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的情境差异与农民视角的绩效考量

2018-11-02李灿蔡思佳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8年4期

李灿蔡思佳

摘要：促进农业增效与农民增收是现时代农地制度改革的核心目标，深入分析农地流转过程中的情境差异以及农民视角的流转绩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针对河南、湖南两省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民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所在区域特征将影响其流转意愿及利益考虑，不同情境下的农民利益诉求是科学制定农地改革政策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构成农地流转绩效評价体系的重要维度。农民角度的流转绩效评价应同时考虑流入与流出双方的互利共赢。

关键词：农地流转；情境差异；农民；绩效考量

中图分类号：F30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8）04010507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2015-2017年连续三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均指出要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是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其中报告特别指出必须保护好小农户利益，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是需要不断提高农民在产业发展中的参与度和受益面，促进广大农民都能真正过上富足、安定的生活。在党全面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背景下，农地流转模式及其绩效评价已成为现阶段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一个大事件、新课题，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实践中各地农地流转状况来看，促进农地资源优化配置必须因地制宜。由于不同经营主体从事不同产业，对土地流转的利益考虑不同，而且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发展状况的农民利益诉求也不同，考虑情境差异来解决各地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才是科学合理的路径选择。同时，农民作为农地流转的行为决策主体，必须把考察其流转意愿放在首位，农民的利益诉求是否得到重视，小农户能否跟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能否分享到农业产业链的增值收益，对成功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农地流转是对农村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的简称。古典经济学家WilliamPetty很早就提出运用货币和土地相互交换以满足个人致富的需要，AdamSmith也极力主张实行土地自由买卖。马克思地租理论、RonaldHCoase的产权理论等构成了农地价值研究的基础理论体系。而国内对农地流转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近年中央对农地制度改革的大力推动，国内学术界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探索科学合理的流转模式、提高农地经营效率上。

关于不同背景下的农地流转差异化，国内文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1）农地流转概况与政策执行情况。如钱忠好等（2016）就通过计算江苏、广西、湖北和黑龙江4省（区）的现行农地流转率、农地行政性调整等6方面数据评估农地流转政策的执行效果[1]。（2）区域间农地流转差异。区域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省份之间，某省内部同样存在农地流转差别。如卞琦娟、周曙东等（2011）利用浙江省东、中、西部的农户样本数据分析省内现阶段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农地流转现状和差异[2]。（3）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一部分学者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探究出影响农地流转的几种主要因素，如洪名勇等（2012）认为家庭耕地面积、单块土地面积、非农就业机会、收入结构和农户个人特征对土地流转的发生有重要影响[3]；何欣等（2016）也基于29省的调查数据发现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行为决策还与社会环境因素即农户的从众心理和村集体的行政干预有关[4]。也有部分学者仅研究某一因素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程度，如许恒周等（2012）认为农民分化程度特征对农户农地流转具有重要作用[5]，文长存等（2017）也认为农户的水平与垂直分化程度对农户转入土地的决策和规模有重要影响[6]。（4）农地流转中对农民利益的考虑。许多学者认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需要考虑多方相关者的利益，如李灿（2017）认为要以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共生理论为基础来发现农地流转绩效形成的内在机理促进共生绩效的实现[7]。而对明显处于博弈弱者地位的农户利益的保障则至关重要，如陈金涛等（2016）提出要加强经营权流转监管，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利益[8]。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农地流转政策的实施对农民利益的影响。如翟黎明等（2017）发现政府不同介入场景下农地流转项目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不同[9]；夏玉莲等（2017）发现农地流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还促进了农民减贫[10]；但是张建等（2017）却发现基层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在农地流转政策执行中表现出的政策执行偏差侵犯了农民的多种土地权益[11]。

综上可知，现有文献中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研究主要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对当前各地农地流转及区域间差异现状进行描述，或者研究整体或某区域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且大部分文献将已发生农地流转行为的农户作为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而通过跨省跨区域的深度实地调研来充分研究农地流转情境差异及农民利益诉求的成果较少，且极少有研究将农民利益追求差异与农地流转绩效结合考虑。因此，分析我国农业、农村与农民的差异化状况，充分考虑不同情境下农民的利益诉求，基于农民视角来研究农地流转绩效考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情境差异下的农地流转绩效考量：基于农户利益考虑角度

（一）研究设计

1.访谈问卷设计。

问卷结构分为封闭式选择和开放式问答两部分。内容涵盖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统计农户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家庭有效劳动力及构成、家庭总收入及构成、经营收益情况；第二部分，统计当地农地基本信息。包括地理环境、土地肥力状况、经济及交通状况；第三部分，统计农地流转有关情况。包括农地流转价格、家庭经营收益；第四部分，对农户实施农地流转进行规模经营的意愿进行调查。包括流入或流出土地的意愿与要求、农地入股的意愿、对规模经营的认知。

2.调研区域选择。本研究特意选择了分别位于长江南北的两个农业大省河南省和湖南省，作为实地调研的目的地。河南省地处长江以北，有丰富的水土资源以及广阔的东部平原，农作物主要为小麦、玉米和花生，全省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均居全国前列，是我国重要的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而同样作为农业大省的湖南省，地处长江以南，自古就享有“鱼米之乡”的美誉，与河南省的农业种植结构不同，湖南省的农作物以水稻为主，至2017年，全省水稻总播面和总产量都已连续五年居全国第一。

3.研究数据来源。

为全面分析不同情境下的农地流转状况，在综合考虑地理区域位置、资源状况、社会经济发展、农作物类别、农业产量、交通运输等因素后，本研究最终确定选取两省中具有代表性的六个镇为样本点，分别为河南省郸城县宜路镇、范县龙王庄镇，湖南省永顺县泽家镇、砂坝镇、望城县坪塘镇、华容縣鲇鱼须镇。这六个镇从地形地貌、农作物结构、经济与交通条件方面代表了不同的特征（表1）。本研究团队对这六个镇进行了实地走访及深度调研，全部数据来源为此次调研中的64份有效记录，为了充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每份样本的每个数据都来自于团队成员的深度访谈记录①。

（二）数据分析

1.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差异分析。

根据调查统计结果将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分为三类：愿意流出土地农户、愿意流入土地农户和不愿流转土地的农户。数据显示，被调查农户中愿意流出土地的共有29人，占总人数的45.31%；而农户对于土地流入所持有的态度要积极一些，愿意流入土地的农户共有33人，占总人数的51.56%，主要是大部分农户将务农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另外有11位农户既不愿流入也不愿流出土地，占比达17.19%②。

其中，愿意流出土地的农户中，40%的农户认为流出土地后可以节省劳动力，自己就能外出务工或经商；20%的农户则认为可以减少成本从而提高收入；20%觉得这样不会荒废土地，提高利用率；剩余20%的农户觉得更加省心，还能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图1）。愿意流入土地的农户由于大部分以务农为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希望耕种更多的土地，通过规模经营降低成本，以获得更多收益。

同时，对不愿流出土地的农户调查后发现，有34%的农户正是因为将耕种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才不愿流出，还有26%的农户认为自己有能力耕种不需要流出，另外14%的农户则是自家农户刚好满足需求，无多余田地流出（图2）。从此可见，虽然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但是部分农户仍然对土地有很强的依赖性。许多农户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业务，希望能够取得高于务农产生的收益，但是务工收入来源并不稳定，此时土地仍然是他们基本的生活保障，甚至农地收入还是许多偏远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而将近一半不愿意流入土地的农户，有30%是因为满足于现状，不愿意再投入时间精力管理；19%的农户则觉得劳动能力、时间精力、资金不足以支撑再流入土地的耕作，还有一些农户在利用农闲时间经商或务工（图3）。

因此，农户对于流入土地的意愿主要取决于务农与务工所带来的比较收益大小、自己对继续务农的意愿以及后续资金和劳动力能否及时供给。

另外，愿意流出土地的农户在考虑每亩租金收入时，35%的农户是按照满足自己口粮温饱需要制定的最低租金，33%的农户根据自己耕种的收入或利润作为标准制定的租金，主要还是基于对社会生活保障以及收益的考虑。

2.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与利益考虑差异

（1）农户身份特征与不同利益考虑。被调查农户的户主均为男性，平均年龄为53岁，大部分接受了6～9年义务制教育，两省拥有初中教育程度的人数最多，共36人。相对来说河南省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上的人数占比更多，达到80.95%。

愿意流出土地的农户平均年龄54岁，主要集中在40～60岁之间，占比达到58.62%。但60岁以上的农户愿意流出土地的人数占该年龄阶段总人数的比例较大，因为该阶段农户大多无法再从事繁重的务农工作，更愿意流出土地，不让土地荒废并且得到固定的租金收入；其次是40～50岁的农户愿意流出土地，主要是由于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容易在城镇找到务工或经商的机会（图4）。

愿意流入土地的农户集中在60岁以下，其中40岁以下的农户愿意流入土地的人数占该年龄阶段总人数的比例最大，这是由于年轻农户目前还拥有较强的体力，并容易接受新的农业技术，能投入较多时间精力进行耕种。其次是50～60岁，因为该年龄阶段的农户经过长年耕种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本，也就更愿意流入土地提高收益（图5）。

由此可见，农户的年龄特征对其是否愿意流出或流入农地具有明显的影响。

一般而言，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够接受新鲜事物，而且对务农信息了解更多，对土地流转的接受度以及兴趣程度也就更高。愿意流出或流入土地的农户受教育程度就人数来看均集中在初中。另外，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的农户愿意流出的人数占该阶段比例高于愿意流入土地的人数（图6），而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农户则愿意流入土地的人数占比更高（图7）。这很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更愿意通过务农以外的方式获得收益。

（2）农户家庭特征与不同利益考虑。

被调查农户家庭的有效劳动力平均达到2.28人，其中44户农户家庭的有效劳动力为2人，占比达68.75%。在从事全职农业的劳动力人数中，有23户家庭中没有20～60岁的全职农业劳动力，均是半务工半务农或者半退休劳动力。

从劳动资源来看，家庭有效劳动力越多则劳动力资源就越丰富，更可能流入土地；而有效劳动力少的更可能流出土地。结果也显示家庭有效劳动力为1人时，农户愿意流出土地的比例更高（图8）。但家庭有效劳动力为2人的农户愿意流入和流出的比例都很高，这可能是由于在调查中大部分农户家庭都是有2人的有效劳动力，基数相对较大。而家庭有效劳动力总数在3人和5人的农户愿意流入土地的占比明显高于愿意流出土地占比（图9）。但是家庭有效劳动力为4人的农户反而更愿意流出土地，这说明农户流转土地意愿很可能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除了家庭有效劳动力人数，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也会受到有效劳动力所从事职业的影响，特别是全职务农的劳动力的多少对土地流转有着较强的影响。从图10～11可以看到，家中从事全职劳动力的人数低于1人的农户更加愿意流出土地；而家中全职务农的劳动力为2人时，农户更愿意流入土地。这也说明家庭中全职劳动力人数越多，劳动力资源越丰富，农户更有可能流入土地进行耕种。

3.区域特征与农户利益考虑差异

（1）区域基本特征分析。

平原地区的郸城县、范县和华容县平均亩产以及平均利润都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处于丘陵地区的望城区略低，但是每亩利润不高。而永顺县的两镇的亩产和每亩利润就要低得多。同时，三个县的每亩人工投入天数也不同，最高的是郸城县，超过了21天，范县和望城区都达到了10天。

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被调查农户的家庭总收入集中在20000～50000元。河南省两县的家庭总收入较多集中在30000～40000元，务农收入占比为35%左右。湖南省永顺县的农户家庭总收入都在30000元以下，其中砂坝镇农户务农收入占比仅12%，说明当地农户大部分从事非农业的经营活动。望城区和华容县的总收入都比较高，但是华容县务农收入比例达到54%，而望城区的比例仅17.5%（表2）。

（2）区域特征与农户不同利益考虑。调查发现，地形状况也是影响农户意愿的因素之一。平原地区自然条件较好，耕种收益高，较容易形成规模经营，土地流转更加频繁。而丘陵、山地自然条件较差，且土地条件一般，细碎度高，难以实现规模经营，农民流入流出土地的意愿都不强烈。而地处平原地区的河南两县的农户对于农地流出的意愿都较强，郸城县有50%的农户愿意流出土地，范县则达到了100%，而愿意流入土地的农户人数占比很小，均低于30%。同时，租金的高低对农户流转土地意愿也有一定影响。河南两县农地流转价格偏高，能让农户得到较为可观的租金收入，这也促使农户更愿意流出农地而非流入土地。而湖南永顺砂坝镇愿意流入土地的农户比例超过50%，要高于流出的农户比例。这是由于砂坝镇地处山区，土地细碎化程度严重，务农的收益不高，外出务工的机会也不多，因此农户想通过流入土地来提高收益。

此外，经济发展及交通状况也影响着农户的流转意愿。从表3可知，湖南省除了望城区愿意流出土地的农户比例达100%，其他地区对于农地流出的意愿都不强，华容县最低，仅4.55%，农地流转价格相对偏低。进一步分析发现，较偏远且经济落后的泽家镇农户对农地流转意愿明显不如其他几个地区高，由于以务农为主，土地是其生存的根本保障，同时农户对于耕地流转政策缺乏了解，相关保障难以满足，因此对土地流转意愿不强。而靠近城镇、交通便利的区域一般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外出务工经商的人员较多，农户更愿意进行土地流转，这从望城区的农户流入和流出土地意愿比例可以看出。

另外，农地土壤质量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地形环境与河南两县类似的华容县有着完全不同的特征，其农户有86.36%更愿意流入土地。这主要是因为该县地处洞庭湖平原，土地平整肥沃、物产丰富、经济较活跃，外出务工人员多，有土地撂荒现象存在，使流转价格一度偏低，调查中发现近年开始有不少农户选择流入土地，进行规模化经营，可以获得比进城务工更高的收入，而随着流入意愿增强，农地流转价格也相应开始提高。

因此，不同区域会从地形、经济、交通、农地质量等多方面，共同影响着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在实施农地流转政策时，就需要全面考虑区域特征以及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4.农户对农地绩效的考虑。

对于“种田必须达到一定规模才能赚钱”的说法，85%的被调查农户表示赞同，认为规模效应能减少成本，使管理更加规范，其中有两份问卷填写了“规模也是有一定界限的”。其他不同观点则主要是对规模效应产生利润有限制条件的考虑，认为如果土地利用率低下就无法产生规模效应，且还需要因地制宜，国家也要相应补助才行。由此可见，农户对于土地规模经营还是有一定认知的。

对于农地规模经营增加绩效的原因，被调查农户主要认为是规模经营对降低成本具有较好的作用，其中有48名受访者认为规模经营能够很好地降低人工投入成本，有33名受访者认为可以降低生产资料成本。其次是对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以及促进农产品市场销售的作用。这也反映了农户对规模经营在成本控制以及增加产销量两方面的关注。

关于农地规模流转绩效产生的条件，从问卷结果来看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因此按照地区进行整理（表4）。农户认为规模流转绩效形成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先进机械与技术的应用，其次是土地资源、交通状况、国家政策支持。可见农户非常看重农业科技资源的投入以及国家政策对农业经营的支持与保障。因此在推动农地规模流转过程中，很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与相应保险机制的建立。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河南、湖南两省不同地区深度调研数据的统计分析，研究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区域特征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以及流转过程中农户的利益考量。研究表明，区域地形、经济及交通状况、土壤质量、流转价格是造成区域间农地流转差异的重要因素，此外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有效劳动力人数、全职农业劳动力人数均对农户流转农地决策具有较强的影响。另外，被调查农户大部分对于土地流转已有一定认知，但产生不同流转意愿和行为决策的主要原因是农户对自身相关利益的不同考虑。对农户认知规模经营绩效产生的前提条件与机理的分析，也为研究农地流转提供了方向。

本文结论对农地规模流转绩效评价问题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推动农地规模流转的最终目标在于促进农业经营效率提高、农民收入增长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但在实践中对农地流转绩效的评价必须考虑不同情境，即使有政策鼓励，但在权衡不同影响因素之后，农民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可能选择流入、流出或不流转，使农地流转在一个特定地区达到暂时性平衡状态。在流转中，除了老年农民，流出方农户不可能依靠流转金来维持家庭生活，收益增加需要依靠离开农地后的务工收入，否则不会选择流出土地；流入方农户放弃务工的机会成本，还要承担流入土地的固定租金成本及生产经营成本，其收益的获得必须依靠充分的规模经营效益，否则不会选择流入土地。

因此，推动农地规模流转是个系统性工程，农业增效与农民增收，既受到自然、社会与经济发展大环境的很大制约，也与农业科学技术的投入有很大关系，还与各种政策扶持及保障制度相关。农民既可能是农地流入方，也可能是农地流出方，其利益是相冲突的，基于农民角度的土地流转绩效评价应该是实现互利双赢[12]。因此，为更好地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尽快推动农业变强、农民变富，基本的路径设想在于：第一，城鎮化进程及城乡融合给青壮年农民提供更多的务工机会，这部分农民可以获得高于务农的收入，他们愿意流出土地，这将有利于农地集中流转，有利于实施农业规模化经营；第二，在乡村振兴战略下，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将更多更快流入农村，农业生产效率将大大提高，使部分有经营管理能力的农民更愿意流入土地，成立家庭农场、合作社或农业企业，获得规模经营绩效；第三，我国国情决定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普通农户仍是农业生产的基本面，必须让小农户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进入规模经营，分享农业现代化成果。因此，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积极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农民与农业产业的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基本保证。

注释：

①本研究没有选择一般性的问卷发放、填写、再回收的方式，而是耗时三个月、深入两省的农村村镇进行深度走访调研，每份样本数据都来自于对被访人的面对面详细访谈，虽样本数量无法达到常规问卷调查所能获得的份数，但实地调研与访谈的研究方法更能保证数据的真实可靠性，更有助于完成本文的研究。

②同时选择愿意流出和流入土地的农户为9人。

参考文献：

[1]钱忠好，冀县卿.中国农地流转现状及其政策改进——基于江苏、广西、湖北、黑龙江四省（区）调查数据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6（2）：71-81.

[2]卞琦娟，周曙東，易小燕，王玉霞.农户农地流转现状、特征及其区域差异分析——以浙江省为例[J].资源科学，2011（2）：308-314.

[3]洪名勇，关海霞.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问题，2012（8）：72-77.

[4]何欣，蒋涛，郭良燕，甘犁.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与农户流转农地行为研究——基于2013-2015年29省的农户调查数据[J].管理世界，2016（6）：79-89.

[5]许恒周，石淑芹.农民分化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9）：90-96.

[6]文长存，崔琦，吴敬学.农户分化、农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J].农村经济，2017（2）：32-37.

[7]李灿.农地规模流转中的利益相关者绩效考量：冲突、平衡与共生[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7（3）：74-81.

[8]陈金涛，刘文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与实现路径探析[J].求实，2016（1）：8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