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星 徐生忠

1998年2月8日16时42分，开国上将王平在北京逝世。当时，港澳台媒体和海外华文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纷纷使用了“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中国将军”这样的字眼。的确，从大别山区的贫苦农家放牛娃，到抗美援朝的人民军队总政委，王平的军旅人生就是成长为“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中国将军”的征程。红军岁月，是王平军旅生涯的开端，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轶事。

“打岳阳，彭老总给了蒋介石一个下马威，给了我一个上马威”

1928年下半年，彭德怀领导红五军转战到湘鄂赣，当地国民党报纸对“彭匪”又恨又怕。当时，王平在湖北阳新老家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对彭德怀的大名非常仰慕。次年9月，红五军决定分散发展，第五纵队奉命到阳新、大冶、通山、通城一带活动，开辟和创建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第五纵队的到来，让王平对彭德怀的队伍有了直接的认识。直到晚年，王平还清晰地记得：第五纵队路过阳新，“曾召开一个群众大会，纵队党代表何长工和司令员李灿在会上都讲了话，公开宣传他们是江西过来的红军，到阳新县来消灭民团，开展武装斗争，还讲了党的宗旨和政策。群众听了都异常高兴，一些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纷纷报名参加红军”。看到第五纵队对老百姓和和气气，对国民党反动派敢于斗争，王平对彭德怀更佩服了：这个彭德怀了不起啊！他的队伍真不错，真是咱穷人的队伍！我要投奔这支队伍！由于此时王平已经是中共党员，参军必须经过组织批准，只好暂时放弃。

1930年5月，王平找到区苏维埃政府要求参军，家人都表示支持。这时，第五纵队已经扩编为红八军，王平便成为红八军的光荣一兵。6月初，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决定，红五军、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担任军团长，王平又成为红三军团的光荣一员。从此，他一直战斗在红三军团序列里，见证了这支威武之师的整个光辉历程，是名副其实的“红三军团的老同志”。

在彭德怀的队伍里当兵作战，王平立即感受到他的勇猛善战。6月下旬，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相继攻占了咸宁、蒲圻、鄂城、嘉鱼、通山、通城，歼灭了大量反动武装，并故意放出风声要攻打武昌。蒋介石信以为真，把钱大钧两个师从岳州运往武昌加强防务。彭德怀侦知岳州空虚，迅即率红三军团乘胜挥师西进直逼岳州（今岳阳市）。7月4日，一举攻占岳州城。战前就有规定，每缴获1支步枪奖3块钱，2块给伙食单位，1块归个人。这次战斗中，王平一人缴获了3支步枪，得了3块钱奖励。刚刚参加战斗，就能取得这样的“战绩”，王平乐不可支。后来在编写红三军团战史时，他幽默地说过：“打岳阳，彭老总给了蒋介石一个下马威，给了我一个上马威！从此，在他领导下，我的战斗意志更坚强了。”

7月22日，红三军团从岳州返回平江，在天岳书院门前广场召开大会，一是庆祝红三军团成立，二是纪念平江起义两周年，三是誓师攻打长沙。置身在如此场景，王平终生难忘：“那天参加大会的部队和当地群众很多，真可谓人山人海，会场内外红旗招展，鼓乐喧天，……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大会隆重而热烈。彭德怀、滕代远、何长工等领导同志在会上讲了话。”这是王平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当看到他壮健的身躯、矫健的步伐、倔强的面容，我对这支部队的所向无敌充满了信心！”

王平没有看错人，彭德怀就是这样一个能够创造奇迹的人。7月25日，红三军团先头部队与敌打响；26日，军团主力突破敌人防线，夺占了长沙门户金井；27日晚9时，红三军团攻占湖南省会长沙城。红军时期，只有红三军团曾经攻占国民党省会城市，王平也为参加过攻占长沙而自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平曾幽默地对彭德怀说：“感谢彭老总，不然我不会那么早就进过省城！”彭德怀不禁莞尔。

1931年6月初，经过披坚执锐的战斗洗礼，王平担任了红四师第三团机关枪连政治指导员。在当时，机关枪是重要武器，当机关枪连政治主官，表明党组织对王平的信任。仅仅一年过一点时间，王平就从农家小子成长为红军连队主官，进步很快。

“这是红军政治思想觉悟的最高体现，是政治工作高度发挥作用的结果”

红军时期，王平较长一段时间担任红四师十一团政委。在他领导下，红十一团敢打恶仗、险仗、硬仗，善于长途奔袭和连续作战，在反“围剿”作战中屡屡重创敌军。

1934年1月，紅三军团由江西广昌出发，围攻福建沙县国民党驻军卢兴邦部。王平指挥红十一团，参加了这一激战。红军利用坑道爆破攻城，至25日凌晨，爆破沙县城西门成功，很快全歼守敌。

对于彭德怀指挥的沙县之战，王平终生难忘：“红三军团在沙县缴获大批物资和食盐，全部运回红都瑞金。这时，蒋介石百万‘围剿大军步步紧逼，根据地逐渐缩小，红军供应困难，加上长期转战，部队得不到休整，个个都像叫花子一样。这次打沙县，部队有所缴获，红三军团全体人员都换上了新衣，干部还发了大衣，从上到下焕然一新，全军高高兴兴、愉愉快快地在沙县过了一个旧历年。”

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师在沙县只休整了3天，即行出发，开往建宁——建宁地区归红一军团指挥，参加打江西黎川。这时，王平近距离地接触到了林彪：“我们红十一团为前卫，按时赶到指定地点，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作战科长聂鹤亭在那里等着我们接防。红一军团穿得不如我们，供给也困难。林彪看到我们穿戴整齐，还带着不少东西，非常高兴，头一句话问我们有盐没有，我们把盐和腊肉分给红一军团一部分。林彪看到我们每个干部战士的子弹袋都装得满满的，又对我说能不能给点子弹，我说给弹药要报师里批准。在这里他把阵地移交给我们，带着一军团的部队向预定的地域转移。”

这年3月间，蒋介石镇压了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后，又调集兵力从东面、北面向中央苏区猛进。红三军团奉命赶往东线——闽西，阻击敌军。这时，王平初步领教了李德的瞎指挥：“一天，上级传达他的指示，命令我十一团派出一个加强排，带着两挺重机枪占领一个突出部位的山头。这个排派出以后，第二天团里派青年干事带人去送饭，正遇上大雾弥漫，雾雨流云笼罩了大半座山。他们去转了一圈，回来报告没找着那个排。这一下可惊动了上级，李德、王稼祥、博古闻讯后都到我们团部来了，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也气喘吁吁地赶来。他们来到我团又开会又调查，叫我介绍这个排的情况。从排长、班长到战士的家庭出身，战斗中的表现，都问到了，分析这个排是不是投敌了，搞得气氛很紧张。我决定立即亲自带人去找。”

当时，王平心情之紧张可想而知。“一阵风吹来，云开雾散，看到那边有一个小山峰，我们跑过去一看，那个排就展开在那里，他们一天一夜没吃饭了，我让他们赶快吃饭，这時我的心里一块石头落下地来，松了一大口气。我回到团部向李德等领导人报告了情况，随后招待他们吃过饭，他们高高兴兴地走了”。

事后，王平向彭德怀简要报告了事情经过，彭德怀生气地说：“连一个排放个哨他们也要管。如果一切听他的，非把红军葬送了不可。”

4月初，敌人北路军准备大举进攻广昌。中革军委又急令红三军团主力从福建沙县回师江西，参加广昌保卫战。广昌没有城墙，无坚可守。博古、李德到前线指挥，要红军修筑“永久工事”固守，并动员在广昌和敌人决战，“打最后一仗”，还要求师、团、营、连、排干部都要指定代理人，准备苦战。这时，王平真切体会了李德的瞎指挥：“我们修的土木工事根本不堪一击，敌人用大炮轰，用飞机炸，战士们在残存的工事里挨打，要固守根本不可能”。

最终，敌人突破了红三军团阵地，冲到军团指挥部前面。关键时刻，王平显出英雄本色：“我们十一团是军团的预备队，由军团首长直接指挥。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我团奉命反击，两个营首先冲了出去。指战员们冒着8架敌机的轮番扫射、轰炸，高喊着‘冲啊的口号，一股劲儿向敌人猛扑过去，终于把冲过来的敌军打退。这两个营大部分同志阵亡，战后有一个统计，连队多则剩下40多人，最少的只剩下10来个人。”

彭德怀在指挥所看到指战员们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迟疑，没有一个人卧倒，不禁热泪盈眶，由衷称赞说：“这是红军政治思想觉悟的最高体现，是政治工作高度发挥作用的结果。”作为红十一团政治主官，王平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评价！

红军在广昌保卫战中坚持了28天，损失了总兵力的五分之一。红三军团伤亡人数更多些，约占军团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因此，王平赞同彭德怀大骂李德之语：“崽卖爷田不心疼。”

“要做好宣传工作，告诉他们，我们先走，你们随后来”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王平在彭德怀指挥下征战不息，亲历了许多轶事、大事。

1935年2月，红军一渡赤水后，鉴于部队伤亡较大，军委决定精简缩编，取消了师一级编制，全军缩编为17个建制团，王平改任红十一团政治处主任。3月中旬，活动于遵义附近的红军向西转移。彭德怀跟随红十一团行动，这是王平第一次直接接受彭德怀指挥。出发前，彭德怀专门向王平交代：要走快些，至少走60里才能休息；不然，敌人飞机来了就麻烦了。当时，细雨蒙蒙，道路泥泞，路越来越窄，行军队伍拉得很远。彭德怀骑着马已经走到前面第二个营的后头，他传来口令：“再走快点。”红十一团立即急行军走了40多里，王平和团政委张爱萍等一道走在前面。张爱萍见大家确实累了，提出让部队休息，王平赞同。部队刚拿出饭要吃，彭德怀骑马跑到前边来批评：“谁叫你们休息吃饭的？你们这是不顾大局。”王平等人挨批，不敢怠慢：“我们急忙命令部队把饭收起来，继续往前走。又走了30多里，他才传令下来：‘休息吃饭。”

部队休息吃饭，彭德怀独自坐在路边吃，张爱萍、王平等几个团干部则蹲在道旁一棵树下吃。彭德怀见张、王等人不理睬他，慢慢走过来，乐呵呵地打趣说：“你们吃什么好东西还躲着我呀！”刚刚挨过批评的王平等人心头一热：“他在路上批评我们那个严肃劲儿早已烟消云散了。”

1935年9月上旬，由于张国焘私欲膨胀，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当时，红一、红四方面军部队混编，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红一方面军所属各军团改称各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指挥，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党中央、毛泽东随右路军行动。9月10日凌晨一点钟，重新担任红十一团政委的王平，亲历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的草地分裂：“彭德怀、王稼祥、李富春找邓（国清）团长和我去军部，彭德怀带着沉重的心情告诉我们：张国焘给右路军总指挥部来电，要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不要跟中央北上，还要说服红一方面军一起南下，右路军返回阿坝与左路军会合，如果不听就缴他们的枪，用武力解决，把毛、周、张、博抓起来。叶剑英参谋长连警卫员都没带，连夜从包座赶到牙弄，向党中央报告。党中央接到叶剑英的报告以后，为了免出意外，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先行北上。”听到张国焘意图谋害党中央，王平热血沸腾，请求彭德怀给予任务。彭德怀二话没说，果断下令：“你们红十一团马上出发，开到中央机关驻地附近20里一线警戒，掩护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红三军（团）直属队通过，等红十团也过完以后，再尾随红十团前进。”

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王平感到这次任务非同寻常，立即通知部队紧急集合，急行军进入指定地域警戒。“当时气氛很紧张，也很秘密。军（团）首长要求，不作动员，3天以后再向部队传达。所以，上级的意图连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也不知道”。

中央机关直属队天不亮就出发了。太阳出来时，毛泽东经过红十一团设在小山上的警戒地，把王平等团领导叫过去，问前面有没有动静，王平立正回答：没有什么大的情况，只是警戒部队曾经听见一个人喊：“红一方面军的同志，你们不要走啊！”就是说，红四方面军已经有人知道红一方面军出发了。

担心红四方面军有人拦路，王平等问：“要是有人拦阻怎么办？”

毛泽东大手一挥：“要做好宣传工作，告诉他们，我们先走，你们随后来。”

“万一他们开枪怎么办？”因为怕红军内部冲突起来不好办，王平追问了好几次。毛泽东反复地说：“要做宣传教育工作。”

由于王平有理、有节，很好地完成了警戒任务，没有与兄弟部队发生冲突。这次“护驾”行动，也让毛泽东牢牢记住了“王明政委”（王平当时用名）。

“我们就着烛光如饥似渴地索取知识，洋蜡燃尽，大家就摸黑进行讨论”

1936年6月1日，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旧庙堂前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数十名优秀的红军干部汇聚在这里，举行“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第一期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学校的几位负责人坐在主席台上。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正式宣布：林彪、罗瑞卿担任校长、教育长，他本人兼任政委。学校分3个科，第一科大都是红军师团以上干部，有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张爱萍、彭雪枫、陈士榘、杨成武、谭政、王平、耿飚、苏振华、赵尔陆、黄永胜等。能够进入“红大”一科学习，充分说明王平在红军队伍中的地位。

这年6月下旬，蒋介石严令张学良的东北军进攻瓦窑堡。经东北军和红军双方秘密交涉，红军主动退出瓦窑堡。红军大学经过几天行军，于7月初到达保安（今志丹县）县城。

这里地瘠人稀，极端贫困。“红大”搬来后，首先清理废弃的破窑洞，安排好宿舍和课堂。对于当年学习的艰苦，王平有过回忆：“窑洞连门板都没有，门口挂个草帘子，这地方人贫狼恶，饿狼经常在夜间跑到村子里找食吃。我们睡觉时人人枕头旁边都放一根棍子，门口搁个凳子和洋瓷盆，狼进来碰倒瓷盆，我们听见响声，就起来打狼。当作课堂的大窑洞，可以坐百把人，只有一张破桌子，给教员作讲台，学员在石头上或膝盖上做笔记。”在紧张的战争年代，条件虽然艰苦，但能够坐下来学点东西，真是难得，也是幸运。所以，王平等人都非常珍惜这一机会，学习特别认真，休息的时间都抓紧看书，晚间一个班只发一根洋蜡，“我们就着烛光如饥似渴地索取知识，洋蜡燃尽，大家就摸黑进行讨论”。

當时，中央领导也来讲课，给“红大”一科讲政治课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徐特立、李维汉、何凯丰、杨尚昆、陆定一、吴亮平等；讲军事课的有王智涛、伍修权、李德等。毛泽东讲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根据王平回忆，“他（毛泽东）讲的战略课，原来计划还有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两个部分，因为发生了西安事变，抽不出时间，就没讲”。

红大一科的学员们能够感受到党中央对他们的重视、关心。周恩来规定，一科的伙食费每天一角钱，还可以实报实销（当时部队是每人每天5分钱，机关是3分钱）；吃肉问题，用现洋到农村去买猪和羊，买回来自己养着。每星期可以会餐一次，还吃几次羊肉。由于“红大”伙食好，“中央机关一些同志，如廖承志等，打听到‘红大什么时间吃肉，也跑来打牙祭”。当时，红军干部个人都没有多少零用钱，特别是红三军团的干部更困难——“过去彭军团长抓得紧，一切缴获上交”。在王平去“红大”时，供给部给他结算伙食尾子，发给他14元陕北币。王平把它放在皮包里，不知怎么搞的，丢了10元还不知道。一次，他请几个人吃饭，最后一算账要付5元钱，他一掏包只剩4元钱了，还让别人垫了一块钱。这件事传到了中央，毛泽东打趣说：“哈，王明（王平当时用名）请吃饭没有钱，要脱裤子啊！”

1936年底，“红大”第一期毕业，王平等请求毛泽东批准自己到前方去，毛泽东说：“你们有的人不愿意留在后方，谁能给我讲出个道理来，把我说服了，我就批准你走。什么事都要人去干嘛，前方要人，后方也要人嘛！前后方都得有人，这是革命的分工！”“谁不愿意在后方我就偏偏把他留下，愿意留的可以走。”这下子，大家可傻了眼，谁也不吭气了。

1936年12月，王平从“红大”第一期毕业，如愿被分配到前方，担任陕北红二十七军政委，贺晋年当军长。这时，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他们大抓部队的军政训练，为迎接全面抗战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1937年9月，经过向彭德怀申请，王平又如愿奔赴抗日战场！

（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