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常旭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如果考察“一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应该从哪个时间点开始？原因是什么？

常旭：历史分期往往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儿，特别是考察历史上的经济问题。按照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说法，历史发展是在多元时间体系中进行的，他将历史分成短、中、长三种时段，它们分别受到快、中、慢三类变量的影响。必须将三种时段和三类变量结合起来，才能显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意义。对经济史的考察，应该更侧重中、长期和中、慢变量，注重经济发展的连续性。

具体到“一战”对中国经济影响，我们应该主要关注“一战”对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产业资本（包括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社会经济整体等的发展趋势所产生的影响。

从产业资本发展趋势来看，可以看外国资本的例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转向垄断阶段，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已经不只是商品输出，而是日益重视资本输出，特别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商攫取了在中国“合法”开矿设厂的权利，外国资本在华迅速扩张。据相关估计，1894年，各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为1.19亿美元，而1914年为16.72亿美元（战争赔款未计入），分布在金融、贸易、运输、工矿、房地产、外国贷款等领域。

又如民族资本。甲午战争前，民族资本已经在近代工业和航运业中产生，但发展十分缓慢;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晚清政府、北洋政府的振兴商务、鼓励实业的政策推行，以及民间“设厂自救”、抵货运动、收回利权等运动如火如荼，民族资本工矿业、轮船铁路业都有初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