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威

中国人常常会觉得，外部世界总是不理解我们的善意，而根源则在于他们不理解我们的文化。

举个例子，我们的传统文化里也有一种普世主义情结，那就是儒家的“天下”。“四海一家”，如果外人（外国）有意和我们做朋友，那么我们就会友善地对待他，会给予他各种支援和帮助。当然，这些支援和帮助有功利主义倾向，但也包含强烈的情感因素：你是我的朋友，我要对你好。

不过，现代西方文化很難理解这种情感因素。或者说，西式思维里的理性特征自觉地忽略了情感因素，本能地把它排除在分析系统的变量之外。功利主义原则，是理性，尤其是政治理性的基础，“一切都是有目的的”。当我们说“强而不霸”的时候，主观上我们是相信、自信的，这与我们的文化遗传有关，但客观上则很难获得外部理解。

所以有时中国人会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委屈，却又无法诉说。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别人一定要理解你的文化，而应当求诸己，更加努力地去理解他人，以求在面对共同问题的时候，能够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这是跨文化对话的基础，有些矛盾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但有了对话基础，至少就可以尽力让它不至于过分恶化。

理解又是双向的。中国人对外界保持强烈的好奇之心，总是愿意通过各种途径去了解和领会，《看世界》存在的意义之一，就在于满足我们的好奇之心，展现我们了解和领会的诚意。对外部的好奇心和理解欲，在改革开放40年来一直是中国社会各领域的共性。然而这也可能导致一个问题—由于好奇心和理解欲已经成为一种惯性，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对外部已经足够了解。当感觉到别人不理解我们的时候，往往忽略去继续自问：我们对别人就真正理解了吗？

比如，我们从不低估个人主义在西方社会中渗透、濡化的程度，但西方人在特定时刻也会被强烈的集体情感驱使，从而做出一些超越“理性经济人”的反应。眼前的例子是，在贸易摩擦中，很多美国农民尽管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但立场上却并不反对政府的现行政策，有的甚至愿意为集体作出牺牲。日前在成都和西南美国商会的会长、美籍华人王晓东闲谈，他分享了自己在一些农业州调研的结果，强烈地传递出上面这一判断，并认为我们目前获得的许多信息和得到的结论是不够全面的。不过在大部分公共平台上，那些秉持着“利益—理性”惯性思维的分析文章，仍然把个人至上的社会想象成必然的一盘散沙。

这就提醒我们，也许对别人同样不够了解。在理论上、模型上我们可以吃得很透，但还缺乏把理论与模型置入他国生活的真实场景的经验。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谦卑的学习态度仍然值得保持。

理解便是克服，理解才能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