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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一线,干部状态如何?

2018-10-28王丽沈汝发

畅谈 2018年17期
关键词:基层干部贫困户攻坚

王丽 沈汝发

“无比艰巨,无比光荣。一生中从未有过如此刻骨铭心的经历。”贵州赤水市委书记况顺航说出的这句话,代表了许许多多日夜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上的干部的心声。

当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一个多月来,记者在贵州、陕西、青海等10个脱贫攻坚重点省区市调研了解到,广大扶贫干部攻坚克难,带领群众盖房子、闯路子、收票子,脱贫成效显著。在这一过程中,干部作风沉下来了,干群关系更密切了。不仅群众脱了贫,干部思想能力也脱了“贫”。

同时,扶贫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对一线扶贫干部的履职尽责能力和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考验。

干部好作风回来了,压力也很大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去跑大豆种子了,这事耽误不起啊。好在6吨种子今天都解决了。”约定采访时间几经改变,记者终于见到了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李家乡山庄村第一书记阎三财。

然而,刚进行不久的采访又被一个电话打断:山庄村对口帮扶单位帮扶的化肥到了,他要赶回去给村民分发化肥。“本想今天还能回家住一晚……”阎三财苦笑着说,“这几年最苦恼的事,就是很少有时间陪孩子,顾不上家里的事。”

在记者历时一个多月的走访调研中,类似的场景并不鲜见。

扶贫干部郭飞长期下乡,经常三四个月回不了一趟家。父母很不理解:“你们扶贫办有那么忙吗,光往别人家跑,自己家都不要了?”

“爸爸调任后,我给他打电话他常常不接,有时打回来匆匆说两声就挂断,经常晚上十点多还没回来,家里重担全部压到妈妈身上。”这是陕西省旬邑县扶贫办主任燕志敏的儿子对父亲的印象。

扶贫干部张飞汇总编写的扶贫材料堆起来有一人高,忙起来也是有家难回。

在扶贫一线调研,记者感受到了干部们的“苦”,不光是苦予工作忙碌、苦于任务艰巨,更多是苦于不能兼顾工作和家庭,对家人心怀愧疚。

2016年5月,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镇党委书记赵明辉的妻子遭遇车祸去世,儿子6月份参加高考。面对家里这么大的变故,赵明辉匆匆处理完妻子后事后,没有请假休假,又投入到了紧张的扶贫工作中。

“脱贫攻坚是硬任务,基层干部不敢休假,再苦都得坚持下去。”李家山镇镇长社军说。

为了帮助贫困户尽快脱贫,从中央到省、市、县、乡镇各部门选派大量优秀干部到贫困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成立工作队。工作队队员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都说“党的好作风又回来了”。

在陕西省旬邑县马栏镇前义阳村,一间不足8平方米的村广播室内局促地摆着两张床。这里是扶贫干部黄哲和同事的住所。

床头摆着工作日志、贫困户信息等资料和一些治疗感冒、高血压的药,还有一个装着日常换洗衣服的箱子,就是黄哲在村里的全部家当。一周五天住在村里,忙起来十天半月不回家是常事,只有回家时才能洗上一次澡。

黄哲是咸阳师范学院后勤处主任,现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这里的群众为革命做了很大的贡献,对党的感情很深。我们必须传承先辈精神,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黄哲说。

“过去有些干部像臊子面上的韭菜叶子,浮在水面上。”95岁的原关中分区老红军杨宏畴说,“现在他们访贫问苦,家家户户都去看,大大小小的事都关心,这才像我们党的干部。”

越来越多的扶贫干部将驻村从要求变为自觉。“现在驻村驻出亲戚了。扶贫干部走在村里,狗都不乱叫。”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水井村第一书记王泽勇说。

贵州石阡县委书记皮贵怀说,县里要求驻村干部必须吃住在贫困户家,交伙食费和住宿费。“扶贫干部要把贫困群众当自己的亲人一样来帮扶。”

墙上贴着脱贫攻坚作战图;有些女同志背着年幼的孩子加班加点;有些扶贫干部通宵达旦地工作……记者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大多数扶贫干部具有极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跟当地群众一道苦一道干,冲刺脱贫攻坚战。

“我参加工作27年来,除了3天婚假外,再没休过假。”青海湟中县委书记李晓舸说,很多乡镇干部和贫困户待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陪伴家人的时间。

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牺牲在岗位上的扶贫一线干部已经有100多人,更多干部轻伤不下火线。四川屏山县碾米村党支部书记文忠珍身患重病,仍坚持在一线组织聚居点建设,只为了让贫困户尽早搬进新居。

位于黔西北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海拔高、沟壑深,目前还有13.44万贫困人口。“条件异常艰苦,对人是极大的挑战。”在威宁挂职副书记的贵州省委办公厅综合处处长谢斌说,“为了群众脱贫,我们不怕流汗珠子,也不怕流血珠子。”

忘了时间,曾半夜跑去敲门做工作

贫困是块“硬骨头”,“啃下来”要有干劲、有韧劲。“扶贫一线干部辛苦指数非常高,像一根绷得很紧的弹簧。”况顺航这样形容基层干部的工作常态。他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市里一名扶贫干部因为工作太忙,忘了时间,曾半夜两三点跑去敲贫困户的门做工作。

“5+2”“白+黑”“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成为了受访基层扶贫干部最正常的作息方式。“為了迎接脱贫摘帽考核,白天暗访,晚上开会,像高考一样天天做卷子,模拟第三方评估。”贵州省一位基层区委书记说,“就连做梦都在做扶贫工作。”

啃下贫困“硬骨头”,还要有办法。在全国扶贫一线,记者发现,不仅要“输血”,更要“造血”,已经成为干部的共识。

在旬邑县长舌头村,村民原来主要种植玉米、小麦,仅够自己吃和喂养牲畜。近年来,村子在陕西中医药大学帮扶下积极发展中药种植产业。“去年一亩连翘苗净赚2000元左右。”村支部书记吕存兴说,“今年种了1500多亩,贫困户今年有望全部脱贫。”

陕西驻村干部袁亚宁盘活村里废弃的装饰花厂,优先招录贫困户,每人每月工资近2000元。装饰花还可以外包,让贫困户在家里做,“只要愿意干,脱贫没问题。”双腿残疾的左进军,父母70多岁,女儿读初中,现在他靠做装饰花一个月能赚1800多元,“以前别人养活我,现在我能养活家里人。”左进军说。

在贵州省台江县台盘乡阳芳村,扶贫干部通过招商引资发展乡村农业旅游。在一些农家乐庄园里,记者看到西红柿、小南瓜已经挂果,长势喜人。台盘乡党委书记王志清充满信心地说,“通过务工、分红收入等方式,农业旅游将让所有贫困户受惠,将来还会有更大收益。”

56岁的达吉住在西藏林芝地区米林县萨玉村,20多岁时发现患有神经纤维瘤,因病致贫,家里7口人住在只有50多平方米、用篱笆和石头砌成的房子里。在干部帮扶下,达吉家建起了250平方米的房子,还开起了小卖店,加上打理8亩种植着青稞和小麦的田地,已经实现人均年收入超过4000元。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在每个村建立光伏发电站,联网发电每年带来固定收入30万元左右,作为为贫困户兜底和村级扶贫基金的积累。同时,铁东区谋划发展采摘农业和乡村旅游,为脱贫后群众生活作长远打算。

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地少物薄,是国家级贫困县。“区里建起了滑雪场,部分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到雪场上班,月工资在3000元以上。”區委书记王彪说,崇礼区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将集体资源和扶贫基金入股分红,帮助贫困户获得稳定、可持续收入。

干部能力“脱了贫”,也有个别人力不从心

在脱贫攻坚战中,全国各地、各层级部门的大批干部下沉到基层、深入到一线,开展群众工作。

“脱贫攻坚使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困难群众生活质量得到了提升,也锻炼培养了一批干部。”况顺航对记者说,“这个过程很艰难,也很充实。”

“有些年轻干部没有基层工作经历,不会说群众话,不会做群众工作。在脱贫攻坚一线摸爬滚打一圈后,说话‘土了,感情‘真了,处理基层复杂问题的能力明显提高了。”福建安溪县委组织部部长史思泉说。

“脱贫攻坚不仅是脱群众的贫,也把干部思想上的贫、能力上的贫脱了。”中组部在贵州台江县挂职县委副书记的赵凯明说。

脱贫攻坚给贫困地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干部以身作则的带动下,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形成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勠方脱贫攻坚的良好势头。

旬邑县底庙镇东牛村驻村第一书记王超驻村期满后,村民集体联名书写“请愿书”,挽留他继续驻村。记者跟随他到贫困户家走访,家家户户都热情地倒茶相迎。“王书记好着呢,和我们跟一家人似的。”贫困户万亚峰说。

“以前有些干部走在街上会被群众戳脊梁骨,现在大家都会招呼喝水小坐。”贵州福泉市仙桥乡党委书记杨时江说,“干部的宗旨意识在回归,群众认可度提高了,干部的荣誉感也回来了。”

不过,记者在一个多月的一线调研中也发现,一方面,扶贫干部的思想、能力在脱贫攻坚一线得到了锤炼提升,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高强度、重压力的工作状态下,也有部分干部出现了力不从心或被动应付的问题。一线扶贫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对干部履职尽责提出了新考验。

例如,在调研中记者发现,形式主义有抬头趋势。面对繁重的考核压力,一些基层干部出现了消极应付、出工不出力,工作上重形式、走过场而不重视实际效果的问题;一些干部不愿下基层,不愿担责任,个别的甚至“宁愿不进步也不下基层”。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当前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将扶贫工作任务层层分解下压,乡镇一级政府承担的责任大,基层普遍存在“过劳工作”情况。

福建一位街道党工委书记说,每名干部往往承担着上级多个职能部门的多项工作任务,同一时段收到多个工作指示,难免出现工作完成质量不高的情况。

“资源往上走,任务往下走,这也导致一些基层干部工作主观能动性不足。”青海一位县委书记这样说。

严管与厚爱并重,为扶贫干部鼓劲

基层扶贫干部也有烦恼,“有些时候基层工作是19,一个人在干,九个人在安排;一个人在做,九个人在督查。”贵州一位基层街道党工委书记这样说。

“名目繁多的脱贫考核指标,让扶贫一线干部倍感压力。”贵州一位地市领导说,乡镇干部还要承担环保、维稳、安全生产等几十项“一票否决”工作事项,在一定程度上难免会存在想作为却怕担责的矛盾心理。

在贵州省,记者了解到,一位干部到乡镇工作只有8个月时间,已经被有关部门问责了3次;一个乡镇9个干部,则被问责了7人。

问责让干部守规矩,干净干事,但不恰当的问责也会带来不敢担当、不愿担当的问题。“在本身工作任务繁重、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上级部门再简单地以‘问责处分推动工作,基层干部就不敢做事了。”福建一位基层干部直言。

扶贫工作会议多、督导检查多,也让一线干部疲子应付。一位在基层挂职的干部说,在基层,“以会议落实会议”“以会议代替工作”问题仍然存在。“督查越多,基层干部越不敢干。”一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作为镇党委书记,保守估算,她一周至少要接待三拨督导、检查。

此外,部分基层扶贫干部认为,当前考核体系过于重视过程记录,尚缺少对群众是否真正脱贫的考量,有待进一步科学化完善。

接受采访的基层干部和专家建议,一线扶贫干部的精神状态和队伍建设,直接关系脱贫攻坚的质量和进度。应通过改进和减少重复考核、完善督查机制、落实轮休和带薪休假制度等措施,严管与厚爱并重,为扶贫一线干部减负释压、加油鼓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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