾地离开了恋恋不舍的球场。也从此,他爱上了足球评论。

一旦爱上,他就投入。不出两个月,校刊辟出一个“足球史话”专栏,作者就是黄眼镜。谁也想不到,他对足球的历史与知识是如此烂熟于胸,从第一届世界杯开始,有几支球队参赛,球员有哪些,哪些球队进多少球,又是哪些球员进的,这些球员穿多少号球衣,每一届冠军队是谁,进多少个球,每支球队队长是谁,当然少不了无数的花边新闻,比如马拉多纳的情人是谁,普拉蒂尼又和谁打架,贝肯鲍尔暑期去哪休假等等等等,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加上他活灵活现风生水起的描绘,很快这个专栏深入人心,校刊一时洛阳纸贵。

虽然那段时间黄眼镜从腐朽化为了神奇,由卑鄙变成了高贵,但与我共碗吃菜以及仍穿着那条须髯飘飘的卡叽布裤,依然如昨。那个时候再看他的这些行为,同学们觉得有古朴之风,可爱可敬,甚至有女生私下评价,黄眼镜是个极富精神品味的内涵男人。

我问过他,谈爱了?

他说没有,但求爱信不少。

为什么不谈一个?

没钱。

人家女生有钱啊。

那怎么行?用女生的钱我是不会干的。

你有稿费了,你的稿费已大大超过你的助学金了。

对,可我得寄点回去给伯父,他过得比我苦。

我再没做声。

男儿有本事,何愁无芳草。何况我是个大学生,吃国家粮了。他自信地向我眨了眨眼睛。

是啊,那个时候我们从不考虑就业,不考虑找对象,那都是国家的事,别人的事。我们只考虑读书,只考虑憧憬。那个时候,生活在我们眼里,一切都是那么亮堂,甚至每天能闻到阳光玉米一般的香味。

那是秋天。我至今记得很清楚。习习凉风在校园里温柔游荡。秋日黄昏的阳光像晃动的黄丝巾,拂在脸上,有一种滑凉湿涩的味道,又似一群浩荡的小蛇,轻轻擦过我们的手臂,哧溜哧溜,争先恐后,钻进脚边灰色的草丛。我和黄眼镜坐在校园那个风口边,也就是那座又古老又著名的学校大门边畅谈着远大理想。

很快要毕业了,明媚的人生像一幅即将展开的画。

然而,理想性感,现实骨感。

黄眼镜因为丰富的足球知识和杰出的体评才华,半年前即被《体坛旬报》看中。报社除转载他的专栏文章,还聘请他周日做业余编辑,并允诺他毕业去该社工作,编辑记者任他选。

那一段,他连睡觉都在唱歌,走路则更加挺胸阔步气宇轩昂。同学们都羡慕他,记者乃无冕之王,那个光环照在谁头上谁都会感到光荣伟大。他有才,他家贫,这两点曾让系里管分配的吴书记心生爱悯,早就想把他安排个好单位,比如省委省政府,比如银行外贸等等。有了这个消息,吴书记替他高兴,毕竟,《体坛旬报》全国有名,发行量有如黄河之水,奔腾不息。哪个邮局,哪个报刊亭不卖这份报纸,那定会无人问津,甚至自取灭亡。

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就是说,计划内的好单位都被同学们瓜分之后,报社突然一个电话,说社长因贪腐被抓,社内整顿,编制冻结,暂不进人,差点把黄眼镜急成脑膜炎。

那天晚上,他从传达室接完电话回,把我从床上喊起,在走廊的當头说了这个事。黑暗中我能看到黄眼镜通红的眼。我摸一下他额头,是烫的,发着火烧。我问没事吧。他说怎么没事,奋斗这么久还不是想找个好工作?声音像受了寒,打着颤。我说那怎么办,总不能回家等报社消息吧?他说走,去找吴书记。我说这么晚了。他说再晚得去,这可关系到我的生死存亡。

我陪他去了。吴书记住教师宿舍五栋三单元四楼。他敲门。吴书记一会儿开了门,看得出是刚从床上下来的,衣领卷着,一束头发像个冲天炮立着。见是我们,她慈祥地笑一下,你们啊,有事吗?黄眼镜在那个逼仄的客厅里几乎要哭了。把事情说完后,吴书记轻轻叹息一声,说可惜了小黄,现在只剩下芜江氮肥厂了,不过也行,是家国有大企业,正师级架子,它们党委办要人。

黄眼镜同意了。我知道,他必须得工作赚钱。

夏天是个分手的季节。宿舍里的同学都在整理行李准备各奔前程。黄眼镜只有一个陈旧的木箱,几件衣服,半箱书。晚上我们各抱一瓶葡萄酒到后山去喝。月亮爬到山顶那棵树尖上,冷冷的清辉如一层薄纱在我们头上缭绕。我们坐在树下,到处是点燃的蜡烛,星星点点,闪闪烁烁,有恋人在惜别,有朋友在告别,还有忧伤的吉他声,还有深情款款朗诵普希金和徐志摩的,弥漫着无尽的愁绪。

我们两个盘腿而坐,你看我,我看你,时而望望月亮,时而瞟瞟蜷缩在地上的银白色影子。我们许久无言,都流着泪。我是因为别离,他是因为惆怅。泪水和着酒水,一口又一口。酒喝完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都是红的,红得依依不舍,红得像过去了的火红岁月。

他低着头,你好,你要当官了。当了官,勿相忘。

我说,你肯定会好的,凭能力,几年后我们一定会在省城会师。

他抬头,吹掉两颗冰清玉洁的大泪珠笑一下,我会努力。

树林间有风穿过,把清冷的月辉吹得心旌摇荡。

分手那天,我还拉着黄眼镜到足球场,请路边照相亭一个师傅为我们拍了张以悬铃木为背景的照片。

同学毕业一别,犹如劳燕分飞,杳无音讯。那个时候又没手机,更没互联网,联系主要靠书信。要感谢那个有书信的年代,鸿雁频传,心灵澄澈。等信是一种难以言状的幸福。我和黄眼镜是通信最多的,每次接到他的信,看到那枚一成不变的邮票和一眼就熟的字迹,就像见到久违的亲人。我在信里得知,他在厂党办当秘书,每天写材料,工资还过得去,比我在政府机关要高。但那个厂位置比较偏僻,在一条江边,在一座山下。那个地方也没亲友,也没同学,下班和周日除了在江边走走,就是在宿舍看书。我感觉到他仍像在学校一样,如饥似渴地读书,字写得好,文笔更是璀璨。

写着写着就开始少了,我也一样,可能是都到了恋爱的季节,寻找另一半的生理冲动代替了同学间的理性友谊。

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在他身上印证了这句发光的谚语。

几年后的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伏案写领导讲话,正在冥思苦想嗷嗷求索之际,一个电话打进来,把我吓一跳,好比一个恶作剧的同事,突然在背后拍你一下,我的灵魂忽地飙了出去。是黄眼镜打来的。听声音很兴奋,只是成熟了些。

我到省计委来了。他说。

我以为是出差,便问,在哪个招待所?我来看你。

不是,我正式调来工作了。

啊,你调过来了,你真的来会师了?快说,你小子在哪?晚上我们喝酒。

下班后,我骑着永久28单车直奔省计委。

那是间仓库,准确说是一间装办公用品的仓库,我们单位也有,什么笔啊纸啊信笺啊刊头啊笔记本啊,乱七八糟的东西整齐地码在一面墙下,谁需要谁来领,签个字就行。天花板上横着一杆日光灯,忽明忽暗,似乎电压不稳,还能听到细细的嗡嗡声,仿佛电流在艰难奔走。空着的一个墙角放着一张简易单人床,四条木腿六块铺板的那种。黄眼镜的行李仍摆在铺板上没安置好。整个仓库显得空旷而单调。

他的飘飘长发变成了板寸,眼镜片仍那么厚,看你的眼神永远是朦朦胧胧的。我们就坐在木板上讲话。

长发理了?

进党办头天就理了。党办主任说,长发不严肃。

也不写诗了?

不写了,讨了老婆过日子要紧。如今来省城,紧要的是爬个官位,混个身份,弄套房子。但有了房子就要钱买家具和电器。这几样东西比诗重要。

那你老婆来了怎么办?

没关系的,反正她没工作,跟着我。下步先生个孩子,她在家带着。人家请保姆也得花钱哩。

为何不找个有工作的呢?负担轻些。

唉,一言难尽。反正吧,她在我们厂里招待所做事,农村的,白净,清纯,也漂亮,一时冲动把她勾了。你也知道,我从小无父母,特别想有个家。她心地好,对我也好,就行了,没想那么多。

诗人气质,诗人气质!行,下次把小芳带给我看看。

你怎么晓得她叫小芳?

我们都笑了。

我说,井冈山红军胜利会师,走,我请你喝酒去。

他说,不出去了,我带了米酒,还带了囟菜和花生米,都是小芳准备的。她经常听我念你,知道我们会一起喝酒。她说省钱。

我心一暖。行,在這里喝。

我在办公用品那边拿过几张白纸铺在床板上。黄眼镜小心地从行李箱中取出个塑料袋。塑料袋里又套着几个小塑料袋,分别装着鸡翅、鸭脖、豆笋和油炸花生米。每个袋子都是油油的红红的,散发出性感的诱惑。

酒装在塑料壶里,约摸两公斤左右,没有杯子,只有他带的漱口用的绿色搪瓷缸。我们你一口我一口干起来。

我们那天喝得纸醉金迷死去活来。他那天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终于上来了,我终于上来了。

那是秋天。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外面竹影扶疏,微风漫拂。想起黄眼镜终于爬上来了,我们又混到了一起,我也有种莫名的愉悦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灼得我辗转反侧,好久才睡着。

黄眼镜以前诗写得很好,在《星星》《诗刊》上都发过,毕业后公文也写得很好,让书记常常误以为自己突然变得才华横溢学富五车。后来全厂的中层干部才慢慢晓得,书记的讲话都是那个戴眼镜的新来大学生写的。也是黄眼镜走运,或者说是天道酬勤,上年九月份,省计委把芜江氮肥厂作为全省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单位,派一个处长两个科长前往蹲点指导。黄眼镜不仅当服务员,鞍前马后管好他们所有的生活,绝对做到了陪吃陪喝陪玩,而且各种文字材料一肩挑,特别是五个月后试点结束那个经验总结,真叫妙笔生花,让人赏心悦目,要高度有高度,要深度有深度,要文采有文采,把省计委那几个笔杆子震撼得目瞪口呆五体投地。

处长严肃而深沉地评价,小黄啊,看你的材料再长也不累,作为公文实属难得!你愿意来省计委工作吗?

这句话犹如铁皮屋突然打开一个窟窿,又像是黑夜突现一道闪电,让黄眼镜看到天边游来的一线光明,一丝希望。他强忍住内心的激动,甚至还强忍着就要奔涌而出的眼泪,装玩笑似的问,处长,莫耍我们这些百姓好不?您那个大院我哪能进啊?

处长立即现出庭院深深的表情,认真答道,我回去向主任汇报,应有几分把握,你等我消息。

黄眼镜到了省计委,到了省城,到了离我一枪之距的地方,我们却很少见面,更很少喝酒。他很忙,很多调研,很多材料,很多讲话,都归到了他名下。我打过好多次电话,他要么在出差,要么在加班,想约他出来坐坐,并不比约克林顿容易。

日子过得比导弹还快。许多的人,许多的事,许多人的许多事,像云走鸟行,驰而不息,似雨飞叶落,随风而逝。我在随风而逝的岁月里,终于爬上了副处长宝座。一次同学聚会,听说黄眼镜也当副处长了,而且那个位置很有实权,求他审批的各路人马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多次同学聚会叫他,都说没空。同学们一个个羡慕得脸红耳赤。副处长是有手机配的,有个同学说有他号码,我当即动作夸张地掏出刚配的手机打他。几个同学惊叹道,你也提拔了?我扬扬头,一副君临天下的样子。

他接了,听到是我,很骄傲地问,你怎么晓得我的号码?我听到里面闹哄哄像个菜市场,知道肯定在酒桌上,便说你要不得,同学聚会一次不来。他笑着说,得罪得罪,我不知道你也有手机了,好好,我正跟人事厅的领导吃饭,下次再和你联系。

同学们把他口诛笔伐一通,又投入到战斗中去。我感觉到了他的权重。这家伙口口声声要别人勿相忘,自己倒把我们先抛向了九霄云外,下次得好好修理他。

还没计划好修理他的日子,他打电话过来了,嘿嘿干笑几声,你当处领导了不告诉我,兄弟情何以堪?

他妈的他居然收拾起我了。我没客气,直截了当,请客吧。

知罪知罪,我就是告诉你,今晚我请,叫几个同学聚聚。

黄眼镜出手果然不凡。他在市里最高档的豪廷大酒店请我们六个同学。豪廷在我们心中只是个豪华的传说,常常路过但没进过,更不用说深入虎穴花天酒地了。我把单车远远锁在一个角落,就像把一个穷亲戚先打发到路边店吃个盒饭,然后才勉强挺起腰杆昂然进门。

找到包厢,小姐推门引进。黄眼镜正和一位小姐在嘀嘀咕咕点菜。他朝我挤下眼,打个手势,叫我先坐。

我是第一个到的客人。

我说,不错,表现良好,口头表扬一次。

他笑笑,还不表现一下会被你们吃掉。

我发现他胖了些,肚子有了坡度,脸上容光焕发,衣着也光鲜了许多,除了那副眼镜没变,他浑身上下都在日新月异,一看就知道日子过得阳光灿烂。作为亲同学,特别是想到以前的家境,我当然为他高兴。

同学陆陆续续鱼贯而入。那餐饭吃得比以往任何一次聚会都豪情满怀淋漓酣畅,四瓶茅台灰飞烟灭后,男女同学一扫斯文,开始你骂我,我骂你,你爱我,我爱你,勾肩搭背,打情骂俏,一派欢乐无比的景象。

完后同学们踉跄着各自出门。刚走出酒店,黑夜像只猛禽迅速扑下来,大地瞬间陷入一片乌暗。但几乎与此同时,路灯一起吆喝着打开,乌暗且战且退,逐渐消散。大家或骑车,或搭车,纷纷在五颜六色的灯光注视下倦鸟归巢。黄眼镜拉一下我的衣袖,示意我慢走。我以为他居心叵测还想留我继续痛打,便骂道,今天不行了,下次再搞死你。他仍拉我不放,那隐藏在镜片后锲而不舍的眼神意味深长。

我只好停下来,等同学全走光,才小心翼翼问他,你不是没带钱吧?他挥挥手,这你不用操心,有人买单。说着,他又招一下手,一辆尼桑吉普开过来。我以为是在看港台警匪片,只有那里面的黑老大才有如此做派。那时的车子真不多,谁有台摩托,都算是个人物了。他打开后门,拿出一个纸袋,轻轻说,两条玉溪,两条中华,拿去抽。

我假客气一下,你这是干吗?他说,我烟抽不完,你帮个忙行吧?不陪了,多联系。说完他上车,迅疾消失在我迷迷糊糊的视线里。

我有些晕,不敢骑车,提着烟不知在风中飘扬了多久。后来是怎么回家的,我一概不记得了。

那一别,约摸又过了三年或者四年。黄眼镜再次人间蒸发,渺无消息,像孔乙己一样,在同学圈中只是偶尔被人提起,他的名字一经讲出,马上就被风吹得无影无踪。

有一天,我正休假,那时候还不兴旅游,也没活余的钱,想到外面世界去看看,全靠单位领导的阳光雨露,安排你差使。我正在家看无聊的足球蹉跎岁月,接到黄眼镜电话。

是晚饭前。他问我在哪忙碌,我说在家赋闲。他说从没听说过待在家里会发财的,出来,一起喝个酒。

那段我确实过得无所事事精神空虚,听他一说,仿佛闻到了酒香,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嗎?

他说对人莫刻薄好不?快动身喽,豪廷,我在门口接你。

就我们两个,看他脸色凝重,一副有重大事项要通报的样子。我说你不是有事求我吧,我可没卵权。

他说正经点好不好?真有事找你商量,谁要我们两个背时鬼是兄弟。

在一个小包厢坐下,点菜,等小姐走,他才告诉我,他的主任推荐他下去当县长,给他两天时间考虑。如同意,就去组织部做工作。他有些犹豫,问我怎么样?

我说你家里人态度呢?

他说家里拢共只伯父和小芳两个成年人,他们能拿出什么意见?

我惊问,你伯父和你一起住?

他点头,是啊,伯父七十岁了,一个女儿出嫁,一个儿子马马虎虎盘得自己活,我就干脆把他接过来了。反正家里有小芳,她也多个人热闹。

我说小芳没工作,你儿子又在上学,负担太重了。

他说经济上倒没什么问题,大财发不了,我也不会去发,但小财还是有的。

我说,那你没问问他们?

他说问了,他们要我自己拿主意,这等于没说。

我说我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你离得开他们吗?第二,他们离得开你吗?

我这一问,他立时眉头紧锁,像考试碰上了真正难题。

一会儿,他说,我暂时可以离开他们。伯父身体还健朗,小孩读书学校离家近。他们当然不愿我离开,但如果考虑到我的事业和前途,我想他们也会愿意。

那就行了,去吧,你还不是想多个同盟军?

他顿时眉开眼笑,像个弥勒佛,那确实。

这时有人敲门。我以为是服务员,正要喊请进,黄眼镜鬼笑一下,神神秘秘起身去开门,进来的是个高挑清秀的女人,三十来岁,长发披肩,眼神纯亮,手里提瓶茅台酒。

我正疑惑,以为是个销酒女郎,他说这就是我老婆小芳,又对小芳说这是我经常跟你讲的老同学。她朝我笑笑,露出雪白晶莹的牙齿。我忙站起,说,嫂子请坐,一起吃。

黄眼镜说家里还有老人小孩要吃饭,便对她说,你走吧。小芳很温顺,朝我弯下腰说,下次来家里耍,就转身走了。

那是秋天。我至今记得很清楚。那也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小芳。她确实如秋水般清纯明亮,确实有种难以形容,大街上难以见到的脱俗的美。按我的审美标准,要说有什么遗憾,是她的眉毛黑了点,不是那种弯弯的淡眉。但它黑得并不过分,与她黑亮澄明的眼睛正相匹配。这是她留给我入木三分的印象。这眼镜鬼前世不知积了什么德,找到这么韵味的女人。我在心里嫉恶如仇地骂道。

黄眼镜当县长后,见面自然少了。不过,我在省委省政府的内刊上不时能看到他的署名文章,是不是他写的,当然不清楚。照一个县长的忙碌程度,应该没这么多时间思考与写作,但文章反映出的从政理念倒与他吻合,洋溢着改天换地的迷人色彩。

一年后有次出差,我去了他那个县。我到政府办公楼找他,发现走廊里排着长队,像当年抢购紧俏商品似的,便问,这是干什么?有人告诉我是找黄县长签字。我哦一声,挤到前面,进到他办公室喊他。他见是我,把笔一放,忙站起来对后面人说,你们先等等,就关了门,问,是钦差吗?我说搞个调研,顺便看看老同学。

他故作痛苦其实满脸骄傲地说,你看你看,我每天搞手脚不赢。

我笑说,你这是自找的,你太揽权,为什么不分点权给别人呢?

他摇摇头,你不晓得嘞,他们要么不愿担责,要么不敢担责。

我没再作声,闻见外面人声嚷嚷,说好吧,看你搞手脚不赢,我先走。

他说,也要得,也要得,这样,晚上到我那里吃饭,我住武装部,别的人包括我秘书都不叫了,就我们两个,好好喝一杯。

我发现,他额头上多了几道坚硬的皱纹,厚厚镜片后的那双眼睛显得有些混浊,没以前的光亮了。

吃饭就在武装部食堂,三菜一汤,比较简单。他说没有重要应酬一般不出去吃饭。饭后我去了他住所,一套两室一厅房。说是原封不动接上届县长的,没做新的装修。他说你知道,我对生活没过高要求,有张桌子吃饭,有个床铺睡觉就行。

他打开一个柜子,里面装满了名牌香烟,说随便拿吧,只要你装得了。

我说都别人送的?

他说当然,我肯定买不起。

这里人生地不熟的,注意点好。我一边说一边毫不客气拿了几条放进包里。

他长叹一声,这个道理我清楚,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不过,老同学放心,小意思我收,大意思我决不收。这个底线我把得住。我一个农民后代混到今天地步,终于有个领导身份,大小也是个县太爷,我不珍惜我傻。我只要我的家人能体面生活就心满意足了。你可能不晓得,在基层,你决不能高高在上,不近人间烟火。那些局长和乡镇长均非等闲之辈,他们要架空你,你的政令就出不了县政府。所以那些人家里谁结婚谁去世,只要我知道,我都会送份子钱。一个县长的面子是很大的,他们就把我当兄弟。

我说你不卖乌纱帽,不在项目中搞钱,应该不会出大问题。

他严肃地说,这个我不会。说句老实话,老同学你不是外人,我每年光收点过年过节份子钱,已经足够了。钱能载舟,亦能覆舟。

又过了些时日,那天不记得是星期几了,黄眼镜打电话给我,问我有空不,一起吃个饭。他说在省里开会,第二天要赶回县里。我说好,当即从单位往他那里赶。我们约在他住的省计委宿舍区旁边一个土菜馆见面。

我去的时候,看到有个清秀的男孩坐在黄眼镜旁,正低头吃饭。黄眼镜说不好意思,这是我儿子,他要去补课先吃了。我说没事,应该,我们的第二代领导人都这么大了,欣慰欣慰。黄眼镜又说,很自豪的语调,老同学,你看犬子长相帅气,比我强吧?个子快与我齐肩,肯定会比我高吧?是个优良品种吧?我想煞煞他的骄气,便风轻云淡地说,还不是小芳改变了你家的劣质基因结构。他嘿嘿直笑,那是那是。他儿子很羞赧,不抬头,偶尔把大眼睛白我一下,赶紧又埋头吃。一会儿,他起身,用手背抹下油嘴,将个鼓鼓囊囊的书包往背上一掀,说,爸,我走了。黄眼镜说,跟叔叔说再见。孩子马上说叔叔再见,眼睛像扑棱的白鹭飞快瞟我一眼。这孩子真可爱,可爱得如我第一次见小芳,心里对黄眼镜妒火丛生。

孩子走后,我问小芳他们呢?

他说伯父在家。小芳早回了娘家,有大半年了。

我不解,问,你和小芳出问题了?你是不是当了陈世美?

他鬼鬼地笑道没有。然后他放低声音,一脸的地下斗争样,说你是我兄弟,跟你说没关系,小芳要生第二胎了,大概就是这几天。我要她提前回农村老家了。

我惊得差点灵魂出窍,生二胎?这可是双开的啊,你不要前途了?

他说,我从前在省里工作想都不敢想,后来去县里才知道,县乡镇包括县直机关,大凡有点权力的都生二胎。说容易真容易,县里计生部门开具个证明,说你第一个孩子有什么什么病,这样你就取得生二胎的政策许可,就万事大吉了。你知道,我家什么都不缺,就缺个人丁兴旺,能生不生,那是对列祖列宗不起。

我一听放了心,政策允许,当然可以,只是基层真乱,越到上面越吃亏。

所以,他说,我到下面搞几年划算,再怎么样比别人多个孩子。

那这一年你伯父受苦了,要照顾你儿子。

是啊,接接送送,搞饭吃,全靠伯父。我每次回省城,哪都不去,就陪他老人家。我跟堂兄堂姐说了,伯父全交我了,就当是我亲爹,不用他们管,养老送终我负责。

应该应该。我说。

你想生二胎吗?我可以在县里帮你搞个指标。

我忙又摇头又摇手,不不,我不想。

不过,你先还得帮我保密,我终究要回省里工作,此事说出去,再怎么样都不合适。以后小芳回来,就说是她妹妹的,托我们带带。

放心,我就当听了回天方夜谭。

那是秋天。我至今记得很清楚。风愈来愈凉,愈来愈紧。我在离开饭店的路上,时不时打个激灵。

那次见面后没几天,我就听到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消息是拐弯抹角才传到我耳里的:小芳因难产死亡!但女儿幸运存活。

我赶紧打电话给黄眼镜。他一接电话就泣不成声,断断续续一直在自责:“都怪我,虽然有政策批复可以生,但仍害怕别人知道,所以就放在她家乡下生。结果……结果……如果接到我县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呜呜……嗚呜……”

我真不好安慰,更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劝道,人已经去了不能再回来,多想想生者吧。你准备怎么安排?你女儿怎么办?你儿子怎么办?你伯父怎么办?

我想快点回。他说。

你现在这个位置说回就能回吗?我问。

他说是啊,我想找小芳的妹妹谈谈,要她来应个急,帮我度过这个难关。她刚结婚,没小孩。两口子在广东打工,是我把她叫回来照顾她姐姐的。我付她工资。

我说这样最好,你先把工作搞好,回来的事再慢慢弄。

他无限忧伤地叹口气,也只能这样了。

一年也可能是一年半后,我听同学说黄眼镜和小芳的妹妹也就是他的姨妹子小兰结婚了。小兰带着他的女儿去了他县里。还听说他把小兰安排在县财政局。有同学传得更神,说小兰长得和小芳一样清纯漂亮,但比小芳要活泼灵泛些。

看样子黄眼镜心神已定,创伤已经过去。我在省委省政府内参上又不时看到他的文章。从他的文章里可以看出,他在招商引资拉项目上确实有不少新点子新成效。

事实也是如此。我在一次省委经济工作会上见到他,果然意气风发,一副挥斥方遒的样子。他告诉我,他正在引进一个火力发电项目,拟投资三百个亿,全县工农业和生活用电一次性解决。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睛直视远方,闪着一劳永逸的光芒,根本不像个高度近视患者。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接着说,把这个项目搞定,一旦发电,我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我可以向全县人民有个交代了。

那你可以回来了吗?我问。

他说,那是组织的事。如果要我再干届书记,我愿意继续留在这里。

他最后说了句耳熟能详的话,我已经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

我不为所动,继续问,那你伯父和儿子呢?

我请了保姆。儿子读初中了,成绩不错,不用我太多操心。他稳如泰山地答复我。

忽然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说黄眼镜那个县有数万群众上街游行并到县政府上访,口号是“还我青山绿水,坚决反对兴建火力发电厂”。上面还有图片,是黄眼镜与群众代表对话。黄眼镜在苦口婆心阐述发电厂的好处。但群众就是不答应。我知道省里的意图。省发改委认为方案已出,征地已毕,资金也已到位,此事必须搞成。所以,我很理解黄眼镜,此时的他肯定左右为难腹背受气。

接着就听到许多传言,说有人举报黄眼镜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暗箱操作,多生多育;说黄眼镜老婆在财政局一天也没上班,吃空饷;还说黄眼镜过年过节收受红包礼金,数额巨大等等。我的心随之揪得铁紧,开始紧锣密鼓为他的前程与命运担忧。这一鬼门关,他能闯过去吗?

就在这一事件一个月,或许是两个月后,我接连收到他的短信:

“老同学,我真的好累,真想彻底休息。”

“老同学,在大学多好,虽然穷点却开心快活。可惜一切已随风而逝,不可重来。”

看这些短信,我感觉非常不好,有股阴森森的味道。我甚至听到了死亡的脚步声。

我赶紧劝慰他,说在基层干县长谁都不容易,谁都不轻松,哪没有个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方才取得真经。这是命运给你设置的考验。天将降大任于君也。

他沉默不语,只发了个苦笑和流泪的图像给我。

又忽然一天,是凌晨,老睡不着,翻来覆去总觉得会有什么事发生。我干脆坐起来,打开灯,看手机上的信息。新浪网一个标题像几颗子弹向我射来:××县县长突然失踪!

黄眼镜失踪了?我放下手机,坐直身子,眼睛死死盯住头上的天花板。那里不知何时趴着只壁虎,黑色,像条微型恐龙,两个鼓鼓的眼球似乎在转动。我担心它会掉下来,身子往旁挪了挪,继续查找黄眼镜的消息。这家伙不会干蠢事吧,比如往楼上一爬,再纵身一跃,再被人安一个抑郁症美名。要么,秘密出国了?只是,这有什么意义?老老小小的都在国内,就算你带座金山银山,价值何在?真正有品味有素质的贪官都是先把家属子女送出去,车子房子一并安顿好,然后等自己退休,再从容不迫,深情向国门鞠躬告别,留一个亮丽温情的背影。或者,他是感觉出了危险,携款潜逃?但老同学啊,当今这社会,信息如我们小时候的泥巴路四通八达,真个叫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况且,你能带多少钱跑路啊?你敢到银行取款吗?你敢去宾馆招待所开房吗?你敢去坐飞机火车吗?一句话,那还叫他妈的生活吗?

那是秋天。我至今记得很清楚。秋月特别圆,特别冷,特别大。我再也睡不着,披上夹克,出门下楼,走进水银一般的夜色。此时整个世界都很宁静。而我无法宁静,便向近在咫尺波光粼粼的江边走去。河水发出金属般的光亮,且伴有血流的声音,像一曲低回的带泣声的音乐。我能听见。

至少是四年或五年以后,一天我下班到单位附近菜市场买些肉和青菜,放在单车前篮子里,这是我隔三差五的任务。刚到家门口,钥匙正插进锁孔,屁股后的手机丁零丁零响。我没急着接,开门进去,把装菜的塑料袋放到地上,铃声还在锲而不舍。我站直腰,从后面掏出手机,摁接听键。

喂,哪位?

老同学,还记得我吗?

我吓得愣住了。我不相信这个声音还会在我的电话里出现。

你是,你是黄眼镜?都说他失踪了,但这么多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对啊,我是我是,到底是老同学,是兄弟。

你在哪?

我在你住的小区门口。

好我就来。

收了线,我站在换鞋子的地方定了定神。黄眼镜,你还没死?那是逃了?逃到我这里来了?怎么办?但无论如何,他是你老同学,而且并未见通缉令,不见行吗?

我赶紧下去,走到门口,只看到一个和黄眼镜戴同样眼镜的男人站在那里朝我笑。但那不是黄眼镜,比黄眼镜长得年轻些。我又朝四周望,望了二三个来回,仍没看到他。可那个眼镜男依然坚忍不拔地朝我笑,且笑得有些幸灾乐祸,一脸恶作剧的样子。

见我想打退堂鼓,那人才走近我,说,老同学,不认识我了?

那声音确确实实是黄眼镜的,仿佛不是从那人口中吐出,而是從地狱里飘过来的。我又吓一跳,盯住他问,你是黄眼镜?

是啊,老同学。他竟然热情地抓住我的手。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忙抽回手,继续盯着他。黄眼镜的鼻梁没这样挺,嘴唇没这样薄,耳垂没这样长,一句话,我的老同学没这样年轻帅气。不过,那双眼睛我倒还有些依稀之熟。正因为熟悉,我更觉可怕。小时候就听老人说过,活人有被死人的灵魂附体的。难道真黄眼镜死了托这个假黄眼镜来向我报信?

我全身开始浸了冰样,刚刚还觉温润的风,顿时像从墓穴里吹出来的,寒冷且阴气逼人。我不敢再和他说话,我甚至不敢再对视那双眼睛。他的眼睛好比两朵鬼火。

你不信?走,我请你喝酒去,慢慢跟你说。他的热情倒依然如故。

我的脚像被钉子钉在地上。我说,对不起,不管你是真的还是假的黄眼镜,我今天有事去不了。既然你回来了,有的是时间,改天吧。

我察觉他的眼睛里那两绺火苗倏地熄灭。他低了头。那是秋天,我至今记得很清楚。他风衣下的两个衣角在秋风中瑟瑟发抖,似两匹受了委屈的忸怩的小幼鼠。

我没有犹豫。我感觉像在做梦,太荒诞了,太不可思议了,大白天活见鬼了!我得赶紧离开,离开那个有点阴森的自称我老同学的黄眼镜。

回到家,我把全身湿透的衬衣脱下,换上一件干爽的内衣。我打开阳台窗户,远远看到那个黄眼镜拦了辆的士。我又奇怪,如果真是鬼,他需要坐的士吗?我觉得自己坠入了一个云雾缭绕的谜团。

那一段,那个黄眼镜频繁打我电话,打得我五恼七伤,不思茶饭。我要么不接,要么就拒绝见他。后来他发信息给我:“老同学,你这样做令我伤心不已。你难道不念旧情见死不救?”

我不理他。有一天他竟站在我单位门口等我下班。

这有点过分了。我很生气,说,你别再缠我了好不好?你到底是人是鬼?

他笑,其实那不是笑,而是肉在脸上拉拉扯扯。老同学,我是人不是鬼,你一天不听我解释,我就一天像鬼魂一样缠你。告诉你,我没有别的人可以诉说,只有你。谁要你是我至好的同学?

他越这样说,我越觉得他像个鬼。我威胁说,你如果再这样我就报警。

报警?他居然哈哈大笑,笑得更加夸张,也就是说脸上的肉拉扯得更加惊心动魄。好啊,你去报警,我正要警察帮我验明正身,恢复我就是我。告诉你老同学,我自己多次去报警了。他们不是宣布我失踪了么?但他们不信我的话。他们硬要我证明我是黄眼镜。我怎么说他们也不信,还差点被他们送去精神病院。老同学,和我坐坐吧,否则我真的死了算了。说着说着他竟不顾我身后川流不息的同事,兀自哭起来,鼻子抽得相当热烈。

难道他真是黄眼镜?或者他真有难言之隐?

我的心终于被他打动,毕竟那眼睛,那声音确实和我有过多年亲密的关联。我们去了翼龙咖啡厅。那里有套餐,且吃且饮,形式轻松自由。

他把一大杯啤酒咕咚咕咚喝下去,说老同学,你不晓得,那段我给你发信息的日子非常难过,压力非常大,大到你在省直机关无法想象。我吃不好,睡不好,也无心投入工作。我想过辞职,但那不会更陷入舆论漩涡?我开始害怕,因为别人举报的事大部分是真实的。于是,我做了些准备。我有三个身份证。一个是平时公开的,另两个是朋友帮忙办的。一个县长,这些都不是问题。我把大部分钱转移到两个假名身份证名下。时机一旦成熟,我就隐姓埋名开始潜逃。

他说我没跟家里人透露一点,怕他们担惊受怕。我只跟老婆小兰交代,说去外地学习一段时间,要她带女儿回省城。那是秋天,他说他记得很清楚。我说我也记得,那天网络公布他的消息时,凉意幽幽,我睡在床上望天花板,上面趴着一只秋意萧瑟的壁虎。

他说我给了小兰一张银行卡,告诉她密码。这笔钱足以让他们过上十年宽裕日子。我并没有想过出国,也没做任何预谋。真的,我之前压根没想过会落到这步田地。

“这次潜逃真是个噩梦……”黄眼镜正式开始向我讲述他的故事。

我不断乘车,不断换车,径直往沿海跑。那里流动人口多,对于任何陌生人,大家都熟视无睹。不久,我就到了一个小镇。那个小镇很漂亮,蓝天白云,绿树青草,百姓悠闲,真是个好居处。我租了套小房。头些天,天未亮我就走半小时路去海边看日出,除了填肚子,大白天和天黑后我就在房子里看警匪片、抗战片或谍战片。虽然孤独恐惧,像匹离群的幼狼内心惶惶,但总体还有些新鲜感,日子也过得飞快。

一天黄昏,我在一家小巧玲珑的甜食店吃东西,要了一杯柠檬茶和几片面包。这时进来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肥肥胖胖,面部溜光,头发却根根短而粗硬,给人一个有钱有力桀骜不驯的印象。女的婀娜消瘦,眉目水灵。他们都穿得很精致。男人瞥我一眼就去点吃品,女人落座后才把目光朝向我。我那时对任何人都警觉,谁多盯我一眼,我都会心跳如簧,汗毛直蹦。那女人看到我后,眼神突然收缩成一束钉子样的光亮,然后马上又热烈地放大,变成一片璀璨温暖的光芒。那片光芒仿佛见到了亲人一般,竟发出和煦柔热的微笑。

就像被吸星大法迷住一样,我的目光被她紧紧黏住,怎么用勁也移不开,直到那男的端上东西,用宽厚的背部铜墙铁壁样强行隔开,我才收回自己受惊的目光。

过了一会儿,那男人也开始频频回头,眼神先是疑虑,继是惊喜,最后竟是友爱了。我以为是一对便衣,来天涯海角对我展开追杀行动,但又觉不像,便甚感蹊跷。

不过我仍是觉得不妙,人生地不熟的,谨慎为好。我起身去结账,那边女人却放肆朝收银员招手,大大咧咧喊道,小姐,那位先生的我买了。又对我笑,说先生过来坐坐。

事到如此,我如果拔腿就跑就显得心中有鬼了,便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过去。

请坐。那男人挪挪肥厚的屁股。我坐在他旁边。

你们好。我打着招呼。

不好意思,那女的说,这样请你有些唐突。是这样的,你很像我们一个朋友,特别是站起来走路神态尤其像。

我笑道,哦,我确实长得普通,没有特色。

他们也笑。那女人把我认真端详,甚至旁若无人地自言自语,嗯,鼻梁矮了点,嘴唇厚了点,耳垂短了点,不然,就是阿龙了。

我大概晓得我有点像一个叫阿龙的人,可我不习惯像个动物供人评头品足。想当初我乃一县之长,几十万人的父母官,前呼后拥,十面风光。他们是什么玩意儿?我有点愠怒。我说对不起,我还有事,失陪了。他们说,行行,明天再来好吗?我们交个朋友。

我逃也似的回到住所,心才落地。再怎么样他们毕竟不是警察,对我尊容冒犯两句有何关系?我安慰起自己来。他们想和我交朋友?好啊,这么个小镇,举目无亲,假若老是独来独往,极有可能引人怀疑,也许交个朋友,通过他们再扩大点圈子,不无好处。多个朋友多条路,我当时就这么想。

第二天,我真的去了。那一男一女已订好座位,并为我点了饮料与点心。别的倒没什么异常,奇怪的只是有几个邻座也怪怪地瞅我,叽叽喳喳的低声议论像麻雀聚会,幽幽送入我耳朵。我没在意,心想那个阿龙可能是当地一个名人。

你不知道,我喝了那杯柠檬茶,只一会儿就什么也不晓得了。

等我醒来,那已经不知是多少天以后的事情了。我发现我躺在一张巨大的舒适的床上,被子是烫金被面,耀着富贵的颜色。天花板上是一盏硕大的水晶吊灯。家具全部是红木做的,显得厚重而富有。宽敞的落地窗洁净透明,可以看到远处碧绿的海洋和低翔的海鸥。

那个女人进来了,惊喜地问道,刘一龙,你醒了?

刘一龙?我侧头到处寻,没有其他人,难道是叫我?我怎么变成刘一龙了?

我问,刘一龙,你是叫我吗?

她点点头,是啊,是叫你,一龙,你醒了太好了,饿吗?

我继续问,你怎么叫我刘一龙?我不是。

她笑道,你现在是一龙了,你看看,你起来照照镜子,你就明白了。

我翻身起床,并没感到什么不适,手脚也没什么变化。我的眼镜,我说。她忙从床头柜上把眼镜递我。我戴上,走到衣柜镜子前,不觉倒抽一口凉气:那里面的人不是我!不是我黄眼镜!鼻梁高了,嘴唇薄了,耳垂长了,而且还拉了皮,看上去比我实际年龄小七八岁。

我倒退着坐到床上,眼睛直瞪着那个女人,问,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们对我干了什么?

那女人笑得秘而不宣,转身出去,一会儿领着那个男人进来了。男人也笑嘻嘻的,好像中了几百万彩头。他看看我,说,好,好,天衣无缝,可以把你妹妹喊过来了。那个女人说,是啊,阿龙你终于回来了,你们小夫妻可以团圆了。

我越听越玄,满脑子疑幻,好似梦里一般。我问,你们是什么人?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你们干了什么?我姓黄,我不是刘一龙。告诉你们,我这就去公安局报案。

那个女人一听,面向我扑通跪下,刚刚还喜气洋洋,一下变得泪眼婆娑。女人说,求你帮帮我们吧。刘一龙是我们的妹夫,是我们这一片最富的人家,家里有过亿的财产。我妹妹阿霞和阿龙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几年才结婚,但结婚没多久,不知什么原因,阿龙就失踪了。他失踪之前是家族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可到现在快四五年了,也不知是死是活。阿霞非常痛苦,也坚决不改嫁。我们这些娘家人看了比她更难受。所以当我们看到你以后,发现你的轮廓、味道与阿龙很像,修改幅度不是很大,便产生了一个想法,将你整成阿龙,然后对外称你转几年回来了。我们会跟阿霞说好,阿霞认可是最重要的。当然还要瞒过阿龙父母。你放心,过了这几关,今后这个家族都是你和我妹妹的了,你们再生几个孩子,我们都会过上好日子。

我说,对不起,我不想干,一方面我家里有老婆孩子,我必须负责;另一方面,我也做不到,我不是刘一龙,难免不穿帮,一旦穿帮,我就是诈骗犯,你们是共犯,我们都会坐牢。

这时那个男人开口了,他也收了笑颜,板着脸,说,黄县长,这个事情由不得你了,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我们拿了你的身份证,在网上查了你情况。你是某省某县的县长,你出了事,你现在是畏罪潜逃。你真敢去公安局报案吗?告诉你,我们如果举报,你同样坐牢。因此,你得感谢我们才对。我们帮你整容,花重金租最好的冰床,请韩国最好的美容师,请国内最好的外科医生和麻醉师,我们两口子一直陪着你照顾你。这些情况你并不清楚。我们是付了大价钱的。而且,改名易容还为你免了牢狱之灾。至于会不会穿帮,那得看你的合作态度。刘一龙的身份证我们已经托关系补办好。他的经历、学历、生活习惯、行为特征以及小时候的轶事掌故、亲朋好友圈子等等等等,这些天我们会跟你说。你只需听,只需记就成。明天我们会把阿霞接过来,只要她满意认可,事情就成了一半。有她的配合,凭你的素质肯定不会出任何问题。这个你放心好了。你小子有福,我家阿霞很漂亮很温柔的。你如果不珍惜,不好好当好刘一龙,小心你的狗命!要知道,你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知道你是谁!

确实,从那个时候起,我几乎每天都在问我自己,我是谁?是黄眼镜吗?不是,黄眼镜的外貌连同他的身份都已经化为乌有;是刘一龙吗?也不是,除了五官,其他的身体硬件与精神软件都是黄眼镜的,与刘一龙没半毛钱关系。那么,我到底是谁呢?

次日,那个叫阿霞的女人来了。

阿霞长得高瘦而富有灵气,尤其是那双水性的大眼睛,虽然暗含忧郁,但总体明朗清亮,长长的睫毛扑闪扑闪,像鸟儿的一双翅膀。我看了,不由得心生欢喜。那对男女也就是阿霞的姐姐姐夫,看来事先与她有所沟通,悄悄退出房去,只留下我们两人。

阿霞在大学上的中文系,与我一样,话题自然深入而流畅。我得感谢我在学生阶段的勤奋刻苦,一些古文我倒背如流,一些唐诗宋词我随意引用,加上我有较丰富的社会经验,对有些问题的看法,甚至对经济形势,对企业管理有独到观点。我观察阿霞的眼神渐渐由冷变热,到后来,那对乌黑的眸子只差没跳出来拥抱我。事实上,快吃饭的时候,她情不自禁抱了我,我也抱了她;甚至,在出门的那一刻,她把柔软滑溜的舌头伸进我嘴里。

在餐桌上,阿霞变了个人似的,有说有笑,脸上泛着红潮,如初恋少女被心爱的人偷吻了一般。那对男女也很高兴,上下张罗,把我当成亲姑爷侍候着。

那天晚上我们就睡在了一起。阿霞确实温柔妖娆,让我很有反应。她试探着抓我下体,而我那里早已坚硬如铁。她妩媚道,阿龙,没想到你还这样棒,冰了那么多天,我生怕他们把你冰坏了,那我们还怎么生孩子?我起初是有内疚感的,我想起小芳,想起小兰,想起我的小孩,但我知道,他们说得很对,如果我没有改头换面,说不定哪天就被纪委或公安抓了,那就只能过牢囚的日子了。我觉得与其那样,不如假戏真做,将计就计。何况阿霞不乏魅力,何况刘一龙有如此庞大的家业,以后仍然可以接济家里,再无后顾之忧。这样想时,我的激情开始澎湃……

此后半个月,我的任务就是接受他们培训。他们跟我讲好多好多故事,还拿好多好多照片指给我认,这是父母,这是大姨二姨三姨大舅小舅,这是堂兄堂弟,这是表哥表姐,这是刘一龙的同学和最好的朋友……反正今后有可能遇到的人,有可能谈到的事,都一一向我栩栩如生地介绍。我每天还得将功课温习咀嚼,不能出任何差错。

因为,他们已经为我的“复出”准备了一场盛筵。

我曾经问过阿霞,在她心情非常好的时候。我问,刘一龙为什么要跑?这么好的家庭,这么好的老婆,这么好的条件,他为什么舍得?

阿霞说,我知道你會问这个问题,我迟早也得告诉你,但不是现在。

我问那得什么时候?

她说等见面会后,看你的表现。假如你赢得了他和我的家人、朋友认可,并且确实没露一点破绽,我会告诉你的。因为那个时候,你我真是一家人了。

一个星期后,见面的盛筵正式拉开序幕。当然,之前我见了刘一龙父母,或者说我如今的父母。我把台词演绎得滚瓜烂熟,行云流水,该忏悔的忏悔,该流泪的流泪,该苦笑的苦笑,该振奋的振奋,弄得那对老人跟着我时笑时哭,时慨时叹。他们那一关总算过了。临分别时,他们抱着我,老泪纵横,一个劲重复一句话,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我正式从所住的宾馆搬回了刘一龙和阿霞以前住的别墅。别墅也位于海边,是一栋三层楼的哥特式建筑,建有通透围墙。院子里种植了一些树木花草。其中尤以一棵三球悬铃木最为夺目。它高大挺拔,叶繁果茂,有风拂过,便传出悦耳的风铃声。

它又叫法国梧桐,我喜欢,就移了一棵。阿霞见我盯着,站在我身边说。

我也喜欢,喜欢它的声音。

那天,他们帮我穿上西装,打上领带,说是刘一龙最喜欢的服饰。发型也重新做了,也是刘一龙常留的寸头。我感觉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演员。我从政的时候都没这么演过。我有些兴奋,不是大祸临头,而是大战在即的那种。我不怕考试,什么考试我没经历过?我不怕场面,什么场面我没见过?场面越大,我越过瘾,临场发挥也越酣畅淋漓。

宴会场面非常壮观,一个能容几十桌的大厅座无虚席。我猜凡与刘一龙有点关系的应该都来了,可谓宾朋皆至,好友咸集。我想阿霞他们真是煞费苦心,无非是想通过这样一个仪式,让我彻底脱胎换骨,化假成真。我更明晓,我只有惟妙惟肖演下去,才会保住自己小命,才会过上舒适日子。

阿霞挽着我的手,我们如王子公主步入大厅,所有来宾全体起立,掌声如潮。这是我当县长也没享受过的待遇。我们挨桌打招呼,这是我必经的一环。我把握一条,重点的也就是非常亲的关系,我就拥抱一下,说两件轶事,让他们幸福得流泪;一般关系,我就说你好,谢谢啊,还来参加欢迎宴,以后我们再聚。

因在那么短的时间要见那么多的人,我的思维与记忆难免出乱。有一桌,有一个黧黑的中年男人,我硬是一下没想出来。他激动地叫我阿龙,眼睛饱含深情。我有印象,但我就是叫不出称呼,含糊了一声,幸得阿霞反应快,在我耳边迅速说了句大舅。我立即脱口而出,大舅!大舅响亮地哎道,阿龙,你还记得我?我说怎么不记得?那年我考上大学,您老还送了我两只母鸡一篮鸡蛋哩。他笑得更欢了,边笑边揩泪水,我家阿龙记性就是好。

好不容易接见完,终于得以落座,我的腿似乎不再属于我。我真佩服有的领导人,特别是年纪大的,长时间握手,长时间站着演讲,那决非一般人。接着就是我的父亲致词。他先是衷心感谢所有来宾拨冗光临,对他的儿子不离不弃,继而对我的浪子回头给予欢迎和勉励。他说得真好,毕竟是一个不小企业的董事长,言语谆谆,感人至深。我当场流了泪,阿霞给我递了不少纸巾,还把嘴伸向我耳朵,说老公你是个好人。其实他们都不知道,当董事长父亲在说那些话的时候,我在想,对于另一个家庭,由于我的失踪,他们正经历一场人生最大灾难。

最后开始敬酒喝酒,我再没坐下。那天真真假假喝了好多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当我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

阿霞坐在旁边。我醒后第一句话就是,我昨天没出岔吧?

她笑着摇摇头,很好,老公你太棒了!

我爬起来,正襟危坐,问,阿霞,现在可以告诉我阿龙为什么要出逃么?

她收了笑容道,阿龙的经历你都知道了,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很有前途的经济类记者,但他父亲执意令他辞职回家族企业任职,目的当然很明显,就是要他逐步接班。阿龙也没反对,非常愉快当了副总。从那以后,他绝少回家,大都跟着父亲在外应酬,攀拉关系。有一天,他回来对我说,他不想干了,还是想到外面找份工作。我问为什么,他说你千万莫跟别人讲,我们家的企业做的是走私,父亲摆平了市里需要摆平的关系,所以一直顺风顺水。可这是在刀尖上跳舞啊,一旦碰上个真李逵真包公,整个企业会全军覆没,我们全家会陷入灭顶之灾。赖昌星不就是个先例吗?我听了也紧张起来,问他怎么办?他说他劝父亲多次,要父亲转向转型,赶快收手,转办实体企业。但父亲一意孤行,说办实体要大量技术和管理人才,要大量产业工人,还要做大量市场调查,成本太高。父亲还说,再搞几年他就彻底不干了,到那个时候就随便阿龙做什么了。阿龙跟我说,凭他的敏锐嗅觉,风声越来越紧,说不定大难已经临头。我又问怎么办?阿龙说他想走,远走高飞,去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问我愿意不愿意陪他亡命天涯?我说我一个弱女子,而且家里也需要人帮着打点,你先走,等混出个样子,我再去。我向他保证不再嫁人,等他消息。不料他一走竟几年杳无音讯。估计他在外面又碰上新的女人,组建了新的家庭。

阿霞说到这里,低下头,用手搓着衣角。

我问,他家里企业真是做走私生意吗?

她说,她其实并不知道,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她一直做全职太太。她公公并没安排她到企业做事。阿龙失踪后,她公公把阿龙一个堂兄任命为副总,几乎是负责全面业务。所以她急,急于要找回阿龙,以便重掌企业,不致巨额家产外流。不然,她也不会想到偷梁换柱这一步棋。

我说如果是这个情况,我也不会去接那个班。那可是个迟早要进班房的班。我突然灵光一闪,说我想去读博士,以后当大学教授。那样既有自己的职业,又有家族财富,平平安安。就算父亲出事,这些年可积累些钱财,比如股份,逐步转移出来,变成我们自己的资产。

阿霞一听,说这个主意好,到时你跟你父母说说,他们应该会同意。不过,要考只能考我们本地学校。某某大学就不错,虽然不是全国前十,可也是985。而且你可以常回家,爸爸妈妈也能常见到你。你说呢?我说行,没问题。

然而,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把我吓得魂飞魄散,更坚定了我考读博士的信念。

那晚我和阿霞做爱以后,便呼呼地睡着了。

我梦见了我自己,哦不不,是刘一龙。他的鼻孔和嘴角流着一会儿是红的一会儿是黑的血,汩汩地流个不停,像无穷无尽的溪水。他问我,你是谁?怎么睡在我床上?我说我是黄眼镜,不不,我是刘一龙,这是我的家。他就笑,笑得凄凄惶惶如丧家之犬,接着就哭,哭得血泪一塌糊涂。他说你赶快跑,跑得越远越好。不然,你会死的。阿霞会毒死你的。我说为什么?我是她老公,我与她无冤无仇的,她怎么会毒死我呢?他拉着我的手,他的手冰凉,他的骨节粗硬,好比一根一根鋼筋,把我抓得紧紧的。我看那样子就想抽回手,但怎么也抽不开,而且越抽越紧。他说别怕,听我说。他问我,你看到院子里那棵悬铃木么?我点点头。他问你知道不知道它为何比别的花木长得茂盛?我摇摇头。他说那是我把它养得这么好的,我就埋在下面。这些年我用我的血肉滋养它。我问,你为什么会埋在下面?他说他是被阿霞毒死的。我更不解,她为什么要毒死你呢?他仰头望天,我记得那天是黑咕隆咚的,只有他的脸像纸一样白。他长长叹口气,那口气有浓烈的血腥味,差点把我熏倒。他说,自从我发现父亲是在做走私生意后,我就下决心不干了。当然我留了后手,我利用我的职权转移了一笔资金到我名下,数目还不小。跟你实话说吧,反正我已用不上,有一千多万。我跟阿霞商量,说我想逃离,逃得远远的,自己去创业。我把银行卡给她看,并告诉她密码。我要她和我一起走。但她不同意。她说一千万创业,如果不成功呢?那就血本无归,不如在家守着,慢慢劝父亲转向,势必稳妥得多。但我一定要走。她就哭,说我孩子也没留一个,撇下她一个人,忍心吗?她反正坚决不走。她说再怎么样,只要不离开这个家庭,她那一份就少不了。我知道她野心比我更大,她想得到的是我父亲的整个家业。我开始准备逃离。没想到有一天晚上她在我的咖啡里下了毒。临死前,我的鼻子和嘴巴一个劲流血。我瞪着眼睛望她。我已经说不出话,气息像游丝一样微弱。但她没有悔色,手中晃着那张银行卡,给了我一个冷笑。她的姐姐姐夫就在外面等着。他们把我埋下,埋很深,不久又买了一棵成年的悬铃木重重压在上面。她和她的姐姐姐夫一直在密谋,想物色一个和我长得相像的人替代我,想谋取我家的钱财。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了你。

那我怎么办?我边听边流着冷汗。

赶快跑。

我现在怎么跑啊?我变成了你,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了。

他空洞地笑了笑,你好自为之,转身就走,边走边吟: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

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菶菶萋萋,雍雍喈喈。

我听得很清楚,这是《诗经·大雅·卷阿》里的诗歌,经他阴冷血腥的嘴里念出,显得格外凄清冷艳。

他把门一关,我遽然惊醒。外面正好下着雨,淅淅沥沥。我仿佛看到了刘一龙的背影,在悬铃木下,在风雨中飘游。

第二天一大早,风雨已过。海边的天气说變就变,一下又是阳光灿烂。

我起床去外面,在那棵悬铃木下伫立。我闻到了人的味道。我在那些红叶里看到了鲜血,在那些风球中看到了眼泪。我心中涌起惊悚,腿微微发抖。

阿霞也起床了,偎在我身边。

我说,这棵树为什么长得格外好?施了特别的肥料吗?我侧过头瞥她。我发现她的眼神惊慌了一下,像匹受吓的兔子,噌地倏然消失。我忽地有了些明白。

我说我要考博士,考哲学博士。我心里知道只有这条路才是我的逃离之路,而且逃得典雅高贵,无懈可击。我说知识才是人生立足的坚实基座,其他太容易坍塌了。

阿霞说你考呀,昨天我就说了支持你,你抓紧复习。我越来越喜欢哲学,这一段经历让我对宇宙对人生有了更多体会和领悟。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我应该怎么活着?这些问题几乎天天在叩问我。

阿霞捏一下我的手,忽地朝我腼腆一笑,老公,我怀孕了,谢谢你快让我做妈妈了。我说这么快?她放肆点头,那幸福羞涩的神态使我倍感温暖。我自问,她会是个杀人犯吗?我不由自主地摸摸她肚皮,那里有我的骨肉。她骄傲地说,这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终于有了刘家第三代领导人了。我说还不晓得是男是女嘞。她说凭女人直觉肯定是儿子,以后他一定是个优秀的男人。她仰望着天说道。

然后她悄悄对我说,你尽管安心复习,我们会有好长时间不能做爱。你得忍着点。我说忍不住怎么办?她调皮地闪闪眼,你自己解决。

我去找了父母,说了我的想法。他们果然没拦阻我,估计是怕我又拂袖而去,一走了之。董事长父亲轻嘘道,人各有志,这么大了,你自己选择吧。何况读书并不是坏事。要钱找我,不要向女人讨。我很感谢他。其实他是个好父亲。

别的我就不说了老同学。今天说得有些太细太啰嗦了。反正通过不到一年时间努力,我考上了某某大学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就是当今中国哲学界顶尖学者费神先生。而且更巧的是,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和阿霞的儿子在妇产医院呱呱落地。

我就想起我和小芳的儿子,还有女儿。他们都好吗?老同学你可能难以体会我那一段复杂纠结的心情。我抱着这个小孩想着另外的小孩,住在这个家想着那个家。我的心每天就这样撕着咬着拉着扯着。

我读博士把尼采哲学作为研究方向。我喜欢他的强力意志和超人意识,欣赏他的虚无主义与玩世不恭,赞佩他的悲剧精神和酒神情怀。那两年,我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了思考与研究。当然,研究成果也很丰硕,在全国顶级的社科类刊物上连篇累牍,频频亮相,在业界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和影响,名气连连攀升。

在一次全国性学术交流会上,我偶尔见到了母校的副校长,你应该记得,就是当年当我们班主任的陈雄飞老师,一个很有学问很平和的人。他是领队。他自然认不出我。出于情感,我晚上去他房间拜访。他看了看我,说你和我一个学生有点挂相。我惊一跳,马上轻描淡写说,是吗?那我非常荣幸,您就把我当您学生吧。他说那哪行,你现在是大名人了。我那个学生从政,也不错,只是后来听说失踪了。我便落寞地说,哦,真可惜。

我的脑子里突然电光雷闪,一个想法横空出世。我说陈校长,我能去贵校做一年访问学者吗?他一听,愣了愣,立刻说行啊,只要你愿意,我回去就办。果然散会后不久事情就已办妥。那是秋天,我至今记得很清楚。我收到了母校哲学系的邀请函。

我跟阿霞说了,她很高兴的样子,并着手替我打点行装,为我办理银联卡。她一次性给我存了二十万,说花钱大方点,男人嘛,趁机会多交朋友,对以后发展有用。又说,忍不住偶尔嫖个娼我不怪你,但一定得带套,别把病带回来。我笑说你不怕我回以前那个家找以前那个老婆?她只轻轻说了句,你回不去了。

是啊,我还能回去么?阿霞真厉害,我已经不需要她看死盯牢,我自己对自己都会看死盯牢。我是黄眼镜吗?我是刘一龙吗?我到底是谁?我越想越糊涂。我现在唯一真实确切的身份就是,某某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某某大学访问学者。我没有了名字,名字只能使我莫名其妙神经错乱。

回到家乡,我的心情随之大变。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乡音,都让我感到亲切和亲近。我常常到省计委宿舍门口去看,看到过我伯父佝偻着腰牵着我女儿去幼儿园。我女儿长高了,长得很漂亮,就和小芳一个胚子。看到过小兰送我儿子上学。儿子比她高了,仍是那么帅气,似乎长出了胡髭,脸上还有痘痘。他们亲亲热热有说有笑,有时执手搭背像对情侣。我和他们多次擦肩而过,但我不能贸然相认,会把他们吓到的。唯有一次,小兰多瞟了我两眼,可能是因为我眼神太痴太关注,以为碰上了不轨之人,也或许,我身上留有黄眼镜的影子,她心存疑虑。我朝她笑。她转过头走了。老同学你不知道我心中的苦楚,我多想抱抱他们!这是割肉之痛啊。我的至亲之人近在眼前却不能相认,甚至连一句话都不能说。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有一次冲动地闯进附近一个派出所。我说出我的名字。我说是某某县县长,你们都知道他已失踪。我特来投案自首。他们如临大敌,也欣喜异常,立即将我按在座位上,随即打开电脑查询,结果发现长相不对。又要我的身份证,叫刘一龙。我说刘一龙是假的,不是我。他们当即打电话到我的学校和我所在派出所核实,我确实是刘一龙,在这里做访问学者。于是他们把我叫到一个单独房间,劝我凡事想开些,干哪一行都不容易,又劝我去医院做些精神治疗,或至少做点心理疏导。我跟他们发了脾气,我说你们对一个公民的合理合法诉求太不当回事,太不认真负责。所长拍了桌子,说你还这么吵就把你送精神病院。事已至此,我无话可说,再这样下去,我的一切努力都将化为流水。没办法,我不得不选择落荒而逃。

十一

黄眼镜一直在述说,滔滔娓娓,我几乎没插一句话。我理解,这么多年,这么多事,他无处可诉,见了我,他不吐不快。更重要的是,他要我认定他的身份,他想回到黄眼镜。时间过去了六七个小时,咖啡厅快要打烊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问。

他说,我想请你去和我老婆,和我伯父解释,把我的经历告诉他们,让他们重新接纳我。你是最合适人选。他们都认识你,相信你。

我说,这个事情恐怕很难,没那么简单,就算他们认可了,你回得来吗?你两个家庭,三个小孩,至少也是重婚罪吧。而且都是你自觉自愿的,你有何理由推卸责任?你不同样要坐牢吗?再说啦,你现在是谁?是黄眼镜吗?你的合法身份是刘一龙啊。你回到了这边,那边的孩子呢?

黄眼镜沉默了。

一会儿,他说,我不敢回那边了。我怕阿霞害我。我想起刘一龙就恐惧。

我笑笑,你那只是个梦,并不确定。

他说,他后来提出来过,建议把现在这栋别墅卖掉,再换个地方买一栋。但阿霞不同意,她说挺好。我还提醒她,这里风水不好,刘一龙不失踪了么?她却说,不对,你不是回来了么?我们不是添了儿子么?风水好啊。我分析她是担心卖了别墅,假如新主人不喜欢悬铃木,一旦移植,肯定会发现刘一龙的尸骨。

我说此事难说,先别妄下结论。这样,今天时候不早了,咱们休息,都想想办法。

他起身,说老同学,一切只能拜托你了。

事后一个多月,可能是研究很忙,黄眼镜再没找过我。一旦释放,他也许轻松了许多。我倒是去母校看过他一回。

那是周六。他住在学校专家楼。专家楼位于学校西边,安静幽僻,一条林阴大道直通进去。楼的后面是密密的竹林。我们就在专家楼的小餐厅吃饭。餐厅小巧别致。窗外竹影摇曳,簌簌作响。

我说你伯父和你老婆应该知道你还活着吧?

他说应该知道,因为他不时要打些钱到她卡上。

我哦一聲。我说我认真想了想,你还是维持现状吧,继续当好刘一龙,继续做个隐形黄眼镜。这样对大家都好。你这边的家人既然知道你活着,我想他们也放了心。他们最担心的是你的安全。或者说你安全是他们最大的心愿。你一旦露面,并被确认身份,你的噩运也就开始了。他们肯定不希望看到。你想想吧。

他再次沉默。

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我说,你问过阿霞吗,假如哪一天那个真刘一龙回来了呢?

他说这个问题当然问过,阿霞的答复很干脆,几乎不可能!她的答复让我心惊肉跳。

难道刘一龙真被害了?

饭后我提议去足球场那边走走,不晓得那里的风景是否依旧?他连连摇手,不去不去。我突然想起那里的悬铃木,想起刘一龙,赶紧说,对对,不去。我仿佛听到了悬铃木发出的呜咽声。

但我心里确实过不了这一关,老同学。他说,我做不到看到我的亲伯父就这么老去,我对他和他的子女是有承诺的;我做不到看到我的子女就这么成长而我不管不顾。我读博士的目的就是想逃离那边,可现在却实现不了。我有了地位,有了钱,对我来说,这一切有何意义呢?

说着说着他已泪流满面。他取下眼镜,我递去纸巾。他边哭边说,老同学,你说说,我成了什么东西?想当初,我就不应该跑,我没有犯罪,只是违纪,大不了把钱退了。走到这一步,我得到了什么啊?我自由了么?我轻松了么?

我无话可说,只能看着他。所谓将心彼心,换位思考,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黄眼镜做访问学者就要到期了。那是秋天,我至今记得很清楚。一天我打电话给他,说请他吃个饭,算是告别。我说很遗憾不能请别的同学作陪,只能是我一个人。他苦笑一下说,谢谢老同学,不急,到时再联系。他的语气非常低落。我理解,他马上又要离开家乡,离开他至爱的亲人,去一个他本来陌生的地方,其情其景,堪称悲凉。

次日下午,我忽发感冒,头昏脑涨,难以自持,便请了假,吃了药,关上厚厚窗帘,在家蒙头大睡。我做了个梦。梦见黄眼镜浑身湿淋淋站在我面前,说老同学,我真不想活了,也活不下去了,我难受,我想死。我就死在你前面这条河里。到黄昏的时候,请你到老轮渡码头给我收尸,也只能你来收,因为只有你知道我是谁。说着,他转身就往河里一纵。我伸手抓,却没抓着。红红绿绿的灯光在河水里跳跃,腾挪出各式各样妖娆的姿影。黄眼镜像一个黑点,冒了几下就没了踪迹。我放肆喊,把自己喊醒了。

我昏昏然不知是白天还是晚上,拉亮灯,全身已是一身冷汗,看表,是下午五点半。不,不可能,黄眼镜不可能死,那是梦,那仅仅是个白日梦。他还有很多的使命呢。我再也睡不着,头脑霎时清醒,仰头望天花板。奇怪,那条久未谋面的壁虎竟重出江湖趴在上面,眼睛一溜一溜地看着我,散发出索漠的秋意。难道它真是个兆物?

我急不可待,赶紧下床,下楼开车向老轮渡赶去。一枚巨大的血球正缓缓西沉。红红的江水往北奔流,似千军万马昼夜不息。它真的吞噬了我的老同学?

交通频道正播放“每日一诵”节目,一个低沉的声音正声情并茂演绎李清照的《声声慢》,已经朗诵到后半阙: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忽一个愁字了得。

真是大白天活见鬼了。我啪地关了电台,眼泪却一下喷出,竟溅到了车子的挡风玻璃上。

责任编辑:赵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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