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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末期李成桂“事大政策”的原因探析

2018-11-07孙启平

卷宗 2018年25期

摘 要: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对明朝实行“事大政策”,而实行这一政策的原因既来自于他对当时的政治局势的考量,以及他对自己建立的政权正统性的渴望,也来自于元明时期儒学思想对朝鲜半岛所产生的影响。李成桂所实行的“事大政策”对当时的朝鲜王朝与明朝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李成桂;事大政策;原因

洪武元年(1368年)春,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七月,李成桂推翻了立国470余年的高丽政权,自立为高丽王,并将“事大政策”作为其对明交往的基本理念,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1 当时的政治局势及时代背景的要求

朝鲜半岛北接辽东,南隔海与日本相望。《明史》中关于朝鲜地理位置的记载如下: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两个有着长久封贡关系的国家来说,明王朝已然建立并且相对强大,对于刚刚建立的朝鲜王朝来说,是一个强大的邻国,需要认真对待,并且由于李成桂推翻了亲蒙元的高丽王朝,与北元之间的关系自然相对冷淡。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依附刚刚建立的明朝,这既是现实的政治形势所迫,也是时代背景的要求。

洪武元年(1368年)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朝鲜半岛的高丽政权发生巨大变化,起因是朱元璋认为铁岭以北、以东、以西曾经属于元朝,所管辖的军民汉人、女真、鞑靼、高丽仍应归属明朝,而以崔莹为首的高丽王朝官员都无法接受这一说法。于是王禑与崔莹在秘密商议之后,决定进攻辽东,虽臣下多有反对,但却不予采纳。时任高丽右军都统使的李成桂对出兵辽东也持反对意见,史载:“三月, 禑独与莹决策攻辽, 然犹未敢昌言也。托言游猎,西幸海州。”四月,王禑来到凤州,对李成桂说:“寡人欲攻辽阳,卿等宜尽力。”对此,李成桂提出有四不可:“以小逆大,一不可;夏月发兵,二不可;举国远征,倭乘其虚,三不可;时方暑雨,弓弩胶解,大军疾疫, 四不可。”其中重要的是李成桂提出了“以小逆大”这一理由,可见其在建立朝鲜王朝之前就主张“事大”,但是并未被王禑所采纳。同年五月,“大军渡鸭绿江,次威化岛,亡卒络绎于道。禑命所在斩之,不能止。左、右军都统使上言:‘臣等乘桴过鸭江,前有大川,因雨水涨,第一滩漂溺者数百,第二滩益深,留屯洲中,徒费粮饷。自此至辽东城,其间多有巨川,似难利涉。近日条录不便事状以闻,未蒙俞允,诚惶诚惧。然当大事,有可言者而不言,是不忠也。安敢避铁钺而默默乎?以小事大,保国之道。我国家统三以来,事大以勤。玄陵於洪武二年,服事大明,其表云:子孙万世,永为臣妾。其诚至矣。殿下继志,岁贡之物,一依诏旨,于是特降诰命,赐玄陵之谥,册殿下之爵。此宗社之福,而殿下之盛德也。”然而王禑与崔莹仍然不听劝阻,命令进攻,左右军都统使请求崔莹允许班师回朝,仍然得不到准许,这个时候军中有讹言说李成桂准备率部撤军,军中一时人心动摇。另据《明史》记载,高丽王禑派都军相崔莹、李成桂在西京(平壤)整兵待发,后李成桂以粮草不继为由撤军,引起王禑的不满,杀死了李成桂的儿子,李成桂引兵攻破王城并将王禑及崔莹囚禁起来。十月,王禑逊位,其子王昌即位。可见,两部史料中对于李成桂回军的理由,记述各不相同,但不论怎样,从这两个史料的记载中我们能够看出李成桂个人及部分高丽王朝的大臣们是不愿意同明朝为敌的,并且李成桂对于“事大政策”是十分推崇和肯定的,在劝说王禑的过程中,就已然提到了“以小事大,保国之道”。由此也可见,这一政策在李成桂的思想观念里是极其重要的。

2 对政权“正统性”的渴望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七月,李成桂推翻了立国470余年的高丽政权,自立为高丽王。虽然李成桂即位为高丽王,但却并没有立即更改国号,对明朝也不敢称王。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七月十八日,李成桂即位的第二天,一改高丽末年的“旧法”,开始对明朝实行“事大政策”,并立即派遣都评议使司及大小臣僚、闲良、耆老等请令知密直司事赵胖赴大明礼部请求赐予国号并请求册封,呈文礼部曰:“窃谓小邦,至恭愍王薨无嗣,逆臣辛旽子禑为权臣李仁任等所立。禑乃昏暴狂咨,多杀无辜,至兴师旅,欲向辽东。时右军都统使李(太祖旧讳)以为不可犯上国之境,举义回军,禑乃自知寡助,惶惧辞位,以与子昌。国人禀奉恭愍王妃安氏之命,以王氏宗亲定昌府院君瑶,权署国事,及今四年瑶又昏迷不法,疏斥忠正,昵比谗邪,变乱是非,谋陷勳旧,谄惑佛神,妄兴土木,糜费无度,民不堪苦:子奭痴騃无知,纵于酒色,聚会群小,谋害忠直。又其臣郑梦周等潜成奸计,欲生乱阶, 乃将勳臣李(太祖旧讳)、赵浚、郑道传、南誾等, 谮于权署国事,令有司论核,以谋致害,国人愤怨,共诛梦周。权署国事,尚不悛改,又谋杀戮。举国臣民实虑社稷生灵俱被其害,惶惧失措,无可奈何,咸谓以若所为,难以主斯民奉社稷,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十二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退居私第,切念军国之务,不可一日无统,择于宗亲,无有可当舆望者,惟门下侍中李(太祖旧讳)泽被生灵,功在社稷,中外之心,夙皆归附。于是一国大小臣僚闲良耆老军民等咸愿推戴,令知密直司事赵胖,前赴朝廷奏达,伏乞照验,烦为闻奏。俯从舆意,以安一国之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李成桂对于向明朝示好和亲附的态度其实是很积极的,而且在文中的姿态也十分恭顺,对此也能够看李成桂非常希望能够得到明朝政府的认可,这其实也是李成桂推行“事大政策”的重要原因。同年,在李成桂多次向明朝请求更改国号的情况下,明太祖朱元璋下旨,钦定“朝鲜”作为朝鲜半岛新建政权的国号。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二月,接到明太祖圣旨的李成桂下教全国曰:“自今除“高丽”国名,遵用‘朝鲜之号”。至此,新政权正式更名为“朝鲜”。对于明朝政府赐予国号一事,李成桂十分欣喜,因为明朝赐予国号一方面使他不必再担心朱元璋追究他夺取高丽政权的罪责,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明朝政府对他新建政权的承认,使他的统治更具有“正统性”。

3 元明以来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在朝鲜王朝存在的五百余年的时间里,儒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说是十分深远的。究其主要原因,不僅是由于中国和朝鲜半岛有着山水相连的地理环境,更离不开古代中国王朝先进生产力和发展水平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的。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后,即把儒家思想作为其治理国家的正统思想,当然,这里提到的儒家思想也包括经过董仲舒和程颢、程颐、朱熹等人改造后的儒学。朝鲜王朝建立之初,李成桂即继承了新罗、高丽王朝等对中国王朝实行的“事大政策”,奉大明为正统,主动地与大明王朝改善关系,希望能得到朱元璋对他新建立的政权的承认。可以说,儒学思想在朝鲜王朝正统地位的确立,正是由于元明以来儒学思想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影响。

纵观洪武末期大明及朝鲜王朝对之间的外交关系,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我认为,这主要是得益于李成桂始终贯彻的“事大政策”。可以说,如果不是李成桂即位之后就对明朝实行“事大政策”,很难保证两国之间在后世的交往中不爆发武装冲突。而且我们知道,朱元璋晚年性格比较多疑,通过洪武末年明与朝鲜由于外交文书而引发的四次外交争端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在对待朝鲜王朝的态度问题上,朱元璋是有故意采取压制朝鲜的嫌疑的。对待朱元璋针对朝鲜外交文书不满一事上,由于李成桂对明朝所奉行的“事大政策”,使得李成桂在处理与明朝问题上能够做到客观冷静,妥善处理,避免了与明朝之间的正面冲突。对于当时刚刚建立不久的朝鲜王朝而言,实行这一政策是有利于政权稳定,两国关系缓和的。对于朝鲜王朝来说,在当时的局势下,李成桂能提出“事大政策”对于减少两国间外交摩擦,是极其明智的,而这一政策对于后世的中朝友好关系也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朝鲜]郑麟趾.高丽史一百七·权近传[M].首尔:奎章阁藏书.

[2]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孙卫国.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4] 李善洪.洪武末年中朝间外交争端探析[J].社会科学战线,2009.

作者简介

孙启平(1992-),男,汉族,吉林省延边州,硕士,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世界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