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　王永灿

摘 要： 站在治国理政的角度，王夫之认为“正”乃大臣之自我规定，体现为德行的高尚与才干的非凡。大臣之道本质上就是“正”之道、德才兼备之道。王夫之分别从大臣的政治品质、立朝之道与行政之道三个方面对大臣之道作了具体的阐发。王夫之的大臣之道，对于当前政治建设中的领导干部应当具有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和政治素质，如何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权力以及选拔干部时的标准要求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大臣；大臣之道；王夫之；当代意义

“臣”作为古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之一，其地位和作用仅次于等级秩序之上的“君”，两大角色在各自的政治实践中分别形成了“臣道”与“君道”，并反过来指导或影响了当时乃至后世的政治生活。因此之故，对“臣道”和“君道”进行整理、总结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还会产生重大的现实价值。学界对中国古代——不管是代表性的几大学派（如儒、道、法）还是典型性的诸家（如荀子、韩非子）思想中——的君道已有过不少专门研究，成绩斐然。

就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而言，其作品中论臣道的思想表述较多，而其中又以晚年史论《读通鉴论》论述得最为集中与精到。但不管是对于《读通鉴论》中还是王夫之政治思想框架下的臣道，前修时贤都鲜有专门予以考察者①。有鉴于此，本文拟以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一书为主要考察对象，深入发掘和梳理它所蕴含的丰富又独到的大臣之道，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和分析该思想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参考和借鉴价值。这样既能从学术思想的层面认识、理解王夫之的臣道观，也有助于人们继续深入思索其所含藏的现实意义，深契王夫之本人倡导的“述往以为来者师也”[1]225的学术品格。

一、臣的分类：大臣与才臣

《读通鉴论》重点落在对“大臣”及大臣之道的阐发上②。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对《读通鉴论》中“臣”之分类予以廓清，再具体阐述大臣之道。“臣”大致有两类：大臣与才臣。

《读通鉴论》中并没有明确地对“臣”进行分类并相应地讨论为臣之道。不过我们可以从该书散见的论述中总结并整理出王夫之对“臣”种类的看法。整体上看，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涉及和阐述最多的是大臣，其次是才臣，并在对大臣和才臣的介绍中偶尔提及具臣。大臣、才臣和具臣便是《读通鉴论》对于政治角色“臣”的主要划分。具臣指充位备数之人，尸位素餐而已，《读通鉴论》中对其着墨很少，只在与大臣或才臣的对比论述中偶然提及。才臣是精干之臣，在朝廷政务或事务性工作上精明能干之人，他们待人接物周到谨严，是事务型人才。按照古代通行的“德才兼备”的人才選拔标准，则才臣基本上属于该标准中才干胜出一类，无关德行。大臣在王夫之那里才算得上真正的“德才兼备”，他们不仅颇具政事才华，游刃有余地辅佐君主经世济民，且个人修行很高，立身行事合乎传统儒家道德规范，因而位重望隆，足为朝臣表率，是国家之良辅、社稷之桢干。大臣之“大”不仅在“才”之大，更在“德”之厚；大臣一般有大格局。也缘此，王夫之时以“社稷臣”或“社稷之臣”称呼“大臣”。以下两段话就表明了才臣与大臣之间的区别：

无忘家为国、忘死为君之忠，无敦信及豚鱼、执义格鬼神之节，而挥霍踊跃、任慧力以收效于一时者，皆所谓小有才也。小有才者，匹夫之智勇而已。小效著闻，而授之以大任于危乱之日，古今之以此亡其国者不一……[1]1040

人臣之义，忧国如家，性之节也；社稷之任在己而不可辞，道之任也。[1]877

合而观之，两段引文对大臣特性的概括是：忠君爱国、守信敦义、持志如一、以社稷存亡为己任。而才臣则以慧力见长、善于处理当下之具体事务，他们在为人行事上也许不讲道德，且与世推移，故而不能被委以重任。

以下通过具体的例子展示王夫之所言之大臣与才臣的面貌或形象。

先言大臣。大臣所具之特征已如上述，但若要追问大臣之根本特性为何、是什么最终决定了大臣的角色定位并因此与才臣、具臣等区别开来，王夫之也有以回答。在他看来，“所谓社稷臣者无他，唯正而已矣”[1]804。王夫之唯以一“正”字道出社稷臣之根本特征，“正”就是大臣之成其为大臣这一政治生活主体之一的最重要因素。在王夫之那里，“正”可被解释为正直、正派、无私、坦荡、合情合理等义项，不仅指涉大臣人格之端直、正派，同时也包含了对大臣处事应世之无私、合理的肯定与推重。大臣以“正”立身处世，在道德上允为人中之君子，在事功上则为社稷之栋梁。应当说，“正”即是大臣之自性或自我规定。

涉大难，图大功，因时以济，存社稷于已亡而无决裂之伤，论者曰“非委曲以用机权者不克”，而非然也，亦唯持大正以自处于不挠而已矣。以机权制物者，物亦以机权应之，君子固不如奸人之险诈，而君子先倾；以正自处，立于不可挠之地，而天时人事自与之相应。固所谓社稷臣者无他，唯正而已矣。孔融之不能折曹操以全汉者，慷慨英多，而荡轶于准绳者不少，操有以倒持之也。

或曰：“公之所以得武氏之心而唯言是听，树虎臣于左右而武氏不疑，此必有异人之深机，以得当于武氏，而后使为己用。”考公之生平，岂其然乎？……及酷吏横行之际，为宁州刺史，以宽仁获百姓之心；再刺豫州，按越王贞之狱，密奏保全坐斩者六七百家，当籍没者五千余口免之；此岂尝有姑尚委随而与世推移以求曲济之心乎？……无不正之言，无不正之行，无不正之志而已矣。[1]804

有人认为狄仁杰之所以能够俘获武则天之心并做到让武氏唯言是听，必然是由于狄仁杰有异于常人之机权，王夫之却不以为然，狄仁杰恰恰是因为持正自处而深孚武氏之信赖。王夫之分析道，若以机权应物，则物反过来同样会以机权应对甚至报复，就君子而言，其必不如奸人之险诈，在与其较量中只能甘拜下风。若其能以正自处，便常常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则无事不成。王夫之通过考证狄仁杰之生平证实了这一点，其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允为端人正士，自可合于武氏之心怀并得以重用。一句话，狄仁杰之所以能够成为匡时济世之社稷臣，唯正自处是根本原因，“无不正之言，无不正之行，无不正之志而已矣。”

晋保江东以存中国之统，刘弘之力也。弘任陶侃，诛张昌，平陈敏，而江东复为完土。侃长以其才，而弘大以其量，唯弘能用侃，侃固在弘帡幪之中也。夫弘又岂徒以其量胜哉！弘无往而不持以正者也。司马越之讨颙，颙假诏使弘攻越，弘不为颙攻越，亦不为越攻颙，而但移书以责其罢兵，正也，颙逆而越亦不顺也；恶张方之凶悖，不得已择于二者之间而受越节度，亦正也；受越节度，终不北向以犯阙诛颙，亦正也；张光者，颙之私人，讨陈敏有功，不以颙故而抑之，亦正也；天下方乱，而一之以正，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当止，不为慷慨任事之容，不操偏倚委重之心，千载而下，如见其岳立海涵之气象焉。使晋能举国而任之，虽乱而可以不亡；惜乎其不能独任，而弘亦早世以终也！

……呜呼！当危乱之世，镇之以静，虑之以密，守之以大正，而可以为社稷臣。[1]445

王夫之再次以东晋刘弘为例说明社稷臣之正的内在性与必要性。西晋为外族所灭，晋室宗支南渡并建立东晋，偏安江东一隅之地。王夫之认为，东晋幸而有刘弘，否则无以保江东并存中华之正统。刘弘事事处处以正自处，“无往而不持以正者也”，特别是在用人方面。其心量广大，善于重用并鼓励人才，东晋得以国泰民安。总之，刘弘在东晋政局不稳之际，行事一之以正，“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当止”，确保了东晋政权之暂时安宁，使之不乱。这才是社稷臣应有之气象与作为。守正仍是大臣之心法。

再说才臣。高骈为才臣之典型。王夫之认为，高骈乃典型之才臣。其破安南、拒群蛮，战功显赫，即便当时受命专征之将相如曾元裕、王铎等人，皆不能与其相抗。但王夫之以为高骈实际上开启了唐朝分崩离析之乱象。何以如此？唐末王仙芝、黄巢起义虽然横行天下，实际乃流寇，因为他们不曾站稳脚跟，即建立和建设自己的根据地以图长远，“无尺地一民为其所据”“诚所谓游釜之鱼也”。这种情况下，若高骈能够“收拾江、淮，趋河、洛”，可困死黄巢于自己掌上，如此唐可不亡矣。但高骈又是如何做的呢？他不出一兵一卒，也不出一米一粟，安享荣华富贵，满足于匹夫之情欲而已，江郎才尽矣。

高骈乃功名之士，其有赫赫战功，但其才能也仅止于战场之上杀敌立功。战场之外的高骈“忠贞不足以动人，淡泊不足以明志，偃蹇无聊，化为妖幻，闭于闺中，邑邑以死”，即是说，高骈无有志量以自处，缺乏体国之忠心，虽有才干，只能收效于一时，于才干之外无有良好品行之支撑和立基，终未能走远。究其原因，“……才之不足任也审矣。但言才，则与志浮沉，与情张弛，一匹夫而已矣。”不能持志以用其才，却随情张弛，此不足為大臣，无法担当起社稷之任，与匹夫无异。大臣“德牣于中而后才以不穷。富贵不淫，衰老不怯。”德才兼备、因德育才、以才长德方可胜任为大臣。有唐一代，王夫之最为推崇的大臣是狄仁杰与郭子仪，“存唐之狄公、靖乱之汾阳，适可当社稷臣”。

总而言之，大臣与才臣为《读通鉴论》所强调，王夫之在对其阐发过程中有意褒扬大臣而贬抑才臣。大臣之德行与才干的有机结合为王夫之所推重，大臣之卫国与靖乱的非凡能力为王夫之所乐道。

二、大臣之道

此目专就大臣之道予以展示，也是对上一目大臣之内在规定性的一种史事上的解释，二目之间可谓之体用关系。大臣之道可从大臣之政治品质、立朝之道与行政之道三个方面分析。

（一）大臣之政治品质

1.清而不激

唯开元之世，以清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远声色，绝货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余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耻，天下乃藉以乂安。开元之盛，汉宋莫及焉。

抑大臣而以清节者闻者，类多刻覈而难乎其下，掣曳才臣以不得有为，亦非国民之利也。汉、宋之世，多有之矣，孤清而不足以容物，执竞而不足以集事，其于才臣，如水火之相息，而密云屯结之不能雨也。乃三子之清，又异于是，劲者自强，慎者自持，和者不流，而固不争也。故璟与姚崇操行异而体国同；怀慎益不欲以孤介自旌，而碍崇之设施；九龄超然于毁誉之外，与李林甫偕而不自失，终不与竞也。唯然，而才臣不以己为嫌，己必不替才臣以自矜其素履，故其清也，异于汉、宋狷急之流，置国计民生于度外，而但争泾渭于苞苴竿牍之间也。呜呼！伟矣！杨震也，包拯也，鲁宗道也，轩輗、海瑞也，使处姚崇、张说、源乾曜、裴耀卿之间，能勿金跃于冶、冰结于胸否邪？治无与襄，功无与立，徒激朋党以启人主之厌憎，又何赖焉！[1]830 - 831

古代中国历史上自来不乏清高耿直之臣，他们高自标持、孤傲自许，个人品行方面无可指责。这一方面让人对他们的人格产生敬佩与向往之情，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因为孤高之个性而带来一些问题，如刻核不容物、执持不任事，自矜素履而指责才臣之不足，狷急不能从俗，不顾国计民生，甚或因此而开启朋党之争，挠乱国事。总之，历史上不少以清节闻名之臣时或走向了极端，以自身之修为要求别人尤其是精干之臣，而忽略了才臣所具备之应事能力，致使与才臣处于势不两立之情态。这于清节之臣和国事均无裨益。王夫之认为，真正的大臣当清而不激，唐开元年间之宋璟、卢怀慎和张九龄便是代表，王夫之以“清贞”形容他们。三人虽以清节名世，却迥异于汉、宋孤清之臣。三人首先有体国之忠、大局之怀，不以清节自旌，不因清高弃物，故能和光同尘，与才臣同朝议政，共襄国事。三子中，“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宋璟清介，却有为国之襟怀；卢怀慎清介，却有从俗之风度；张九龄清介，却有从容之理趣。三人均未能固持己身之清高姿态而妨害朝政，却抱持忠君爱国之志如一，不因自身之故有违国本。缘于此，王夫之认为，三子之志行当以“清贞”呼之。清贞不同于清介、清高等，三者虽然都言及个人人格之一端，但清贞之格局无疑远大于清介和清高。我们也认为，“清贞”义同“清正”①，结合了清介与正直、为人与处世、利己与体国，体现了社稷臣之“正”的品格。“故君子秉素志以立朝，学三子焉斯可矣”，王夫之有以劝导后世臣子。

2.平情应事

刘文成公自言：“疾恶太甚，不可为相”。相者贤不肖之所取裁，以操治乱之枢机者也，好善不笃，恶恶不严，奚可哉？……今绎其语而思之，太甚云者，非不能姑纵之谓也，谓夫恶之而不如其罪之应得，不待其恶之已著，而谪发之已亟也。形于色，发于言，无所函藏，而早自知其不容，一斥为快，而不虑其偾兴以旁出也；如是以赞人主赏罚之权，而君志未定，必致反激以生大乱。赵高邑为总宪，欲按崔呈秀之贪，而考核未速，瞋恨先形，乃使投权奄以杀善类，古今之如此者多矣，然后知刘公之自知明而审几定也。……为相臣者，不能平情以审法，持法以立断，徒挟恶恶之心，大声疾呼，頳颜奋袂，与小人争邪正，以自祸而祸国也有余。好恶赏罚，治乱之枢机，持之一念，岂易易哉！……刘公之言为万世大臣之心法，允矣。[1]788 - 789

王夫之认同相臣不可疾恶太甚、意气不平，温润如玉、谦和处事方是正道。相臣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辅佐天子，“操治乱之枢机”。不可疾恶太甚的意思是：相臣在应对政事时，应当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不要加入自己太多的主观感受和判断，以致产生误判和过错。所谓“恶之而不如其罪之应得”，恶之太甚，已过于其罪有应得。而且，“不待其恶之已著，而谪发之已亟也”，恶行尚未显著，便已对之大加挞伐；且言语之间，无所函藏，快意恩仇。相臣若以此襄赞人主行赏罚之权，则很容易激化矛盾甚至生起大乱。举例来说，赵高邑在惩办崔呈秀贪污案件时，未待将案情审查明白、确实，便已有愤激之情愫，欲置之死地。这迫使崔呈秀投靠阉党大开杀戒，不少善类因此死于无辜。由此可见平情应事之重要性，大臣应当具备此道。

（二）大臣立朝之道

1.忠佞不并立

立人之廷者，谗不必忧，讥不可避，而必为国除蟊贼以安社稷，斯国之卫也。虽然，食其禄不避其难，居其职不委其责，去而隐，屏而在外，则亦终远小人而不与为缘尔，非取于必胜以自快也。所恶于佞者，恶其病国而己不可浼也，非与为仇雠而必欲得位以与胜也。汲黯之恶张汤，允矣。君任之以讽议，则攻击之无余，以报君之知。既无言责，而出守外郡，则抑效忠于淮阳而臣道以尽。复固请为中郎，补过拾遗，以冀与汤争荣辱，何为者邪？引国家之公是公非为一己之私恨，干求持权，以几必胜，气矜焉耳，以言乎自靖则未也。或曰：屈原放而不忘萧艾之怨，非乎？曰：屈原，楚之宗臣也，张仪、靳尚之用，楚国危亡之界也，而黯岂其伦哉？婞悻然属李息以攻排，而必快其志，气矜焉耳，非君子之道也。[1]142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多次强调忠佞、正邪之不两立。对于大臣而言，若立身之廷小人杂进，则为社稷计，必欲除之，方此才可当起大臣之名。退一步讲，为了高尚其志、不同流合污，大臣还可以选择辞职并隐居，这样便可以远离小人之喧嚣，不必非与之争胜负高下以自快。根本上讲，忠佞不两立，或者正人君子之所以厌恶并远离小人、佞人的原因，并非出于个人之私愤，乃由于奸佞之病国，他们的存在和行事对国政朝纲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若不除掉他们，必将威胁到整个国家之安危。所以，大臣之恶小人，不是也不当故意与其树敌或者与其争权夺利，而要以社稷为己任。汉朝汲黯所为却非如此。张汤为小人，汲黯恶之，此乃合情合理之事。特别是在汲黯担任讽议一职后，更是对张汤之攻击不遗余力，从职责范围来讲，也是分内之事。但后来汲黯任职地方，已无言责，却仍然不忘攻排张汤，这时的汲黯其实是怀抱私心，其所为乃是公报私仇，“引国家之公是公非为一己之私恨”，情夺其性。不再是从国家利益着眼对待张汤等小人，徒然逞气矜，有失大臣之风度。总之，通过汲黯此事，王夫之意在说明：大臣固然该深恶小人、不可与小人同朝共事，但其立足点和出发点应当是以国事为重，不可借此逞气矜、泄私愤。

另一则史论中，王夫之同样阐明正邪不两立之道。宪宗时期，李吉甫专权，恣意妄为。宪宗觉察，任命李绛为相，同李吉甫共同商议和处理国事，并自以为因此可以收束李吉甫擅权之心。岂料二人“交相持以启朋党之争”，致使“上失纲而下生乱”。本来，李绛同李吉甫分属正、邪或君子、小人两大阵营。但若谓李绛所为得大臣之道则不然。王夫之认为，小人善于巧言令色，此非君子之所长。小人上不知畏天，下不知愧人，唯以君心之是非为是非。而君子以正直立身处世，不屑于与小人争辩；若与小人争长短，没有取胜的机会。

夫大臣者，衷之以心，裁之以道，持之以权，邦之荣怀与其杌陧系焉者也。不得已而有言，言出而小人无所施其唇舌，乃可定众论之归，而扶危定倾于未兆。若其一再言之，君已见庸而众嚣莫止者，必君志之未定，而终且受詘，则所谓“不可则止”者矣。夫吉甫岂安于受挫不思变计者乎？言出而绛必折之，宪宗且伸绛而抑之矣。然而屡进不已，蹻蹻争鸣者，何也？彼诚有所恃也。恃宪宗之好谀在心，乍咈而终俞；绛之相尚以口，言多而必躓也。如是而可以辩论之长与争消长哉？“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各得其朋以相抵牾，而党祸成矣。此大臣之道，所不欲以身任天下之纷纭者也。[1]962

王夫之认为，有鉴于此，李绛应该在命相之日坚辞不受，使皇帝知正、邪不两立。既然受任宰相一职，则当专力昌言，斥责李吉甫之奸邪，以此表明自己不与其共事之立场，若君上不予支持，则全身而去，无有自辱之遗憾。否则，屈身与小人同居论道，不仅不能贞胜，且形成朋党交持之乱局，無裨于国事。

2.不倚人以为援

夫君子者，岂徒由其道而遂以胜天下之邪哉？君子所秉以匡君而靖国者，蹇蹇之躬，可生可死，可贵可贱，可行非常之事，可定众论之归，而不倚人以为援。若夫进贤以卫主，而公其善于天下，则进之在己，而举错一归之君。且必待之身安交定之余，而不急试之危疑之日。然且避其名而弗居，以使贤士大夫感知遇于吾君，而勉思报礼。身已安，交已定，道已行，小人已远，则善士之进，自拔以其汇，而不肖者不敢饰说以干。于身为君子，于国为大臣，恃此道也。[1]172

大臣匡君靖国，可引进贤才以示公天下之心，但不当倚人以为援，更不可借此树党自立。王夫之在文中以西汉朋党之争为例说明。“朋党之兴，始于元帝之世”。当是时也，萧望之、周堪、张猛、刘更生四子欲行君子之道，攻史高、弘恭、石显等人以匡君靖国，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悖离了其初衷。郑朋欲攀附萧望之，望之受之，周堪听之，华龙闻其风而欲附焉，其余如杨兴、诸葛丰之徒，也欲仰望而欲攀倚。王夫之认为，四子其实是在以朝廷之禄位引诱躁进喜事之人，并试图以他们为后援以攻排史高等人。王夫之由是以为，“身为大臣，国是不决，乃借资于浮薄之徒，或激或叛，以成不可解之祸。呜呼！四子者，果捐躯以报上，独立不懼，而奚以此闻声附和之宵人为哉？”王夫之之意，此四子不足以当大臣之道，他们不仅无补于朝政，且兴起朋党之争。

针对此事，王夫之为四子提出了建议，其实也是对大臣之道的一种规定：“使为君子者，远爵赏之权，泯交游之迹，不歆便佞之推戴，不假新进以攻排，无瑕可求，孤立自任，则败类恶得而乘之？”[1]173大臣应当洁身自好，远离便佞之小人，不拉帮结派、树党自立，而是一心为国。

（三）大臣行政之道

1.为国树人

有才皆可用也，用之皆可正也，存乎树人者而已矣。操树人之权者，君也。君能树人，大臣赞之；君弗能树人，责在大臣矣。君弗能树人，而掣大臣以弗能有为，大臣有辞也。君不令，而社稷之安危身任之，康济之功已著见，而为天下所倚重，乃及身而止，不能树人以持数世之危，俾免于亡，大臣无可辞矣。

王导、谢安，皆晋社稷之臣也。导庇其族而不能公之天下，故庾亮得而间之；然其没也，犹有郗鉴、王彪之、谢安以持晋室之危，虽非导之所托，而树之者犹导也。安以族盛而远嫌，不私其子弟可矣，当其身而道子以乱，迨其后而桓玄以篡，廷无端方严正之士，居端揆以镇奸邪，不于安责，将谁责而可哉？[1]517

王者有公天下之心，选用人才便是公天下之一端。操树人之权者，主要在君主，大臣有以赞之；若君主无能树人，大臣便应该担负起此一重任，为国选材。再者，如果君上非贤明之主，大臣理应身任之以社稷安危，扶危定倾；同时适可而止，功成身退，留待后进辅佐国事。东晋政治的一大特色是门阀政治，王、谢则为当时世家大族之代表，王导、谢安是为东晋之大臣。门阀政治下，世代高官，王导也因此包庇其家族子弟。不过，待王导去世，东晋仍不乏人才如郗鉴、王彪之、谢安等辅佐朝政，王夫之以为这些人才其实都是王导生前所选。王导允为社稷之大臣，不徒只有私心、只顾私利。待谢安掌权，虽然不曾如王导私庇其子弟，但同样也没有端方严正之士，不仅使得东晋后备人才不足，且因廷无才俊致使朝政一度出现不安局面。王夫之以为，“不于安责，将谁责而可哉”？谢安应当负主要责任，其作为不合于大臣之道。总之，王夫之此论中通过比较王导与谢安在是否有为国树人之责以显明，社稷之臣当负有树人之则。

2.遵王道以辅治

蜀汉之义正，魏之势强，吴介其间，皆不敌也，而角力不相下；吴有人焉，足与诸葛颉颃，魏得士虽多，无有及之者也。立国之始，宰相为安危之大司，而吴之舍张昭而用顾雍，雍者，允为天子之大臣者也，屈于时而相偏安之国尔。

曹氏始用崔琰、毛玠，以操切治臣民，而法粗立。王道息，申、韩进，人心不固、而国祚不长，有自来也。诸葛之相先主也，淡泊宁静，尚矣。而与先主皆染申、韩之习，则且与曹氏德齐而莫能相尚。三代以下之材，求有如顾雍者鲜矣。寡言慎动，用人惟其能而无适莫；恤民之利病，密言于上而不衒其恩威；黜小利小功，罢边将便宜之策，以图其远大。有曹参之简靖而不弛其度，有宋璟之静正而不燿其廉。求其德之相若者，旷世而下，唯李沆为近之，而雍以处兵争之世，事雄猜之主，雍为愈矣。故曰：允为天子之大臣也。

雍既秉国，陆逊益济之以宽仁，自汉末以来，数十年无屠掠之惨，抑无苛繁之政，生养休息，唯江东也。独惜乎吴无汉之正，魏之强，而终于一隅耳。不然，以平定天下而有余矣。[1]380 - 381

三国时期，魏、蜀、吴鼎立共存。一般认为，魏国势力最强大，蜀汉以正统自居，而吴国则介于其间，无所标榜，但却能够与魏、蜀相安共存，这也不能不算作一种实力的显示。为何？王夫之以为，“吴有人焉”，吴国人才济济。吴之人才在智谋上足与蜀汉之诸葛亮颉颃，在数量上则视魏不遑多让。吴国伊始，任命顾雍为相臣，此人允为天子之大臣，其主张儒家王道治国，对于吴国之富强居功至伟。当是时也，曹魏习于申、韩法术而鄙弃王道政治，人心不固、国祚不长。诸葛亮主政蜀汉，同样浸染于申、韩之道。惟有江东之吴国，在顾雍当权期间，选贤任能、轻徭薄赋、不自居功、眼光长远，“有曹参之简靖而不弛其度，有宋璟之静正而不燿其廉”。三代以下，“求有如顾雍者鲜矣”，顾氏乃名副其实之大臣。顾雍不仅身体力行以王道政治，萧规曹随，其继任者同样接踵其道，江东之地生养休息、国泰民安，为汉末以来之福地。王夫之甚至因是慨叹：若吴国有蜀汉之义正与魏国之强势，则统一天下者必出其手。与其说王夫之是在赞叹江东吴国之安定富庶，不如说他是在推重顾雍之能以王道理念治理朝政。惟有行王道者，才可允为天子之大臣，顾雍是其一。

3.为国死节

人知冯道之恶，而不知谯周之为犹恶也。道，鄙夫也，国已破，君已易，贪生惜利禄，弗获已而数易其心。而周异是，国尚可存，君尚立乎其位，为异说以解散人心，而后终之以降，处心积虑，唯恐刘宗之不灭，憯矣哉！读周《仇国论》而不恨焉者，非人臣也。[1]410

五代十国人士冯道之恶众所周知。他在国破家亡之际，贪生惜利禄，历事诸姓，不能死节，为后世所不齿。但王夫之认为蜀汉之谯周为恶更甚。谯周在国家尚存之际，就因为姜维北伐屡次失利，便散布国将亡之消极言论，试图蛊惑、解散人心，唯恐蜀汉不滅。王夫之的看法是，虽然姜维北伐屡败屡战，民怨沸腾，但其有不得已之苦衷，出发点仍是为了蜀汉之图存。单从这一点而言，应当对姜维报以同情之理解。而谯周作为蜀汉之臣子，食其禄，就该终其事，“使人心不靡于邪说，兵力不销于荒惰，延之一日，而忠臣志士之气永于千秋”。观谯周所为，实无人之心哉！而且，当时蜀汉一朝奸臣当道，谯周并无一言以斥奸佞，也无一策以纾民生，“徒过责姜维，以饵愚民、媚奄宦，为司马昭先驱以下蜀，国亡主辱，己乃全其利禄。”总之，谯周虽为蜀汉一臣，其所为其实是在“取悦于魏”，其罪通于天！[13]411不可谓有大臣之风。

综上，不管是大臣的政治品质、立朝之道还是行政之道，正心诚意、持身以正之根本特征统贯其中，正乃大臣之自性。这一自性由内而外地体现出来，展示了在政治活动中兼具长才与厚德的大臣形象。

三、大臣之道的当代政治意义

政治权力是国家政治的根本内容，涉及到权力的运行、权力的制约、权力的监督等。王夫之从历史上众多当权者中分辨了才臣、具臣与大臣，在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品评中揭示了大臣应有的素质与品质，试图通过阐发大臣之道的方式达到“述往以为来者师也”的目的。因此从大臣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共同的特征，包括坚定的政治信仰、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政治素养以及过硬的政治能力等。

王夫之所论及的大臣之道离今天已经三百多年了，许多内容与当今政治实际也不相符合。如古代的臣与今天的领导干部称呼不同、权力来源不同，理想信念也不相同，但是二者仍然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都需要良好的政治品质、都要起到政治表率作用，都要进行社会管理以及处理各种政治关系。因此王夫之所论大臣之道，对于新时代下领导干部政治素养、政治品质及政治能力提升而言，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时代的领导干部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王夫之所论之大臣，普遍具有高尚的道德意识和神圣的政治责任感与使命感，如狄仁杰之正，宋璟之清而劲，王导之公天下等。由此可以看出，大臣之道的养成实际上来自于大臣更深层次的道德信念，那就是“得君行道”，即权力的来源是君，而权力的运用以通过政治手段达到经邦济世为目的。因此大臣之道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精神信仰，這种信仰源于传统儒家的经世理念，从孔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到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都体现了儒家的经世抱负与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与政治抱负才是大臣之道的根基所在。

在新时代条件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是每一位共产党人要秉持的理想信念与安身立命之本，也是我们的精神之钙。习总书记多次强调理想信念对领导干部的重要意义，他特别提醒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①，并且在十九大报告中又一次强调：“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②

因此对于领导干部而言，要真正树立起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政治抱负和政治情怀，最根本的是要解决理想信念这个人生的总开关问题，只有信念坚定，才会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做到清正廉洁、勤政为民。如果理想信念有缺失，就会产生政治迷茫、价值取向模糊、道德意识弱化，最后导致堕落腐化。

新时代的领导干部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褒扬的大臣之道，更多的反映到了大臣的政治品质上，如清正、无私、不倚人以为援、为国死节等，这实际上所反映的是一个人基本的道德素养和道德品行。这种道德品质深契中国古代所讲的君子之道。如前所述，大臣最根本的特征是“正”，包含了清正、正直、公正等人格特征，与才臣、具臣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论语》中对君子和小人做过比较：“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等，说明君子具有坦荡的胸怀、客观公正的态度及公正无私的品格。王夫之所论大臣除了清正这一最根本的道德品质之外，还有公天下的道德胸怀，如为国尽忠、为国树人等。道德品质相对于政治才能无疑具有优先性地位。

王夫之所论大臣的道德品质，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们不可能全盘接受，如为国死节，但是其所论公正无私、客观公正等品质仍然值得我们借鉴。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了选拔干部队伍的标准：“要坚持党管干部的标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① 这实际上与王夫之论大臣所具有的道德品质和政治品质是一致的，都强调德对才的优先性，强调公正无私的重要性。

新时代的领导干部要有过硬的政治能力。政治能力是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体现和外在反映，既包括政治信仰、政治品质，又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纪律等内容。王夫之所论大臣之道中蕴含着很多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政治能力方面的思想。比如，“清而不激”与“平情应事”所体现的是能否客观地处理好政治事务和人际关系的能力，“忠佞不并立”与“不倚人为援”所反映的是公共关系处理能力，“遵王道以辅治”所体现的是政治治理能力。

进入新的历史时代，我们党仍然面临着“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四大考验”源自于客观环境对党的领导所提出的新的历史要求，而“四大危险”则是针对领导干部在应对考验时所面临的新的危机。尤其是政治能力不足的问题，使得一些党员干部难以胜任所肩负的历史重任，难以应对诸多挑战和“四大考验”。

为此，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与“四大危险”，要求在选人用人时，“注重培养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② 一是注重专业能力培养，要求领导干部对自己所分管的事务要做到专业、高效，这实际上表现为政治治理的专业化水平。二是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能力，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就需要领导干部要做到解放思想、进一步实事求是，做到主客观相一致，才能进一步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这两个方面内容与王夫之大臣之道中强调的政治能力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站在治国理政的角度，王夫之对于“大臣”这一政治角色的定位是非常明确的：“正”乃大臣之自我规定，体现为德行的高尚与才干的非凡，或曰德才兼备。大臣之道本质上就是“正”之道、德才兼备之道。因此之故，大臣是王夫之所极力推崇的臣子类型，而大臣之道则是王夫之所大力提倡的为政之道。在《读通鉴论》中，王夫之分别从大臣之政治品质、立朝之道与行政之道三个方面对大臣之道作了更加具体、详细的阐发。从中不难发现，王夫之所讨论的大臣之道对于三百多年后的当今政治建设依旧有着鲜明而强烈的现实启发与借鉴意义。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王夫之的大臣之道启示我们：新时代的领导干部不仅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还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以及过硬的政治能力。这样才是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才能够带领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参 考 文 献 】

[1] 王夫之. 读通鉴论//船山全书：第10册. 长沙：岳麓书社，2011.

（编校：毛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