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刚

摘 要： 王船山继承并发展了儒家思想中具有道德意蕴的君子观念，结合对心之主导的肯定，提出了自己对成就君子的独特看法。在《四书训义·论语》中，王船山肯定心对人之行为的主导，认为人之心是人行为方向和动力的源头。船山认为君子所体现的崇高道德境界，关键在于具有仁德之心，由此他确立君子与小人的本质差别在于“立心异”：君子心怀仁德、小人醉心欲望。并由内而外展现出两者的巨大差异。同时王船山又为成就君子，特别是小人向君子的渡越提供了依据和方法。抓住内心志趣对人的重要性，船山指出如志在君子，培养仁德之心最为重要。确立了正确的志趣，通过内外交相为养的修养工夫，以此涵养内在德性而成为君子。

关键词： 王船山；《四书训义》；君子；小人；心

君子，最初指称的是对贵族统治阶层的称呼。自孔子赋予君子以道德意蕴之后，其内涵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君子内蕴的是一种具有崇高道德的人格精神。孔子把仁德作为君子安身立命之本，君子以实现仁德作为其行为活动的方向和目标。而一旦远离仁德，也就无所谓君子。“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同时，孔子还通过君子与小人之间的比较，更为细致地彰显了君子在各方面的品质，体现出君子所具有的人格魅力。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论语·述而》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论语·卫灵公》

在儒学的发展中，君子的道德义涵得到了后世儒者的继承和发展，并且多数儒者都以成为君子作为自身修养的方向。孟子继承孔子以“仁”释君子之德，提出“四端之心”，为君子之德性养成确立了内在根源。“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荀子在其性恶论的基础上，指出君子之德并不是与生俱来，只有通过后天的努力学习方能得以成就。“君子曰：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劝学》）朱熹认为君子是德才兼备之人，同时他强调君子的才干必须在其德性的主导下才能发挥正确的作用。“君子，才德出众之名。”[1]845 “有道德，则功术乃道德之功，道德之术。无道德，则功术方不好。”[1]806王阳明则以致良知为其思想核心，认为成为君子关键在于良知的推扩而提升自身德性，与智力才干的高低无直接关系。“道心者，良知之谓也。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2]45虽然历代儒者对君子的理解各具特点，但君子所体现的道德精神，则是其蕴含的不变品质。

王船山继承前人对君子之道德意蕴的阐发，认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在于其具有崇高的仁德。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人之心对人的主导性，认为君子而具有仁德，关键在于其含有一颗仁德之心。“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者，仁而已矣。仁者，此心之存焉者也。”[3]363王船山尤为强调心的主导作用，他肯定人之心是每个人行为之方向和动力源头。“夫盡天下之大，古今之远，人之所志与其所行，唯此一心而已矣。心之始发，而无所待于外，心之所切，而不容已于中，则此一心也。”[3]247 - 248只有心系仁德之人，才会以提升自身德性为其努力的方向并为之付出行动，由此而展开君子所体现的各种品格。王船山紧紧抓住人之心的主导性，由内而外详细地辨别了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并由此提出成为君子的原则和方法。

一、渡越缘起：君子与小人位势之差悬殊

关于君子与小人的差别，王船山强调从内在志趣上进行判定。他认为人的外在行为表现会因环境的变化而随之变动，但其内心所怀有的志趣却不会轻易改变。而且，一个人的行为活动之变化一定是基于其内心志趣而展开的。“夫人外之所行者，虽万变不同；而心之所依而不舍者，无论其得与不得，值与不值，而耿耿于心而不忘者，则其所怀者是也。”[3]372因此王船山认为君子与小人的本质区别在于存心的差异。“立心异，而用其识力者殊，此君子小人之大别也。”[3]850由于内在志趣的迥异，进而展现出君子与小人外在表现的不同。基于此，王船山从内在志趣、行为准则、气象仪容三方面详细地辨别了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君子心怀仁德，以符合道义作为其行为准则，心胸宽广，总能保持平静而从容应对事物；小人醉心私欲，以获取一己之私利为其行动目的，内心狭隘、自私而伤害他人，总是呈现出浮躁傲慢之象。

（一）立心之异乃君子小人之大别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王船山重视心对人的主导性，由此他把握到君子与小人的核心差异在于其内在立心之不同。他承袭朱熹的理解，认为君子内心思念仁德，担心违背天理而害怕刑法；小人则贪心私利，沉溺于自己的苟且之处，贪图安逸享乐。“怀，思念也。怀德，谓存其固有之善。怀土，谓溺其所处之安。怀刑，谓畏法。怀惠，谓贪利。”[4]70船山指出虽然君子和小人表面都心有所向、事有所求，但实质上两者内在志趣的不同使其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同此一念，其欲必得之以为安者同，而其所欲者异，则君子怀德，而小人怀土也。……同此一事，其所趋向而为谋者同，而其所谋者异，则君子怀刑，而小人怀惠也。”[3]372君子心系仁德、遵循天理、孜孜追求，通过不懈努力而能日益涵养自身之德性；而小人沉溺欲望、追求名利、以作恶为乐，不思进取而日趋堕落。由于两者内在志趣的迥异致各自在人生方向上渐行渐远。

诚其为君子也，业已立身于循理之中，则虽所造之未深，不能即至于高明……日进而知义之必精，有所未逮而心不安，达而之于圣域，皆其所优为者。其上也，未可量也。

如其为小人也，托身于从欲之俗，则虽其技之未工，不即极乎卑污……日熟而见事之无不可为，有所未极而意不戢，达而之于败类，固其所不恤者也。其下也，乌有止也。[3]796

虽然“立心异”这一差别不能立刻于外在行为体现出来，却由此确定了各自不同的人生方向。日积月累，逐渐显示出君子与小人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也正因如此，王船山将“立心异”作为君子与小人的核心差别。基于此，王船山从行为准则和气象仪容上进一步展开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差异。

（二）义利取舍判定君子小人之分

“立心异”落实到行为举止上，主要体现为对义利关系的不同考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义利的理解上，王船山引述了朱熹的观点：“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4]72义，指行为活动符合天理；利，是人之私情对物质利益的贪图。在为人处事方面，君子追求对义理的符合，小人考虑一己私利的获取。“乃君子之于义，充类至尽以精之，而利害非其所恤；小人之于利，殚智竭力以谋之，而名义有所不顾。”[3]381君子无心忧虑个人利益的得失，力求触类旁及各种事物以达到对天理的精通，使自己的行为活动符合事物的规律；而小人殚智竭力以谋求一己之利益，全然不顾事物规律和自身的名誉节义。究其原因，在于君子与小人内心志趣的不同。

君子之立志，早处于至正，而此心之所安所不安，自信于幽独，有非人之所能知者。因是而博求之于古今邪正之辨，事物得失之几，皆审其所以然之理，于是而如此则见为宜焉，不如此则见为不宜焉。

小人之立心，一意于从欲，而此心之欲为与不欲为，专求其自便，有不可以告人者。因是而巧伺夫人情之合离，事势之变迁，于以皆察其可以相乘之机，于是而如此则可以有所得，不如此则必至于有所丧。[3]381

君子立志使自己处于正确的位置，保持自信以穷通天理；而小人醉心于对欲望的顺从，追逐利益而隐藏内心意图。因此君子追求对义的符合，设法广泛地明晰古今邪正的区别与事物得失的苗头，认真思考事物形成与发展的深层道理，从而达到对义的精通理解和掌握。小人则沉迷于私利的追逐，狡猾地窥察人情变动与事态形势的变迁，反复研究可以利用的机会，思虑能否从中获得利益，因而能够熟练掌握获取利益的各种机巧。由此，王船山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差异鲜明地体现在二者在行为准则上：即对义利关系的不同处理。“君子小人之分，义利而已矣。” [3]381

（三）由其气象昭然而辨君子小人

“立心异”表现在气象仪容上：“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王船山认为君子总能长期保持平静、从容的状态；而小人总是一副自夸、放肆的样子。不管是面对通达之顺境或是险阻之逆境，君子都能专注于对道理的体会并依此落实；小人则轻浮多变，一心与他人争高下，没有得到时则欺凌他人，有所得时却以此为是。“君子则泰而不骄者也。吾尽吾道而已，物情之顺逆，所遇之穷通，一也。……小人则骄而不泰矣。其有得也，只求以胜人也，未得则陵夺之，既得则怙恃之也。”[3]763而君子与小人之所以存在如此差别，关键在于其居心不同。君子遵循天理而无心于私利的追求，小人贪婪私欲却不知满足。“君子循理而无求，小人徇欲而不厌，其居心异。”[3]763故君子总能保持自信而呈现出宽广舒泰之貌；而小人缺乏自信总是受到外在事物的牵制，因对事物的爱憎而心烦意乱，总是一副忧戚惆怅之象。“境之顺逆，皆可受也；事之得失，皆有余地以自居也。其荡荡然广远者，平易如是，险阻如是，盖坦荡荡也。……行之利钝，皆无以自信也；物之爱憎，皆不能自必而不宁也。其戚戚忧蹙者，一日如是，终身如是，盖长戚戚矣。”[3]523因而君子与小人的不同，在其气象仪容就得以昭然若揭了。“君子小人之别，于其气象而昭然辨矣。”[3]522

对于君子与小人的分辨，王船山自始至终都强调君子与小人之间的本质区别：“立心异”，君子心系德性，小人醉心欲望。他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以“立心异”为原点由内向外层层梳理，深入剖析了君子与小人在内外方面所体现的巨大差异。基于此，王船山认识到君子与小人之志趣不同，其实也就奠定了两者对公与私、天理与人欲不同的抉择。“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间，每相反而已矣。”[3]761从而强有力地拉开了君子与小人的距离。但王船山并没有把君子与小人理解为静止的硬性道德标准，而是通过两者之间的对比彰显出两种不同人生方向的动态选择。王船山强调立心对成为君子的重要性，他指出要想成为君子，则必须详细辨识君子与小人在存心上的差异，慎重确立自己内心的志趣！“然则欲为君子而不为小人者，尚慎于立心哉！”[3]373

二、渡越路径：内外交养以实现小人

向君子之渡越

王船山基于君子与小人内心志趣的不同，由内而外分析了君子与小人之差异，从而表现出两者所尚、所务之事的区别。由此凸显出确立内心志趣，培养仁德之心，对成为君子的重要性。关于内在仁德之心的培养，王船山强调学。他认为学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原因，只有通过学，方可成就君子之德。“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者，学而已矣。”[3]270 “有君子之学，而后有君子之德，其所由来久矣。”[3]848王船山所指的学不是现在意义上对知识的掌握，而是对自身内在德性的修养。“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学之正、习之熟、说之深而不已焉耳。”[4]50他沿袭了朱熹对学的理解，认为只有通过正确的学习、反复的温习，才能成就自己的德性，并能感受到内心深处的喜悦。所以要想成为君子，则必须一心致力在学习之中，通过学习，提升自己德性而成为君子。“乃一其志于学之中，而尽其心于学之事，则即此学之中，而固亦说矣，固亦乐矣，固亦成乎其君子矣。”[3]246

关于具体的方法和措施，王船山认为应当仔细审查君子所专注的事物，周密了解君子所崇尚的东西，然后才能专注身心来培养自己的德性。“人之欲为君子者，当审于君子之所务，抑必审于君子之所必尚，而后可以专其志以成其德。”[3]298船山继承儒家“内外交养”的方法。对内，依据内在本有的德性来应对周围环境变化，依德而行，从而涵养扩充自己的仁德之心；对外，规范自身的言行，以防止外在物质欲望对仁德之心的污染，以此巩固已有德性。通过内外两方面的工夫修养，使其相互作用，从而涵养仁德之心来提升自身德性。

（一）内以养德而主忠信、敬而涵养仁德之心

在内心涵养工夫上，王船山强调“主忠信”和“主敬”。通过这两方面的工夫来树立君子立德之本。正是由于王船山对心之主导的重视，他尤为强调“主忠信”的重要性。他认为内心保持“忠信”是成为君子之根本，是培养仁德之心的重要部分。“无所往而不本此心之德，以御万行之殊差，此尤君子立本之大要，必以忠信为主也，所为本之心以制事也。”[3]260他赞成朱熹对“主忠信”的理解：“主忠信则本立。”[4]129一个人如果不能坚守“忠信”，那其所做的事情就不會真实，而只是徒有虚名，缺乏诚的品格。这样的人作恶就很容易，而让其为善则很难。“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4]52因此，王船山认为一旦人内心不能保持“忠信”的状态，也就意味着他丧失了人道的基础，丧失了成为君子的根基。即使其具有高远立德的想法，也无法落实他的作为，故而无法增长自身的德性。“有一高远立德之心，而本无以立，则用无以行，德不崇矣。”[3]702所以王船山强调：要想成就君子之德，必须在“忠信”上下工夫。“忠”：竭尽自身的能力，去做仁德之心所认可的事情，而不是假情假意；“信”：因循不可违背的道理而不去怀疑。“夫德者，实得之于己之谓也。得于己者，尽其心之所必尽而无所假之谓忠；因乎理之所不可违而无所疑之谓信。奉此以居心，而德皆实矣。”[3]702内心保持这样一种“忠信”的态度，真实地对待周围的人和事，才能从中真正实在地提升自身的德性。由此王船山认为：一个人即使不具备才智礼乐，但具有了真实的忠信之心，其可以算是达到成人的等级。“有是忠信之实，则虽其才智礼乐有所未备，亦可以为成人之次也。”[4]143以此可见王船山对内在保持“忠信”的重视。

同时，王船山还强调：“主敬”。关于“敬”的理解，他继承了朱熹的诠释：释“敬，谨恪也”[4]78，“敬主事”；“敬主乎中。”[4]137即谨慎、敬畏。“敬”是一种内心的状态，其针对具体事务表现出来。王船山认为人要想成为君子，应当保持“敬”的状态而不松懈，确立仁爱之心而不忘。“夫人而欲自立，立敬而不敢怠，立爱而不忍忘，则可以立矣。”[3]999表现在接人待物上：不敢逾越礼法的限制，对应当完成的事情不敢丝毫懈怠。“而礼不敢踰，事不敢怠，是君子之敬也。”[3]417君子严格要求自己的行为：所视和所闻都自觉不逾越礼的范围，行为举止自觉谨慎而不放纵，保持庄敬严肃的态度，做事勤勉严谨。“视听自无越也，举动自无荒也，庄肃成乎度，而勤谨见乎行，此君子之敬也。……至于敬而德皆成矣。”[3]820可见，使自己时刻保持敬的状态，从中增长自身的德性。但王船山所强调的“敬”并不是一种无原则的谨慎、恭敬。君子保持“敬”，是源于内心对天命、天理的知晓和敬畏，以及对自身修养的负责，因此君子不敢丝毫懈怠。“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3]103而小人不修养自身德性、自我放荡、自矜自彰，从而无所敬畏。因之，王船山强调：如欲成就君子之德性，则必须保持敬畏之心，否则将会永绝于君子，而必堕为小人。“敬肆之情，分于一念，而君子之德日修，小人之恶日积。人而无所畏乎，则永绝于君子，而决为小人，不可得而改矣。”[3]888

（二）外不迁德而重“重”、慎言敏行而巩固自身德性

关于外在工夫，王船山重视“重”和“慎言敏行”。他指出学习之人往往具有轻浮和懒惰的通病，主张通过“重”和“慎言敏行”进行对治，以防止因言行的放纵、懒散而导致自身内在德性的流失。“学者之病，莫患于轻，而事之鲜终，或由于惰。”[3]391

王船山释“重”即厚重，其表现为对外在行为厚重的强调。他同意朱熹对此的理解：“轻乎外者，必不能坚乎内，故不厚重则无威严，而所学亦不坚固也。”[4]52一个人如果在言行上太过轻浮，则必不能坚守内在所具有的德性。因而丧失其自身的威严，通过学习所提升的德性也会因此而流失。“学焉而既有得，而必防其失以保其得。”[3]259因此船山强调对“重”的重视。他指出通过学习可以提升自身的德性，但同时一定注意巩固已经具有的德性以防其流失，而其关键就在于保持言行的厚重。“重”落实到具体行为上体现为：在言行动静之间，说话时就像不轻易说出一样，行动时就像不轻易决定一样，一言一行都是确定、踏实、不轻易改变的。“故君子而既学矣，乃其动静语默之际，言若不欲言焉，动若不欲动焉，有言有动，而确乎其不移焉，盖甚重焉。”[3]259如此才能使自己的心志持续在自身德性的修养上，而不会懈怠散佚。如果一个人在言行上轻浮地表现出嬉笑怒骂，则会使其自身心志懈怠、气质散佚，同于流俗以成为小人之徒，如此，学习对他来说，也就没有多大的价值。“且非但其不威也，彼流俗小人之得狎我也，我不觉而与之相流，于是而志或怠焉，气或佚焉，吾所学者何事乎？……故君子之必重，所为闲之于外以养其中也。”[3]260因此君子必须在言行上保持“厚重”，以此使自己的行为不至于慌乱无章，从而能够从容面对事物以保养心中的德性。

同时，王船山还继承了儒家“慎言敏行”的思想。他认为学者往往容易忽视自己在言行上的毛病，即在言语上信口开河、巧舌如簧，而在行动方面则畏首畏尾、惶恐犹豫。“当其有言，如水之流，如簧之鼓，不自知其言之便给也。当其惰也，于事征之。方其有行，且前且却，待徨瞻顾，不自知其行之退怯也。”[3]391基于此，他指出学者应当“慎言敏行”来克服自身的轻浮、懒惰之气。主张学者应该奋勉于对各种事物的学习，以穷尽天下之理；警慎对待自己的言论，以戒除浮游之气来坚固自己的心志。致使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从而提升自身德性和能力。“其敏且慎者，唯恐不敏而不能更进于无穷，不慎而且以浮游其志气，故深谨之意见于言行也。……而于身、于人、于言、于行，皆专一以向于学如此。”[3]271不然，读书学习只会是徒有形式地装装样子。他的言谈举止、行立坐卧，无处不被其纷杂混乱、骄傲疏忽之心所束缚，这样的人是无法成为君子的。“不然，徒勤勤于誦说之末，而规规于法效之迹，则居食言行交际之间，已随处而见其纷驰傲忽之心，乃曰，吾所修者君子之道，抑将何以为君子哉？”[3]272

王船山抓住君子与小人“立心异”的核心区别，强调意欲成为君子，培养仁德之心是关键。针对培养仁德之心的具体工夫，王船山继承了儒家内外交相为养的方法，指出通过内在的涵养工夫来确立和扩充自身仁德之心，同时加强对外在行为的规范来巩固自身已有的德性。由此才能成就自身德性而成为君子。王船山十分警惕学者不踏实的毛病。他认为学者容易不落实处而徒有虚名，或是不专注于内在德性的修养而只是停留于外在事物。因此他提出“学不以其名，而以其实，不于其事，而于其心。”[3]270 - 271强调学者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从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以使自身内在之德性得到实质性的提升，由此才能成为君子。“皆引而刻责于身心，君子之所以为君子也。”[3]454

结语：凝聚君子之德以实现渡越

王船山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君子的内涵、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以及成为君子的工夫展开了具体的论述。他抓住人之心对人的主导性，辨明了君子与小人的核心区别在于立心的迥异：君子心怀仁德、小人醉心欲望。基于“立心异”，他指出君子与小人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并从内到外具体地分辨了君子与小人之间的不同。通过如此强烈的对比，展现了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巨大差距。但王船山认为，君子与小人却不是完全隔绝的。正是基于对心之主导的强调，从而为成为君子，以及小人向君子的渡越提供可能。当君子与小人作为人生方向落实到具体实践中时，小人有可能转变其内心志趣，崇尚仁德而为君子的。虽然船山认为这一转变很难，但并不是不可能。一旦小人转变其内心志趣，确立成德的方向，则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改正其各种陋习和过错，涵养自身仁德之心。通过内外交相为养的修养工夫，培养巩固自身的德性而为君子。确立了成德之心，也就为成为君子提供了源动力。因此船山尤为强调培养仁德之心，此乃成为君子的关键。

在此意义上，君子与小人所体现的内涵并不是两种截然对立的静止的道德人格标准，更是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方向。王船山从心之主导性出发，既根本地辨别了君子与小人所存在的差别，又为人的自我实现，特别是为小人向君子渡越提供了依据和方法。在此，王船山以仁德之心将君子的内涵、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以及如何成为君子的工夫内在贯通起来。

【 参 考 文 献 】

[1] 朱杰人，严佐之.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 吴光，钱明，董平.王阳明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3]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7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编校：张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