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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2018-11-07张治宇

党史纵览 2018年10期
关键词:游击战志愿军毛泽东

张治宇

1965年4月,毛泽东在与外宾会谈讲到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经验时,把自己一生用兵打仗的韬略概括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毛泽东对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的生动概括。“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是指灵活机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则是指力争主动、力避被动。其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我军战略战术的精髓,深刻揭示了战争内在规律,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几句话看起来虽然简单,却是积多年战争实践经验的结晶。

“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运用笔杆子,不能动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当师长有点玄乎”

毛泽东出生在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毛顺生希望这个家庭长子能继承他辛苦支撑起来的家业,成为理财的一把好手,但事与愿违。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冲,进入湘乡东山学堂求学。翌年春,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1911年10月,他投身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半年列兵。退出军队后,先后报考过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級商业学校。在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学习一个月,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在这里,毛泽东仅读了半年。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第四师范预科,1918年暑期毕业,前后做了五年半师范生。

早年毛泽东不管是从外表还是举止看,无论如何也不像军人,却像那个时代浪漫不羁的书生。求学期间他基本没有接触过军事,至多是在湖南新军接受过半年的军训。青年时期毛泽东也没有想到要去打仗,更没有想到要去当军事家。1921年1月3日,他在新民学会讨论发言时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

1927年,年仅34岁的毛泽东已是一个日趋成熟的革命家,一个有“湖南农民之王”头衔的组织家,一个长于思辨的哲学家,一名浪漫想象气质的诗人,但他恰恰不是军事家。虽然毛泽东此前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战工作,在湖南新军当过半年兵,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9月9日,秋收起义“霹雳一声暴动”,使穿长衫的毛泽东人生道路发生重大转变。他回忆:“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怎么知道打仗呢?”的确,中国革命之初,由于没有自己的一套打法,只能照搬对手打法,加之力量弱,秋收起义很快遭受失利。

“心境苍凉”的毛泽东带着队伍,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区,这里成为培养他指挥才能的最初摇篮。井冈山原来有个绿林好汉朱孔阳,当了几十年的山大王,对付官兵进剿,他的生存秘诀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钻,钻不赢就化。毛泽东深受启发,他说:“打圈是个好经验,不过他打圈是消极的,不是为了消灭敌人,扩大根据地,我们改他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他指挥部队以宁冈为中心,四处游击,平均九天一战,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1928年1月,毛泽东将“打圈子”战术深化一步,提出“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原则。同年5月,他和朱德在总结红军游击战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套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作战原则,让初掌帅印的毛泽东悟透了游击战争的奥秘。

在探索适合红军的战略战术中,毛泽东一再强调:“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随着力量壮大,1930年后,红军转到以带有游击性质的运动战为主。然而,这种灵活的战术却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斥之为山沟里的“游击主义”。1931年11月,在赣南会议上毛泽东被剥夺了党权与军权。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又被撤销了其军事领导职务。

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红军丧失了机动灵活作战风格,实行“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招致惨败,从反面证明了“我打我的”重要性。漫漫长征路上,在红军将士的呼唤中,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他军事生涯的新起点。在毛泽东指挥下,衣衫褴褛的数万红军周旋于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之中,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地区,四渡赤水,成为平生得意之笔。接着,毛泽东指挥红军南涉乌江,兵逼昆明,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成功跳出了包围圈,重新夺回了战场主动权,胜利完成长征。1936年春,毛泽东亲自率领红军,东渡黄河,再行西征,使革命烽火在西北高原熊熊燃烧起来。

“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官兵在正面战场浴血奋战,却丢城失地,连连失利。此时,只有4万多人的八路军在敌后战场采取何种作战形式,才能在战火中生存发展,在战场上大显身手?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当时,八路军即将开赴前线,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面前: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力量弱小的人民军队是打游击战,还是打运动战?这是延安统帅部必须马上回答的问题。出兵在即,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形势全盘讨论,统一思想。他提出:“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

1937年8月20日,毛泽东从延安出发前往洛川。会址设在洛川城郊冯家村的一所小学,毛泽东住在村中一座破庙里。之所以选在这里,除了偏僻、安全外,主要是为了照顾前线将领。洛川位于延安和西安之间,北距延安90公里,来这里开会,前线将领可节省一两天时间。毛泽东亲自南下洛川,为即将浴血疆场的红军在时间观念上做个榜样。

会议从22日开到25日,整整进行了4天,争论甚为激烈。有人认为红军已成为国民党编内的正规军,作战对象又是日军,红军时代的游击战过时了;有人主张以运动战为主,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以扩大影响;有人提出兵力不能分散,要比较集中;在出兵问题上,还有人提出要早出兵,而且全部开出去。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些意见。他强调:“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他富有创见性地提出,红军不能打阵地战,不能集中作战,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他还详细解释,游击战就是要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跑;打山地战,是为了创造根据地和便于战争。

尽管红军指战员深谙游击战术,但大家对毛泽东把游击战提到特殊的战略高度认识不足。对实现由运动战到游击战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一时难以转弯。彭德怀曾回忆说:“当时军分会的同志,都没有把敌后游击战争提到战略上来认识,对于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以游击战为主,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认识也是模糊的。没有真正认识到这是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战争的正确方针。我当时对于‘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个概念主次是模糊的。时而提‘运动游击战,时而提‘游击运动战。”

尽管当时高级指战员对于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看法不尽一致,但因急于出兵,这个问题没时间再展开讨论。毛泽东极为焦虑,为说服前方将领,他9月12日致电彭德怀;9月16日致电林彪;9月17日致电朱德、彭德怀、林彪;9月21日再电彭德怀;9月25日毛致电周恩来,并转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朱瑞等人,反复强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宜采取运动战,提醒他们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但转变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直到平型关战斗打响。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经6个小时鏖战,歼灭日军第五师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多辆,击毙阿部正雄少将。但由于初次和日军作战,缺乏经验,加之日军装备优良、负隅顽抗,致使打成了得失相当的消耗战。朱德来到一一五师师部祝捷时问及伤亡数字,聂荣臻直率地说:“我看不下千人。”

在深刻的教训面前,一心想打运动战的林彪头脑逐渐清醒过来。这股敌人是日军辎重部队,并非主力,居然都这么难打,碰上强敌该怎么办?林彪在反思。后来,他在《平型关战斗经验》一文中强调,八路军“在目前兵力和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看来,通过平型关一仗,他的思想才真正转过弯来。

平型关战斗后,毛泽东一面表彰前方部队英勇战绩,一面反复提醒前方将领:“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毛泽东的耐心说服,使许多干部加深了对游击战重要性的认识。八路军各部即按毛泽东指示,深入敌后,迅速在山西境内完成戰略展开,创建晋察冀、晋西南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与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不同,在广阔的敌后战场,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五花八门,日军防不胜防。日第一军参谋朝枝哀叹:“共党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在军事史上,游击战通常只是战术性行动,毛泽东将其提升到战略高度,并在抗战中显示出神奇魔力。

八路军、新四军正是坚持从自己的作战特长出发,让日军运用优越技术手段和强大兵力进行的“治安战”如“蛮牛捕鼠”。日本大本营参谋陆军中校山畸重三郎在军事杂志《丸》上撰文指出,在世界战争史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抗日游击战争,堪称为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

“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全面内战爆发后,面对美械装备且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究竟如何作战方能稳操胜券,毛泽东尚在思索中。当时,晋察冀军区一度未能掌握战场主动权,为此,毛泽东指示晋察冀军区:不要被敌人所牵扯,而应主动作战。

为改变被动局面,1947年4月9日,晋察冀军区决定发起正太战役,首先歼灭石门(今石家庄)外围国民党军,然后沿正太铁路向西,求歼由太原出援的敌人。战役即将发起时,风云突变。国民党军集中7个团的兵力,对冀中重镇胜芳镇发起进攻。是回师援冀,还是继续发起战役?聂荣臻等指挥员决定:不为敌人攻势所动,按预定计划发起战役。战至4月16日,我军攻克正定、栾城、获鹿及石门外围据点90余处,孤立石门。傅作义见大势不妙,只好紧急抽调兵力南援。这样,敌军非但未能调动我军,反被我军所调动。

毛泽东接到前方报告,极为欣慰,电示聂荣臻等人:“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晋察冀军区根据毛泽东指示,按计划围攻阳泉,横扫晋西南,歼敌3.5万人,控制正太铁路180公里,一举扭转了华北战场的被动局面。

正太战役规模并不大,但毛泽东在电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原则,却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重要发展。随后,毛泽东立即将其付诸于解放战争的宏大实践中。

1947年3月,蒋介石集中94个旅,重点进攻山东、陕北根据地。毛泽东一面电令华东野战军,在胶东战场与敌人“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以积极的行动,将其“右拳”诱向渤海之滨;一面率领西北野战军在陕北运用“蘑菇战术”,将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把敌人的“左拳”继续向西北方向拉。

蒋介石以为双拳齐挥,击中我军要害,但毛泽东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毅然决定向国统区出击。他说:“蒋介石搞了个黄河战略,一个拳头打山东,一个拳头打陕北,想迫使我们在华北与他决战。可他没想到,自己的两个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给他来个针锋相对,也还他一个黄河战略:紧紧拖住他这两个拳头,然后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12万人突然发起渡河作战,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接着进行鲁西南战役。7月23日,毛泽东指示刘伯承、邓小平:“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刘、邓7月30日复电,表示以跃进的方式直趋大别山。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石破天惊的一刻,刘邓首长指挥部队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夺路抢隘,先后跨越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障碍。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与转战,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在国民党腹地插上了一把尖刀。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的同时,毛泽东接连下了几着好棋。他指示陈毅、粟裕率华野主力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进军鄂豫陕,全力配合刘邓大军行动。三路大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形成“品”字形阵势,互为掎角,密切协同,逐鹿中原。该行动一下子将整个战线由黄河南北推移到长江北岸,把国民党军的部署扯得七零八落,战争天平由此向解放军一方倾斜。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大部华中地区,全为匪军糜烂,我全盘战略形势,乃从此陷入被动。”

千里跃进,不要后方,先敌出动,先敌到达,其意义的伟大不仅在于战略进攻本身及后果,还在于战略进攻的独特性,它完全不同于军事教科书的解释。毛泽东豪迈地说:“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时任美国军事记者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惊叹:“我阅历过多次战争,但却从未见过比共产党这次抢渡黄河更为高明出色的军事行动。……这一军事行动的构想——它的胆识、气魄,特别是它创造性的想象力。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在这一事件上堪称为大师。”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你原子弹,我打我手榴弹,抓住弱点,跟着你,最后打败你”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决定派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同时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30日,又令陆军在朝鲜参战。从此,美军坦克在朝鲜大地上横冲直撞。我国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刚满周岁的新中国,敢不敢、能不能迎战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这是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

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军委7月7日、10日两次开会,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13日,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毛泽东已做了最坏可能性的准备,准备同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直接较量。

但他清醒地意识到双方差距。志愿军如果走进朝鲜战场,面对的是技术装备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军队。除了装备大量的飞机、大炮、坦克、军舰之外,它的武器库中还有一张令人生畏的王牌――原子弹。志愿军到底能不能打,能不能打胜,毛泽东心中并没有底。所以,中央开会讨论是否出兵时,三天三夜没合眼的毛泽东说:“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弱点,跟着你,最后打败你。”

运动战期间,中國人民志愿军发扬优良战斗作风,充分利用善于近战夜战的长处,看准美军战术呆板、依赖公路和害怕交通线受威胁等弱点,白天利用山林隐蔽,到了夜间突然出现在美军面前,一交手就穿插迂回,专向美军侧后打。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与被俘的美军连长谈话时,美军连长竖起了大拇指,说:“你们中国军队是打仗的专家,我们打仗是白天打晚上休息,你们老是晚上打。”被俘的美军翻译坦言:“志愿军包围迂回战术运用得很好,前头拦住,后尾截住,这样作战,历史上从未见过。”

美军无法适应这种打法,一时完全被打得不知所措,只好从清川江狼狈逃到三八线以南,连汉城都被迫放弃。志愿军则一直打到了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斯大林心悦诚服地给毛泽东发来贺电说:“请允许我向你和你们的领导同志,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致以衷心的敬意。”

1950年12月,李奇微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上任不久,他便发现志愿军受“肩上后勤”所制,每次攻势只能维护7天左右,于是制定出“磁性战术”,让志愿军啃不动又甩不掉他们。因美军和南朝鲜军装备高度机械化,运动速度快,志愿军在作战中要追上敌人或摆脱敌人都相当困难。在此情况下,按原来的老办法打,使我军在第五次战役中吃了亏。

面对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毛泽东在中南海彻夜灯火通明的菊香书屋里,认真地思考着破敌之策。为进一步了解前线实际困难,毛泽东决定让长期负责前线作战指挥的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华率第一批出国的4个军的军首长回国,详细汇报战况和个人体会。

经过和邓华等人长谈,毛泽东终于了解志愿军无法打大歼灭战的原因。他毅然取消志愿军总部提出的第六次战役计划,决定实行阵地战,以打小歼灭战为主。

5月26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对志愿军前期作战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他对朝鲜战争规律的认识逐步加深。

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即将赴朝鲜战场担任志愿军副司令的陈赓和参谋长解方。他充满自信地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军事科技手段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战争中,我们不能抱着老的作战经验不放。我们在国内战场上连续打了20多年的仗,取得的作战经验毕竟来自现代化程度不高的国内战场,我们用老办法打歼灭战就不适应新情况了。美军不像蒋介石那样笨拙地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很注意保持战线的连续和完整,必要时不惜放弃汉城,也要发挥其有效的机动性。李奇微接受了教训,动了脑子,发明了什么‘磁性战术来对付我们。美军的‘磁性战术,就是企图让我军吃不掉他们又甩不掉他们,以达到疲惫和消耗我军力量的目的。我们也要来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湖南家乡用稻米精制的一种粘力很强的传统糖块,一般是几斤或十多斤一块,名叫牛皮糖,糖味很甜,群众很喜欢吃,但必须用铁锤一小块一小块地敲下来,才便于吃。”

就这样,美军实施“磁性战术”,志愿军则坚决贯彻“零敲牛皮糖”的原则。集中兵力打阵地战和小歼灭战,一块一块地“敲”敌人。1952年秋,在统一计划下,志愿军全线发动战术性反击作战,对“联合国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60个阵地进攻77次,歼敌2.7万余人。毛泽东起草贺电说:“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实践证明,“零敲牛皮糖”的确是“制敌死命”的法宝。在经过两年零一个月的阵地战后,终于迫使美国以妥协的方式结束战争。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中国人民赢得了胜利,赢得了民族尊严。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从此奠定其公认的国际地位。不论战争条件如何变化,毛泽东这种运用战略战术的态度将始终适用,这也是伟大军事家毛泽东留给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吴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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