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

美国要实行“公平贸易”，减少逆差，但不会占到实质性便宜。中国没必要硬碰硬，可自行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对外资实行优惠，准备迎接随之而来的其他方面可能出现的更大冲击。

2018年7月27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草案，要求降低1700项商品进口关税，其中一半产自中国。

不能断定这就是对中国贸易战的缓和。在中国对美国3000多亿美元贸易顺差中，约40% 是美国企业对中国投资，把产品向美国出口的。美国政府不能征收本国投资者的关税，所以允许他们申报减免。中国曾多次警告美国，贸易战会殃及美国对华投资企业的利益。美国政府并未因此停止贸易战，而是采取其他措施，对美国企业在中国设厂、返销美国的商品减免关税。

我们对于中美贸易战的长期性、复杂性要有心理准备。很快，美国宣布对中国出口商品2000亿美元征收25%关税，中国已经无法对等报复，即宣布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600亿美元关税。

中国从贸易保护走向自由贸易

中国一直被批评为“贸易保护主义国家”。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国争取加入WTO的时候，用算数法计算的名义关税高达46%，但按照加权平均数计算的实际关税率只有23%。这是因为高关税的商品进口数量少，又存在大量关税减免，低关税的商品进口数量多，加权平均比算数平均减少了一半。再把走私折算为“关税等价”扣除，估计实际收到的关税约占进口额的5%，相当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我一再建议尽快降低关税，否则政府自己收不到关税，加大走私和腐败，还会授人以柄，落一个“保护主义”的名声。但政府不积极，说是保护国内落后产业。但问题是，名义关税高一些，等于给各级政府减免特权，西方经济学把这称作“设租寻租”。要不然，腐败怎会这么严重？

20年前，天则研究所的一个研究报告《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实证分析》，学术水平很高，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模型进行了艰难的校正，可以看出中国的实际情况极为复杂，要应用经济学模型，需要下大功夫加工整理。

1994年中国进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占14.23%，工业制成品占85.77%，主要是资本物品和中间投入。上述报告选择了25种进口商品：菜籽油、食糖、无酒精饮料、胶合板、羊毛、彩电、录像机、摩托车、空调机、钢材、铝、汽油、柴油、磷酸氢二铵、合成纤维、天然橡胶、合成橡胶、塑料、轿车、原油、微型计算机、彩色显像管、小麦、程控交换机，经过处理，结论如下：

1.中国关税加非关税措施关税等价43.29%，进口品加国产品价值量之和的比率为35.96%。中国贸易保护程度低于日本而高于美国，日本主要是非关税壁垒太高。

2.如果贸易自由化，国产品价格指数下降到0.875，数量从9823.23亿元人民币下降到6613.11亿元，下降幅度为33%；进口品价格指数将下降到0.714，进口额增加2280亿元人民币。

3.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贸易自由化后的消费者总剩余2824.12亿元，消费者剩余比率为18.41% （消费者总剩余/贸易自由化前的进口金额加上国产品金额）。生产者剩余损失1192.95亿美元。

关税收入和非关税数量限制的关税当量为1346.59亿元，占消费者总剩余的47.68%；净效率收益为284.58亿元，在消费者总剩余中的比重约为10.08%。贸易自由化对中国消费者有净收益，政府、国内生产者和获得配额租金的国内经济组织有净转移效应，总贸易自由化效应为正。

4.国际比较：美国消费者剩余比率为12.5%，效率收益占消费者总剩余的比重为11%， 日本为24.7%，占比为15.9%。贸易自由化的就业效应：25个部门的就业人数将减少1921.92 万人，减少46.29%。中国进口弹性值平均水平低于美国，不低于日本，最低如小麦进口弹性为-0.256，菜籽油-0.162；日本大豆进口弹性为-0.180，大豆以外的油料进口弹性为-0.479。

5.中国有的产品进口需求价格弹性明显偏低，如轿车的进口价格弹性为-0.100，摩托车为-0.391，明显低于美国-1.5 （小型车）。说明中国进口受到严格限制，市场化程度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有巨大溢价，产生巨大国内潜在进口需求。大规模轿车走私就是证明。

随着贸易的自由化，进口弹性增大。其他條件不变，将中国轿车、摩托车进口品和国产品需求自价格弹性（中国的弹性参数Emm=-0 .391，Edd=-0 .366（摩托车）和Emm=-0.1，Edd=1 .433（轿车）替换为美国的（Emm=-1.5，Edd=-1.19），实现贸易自由化后， 进口净增加400亿元，消费者剩余将净增加100亿元。因此，贸易自由化主要收益是效率改善。

6.大规模走私足以平抑进口品国内市场价格。中国管理体制严重滞后，在利益驱动下，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活动交织在一起，导致宏观贸易管理制度低效、失效。

迎接可能出现的更大冲击

目前，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下：

1.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每年5000亿美元，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不到1700亿美元。

贸易战初期我们决定宣布“对等反击”，有赌气和警告性质，似乎没料到美国会这样强硬。这种对等反击可用于个别企业和产品，不能用于总体贸易额。

美国征收关税的商品有2000亿美元，涵盖了所有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到5000亿美元就涵盖了所有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中国无法持续“对等反击”。

2.特朗普扬言对5000亿美元的商品收10%关税，有人计算会影响中国GDP0.8个百分点。我认为，如果计算连锁反应和乘数效应，就不会这么小。在“边际”水平上提高关税，更要大。如果现在大多数中国出口企业只有10%利润率，美国加关税10%，利润就没有了。人民币贬值了8%，就是为了抵消美国的关税，但是，美国又把关税从10%提高到25%，这样打下去中国的损失将会很大。

3.比较好的办法是人民币随贸易战和美元升值的程度贬值。我在5年前计算过，人民币如升值到1：6或1：5，中国出口大滑坡。于是大声疾呼：人民币升值不能超过1：6。要知道，当时美国的主流言论是，按购买力平价，人民币应升值到1：4，这就是理论误导。

实际上，人民币升值到1：6.04，在2014年即反转，3年贬值了10% 到1：7。我计算的“实际均衡汇率”就是这个水平，但是均衡汇率会继续贬值，名义汇率也应随之变化。在强势美元下，人民币应顺势贬值到1：7.5左右。在当时，是可以消除贬值预期的。现在，就不好说了。

当时政府没采纳我的意见，在2015年用行政手段干预外汇市场，使人民币升值到1：6.4。他们没有预料到中美贸易战，现在再贬值就被动了，美国可能趁机进行打击，使人民币仍不能稳定。

如美国对中国5000亿美元出口商品征收10%关税，美元又不改其强势，中国只有把人民币贬值到1：7或1：7.5。但大幅度贬值会减少中国对亚洲邻国的贸易逆差，引起亚洲货币连锁贬值。现在亚洲各国已出现大批资本外逃。如出现危机，不仅会反过来影响中国，而且会恶化与中国的关系。

4.中国对美国提高关税，作用不大。美国出口农产品不太依赖于中国市场。虽然中国是美国大豆的第一大买家，但美国出口量大，其他国家也买美国大豆，美国农民才80万人，选票也不多。美国大豆可通过其他国家转运，毕竟世界五大粮食公司都是美国公司。

中国如全面提高美国大豆进口关税，未必能影响美国选举，反而影响国内豆油饲料加工链条，使食品价格上升，在人心不稳的情况下，可能引起抢购和挤兑。中国一直要求美国放宽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在高科技产品方面不能提高关税，只能降低關税。所以无法和美国互相提高关税，我们要注意政策的连续性和逻辑的一贯性。

5.在外部强大的压力下，中国首先要有短期应对措施，稳定政策，稳定制度，稳定人心，以维护国家安全。应对出口下降的办法是提高内需，提高内需的关键是提高人们的购买力，需要强有力的社会再分配，缩小两极分化，击破房地产泡沫。

要把外部压力变成内部改革的动力，争取扭转被动局面，这个可能性不是不存在，关键在于正确的决策和决心。

6.中国应该实行“零关税”吗？中国政法大学数量经济学教授李景华，用博弈论得出了新的结论。与流行的“双赢或者双输”不同，他认为：在贸易模型里，只能是一个输一个赢，否则就必定有一方是不理性的。前一段时期，美国是零关税和自由贸易，中国相对来说是保护主义，占了美国便宜，特别是网络贸易模型里已经显示，中国占据了世界贸易的中心，美国则被边缘化。

现在美国要实行“公平贸易”，把逆差减少，中国没有必要硬碰硬，可自行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对外资实行优惠。这不是“认输”，中国也没有吃亏，只是相对于前一时期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调整。既然美国在贸易逆差里并没有吃那么大的亏，现在把贸易逆差降下来，也不会占到实质性便宜。真正的争端不在这里，中国可以考虑灵活的处理方法，并准备迎接随之而来的其他方面可能出现的更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