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久昕

今年10月是彭德怀同志120周年诞辰，为了纪念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将他与我的父亲滕代远参加苏区反“围剿”作战时的情况回忆一下，以示铭记和缅怀。

父亲作为红一方面军副总政委兼红三军团政委，参与指挥了1930年12月至1933年3月期间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的战役。前三次作战是在朱德、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完成的，从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滕代远是在朱德、周恩来直接领导下指挥部队作战的。

1933年1月下旬，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下的中共中央由上海迁至瑞金，博古（秦邦宪）以临时中央负责人身份兼管苏区中央局的工作。他对前方反“围剿”的作战指挥进行干预，提出所谓先发制人的方针，要求红军部队转移到江西省抚河西岸，攻占敌重兵据守的南丰和南城。这种暴露红军意图，易受敌人夹击的错误命令，虽经朱德、周恩来的一再抵制，红一方面军还得被迫执行。根据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的意见，当时的中央作出了一个关于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提出红军“分离作战”的方针（史称“上海计划”），将中央红军和部分地方武装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抚河、赣江之间牵制敌人；一部分先入闽作战，再回师北上，两部分合攻抚州与南昌。当时在前线的周恩来、朱德和各军团领导人，包括彭德怀、滕代远在内，都反对这个方针，认为这是“两个拳头打人”分散兵力的错误计划。为此，博古还特意来到红三军团司令部驻地，与彭德怀谈话。

1933年7月1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东方军之组成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系的指示》，命令以红三军团彭德怀、滕代远部为主，包括红军第十九师周建屏、萧劲光部组成东方军，任命彭德怀兼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兼东方军政治委员，袁国平兼东方军政治部主任。为配合作战，闽西红军第三十四师周子昆、曾日三部和闽赣军区的部分地方武装也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之后决定进攻福建宁化和清流，消灭敌卢兴邦部。

7月2日，红三军团各部队在彭德怀、滕代远带领下，冒雨从江西抚州的头陂一带出发，于4日到达闽赣边的石城。通过实地观察，了解到清流城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敌人利用天险加修了工事，城防坚固，据险防守，不易攻破。而位于福建宁化县东北部的泉上，居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土堡围墙高约8米，厚7米，周长近千米，相当坚固；驻有国民党军卢兴邦师第三〇七团及残余地主武装400余人。土堡内储有大批粮食、食盐等物资，是周围数县逃亡地主负隅顽抗的反动堡垒，威胁附近苏区的安全，也是东方军东征的一大障碍。于是，他们研究后决定先攻泉上，当天便拟出作战方针，向朱德、周恩来并转项英发出电报。收到朱德、周恩来同意先攻泉上的回电后，红三军团以红五师寻淮洲、乐少华部为先头梯队，红四师张锡龙、彭雪枫部为后续梯队，向泉上疾奔。

东方军入闽作战，从攻打泉上开始，就受到部分中央领导人的干扰。他们不顾实际情况，盲目指挥，不断要求攻打城市。彭德怀、滕代远坚持原则，在朱德、周恩来的支持下，根据红军历来作战的战略战术，从实际出发，同他们进行了斗争。7月6日，部队到达距泉上仅7公里的湖村时，又接到军委代主席项英反对首攻泉上的电报，指示还要首攻清流。此刻，滕代远正在前敌指挥部与彭德怀一起指挥红五师寻淮洲、乐少华部包围泉上。同时，敌卢兴邦部旅长张兴隆率第三〇九团正从清流方向增援泉上。彭滕于7月10日发出《关于攻打泉上的战斗部署的报告》，准备使用大部兵力攻下泉上土堡。但是，项英还是强调先攻清流、连城（福建西部），命令东方军只留一个团围攻泉上，其余部队立即转移清流南，或消灭清流撤退之敌；或配合红三十四师打击连城增援之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7月11日，彭滕仔细研究了项英的命令，认为这是脱离实际的方案，即刻发电声明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得到朱德、周恩来的支持。朱周于同日给项英连发两电，说明先袭泉上才易打击敌人的增援部队，不能采取积极进攻清流的办法；指出目前多雨，各河涨水，流急水深，大兵团运动不便；加以天热多病，三军团沿途已留下500多病员，令三军团主力过清流河是不妥当的。对于项英的错误命令，周恩来、朱德忍无可忍，在致项英的电报文字中显示：“请勿直接命令彭滕曾周，使他们无所适从时时请命，反束缚其不能机断专行。”彭德怀、滕代远决定不顾项英意见，采取“围点打援”，攻下泉上再打清流。于是，红军相继袭占福建归化（今明溪）、清流及泉上古堡，重创闽西军阀卢兴邦部。其中，泉上战斗战果辉煌：活捉国民党宁化县长黎群薰，毙敌团长程思海以下官兵300余人，俘敌900余人，缴获步枪700余支、迫击炮3门、机关枪3挺、手枪60支、大洋1万余元和大批粮食、食盐。随后，东方军剑指连城县。

当彭德怀、滕代远指挥部队围攻泉上的同时，还命令红军第三十四师及红军第四师一部进至连城周围布防，准备待机收复。但中革军委领导人不顾前线战场的实际情况，命令彭滕直取连城，他们还在地图标示的位置，划定了从北向南进攻的路线。由于连日指挥泉上战斗，滕代远十分紧张劳累，加上盛暑酷热，已经病倒。他感冒发烧，心情很不好，看到中革军委一封封主观臆想的电报，更加烦躁，以致多日未能痊愈。彭德怀抱怨说：“不叫部队做群众工作，让立即去进攻连城，限时限刻到达，并指定攻击点（从北向南攻击）。你要改变他的错误部署，下级改变上级企图，必须完全负责。”为了安抚这位自平江起义以来就在一起的老战友，彭德怀嘱咐滕代远卧床静养，不用焦急，先弄清敌情再说。于是，彭德怀带一个侦察排到前方侦察了一整天，发现如果按照中革军委的指令从北向南直攻连城，不仅是啃“硬骨头”，而且地形对我十分不利，我军完全处于仰攻地位，连攻击点也找不到。他们侦察到连城东南35公里的莒溪只有敌区寿年第七十八师第二三四旅第四六七团丁荣光部驻守。临近的朋口是一个四面高地环绕的小圩场，处于连城至龙岩、长汀两条大道的交叉口，战略地位重要，而守敌仅为丁团的一个营。如果改为由南向北先攻莒溪、朋口，既可打击连城和龙岩的援敌，又可顺势北取連城。滕代远在病中听到此消息，心情转好，立即表示同意。随即，两人联名向朱德、周恩来并转中革军委发电，提出改变作战方案的建议。朱周还对改变后方案的长处作了说明。经过这样反复争论，建议才获得批准。连城县的朋口战斗，是东方军最主要的战斗之一。7月29日，滕代远抱病随三军团主力前进至连城西南钟屋村（今中复村），设下司令部后，和彭德怀一同下达了《攻击朋口的作战命令》，“决于明（30日）向朋口攻击前进”。随后率领部队连夜出发，迅速包围朋口、莒溪。30日凌晨，红四师和红十九师向朋口之敌轮番发动进攻。区寿年闻讯后，马上从连城派出第四六六团钟经瑞部火速增援莒溪、朋口。滕代远于夜晚到第一线直接向守敌喊话，展开政治攻势。红军部队受到鼓舞，士气高昂。敌军士兵思想动摇，无力再战。7月31日凌晨，我军一举冲上山头，攻克朋口。同时，红五师全歼了由莒溪向朋口增援的敌军。红军第十九师也乘胜进占莒溪。敌军四六六、四六七两个团被我全歼。我军于8月2日占领连城，追敌于姑田、小陶，东方军共歼敌1个旅3个团，俘敌旅团长以下官兵2000多人，缴枪2000多支，军粮1500担，筹款万元以上，胜利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敌第七十八师受到沉重打击，师长区寿年后来沉痛回忆说：“这次失败是本军最大的耻辱，尤其撤退时之混乱，更令人痛心疾首。”8月1日，彭德怀被中革军委授予一等红星奖章，滕代远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第58号）。8月8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电贺东方军的胜利。贺电中称：东方军把顽强的敌十九路军打得落花流水。这一胜利，表现我工农红军已更加壮健，更加无敌。

3日凌晨，东方军追击部队到达姑田，正值敌军集合队伍准备逃窜。我军迅速靠近猛冲猛打，区寿年部猝不及防，顿时大乱，纷纷丢弃枪械行李，夺路而逃。东方军先头部队尾追敌军到永安西南的小陶，又歼灭区师一个团，余敌更加惊慌失措，一昼夜狂奔85公里逃至永安。

当东方军各部正在连城休整之时，中革军委和方面军总部即在部署第二阶段作战方案，令东方军乘敌部署未完成之前，破坏其计划，打击将乐、邵武两翼，以备与敌决战。对此，彭德怀、滕代远作了研究，认为闽北的顺昌、将乐一带渡水困难，器材缺乏，给养奇缺，远离后方，实难完成任务。于是，他们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第二阶段作战，东方军应取道宁化，集结建宁。这既能“行动秘密”，利于“攻击邵武、光泽、将乐之敌”，又能乘敌进攻黎川之机，“歼其一两个师，给第五次‘围剿当头一棍”，“调动北线敌人，紊乱其部署”。但是，这一正确建议没有被中革军委采纳。8月15日，朱德、周恩来发布命令，宣布改组东方军，以红三军团、红十九师、红二十一师第六十一团组成。要求主力次日分途向闽北挺进。

8月26日，东方军主力攻占了顺昌的洋口和延平的峡阳，击溃了国民党刘和鼎部的3个团，缴获大量军用品，截获火轮4艘、食盐17万斤，筹款法币30万元。30日，彭德怀、滕代远在洋口发布命令，指挥红三军团第四、五两个师迎击敌人援兵，夺取延平。同时命令红军第十九师周建屏、萧劲光部克服一切困难挖坑道，爆破顺昌城。我军摆下阵势，对延平只是佯攻，用意在于诱敌。见到第十九路军的援军已经出动，便令各部加紧佯攻延平，好把水口、沙县的大鱼钓出来。（由于敌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行动谨慎，迟迟不派援军，使得我军此战未能大量歼敌）同时命令红四师第十团胡牟、张发力部和红五师第十三团李天佑、毛毕（贲）虎部沿闽江东下，堵击援敌。我军在夏道镇使用猛烈炮火夹击，迅速歼敌一个营，又追敌至水口镇击溃两个营，缴获步枪百余支、重机关枪3挺、汽车2辆、火轮8艘、满载子弹的木船4艘、食盐7万斤。

9月18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我军疾速迎着国民党军前进。红五师第十三团在西芹的芹山与敌第六十一师第三六六团遭遇。双方从南北两坡抢占芹山主峰，我军先敌一步，早几分钟抢占了主峰，随即与刚登上主峰的敌人展开肉搏。一营长赵壁的腹部被子弹打穿，肠子流了出来，他把肠子塞进肚子里，仍咬紧牙关坚持指挥战斗，直到英勇牺牲。指战员们以顽强的革命必胜意志，打败了号称第十九路军中最有战斗力、从未打过败仗的“铁军”三六六团，毙敌200多人，俘敌400多人，缴获了敌军团旗一面、步枪500余支、机关枪20余挺及大批军用品，创造了红军一个团在运动中歼敌一个团的新战绩。第十三团李天佑部被东方军授予“英雄模范团”的光荣称号。滕代远获悉后连声称赞：“芹山战斗打得好！”彭德怀高兴地拍着李天佑肩膀说：“小鬼，别看你年纪轻，指挥打仗可真有本事！”东方军各部和苏区群众听到捷报，个个喜气洋洋。

从9月上旬开始，蒋介石部署的第五次“围剿”已在中央苏区北面展开行动。为此，周恩来连电临时中央及苏区中央局，提议调东方军迅速北返江西，电报说：已“命令彭滕于4日结束战斗后，集结延平附近，准备回师”。但是，中革军委却坚持要东方军消灭第十九路军的“基干兵团”，打下顺昌、将乐，完成第二阶段任务后再回师。这样一来，上级发出的不同命令传递出不和谐的信息，导致顺、将敌人凭坚城固守，我军未能攻克，而且贻误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有利战机。这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等同李德一起推行军事冒险主义，要求红军“全线出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御敌于国门之外”。

李德是中国红军历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名字。他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1932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担任中国共产党军事顾问。1933年9月進入中央苏区，开始参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虽然怀有帮助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良好愿望，但是他错误的干预、指挥却给我党我军造成重大损失。

9月28日，蒋军侵占黎川。博古、李德震惊于黎川一城的失去，急于收复，命令东方军袭取黎川，以便保住“国门”。红军的几个主力军团被他们调来调去，周旋于敌军主力和堡垒群中作战，搞得十分疲惫，不仅未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反而使红军遭到很大损失，丧失了数千红军指战员的宝贵生命。滕代远和彭德怀接到博古、李德的电令，分析了敌情，认为直接袭取黎川是强攻强敌，对我不利。决定将部队先集结于泰宁待命，然后袭击邵武，诱敌深入，将其歼灭。于是命令东方军各部迅速从各驻地撤出，分左右两纵队集中泰宁，各部队日夜兼程于10月4日前抵达泰宁以北地区。还在行军途中，先后接到项英两封电报，要求东方军“要消灭硝石、资溪桥以及黎川附近之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贯彻这次战役的目的，开展战局”。而且不顾部队长途行军极为疲劳和翻越闽边大山的困难，要求“注意加速行动的时间”。电报同时严厉指责“彭滕又要围攻邵武，忽视上级命令，或将延误军机。战机紧迫，对于命令执行不容任何迟疑或更改”。在如此战机紧迫的情况下，接到上级的命令，滕代远和彭德怀即感到十分为难，同时也从电报中察觉到统帅部顾虑重重。10月10日，经过深思熟虑与战地侦察，彭德怀、滕代远向朱德、周恩来提出建议：“硝石东南为河水所阻，恐不易强攻，东方军应以一部继续作有力佯攻，催促敌援，主力集结机动，消灭援敌，并努力求得先打击其策应部队。”朱周认为这个建议可行，便将原报转发中革军委，要求“立刻复电，以便命令”。彭德怀回忆：“领导者李德不待围死之营（敌）消灭，强令三军团立即向硝石（黎川、南城之间）进攻，钻进硝石这个死地。”随即彭德怀、滕代远急电中革军委，反对上述命令，这次建议幸而获准，避免了红军严重的损失。彭德怀在《自述》中也愤愤地写道：“但他们的全般部署、命令已下到各军团，连迫击炮放列的位置都指定了。实际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滕代远在自己的回忆中（未发表）写道：“我们深深感觉到中央军委顾问李德最低劣的指挥，完全是按照中国过期的、不正确的军用地图计算的。指挥作战时，相差距离与时间每次都在一天远的路程，指挥失调，缺乏机动灵活。”

1933年10月中下旬，敌军利用堡垒为掩护，开始集结兵力。彭德怀、滕代远认为：“主力摆在堡垒周围，疲劳兵力，日间暴露，有敌机轰炸，晚上大多数露营，消耗兵力特甚。”他们于10月23日至25日连续三次向中革军委提出了向外线出击，进行机动作战的建议，说明在敌人大举集中，并利用堡垒掩护、谨慎稳进的情况下，我军应集中主力，离开敌人堡垒地带，战略上向东北之金溪、贵溪、东乡、景德镇一带穿行作战，首先消灭敌浙赣边区赵观涛部，建立东北作战区，进而威胁敌人控制的苏、浙、皖等心脏地区，调动敌军主力部队北返，离开中央苏区。彭滕这一大胆的建议不但提出了作战原则，而且所提的外线出击距离远，范围大，是红军部队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也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的战略思想。他们恳切希望中革军委领导“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这些建议。但是，博古等人无视他们的建议，迅速予以否决。27日又追加一份电令，以军委代主席项英的名义，仍然命令东方军坚持在黎川一带敌人重兵集结、筑有堡垒群的地区作战，插到堡垒地域间隙中消灭敌人。而且专横地提出：“军委已决定了战役问题，望转告彭滕，停止建议。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

从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东方军等红军部队在敌人堡垒周围，东奔西突，完全陷于被动局面。11月7日，彭、滕联名向中革军委再次建议，速将我军主力调离敌堡垒地区，指出我军在敌堡垒周围，“等于猫儿守着玻璃（缸）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1933年12月下旬，中革军委决定重组东方军。彭德怀、滕代远随司令部移住建宁县城。他们一对老搭档因坚持原则，保留自己的正确的意见，执行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多次同中革军委某些领导人发生争执，提出过不合他们“胃口”的意见，表现出共产党员遵守纪律与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高贵品格。这样做的结果是：滕代远被撤销了红三军团政委的职务，调离红三军团，彭德怀也被免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

调离红三军团，不仅使滕代远内心郁闷，也令彭德怀非常生气。他当即于12月19日致电博古等提出意见：“现在战争环境，军中高级干部不宜轻易调换，滕同三军团群众有一定联系，请求免调滕代远。”博古没有回电。滕代远是红三军团的创建者，又在军团任职数年，他素来平易近人，爱护干部，关心群众。军团上下对他印象很好，他对军团也深有感情。无奈，军令已下，只得执行。滕代远于1933年12月24日19时50分在福建建宁司令部同彭德怀一起，签发了最后一道命令《三军团拟廿七日集结头陂之命令》后，交代工作，收拾行装，眼含热泪辞别多年的战友彭德怀、邓萍、袁国平等，连夜从建宁城关出发，向瑞金走去。

在粉碎蒋介石第一至第四次对中央苏区“围剿”战役中，彭德怀与滕代远这两位红军高级指挥员密切协同、配合默契，互相关心，服从大局，得心应手地指挥红军大兵团作战。那时，滕代远只有26岁，而彭德怀也不过才32岁。彭德怀后来回忆说：“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时，特别是第三次反‘围剿，蒋介石以50万大军，分为三路长驱直入，我红军仅3万人多一点，丝毫不乱，一一将其粉碎，那是不容易的事。在反对第五次‘围剿时，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比以前任何一次要好得多，可是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果。”历史证明：彭德怀、滕代远的建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可行的。如果能被采纳，对红军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将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战略方针，使得第五次反“围剿”战役遭到严重的失败，迫使红一方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圍西征，实行战略转移。

（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