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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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我不是药神》片尾一句“没人再会用那印度药了，格列宁进医保了”，让很多人笃定“医保是打击高价药的杀手锏”。这说法一定程度上对，上一轮医保谈判，人社部就通过收集各类市场价格、临床使用数据等信息，做到知己知彼，最终取得谈判品种平均降价50%、抗癌药最高价格降幅达70%的成果。然而，一个好汉三个帮。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药品招标中，通常会让同一药品、三种档次的药中标。此时政府的价格管制只是限定了选择范围，患者支付的药价最终还是由医院药品购销行为和医生的处方行为决定。如果将目光投向曾被业界公认“仅次于瑞典”的台湾地区健保体系，不难发现健保药品价格与支付管理体系相得益彰。台湾地区每两年一次全面调查药价，并对其进行调整。医院为降低利润损失，很多都直接找制药商进药，而非中间商。同时，建立处方审查制度、绩效薪资和医师处方脱钩，以及在院内信息系统中加装“用药安全数据库”，遇有违反药品禁忌的情况自动锁住医师电脑等措施，约束了药品费用。

在我国大陆地区，2018年5月1日起，进口抗癌药等开始施行零关税，新组建的国家医疗保障局也将开展2018年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谈判工作。采取政府集中采购、将进口创新药特别是急需的抗癌药及时纳入医保报销目录，利用跨境电商渠道消除中间流通环节等综合措施也在抓紧研究中。显然，“多管齐下”已成共识……■

——编者

台湾地区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对于医药体系的调控作用，表现在其对于药品的给付与支付规定、药价调整、价量协议与医费目标制，以及利用大数据提供的信息建立监测药物使用的“云端药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