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宽垒 苏明强

燕京大学成立于1919年，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会大学，由华北协和大学、北京汇文大学以及北京的协和女子理工学院合并而成。但燕京大学当时只继承了三校的部分资产，其中协和学校和汇文学校的房屋、图书、仪器留给了汇文及潞河中学。因此燕京大学只得于清末北京的盔甲厂重新购置土地数亩作为校址。这里有一些平房院落和民房，直接作为教室、图书馆、食堂和学生宿舍等。

一、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

燕京大学的图书馆最初十分简陋，只有一个房间，藏书不过二百册，因经费有限，只能购买开课所必需的书籍。当时图书馆也仅有少量报刊，是从1922年才开始征订的[1]。随着学生数量的增长，藏书量不断增加，图书馆随之扩充。1920年迁入一较大之室，1921年又得到较大图书室一间，随后合并相邻的两间房屋，又扩充了三间空房为汉文藏书室。可见当时燕京大学图书馆条件简陋、经费有限，也只能购买各学科最紧缺的书籍[2]。狭窄的校舍，简陋的图书馆显然无法满足学生的借阅需求。

1918年12月份，司徒雷登被任命为燕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1919年1月份抵达北京。燕京大学要发展，必然需要重新选址、扩充校舍。经过勘测，司徒雷登选中了勺园的旧址。这块土地位于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旁，交通便利，距北京城八千米，附近的西山风景怡人，有很多宫观庙宇。勺园是明朝著名书画家米万钟于明万历年间所建，到了清朝，乾隆帝将它赐给了和珅。之后道光帝又将它赐给了睿僖亲王仁寿。后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隔壁的勺园也没幸免，成为一片荒地。陕西督军陈树藩看中了这块地，用20万大洋将这块地买下。司徒雷登为了建造燕京大学，亲自从北京去陕西见陈树藩，陈督军听说后还特地派了一个班沿途保护司徒雷登。陈树藩对建燕京大学很感兴趣，最终以6万大洋的价钱将勺园半卖半送给了燕京大学，并且拿出2万大洋作为奖学金。这样的优惠自然是有条件的，在陈树藩与司徒雷登达成的几项协议中，有两项也是关于教育的，第一项是将陈树藩创办的成德中学作为燕京大学附属中学；第二项是成德中学每年向燕大输送50名大学生，一律享受免費的待遇。民国时期的军阀，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资助大学。陈树藩和燕京大学的这个渊源，也成了他政治生涯中为数不多的闪光点。燕京大学随后又购买、租用了附近的荒地，总面积达到1200多亩，于1921年开始兴建新校，并聘请美国著名建筑师亨利·墨菲，为燕京大学进行了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历时数载建设完成。其中图书馆是由美国的托马斯·贝利（Thomas Ber？ ry）夫妇的三个女儿捐资五万美元所修建，是为了践行贝利夫妇“在全中国推广学习”的遗愿[1]。1926年学校全体迁入新校址，冬天图书馆落成，占地720多平方米，除门窗外，全系钢骨水泥所筑成，其规模系仿文渊阁的样式，建筑费约10万元，内部自地窖而上，共有四层。

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与相对充足的经费有很大关系。作为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早期的经费大都来自于教会组织及信徒捐助。随着基督教大学的本地化，其经费逐渐呈现多元的趋势。到了 1938年，私人捐款占到一半以上。由此可见，捐助成为当时燕京大学经费的主要来源。1921年到1937年，燕大教师在美国募款，获得大量捐助，尤其是铝业大王霍尔和洛克菲勒财团先后向燕大捐助400万美元，里面就包括哈佛燕京学社所拨款项。此外，学费也是当时的一大笔收入。当时燕京大学是“贵族”学校，学费高昂，每位学生一年最低也要上缴200元[3]。而当时上海的人力车夫平均每月的净收入约为8至10元。20世纪30年代，美国处于大萧条时期难以募得款项，燕大在国内开展“百万基金运动”筹措的资金，约可占年度经费的10%。此外，国民政府对学校也时有拨款，因此燕京大学有相对富裕的资金投入到图书馆建设。

投入巨资兴建的燕大图书馆样式典雅优美，设施齐全，当时在国内位数前列。图书馆内部宽敞明亮，一楼为阅览室，有长桌子和短桌子，长桌子两侧各有椅子四把，可坐八人，桌子上有电灯六盏，短桌子两侧各有椅子三把，可坐六人，桌子上电灯四盏。常有学生伏案苦读，因白天学生课业较多，故白天常坐不满，到晚间则人满为患，一位难求。有的学生为了借书和占座，六点半就急急忙忙跑到图书馆，以为“可能抢先借书，抢先占位子了”，但是“座位已全被人占去，而出借处也已被同学像难民乞食般的填实了”。因此学生希望燕大的图书馆能够进一步扩大，藏书量能进一步增加。193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的罗忠恕，对于母校之希望之一即“希望母校最近能建成一大规模图书馆”。为满足学生阅览的需求，图书馆曾借用化学系三楼作为临时阅览室。1936年燕京大学图书馆改建，进一步扩大了二楼的使用面积，一楼二楼的阅览室有座位三百余个，还有专门为研究生及本科毕业生准备的书橱；二层还有讨论室，可以申请使用；三楼则是书库。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校突遭查封，日寇将燕京大学图书馆作为伪华北综合调查所图书馆，将馆藏书籍四万余册，分散于北平各伪机关。燕京大学内迁至成都，以一间校舍为图书馆，校方筹措15万元作为图书馆经费，购得图书700册，在开学后两周开馆向学生借阅。1945年抗战胜利后，燕大复校，开始追查整理书籍，1946年夏天成都北平两校合并，从成都带回部分书籍入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大学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图书馆随之并入北大，成为北大图书馆的一部分。

二、燕京大学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资源

随着学校的发展、图书馆的不断扩建，燕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也在不断扩充，逐渐成为国内藏书量首屈一指的大馆，其途径主要来自于购买、捐赠和交换三种途径。

其中，购买是藏书的最主要来源。1926年八九月间就购置新书160种。对于一切政府及机关的出版书籍、报纸杂志，燕大图书馆更是尽力购买。1931年燕大图书馆就已经收藏了地方志八百余种，甚为可观，对于其他已出版的仍在努力求购。1940年燕大购得顺德李氏藏碑刻书籍约六七十种，其又寄存燕大图书馆二十余箱，其中有四库未经著录之禁书，异常珍贵[4]。

1928年燕京大学得到赫尔基金董事会的支持，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燕大图书管理委员会主席洪业规定，燕大在购置中、日、朝文图书时，也要为哈佛购置一份。如系善本、珍本或抄本，通常送到哈佛，而燕大则以影印本方式留存。这样燕大图书馆又添置了不少书籍，充实了馆藏。由于获得了哈佛燕京学社的经费支持，燕大图书馆藏书量迅速扩大。

为了丰富馆藏，燕大图书馆还与其他机构开展典籍互换。1934年燕大图书馆通过《燕京大学图书馆报》布告“藏有复本千余种，计数数千册”，如有意交换，“请将目录示知，或嘱敝馆开呈其需要者，以便交换或备价均可”[5]。通过典籍互换，燕大图书馆进一步扩充了馆藏。

由于燕大优秀的办学质量和卓越的声誉，得到了社会各界大量赠阅的报刊书籍。1931年收到赠送的杂志有《南大周刊》《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等近二十种。另外美国美以美教会派驻中国的驻区会督贝施福，向汇文大学堂遗赠了他所收藏的大量书籍，其中有很多是善本书，它们后来成为燕京大学图书馆西文书收藏中的核心部分。至今在北大图书馆的书库中仍能找到上千册有贝施福亲笔签名的西文书籍。此外，燕大图书馆还收藏教师的著作和学生毕业论文。1923年至1936年间总计收藏学士及硕士论文1285本。

之后燕大历经战火洗礼，大量典籍报刊流失，总计损失31907册，“散失之西文东方学书籍，则多无法弥补”[6]。抗战胜利后，国内外向燕大图书馆捐赠了大量书籍，“图书馆新到各方捐赠书籍杂志甚多。其中有孔祥熙博士捐赠之哲学书籍一七七册。国立北平图书馆捐赠之科学杂志十八种，共四三二册，皆系本校所残缺者。牛津大学捐赠之各科书籍一八七册，教育部上海办事处所捐赠自美获得之各科书籍一四一册，科学杂志二三种，一零零五册”。1948年哈佛燕京学社向燕大图书馆捐赠大批科学书籍，美国德萨斯州立学院捐赠家政学书籍8种10册，联合国文教委员会捐赠1947年版大英百科全书24册，牛津大学捐赠各科书籍124种163册，其中有1946年版之大英百科全书1部。

1947年，燕大图书馆还购入大量的缩影胶片及缩影相机，可以自制珍本书籍缩影胶片，这在当时十分难得。

从最初的几百册扩充到几十万册，到1951年燕京大学撤销之前，馆藏数量达到了四十余万册，加上未编书刊十八万册，仅次于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位居第三位。

三、燕京大学图书馆的服务与管理

图书馆主要的工作之一即典籍的借阅。随着燕大图书馆的不断扩大，与之相对应的管理服务机构亦建立起来。在组织上分为六部，即总务部、中西文购订部、中西文编目部、出纳部、典藏部、杂志部，每部之下再分数股。此外，还在图书馆主任之下设立了图书馆委员会，其下再设五种委员会，分别为中文书籍审购委员会、西文日文东方学书籍审购委员会、学系图书室问题委员会、学校书款分配委员会、普通西文书籍（不属各学系应购之专门书籍）审购委员会。各部以及各委员会的设立划定了权限，明确了职责，有利于开展图书馆的服务与管理[2]。

为了方便学生借阅，燕大图书馆对图书进行了分类和编目。自1931年开始使用裘开明氏所编汉和图书统一分类法，以便与哈佛燕京学社图书分类法一致。西文书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编目方面每书备有著者、书名、分类三种卡片。此外，尚有参考、分析等卡片，西文书另有标题片。

当时燕大学习风气良好，学生学习异常刻苦，热衷于泡图书馆。典籍杂志的借阅是当时图书馆最为繁重的工作。最多的一个月，图书馆借阅者达一万余人。

为了方便学生了解信息，燕大图书馆还充分利用校内各种刊物公布图书馆工作的最新动态。其中《燕大图书馆报》创立于1931年11月15日，其上公布各种图书馆消息，包括书籍的购入、新书的出版、目录的编排、杂志的订阅、征集交换典籍等，方便师生快速掌握图书馆的信息。1941年之前所编书目，就陆续在《燕大图书馆报》上发表。复校后由于经费拮据，未能复刊，遂将每月新编书目，改在第一阅览室西门里布告栏上发表。此外，图书馆还会将消息刊登在燕大周刊、双周刊、友声等杂志上进行宣传。

为开阔学生视野，燕大图书馆还举行图书展览活动，并在校內的燕大校刊、图书馆报、友声等刊物上面广为宣传，吸引学生到图书馆参观。1919年图书馆举行了第一次图书展览，当时条件简陋、书籍有限，所陈列图书仅十余种。1931年再次举行展览，“在普通阅览室陈列图书数桌，约二百七十余种，以较十八年所展览者，固已超过一倍”。1934年在校友返校日，4月28日、29日举行展览，陈列图书千余种，其中最珍贵的为宋元本、明刊本、清精刻本等。此外在展览前，还多方征集各院系教师的著作，其中征得文学院国学系最多有85种，生物学系有75种[7]。1935年4月27日校友返校节，再次举行了图书展览，学生感叹展览的书籍“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平日阅书仅及一隅，今则四部俱列，得广闻见”。其中宋元本十数种，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各有一套，明清刊本洋洋大观，有很多珍贵的稿本，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为各种文字之展览，有甲骨文、钟鼎文、汉魏古文等十数种，此外还有其他文字，如突厥文、蒙古文、满洲文、巴比伦文、安南文、高丽文、日文、柬埔寨文、西夏文、契丹文等数十种。以后每年在校友返校节举办图书展览成为常态活动，它丰富了学生业余生活，开阔了师生视野，培养了良好的校园风气。

为服务学生，燕大图书馆还与北京当时的各大图书馆开展了馆际互借。当时北平海淀相距十余里，图书馆人员使用自行车携带所借书籍，所借的书籍每年“大概均在千余册左右”，没有发生遗失及“大不便利的事件”，馆际互借数目相差较大，以至于燕大图书馆管理人员提醒，不能耽误其他图书馆的正常运作。当时燕大图书馆规定学生每人借书不得超过两本，续借不得超过一次，以免借阅时间过长，影响他馆读者借阅。燕大学生提出馆际互借迟缓，图书馆方面提出实际是因为自行车携带量有限，但交给校外汽车行代理，代价不菲，每次须“酒资”四角，最好还是增加经费，多购书籍，不致外借。

图书馆作为校园的公共空间，其秩序和环境需要在场者的共同维护。而对于破坏图书馆秩序与环境的情形，各方共同诟病指责。有学生指出，馆内的环境嘈杂“穿皮鞋使劲走路者有之，说话者有之，争论者有之，职员随地唾涕者有之”，让人难以忍受[8]。也有学生指出图书馆里有不少“鉴赏家”，尽管图书馆向来是禁止读者在书籍杂志上涂写，但是《文艺月刊》杂志上储安平的《断想》一文后面，居然出现了七条读者感言。图书馆方面也不断要求学生严格遵守相关规则，形成良好的秩序。同时，图书馆也在不断的改革管理，洪煨莲从美国归国后，倡导图书馆改革，“其所拟之办法，类皆妥善可行”“末又征询学生之意见”[9]。田洪都在任时，由于借书规则及阅览室不敷应用，“屡遭该校学生诽议”，进行改良后针对学生指责的各点，大半予以解决。

围绕着图书馆的管理，《燕大周刊》在1933年第5卷第5期开办专门论坛，师生就书库的开放时间、丢书的责任、服务态度、目录使用、杂志的摆放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参与者有著名的文学史研究家、红学家吴世昌，史学家、教育家翁独健，燕大教师古文字学家容庚，图书馆的馆长田洪都等。作为当时学业佼佼者，曾被同窗好友、后来的著名学者邓嗣禹戏谑“只眼观天下，独脚跳龙门”的吴世昌（一目失明）、翁独健（左脚颠跛）等联合校内学生四百余人向燕大行政执行委员会请愿，最终达成了延长开馆时间的目的。

燕京大学在建国后于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各院系分别并入北京大學、清华大学等高校，其藏书继续为新中国人才的培养发挥着作用。而发生在燕京大学图书馆的一幕幕情景则成为往事，偶然会被后来者记起。

参考文献

[1]张玮瑛.燕京大学史稿[M]，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9：5-6，11， 21-22，415.

[2]燕京大学图书馆编.燕京大学图书馆概况，1933： 4.

[3]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56-357.

[4]燕京大学图书馆入藏顺德李氏碑刻书籍之概略[J].图书季刊，1940，（2）2： 267-268.

[5]专函：迳启者本馆定于四月二十八二十九两日举行图书展览会[J].燕大图书馆报，1934（64-65）：16.

[6]图书馆损失统计.燕大双周刊[J]，1946（22）：198.

[7]燕京大学图书馆图书展览记略[J].燕京大学图书馆报，1934（66）：1-3.

[8]燕京布衣.论评：我们的图书馆[J].燕大周刊， 1931（15）：2-6.

[9]弃疾.我对于改革图书馆的建议[J].燕大周刊， 1930（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