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似乎全民都在写散文，这既是一件幸事，反映了散文受欢迎的程度以及普及状况；同时，也应引起警觉和注意，因为过于大众化的散文，极易让人失去规范和敬畏，使散文写作变得过于随意甚至泛滥。因此，我们既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散文写作中，又要认识到散文“易写而难工”，看到散文写作的难度，以便提升散文写作的境界。散文写作有以下几个瓶颈问题，需要努力进行突破。

一、突破城乡二元对立

近现代以来，中国新文学着力书写城乡冲突，这既表现在单个作家，也包括作家群体。较有代表性的是路遥，他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一直书写紧张甚至对立的城乡关系，仿佛这是一个永难和解的矛盾体。鲁迅笔下的乡村与人物润土，也是狭隘、封闭、保守、落后的典型，曾是多么鲜活的少年润土，一下子变成失去活力的麻木之人。另一方面，沈从文、废名则描绘了乡土风情之美好，一种不被污染的纯净大自然。

其实，这种观念与审美在当下一直没有得到改变，在散文创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最有代表性的是近些年对于破败村庄的描写，仿佛让我们看到了鲁迅笔下的破败景象。那就是原本美好的乡土一下子流失了，就如同被雨水带走的高原土壤，村庄变得荒芜、失落，毫无生机活力。这在大量的新时期乡土散文中几近成为一种风尚。另一方面，不少散文对于乡村则给予礼赞，并陶醉于其中，对都市实行的则是无情的批判与否定。最有代表性的是张炜和苇岸。他们在用乡土文明批判都市文明，获得某些对于都市异化的超越性的同时，也将城乡关系对立起来，从而失去关于城乡文化的辩证理解。如张炜表示：

说起来让人不信，我记得直长到二十多岁，只要有人大声喊叫一句，我心上还是要产生突然的、条件反射般的惶恐。直到现在，我在人多的地方待久了，还常常要头疼欲裂。后来我慢慢克服，努力到现在。但是说到底内心里的东西是无法克服的。我得说，在反抗这种恐惧的同时，我越来越怀念出生地的一切。我大概也在这怀念中多多少少夸大了故地之美。那里的蘑姑和小兽都成了多么诱人的朋友，还有空旷的大海，一望无边的水，都成为我心中最好最完美的世界。

不用说，我对于正在飞速发展的这个商业帝国是心怀恐惧的。说得更真实一点，是心怀仇视的。商业帝国的中心看来在西方，实际上在自私的人内心——包括我们的内心。我之所以对前途不够乐观，是因为我们实在难以改变我们的内心。许多人，古往今来的许多人都尝试着改变人的内心，结果难有效果。这说到底是人类悲观的最大根据。①

苇岸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

二十世纪这辆加速运行的列车已经行驶到二十一世纪的门坎了。数年前我就预感到我不是一个适宜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甚至生活在二十世纪也是一个错误。我不是在说一些虚妄的话，大家可以从我的作品中看到这点。我非常热爱农业文明，而对工业文明的存在和进程一直有一种源自内心的悲哀和抵触，但我没有办法不被裹挟其中。②

在此，我们看到了沈从文、废名的深刻影响。

近现代以来，城乡关系确实存在某些对立，作家尤其是散文家亦可对此进行审视与批评。不过，忽略城乡的融合发展，尤其是对二者缺乏互补与辩证的理解，这是一个世纪以来包括散文在内的新文学之局限。这就必然影响作家的文化价值判断与选择，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之中，从而导致文学创作的简单化与价值偏向。在这方面，林语堂倡导的城乡互补、融通和谐值得借鉴，即让城市融入乡村风光，让乡村多些城市文化内涵。总之，只有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视野和价值判断，散文创作才能变得更加开阔和健全起来。

二、走出传统与现代的困局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晚清民国和“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核心问题。经过百余年来的努力，作家们成绩斐然，贡献颇丰。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文化价值选择，在包括散文在内的文学创作中，至今它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有不少地方甚至呈现出更为强烈的矛盾冲突及困惑。不走出传统与现代的困局，文学创作尤其是散文创作就很难获得真正的进境。

以周作人、林语堂二位作家为例，其现代性倡导与追求在新文学作家中无疑是颇有代表性的。然而，有时他们仍会陷入传统性的迷思中不能自拔。如周作人与林语堂都曾写过北京与上海这两座城市，而且两人都几乎异口同声地高扬北京、贬损甚至咒骂上海。林语堂说：

上海是可怕的，非常可怕。上海的可怕，在它那东西方的下流的奇怪混合，在它那浮面的虚饰，在它那赤裸裸而无遮盖的金钱崇拜，在它那空虚，平凡，与低级趣味。上海的可怕，在它那不自然的女人，非人的劳力，乏生气的报纸，没资本的银行，以及无国家观念的人。上海是可怕的，可怕在它的伟大或卑弱，可怕在它的畸形，邪恶与矫浮，可怕在它的欢乐与宴会，以及在它的眼泪，苦楚，与堕落，可怕在它那高耸在黄浦江畔的宏伟而不可动摇的石砌大厦，以及靠着垃圾桶里的残余以苟延生命的贫民棚屋。①

这一面显示了林语堂对于上海被异化的不满与仇恨；另一面也隐含了他们对于现代性的隔膜与忽略。因为周作人、林语堂笔下的北京与上海显然是传统与现代的代名词，即一个是古老的守旧的，一个是全新的开放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周作人与林语堂两人都对上海大加责罚，而在于他们都看不到上海有一丝一毫的现代性，相反却对传统的北京充满无限爱恋与陶醉。如林语堂用“辉煌的北京”富有深情地来写老北京：“北京，似乎是个永不衰老的城市。当此时刻，所有的西方文明的记忆都似乎从脑海中消失了，只有古代的梦化作真实的北京，在眼前迤逦展现。”“北京代表了中国的一切——泱泱大国的行政中心，能够追溯到大约四千五百年前的伟大文化的精髓。世界上最源远流长、完整无缺的历史传统的顶峰，是东方辉煌文明栩栩如生的象征。”②

还有鲁迅，在他的两本散文集《野草》和《朝花夕拾》中，其实是包含着现代与传统的关系的。换言之，《野草》是鲁迅表达“现代性”的一个文本，《朝花夕拾》是承载着传统审美意识的。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两个文本中，最能显示鲁迅心性和本来面目的，我认为不是《野草》，而是《朝花夕拾》，正是后者让鲁迅的心怀得以陶醉和安慰。因此，在鲁迅的现代与传统关系中，最具深度与灵魂意义的不是现代，而是传统意蕴和情调。

當下散文一直没有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是简单地用现代性误读传统，就是抱定传统而忽略现代性，从而在传统与现代中迷失自我。如在余秋雨、李国文的散文中，我们常看到简单地用现代性看取传统，于是有了《笔墨祭》和《司马迁之死》这样的文本。又如张承志的《清洁的精神》一文主要站在传统角度全力赞美荆轲精神，认为其冒险、刺杀、讲究诚信是“洁”之表现，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伟大品格。其中，现代性的意识较为薄弱。林非先生的《浩气长存》同样写荆轲，但他既看到荆轲的大义凛然、勇毅果敢，又深刻指出这底下隐含的暴力情结，即处理不好荆轲就会变成恐怖的渊薮。基于此，林非提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一般说来，是不再需要让荆轲去进行刺杀，以完成所谓的伟业了。林非还对美国都市文明进行过辩证理解，认为它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原始人生活的某些局限与误区。这是因为过于密集的高楼大厦挡住了阳光，让人有进入原始洞穴之感。这样的认识犀利敏锐，又充满现代性反思深度。

问题在于，既有传统眼光，又不乏现代意识的散文，在当前可谓少之又少，而更多的是充斥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和迷茫，这是需要注意和思索的。当百年之后的今天，散文仍不能走出现代散文的局限，甚至在原地踏步，这不能不令人担忧起来。

三、确立前瞻性的发展向度

如果说当前散文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是作家过于沉溺于历史，对现实、时代关注不够，更缺乏对于现实与时代的穿越能力，难用更长远的眼光进行更有预见性的智慧写作。从此意义上说，当前散文多是一种盲目写作，是一种缺乏创新维度、不能指引美好前途的写作。

近些年，大历史文化散文盛行，并形成散文创作的一个高潮。其中余秋雨可谓功不可没。从散文的历史感、文化含量以及散文的学者化角度讲，这一趋向无疑是有价值的。但少有人从更广阔的视野审视这场散文风潮的成因和负面效果。我认为，历史文化散文暴露的是作家对于现实的疏离，以及与时代的隔膜，尤其是在社会重大转型面前的无能为力。因为世界如此变化无常，社会如此丰富多彩，时代如此波澜壮阔，前途如此充满未知；然而，我们的散文家却躲进历史的皱折中发掘历史的碎片，其中虽不乏某些时代社会的隐喻甚至讽喻，但其方向是逆时代的，对当下和未来缺乏真正的触摸与探求。

当然也有一些关注现实与时代同呼其吸的散文作品。但或由于过于贴近现实，不能具有超越性与未来性而显得机械刻板；或因为缺乏悟性与智慧，不能起到开悟和点醒作用；或由于眼界和理论的限制，导致难以产生洞悉的能力。以贾平凹为例，他多年来一直用文学创作关注时代变化，也试图解释社会转型中强烈的矛盾冲突，尤其是中国农村在都市、传统在现代面前的变演，其努力与价值不可低估。不过，由于难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也由于过于拘泥于传统和乡土，致使其包括散文在内的文学创作很难具有前瞻性与未来指向。如将之与马克思、巴尔扎克看透了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本质相比，这一点最为明显。贾平凹曾这样表达自己对乡村书写的困惑：“从理性上我在说服自己，走城镇化道路或许是中国的正确出路，但在感性上我却是那样的悲痛，难以接受。”

“当下的农村现实，它已经不是肯定和否定、保守和激进的问题，写什么都难，都不对，因此在我后来的写作中，我就在这两难之间写那种说不出的也说不清的一种病。”①其中显然透露出作家对于未来乡村发展的困惑与忧患，也说明作家还无法穿越现象世界进入未来的明确方向之中。

应该承认，在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巨变是前所未有的，虽然它不是通过激烈的革命形式得以呈现。不要说敏感的诗人和小说家，更不要说与社会时代紧密相连的散文家，就是普通百姓也能从中感受到惊心动魄的震撼。然而，我们的散文家却沉溺于历史写作中不能自拔，少有或几乎没有能真正解释时代，为未来中国乃至世界指点迷津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局限，也是作家未能尽责的一大缺憾。

四、以天地境界克服人本主义局限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突显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念，于是，“文学是人学”深入人心，也导致包括散文在内的文学创作的自由与解放。但其最大的不足是过于强调“人”，尤其是无限夸大人的欲望，从而导致了天地情怀之淡化乃至丧失。没有天地境界作为支撑，“人的文学”就会越来越褊狭，甚至出现异化的结果。

失去天地自然尤其是天地大道，散文创作就会带来如下问题：一是忽略“人”之外的事与物，许多散文除了写“人”，很难写好“事”与“物”，这就导致中国传统“格物致知”之丧失。二是欲望与暴力写作盛行，对天地失了敬畏。过于信赖人的无所不能，以及人为天地之精华和主宰，散文创作就会失去节制与平衡，变成一个自我主义者，甚至成为自大狂。这样的散文在当前俯拾皆是。三是以人之道消解或否定天地之道。当一个作家心中只有“人”甚至只有他自己，他就很难摆脱“人”的局限及其形成的路径依赖，更难进入天地情怀与博大境界中，于是散文就难免在个我、碎片化、小情调、小格局中徘徊，更难进入浩然正气、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境界。

余光中《借钱的境界》《我的三个假想敌》《我是余光中的秘书》等散文就存在着过于“个我”以及贵族化倾向，如果将之与王鼎钧、琦君的具有“大我”“大爱”的散文相比，这一点尤显突出。还有时兴的“小女人散文”和“种花养草养生散文”，以及更多关于阿猫阿狗的散文，都是缺乏天地情怀与天地境界的典型例子。

散文创作应走出私人、“个我”和小我的小天地，进入天地自然和天地大道之中。只有这样，散文才会获得高尚神圣的境界，也会给人带来智慧的启示。

其实，表面看来，散文文体极为丰富，写法也可以多种多样，而散文的魅力正在于自由自在的写作，在于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然而，散文本身并非没有边界，更不是随便怎么样都可以写好散文的。在此，除了需要生活阅历、真情实感外，还需要“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表达技巧。当然，更需要有文化价值立场的正确性，需要一种穿越历史、现在与未来的眼光。在此，冯骥才说得好：“文化眼光不是一般眼光，它必须具有文化意识和文化素养。”“有些事物的历史文化价值，必须站在未来才能看到。文化，不仅是站在现在看未来，更重要的是站在明天看现在。那么，文化眼光不只是表现为一种文化修养，一种文化意识，更是一种文化远见和历史远见。”①就如同一般汽车司机都可在平道上开车，但能让飞机在短暂的地面滑动后，腾空而起，展翅高飞，那却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切不看轻散文写作，认为谁都可以试试，谁都能够写好的。一般的涂鸦很是简单，但要写出佳作尤其是“天地至文”，却并非易事。

① 张炜：《我跋涉的莽野》，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4、8页。

② 苇岸：《太阳升起以后》，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第285页。

① 林语堂：《上海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5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6—59页。

② 林语堂：《辉煌的北京》，《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5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3、255页。

①贾平凹：《当下的汉语文学写作》，《美文》2017年第5期。

①冯骥才：《文化眼光》，《中国当代才子书·冯骥才卷》（野莽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29-230、233页。

责任编辑：朱亚南

作者简介：

王兆胜，男，1963年生，山东蓬莱人。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编审、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部主任，《中国文学批评》副主编。专著有《林语堂的文化情怀》《闲话林语堂》《20世纪中国散文精神》等。获首届冰心散文理论奖、《当代作家评论》奖、“红岩文学奖”、第五届中国“报人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