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伟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建立，国家政体发生根本性变革。北京虽然保留了国都身份，但以中轴线为基准的传统空间结构随着帝制衰亡而丧失了合法性理论体系的支撑。皇城城墙先后被拆除，位于中轴线上的建筑通过功能改造，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原有的封闭性城市格局日益瓦解，以皇权为中心的“一极化”政治空间逐渐向“多元化”的社会空间转化。在这一过程中，皇权的影响逐渐远去，中轴线附着的“神圣性”逐渐消退，城市建设开始凸显“人”的需求，世俗性社会机制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强，北京也展示出更加多样而丰富的城市面孔。

一、紫禁城的改造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发布诏书，正式逊位。皇权陨落，帝制消亡，作為皇权重要载体的北京中轴线的命运也发生重大变化，首当其冲的是作为皇宫的紫禁城。根据与南京临时政府达成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后优待之条件》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所谓“暂居宫禁”，并非占有紫禁城全部，而是只能在紫禁城后半部活动，即乾清门以北、神武门以南，通常被称为“内廷”的区域，而乾清门以南、天安门以北部分（也称“外廷”“外朝”“前朝”等），包括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文华殿、武英殿等收归民国政府所有。

紫禁城前朝收归国有之初，由于管理混乱，文物流失严重。1913年7月至1914年1月间，发生了“盗卖热河避暑山庄前清古物案”，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古玩市场纷纷出现来自承德离宫的文物，舆论议论纷纷，吁请政府严加制约。此案虽然最终不了了之，但前清古物的命运引发国人关注。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呈请大总统袁世凯，提出将盛京（沈阳）故宫、热河（承德）离宫两处所藏各种宝器运至紫禁城，筹办古物陈列所，袁世凯批准了这一建议，由美国退还庚款内划出20万元作为开办费，1914年2月，古物陈列所在紫禁城前朝武英殿宣告成立。同年10月10日，古物陈列所正式向社会开放，接待观众。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22日夜，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在前线倒戈回京，发动北京政变，软禁总统曹锟。冯玉祥控制北京之后，组成了以黄郛为总理的摄政内阁政府。11月5日上午9时，时任京畿警备司令的鹿钟麟受冯玉祥之命，携带摄政内阁总理黄郛代行大总统的指令，带兵进入紫禁城，以武力强迫溥仪接受新的“优待条件”。溥仪抵抗无用，被迫离开内廷，紫禁城内廷被执政府接管。11月24日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成立之后，决定成立博物馆筹备会，聘请易培基为筹备会主任。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开院典礼在乾清门举行。神武门大门洞开，昔日的皇家禁地一夜之间成为平民百姓自由出入的公共博物院，建成近五百年的紫禁城掀开了神秘的面纱。

根据《周礼·考工记》关于“匠人营国”的描述，“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明清北京城中，紫禁城位居中轴线的核心，太庙、社稷坛分列宫前左右，形成“左祖右社”的格局。这种空间序列安排渗透出浓厚的政治伦理，作为曾经的皇室私产与禁地，当皇宫变成了故宫博物院，作为重要礼制建筑的社稷坛与太庙的原始功能也相应丧失，它们的个体属性与命运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民国建立之后，随着市政运动的发展，创办公园成为各地市政建设的重要内容。1913年1月1日至10日，为纪念共和，天坛、先农坛免费对外开放10天。1914年，北京市政建设与管理的专职机构——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首先就把公园建设提上议事日程。1914年10月10日，在时任内务总长兼任京都市政督办的朱启钤的主持推动下，北京城内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公园——由社稷坛改造而成的中央公园试行开放三日。1925年，太庙经改造之后以“和平公园”之名向市民开放。

明清时期，皇城作为拱卫、侍奉、供应皇家的外院，从四面包围紫禁城，并在东、西、北三面的城墙上各辟一门，分别为东安门、西安门、地安门。南面则沿中轴线建为三重门：一是紫禁城午门正南之端门，二是端门正南之承天门（清代改名为天安门），三是承天门正南之大明门（清代改名为大清门）。这种设计将内朝、外朝与皇城贯通一体，由外而内，层层递进，在两边高耸、巍峨的宫墙围合中，衬托出宫禁的森严与等级秩序的不可逾越。

天安门前是一个封闭的“T”字形宫廷广场，又称“天街”，四周宫墙环绕，属皇家禁地，普通百姓难以一窥全貌。广场东西两端建有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清代，长安左门改名为东长安门，长安右门改名为西长安门），自天街向南凸出的部分，止于大清门。乾隆十九年（1754），长安左、右门外的街道增筑围墙，作为广场两翼的延伸部分，其东西两端，又各建一门，分别称之为“东三座门”和“西三座门”。大清门门内与天安门连接在一起的中心御道称“千步廊”，千步廊外两侧按“文东武西”布局，列六部于左，列五府于右，集中了中央机构的绝大部分衙署，包括行政与军事机关，是各部议事、办公的场所。这样一种设计将中央政权的中枢机构与紫禁城通过宫廷广场联为一体，形成了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器。

民国建立之后，1912年，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两侧围墙被拆除，天安门前不再是皇家禁地。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开始对天安门至大清门之间的封闭区域实施改造，大清门内千步廊两侧衙署建筑以及东西外三座门相继拆掉，天安门前的东西大道贯通。后来，东长安门到西长安门之间的道路一度被命名为中山路，其东为东三座门大街，再向东为长安街；西面为西长安门大街，再向西是府前街，又向西是西长安街，北京东、西城得以连接。1921年西长安街改建成沥青路。1928年，东长安街也改建成沥青路。

大清门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初名“大明门”，位于天安门与正阳门中间的中轴线上，清朝初期改名“大清门”。民国建立之后，大清门改名中华门，普通百姓也可以从正阳门进入，穿越中华门，沿着曾经的石板御道一路向北，直接抵达天安门。

正阳门位于紫禁城正南方，内城南垣正中，又称前门，在北京内城的九座城门之中建筑规模最大，形制也最为宏丽。庚子之乱，慈禧、光绪帝仓皇出逃至西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在天坛架起大炮，正阳门的城楼和箭楼均被轰塌。1903年，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开工重建，1906年完工。由于封闭的皇城位于北京城的中央，城市东西之间的通行只能绕道正阳门，这样一种线路安排凸显了正阳门的交通枢纽地位，在其周围，尤其是箭楼以南至天桥一带形成了繁华的商业区，南来北往的商旅汇集于此。瓮城内东西两侧各有观音庙、关帝庙一座，加之商贩支棚摆摊，十分拥挤。20世纪初期，正阳门东、西两座车站先后建成，带来大量客流，但正阳门只有一个门洞可供通行，防御要塞式的建筑设计严重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拥堵指数。

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开展的第一项重大城市建设工程就是正阳门改造。內务部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朱启钤聘请德国人罗思凯格尔（Curt Rothkegel）为总建筑师。整个工程进展得非常迅速，当年年底即告全部完工。经过改造，拆除正阳门瓮城，将箭楼孤立。在城楼东西两侧的城墙上各新辟两个门洞，并在箭楼两侧修建了通道，行人与车辆可以径直进入内城，大大提升了正阳门的通行能力，交通拥挤状况得到缓解。由于箭楼本身没有独立的登城阶梯，又在箭楼北侧增建了“之”字形的磴道。改建后的正阳门箭楼，增添了使用钢筋水泥制作的挑梁、阳台、护栏和箭窗的窗檐，外表涂刷白漆，隐约有西洋风格。正阳门东西城垣周边凡有碍交通的商铺、民房全部迁出，增设具有西方风格的装饰性喷泉，并以欧洲方式栽种了树木，区域内环境得到改善。

另一方面，由于天安门前东西大道已经初步成型。通过改造正阳门，天安门前区域与外城直接贯通。传统中轴线与东西长安街为主的东西轴线交汇于天安门这个中心点，天安门的空间地位被进一步凸显出来。天安门前成为北京传统严谨、方正的城市格局中相对宽敞的开放性空间，这也为后来一系列政治运动在此发生提供了物理基础。从纵向视野观察，南北轴线与东西轴线相交于天安门，为之后北京城市街道系统的建设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十字架。

二、中轴线南段的变化

从正阳门外到永定门这段是北京中轴线的南段。正阳门外为石道，即正阳门大街，两旁多被商铺占领。自明朝永乐年间开始，为了繁荣市面和扩充税源，曾在北京各处城门之外营建商用铺面店房，称为“廊房”，以正阳门大街西侧的“廊房四条”最为著名，这就是后来的“大栅栏”，与廊房头条、二条、三条共同构成了一片完整的市集。由于该处乃出入内外城的要道，占尽地利，“行人辐凑，毂击肩摩”，明清以来一直是京师最为繁华的商业地带。

清末，正阳门大街的商家已经蔓延至箭楼瓮城，形成了东边的“帽巷”与西边的“荷包巷”。《都门杂咏》中记述了荷包巷的繁华：“五色迷离眼欲盲，万方货物列纵横。举头天不分晴晦，路窄人皆接踵行。”1901年，京汉铁路延伸至正阳门西侧，并于次年建成正阳门西车站。1902年，京奉铁路修至正阳门东面的使馆区，并于1906年建成正阳门东车站，正阳门作为北京客货运输的集散枢纽地位得到强化。与之邻近的有鲜鱼口、煤市街、珠宝市和“八大胡同”……正阳门前终日车水马龙，熙熙攘攘。

元、明时期，处于北京正阳门外的天桥一带视野空旷，环境清幽，是京城人士重要的郊野游玩之地。天桥商业的日渐兴起与清末民初北京城市空间结构变动与市场体系的兴衰密切相关。当地安门、东四、崇文门、花市等一度繁盛的商业区域相继衰落后，天桥借助于靠近正阳门的区位优势，逐渐吸引一批摊贩和曲艺、杂技卖艺者。天桥市场初具雏形，庚子年间，天桥地区的商业受到一定冲击，但旋即恢复。

民国建立之后，天桥地区的商业功能更加丰富，除众多摊商之外，新增了戏园、落子馆等娱乐场所。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对正阳门实施改造，正阳门月墙东西荷包巷很多商铺迁移至天桥，带来了许多客流，助推了天桥地区的商业发展。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平垫道路，改造沟渠，修成经纬六条大街，如华仁路、万明路等，开启了“香厂新市区”，铺设柏油路面，开辟人行道，栽种德国洋槐作为行道树，安装路灯、公用电话和警察岗亭等设施，以为民国都市规划建设的示范。新世界商场、城南游艺园在香厂地区先后建成。

1924年电车开通后，天桥成为通往东西城的第一、二路电车总站，“东自北新桥，西自西直门，东西亘十余里，瞬息可至”，“交通既便，游人愈夥，而天桥遂极一时之盛矣”。至20世纪30年代以后，北平因国都南迁而市面空虚、百业萧条，天桥地区则因定位低端、消费廉价而迎合了特定的消费群体未受太多影响，“近两年平市繁荣顿减，惟天桥依然繁荣异常，各地商业不振，惟天桥商业发达”。

天坛与先农坛是北京中轴线南段东西两侧最重要的礼制建筑。民国建立之后，两坛地位骤然跌落。清皇室将原供奉在天坛的祖先神牌全部撤走，移入太庙，祈年殿及斋宫等处殿堂关闭，随后移交给民国政府内务部礼俗司掌管。1918年1月1日，在北洋政府内务部主持下，天坛被辟为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在此后的近30年间，由于地势开阔，在战乱频发的时代多次成为军队驻扎之地。先农坛于1915年被辟为“市民公园”，售票开放。20世纪30年代，先农坛地区开始修建公共体育场。

永定门作为中轴线的南端终点，是从南部进入北京城的第一座城门。进入20世纪之后，永定门区域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京奉铁路与京汉铁路的修建。1907年，京奉铁路全线通车，成为连结北京与东北的交通大动脉，新落成的站舍全称“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为京奉铁路之首站。20世纪初期，还存在一座正阳门西车站，但在规模以及地位上明显逊于东车站。

三、中轴线北段的变化

从景山至鼓楼这段是中轴线的北段。它紧承“前朝”皇城，一直延伸到“后市”。虽然分布在这条线上的建筑均隐藏于紫禁城的背后，但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建筑特色，使其能够俯瞰北京，记录历史。从钟鼓楼远望，由漕运而兴的什刹海，与统摄皇城的景山以及方正规矩、重重帷幄的紫禁城，像一个个音符，构成了一首完整的乐章。

景山位于紫禁城外正北方，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御园。辛亥革命以后，依照优待清室条件，景山仍由居住在紫禁城内廷的逊清皇室管理使用。由于清皇室此时无力顾及，景山一度荒芜。1924年11月，溥仪被驱出宫后，景山由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景山由其收归管理。1928年稍加修葺整理，以公园形式对外开放。但寿皇殿、观德殿等殿宇仍由故宫博物院管理使用。

景山之北为地安门，成为皇城最北端的屏障。地安门在明代称“北安门”，又名“厚载门”，俗称“后门”，清顺治时改为“地安门”，与“天安门”遥相对应。如果把地安门内的皇家世界比喻为天上，那么地安门外的什刹海一带就是人间俗世了。以地安门为界，一边是巍峨的皇城，一边是烟火缭绕的居民区。作为皇城北门，凡是皇帝北上出征巡视时大多要出地安门，亲祭地坛诸神时也出地安门。

庚子事变期间，地安门被毁，之后重建。民国之后，随着皇城北部城墙被拆，地安门成为一处孤立的建筑。出地安门外，就是地安门大街，也称“后门大街”。从地安门以北到钟鼓楼这片区域，成为皇家文化与市井文化的融合区。此时，这里发展成为定期的集市，游艺、吃食、旧书、旧货等无所不有。作为“皇城根儿”，这里存有大量的王公府第，居住者多为八旗子弟。随着八旗子弟的没落，后门地区逐渐沦为平民区，商业也随之萧条。1936年美学家朱光潜有如此观察：“北平的街道象棋盘似的依照对称原则排列，精华可以说全在天安门大街。它的宽广、整洁、辉煌，立刻就会使你觉到它象征着一个古国古城的伟大雍容的气象。后门（地安门）大街恰好给它做一个强烈的反衬。它偏僻、阴暗、湫隘、局促，没有一点可以让一个初来的游人留恋。”

按“前朝后市”之制，自元代始，钟鼓楼一带就已经成为一条联系“前朝后市”的重要纽带。南端是宫城，北端是街市，什刹海和积水潭一带成为市民的公共活动区。元朝的政治中心在大都和上都，但经济中心在江浙一带。元代定都大都后，首先面临的便是粮食运输问题。元朝统治者在整修大运河的同时，还积极开辟海运。然而，无论是沿大运河北上的船只，还是沿海路而来的粮船，到达通州后便告终止。由通州到大都的几十里路则完全依靠陆运，困难众多，且费用不低。至元二十九年（1292），在郭守敬的指导下修建了通惠河，引昌平凤凰山白浮泉泉水，沿途又汇聚百泉、龙眼泉、一亩泉等泉水入昆明湖，再经长河引入积水潭（包括今前海、后海和积水潭），再引水向东，经元皇城东边向南，出大都城后再向东直达通州。通惠河修好后，积水潭水面扩大，汪洋一片，由南方沿大运河北上的潜船沿通惠河可直接驶入大都，经万宁桥下进入积水潭。万宁桥（也称海子桥或后门桥）与大都城同时修建，可以被视为元大都城的奠基石，正是以万宁桥为中心，确立了大都城中轴线的基点。

通惠河带来的漕运，使鐘鼓楼一带成为重要的商业区域。道路两旁商贾云集，店铺林立，人流熙攘，形成繁华的“后市”。胡同里云集了权贵和功臣们的高宅大院和普通百姓的民居。与北海以及中南海一直属于宫城禁地不同，什刹海一直是一个开放性的区域，是百姓共享的湖泊。从南方沿大运河北上进京，不少人在万宁桥畔下船登陆；离京南下的客人，也多在此登舟，顺通惠河转大运河南下。明代初期，都城南移，一些漕运的河道和水域被划入宫墙之内，什刹海也失去了漕运总码头的地位，一时显得冷清，水面也比元代大大减少，但在京城内能够保留这样一大片水面还是十分难得的。

中国自古就有“晨钟暮鼓”之说，位于中轴线最北端的钟、鼓二楼始建于元代至元年间，合称“钟鼓楼”。元、明、清三代，钟鼓楼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司时”，方式是击鼓撞钟。清朝接用了明朝的全部宫室坛庙，包括鼓楼。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时，鼓楼亦被劫掠。民国建立之后，逊帝溥仪依然被允许住在紫禁城中，维持其小朝廷的格局，钟鼓楼的司时功能也延续了下来。直到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负责旗鼓手的机关“銮舆卫”随之被取消，鼓楼的报时功能被废止。同年，京兆尹薛笃弼将鼓楼改名为“明耻楼”，刻匾挂于楼门之上，并在鼓楼里面陈列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等照片、实物等，以警示民众。次年，继任京兆尹李谦六恢复“齐政楼”之名，并在鼓楼开办“京兆通俗教育馆”，进行公共卫生及改良风俗方面的宣传。馆内设立图书部、游艺部、博物馆、平民学校等，陈列历代帝王像、著名文臣武将像和北京名胜古迹的照片，供人参观。京兆尹又在鼓楼西侧、楼后兴建儿童和成人体育场。同时，钟楼改造为京兆通俗教育馆附设的电影院，放映无声电影。

结语

民国北京中轴线的历史变迁与北京城市转型具有过程上的同步性。中轴线作为基准，统领了帝都北京的空间结构，确立了以皇权为中心的严整的、等级分明的空间秩序，位于其上的建筑大多为礼制性，为帝王服务、阐释皇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是其最核心的功能。清代后期，国势衰微，国家控制能力下降，中轴线代表的神圣性、权威性开始受到局部侵蚀与消解。

辛亥革命爆发，帝制崩塌，支撑原皇权体制的一系列制度体系与思想观念逐渐解体，建立在皇权基础上的中轴线的命运也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中轴线的完整性遭到肢解，各类建筑通过功能改造，由象征性走向实用性。皇城城墙拆除，确立皇城存在的边界概念不断消失，层层包裹的封闭性格局逐渐挣脱中轴线的限制而走向开放，中轴线对城市的规定作用丧失。原有的皇家礼制与等级结构被彻底突破，在现代城市建设理念的引导下，城市建设的重点从帝制时代的宫殿衙署转向基础设施，“个人”的日常需求被凸显，皇权唯我独尊的时代结束了，城市逐渐突破皇权的限制而展示出更多的自由与活力，古老的帝都启动了走向现代城市的最初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