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宝君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朱自清笔下清华的荷塘月色，对公众来说并不陌生。近日，“最不能忘记的背影一一朱自清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在清华大学亮相，朱自清的手迹、签名本一一陈列展出。

朱自清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作家之一，留下了众多经典文学作品，《荷塘月色》《背影》《匆匆》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纪念展集中展示了不同时期的朱自清文集。除此之外，最引人关注的是，展览揭开了朱自清与清华大学老图书馆的一段往事：朱自清曾在清华大学任图书馆代馆长，留下了珍贵的购书批阅清单，他还向图书馆捐赠了不少他的签名本图书。 通过以上这些图书，展示了朱自清不平凡的一生，也勾勒出一位出生于新旧时代之交、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形象。

作品很早就进入清华图书馆

从清华大学极具标志性的二校门（上刻“清华园”三字的牌楼式校门）进入校园，一片古色古香的建筑群就呈现在人们眼前。走过一汪荷塘，再往北穿过一座小桥，就能找到清华大学老图书馆。

每到夏季，这栋爬满了爬山虎的三层建筑，翠绿葱茏，在烈日下显得格外清凉。步入其中，大量拱形的门窗、古旧风格的原木桌椅以及靠墙而立的古朴书柜，令人恍若穿越到八九十年前。

“最不能忘记的背影一一朱自清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就在清华大学老图书馆里举办。纪念展策展人、清华大学图书馆馆员焦阳介绍，清华大学老图书馆的建筑格局少有变动，而朱自清先生从1925年起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勤勉认真的他在图书馆里留下了诸多印记。这样的环境，是凭吊朱自清先生最合适的场所。

在展品中，焦阳特意提到了《我们的七月（1924年）》这本书。根据馆藏章判断，该书是清华学校期间（1912年清华学堂改为清华学校，1928年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所购进图书，为上海东亚图书馆发行，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七月出版，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年）二月再版，每册定价大洋五角。这本书与朱自清有着冥冥之中的缘分。

1920年6月，朱自清从北大提前一年毕业。当时，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前身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09年，鲁迅、刘大白等人在此教书）的校长，写信给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希望校长能够帮他推荐几个合适的学生做教学辅导员，蒋梦麟便推荐了朱自清和俞平伯。于是，那年秋天，在去杭州的路上，朱自清和俞平伯开始了两人持续一生的友谊。在“一师”，两位年轻人在教书之余，开始了文学活动，相互切磋诗艺。

俞平伯在浙江一师工作了半年，在年底便回到了北京。朱自清也予一年后离开了一师，前往自己的故乡扬州，到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任教务主任。到任不久，就因为诸多原因辞去教职，经友人介绍，他到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教书。在上海，朱自清认识了叶圣陶，他也得以将更多热情投入到文学上。1922年初，俞平伯和朱自清、叶圣陶等人创办的《诗》月刊创刊。这是五四运动以后出现最早、以提倡新文学为主张的进步诗刊，在当时备受关注。《诗》月刊创刊后，俞平伯和叶圣陶、朱自清等人的交往颇为频繁。不过，在《诗》月刊正式出版之前，因为中国公学的“风潮”，朱自清被迫返回浙江一师。后来，朱自清在台州、宁波、温州等地多所中学辗转，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夏丐尊、丰子恺、朱光潜等人，有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做伴，也为朱自清的教师生涯带来不少欢乐。

1924年，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等人组织了一个不定期的文艺刊物，名为《我们》，逐期以出版年月作为书名，第一期就是《我们的七月（1924年）》。这本书里有论文、小说、诗、戏剧、小品、札记、通信并精印书画、摄影等。这本书用瑞典纸印，格式新颖，封面为丰子恺的作品：《夏》。《我们的七月》-书中收录了俞平伯《鬼劫》、叶圣陶《泪的徘徊》、朱自清《温州的踪迹》、刘大白《旧诗新作》等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5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朱自清怀着悲恸的心情写下了《血歌》一诗。此时《我们的六月》已经付印，为了配合“五卅惨案”的斗争，朱自清臨时将《血歌》刊在《我们的六月》的扉页上。

当年朱自清是《我们的七月（1924年）》中的一名作者，未曾想到，清华学校图书馆将这本书买入几年后，朱自清成为图书馆的代馆长。

焦阳说，这本书最大的亮点在于：在该书中作品的相应位置，分别有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的亲笔签名。“一般情况下，签名本的图书中有作者的签名是非常普遍的。但这本书有如此多的大师联合签名，实属罕见。”

多位作者联合签名，或许与当年朱自清他们创刊时的设想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的七月（1924年）》创办时，杂志独具一格，除封面设计者丰子恺署名外，所有文章都没有作者的名字。几十年后，俞平伯曾做过解释，“之所以《七月》不具名，盖无深义。写作者自都是熟人，可共负文责。又有一些空想，务实而不求名，就算是无名氏的作品罢。”

不过，这种“新潮”的方式，造成了读者不习惯，大家议论纷纷，引起多方猜测。朱自清和俞平伯商量后决定，为了让读者阅读方便，在《我们的六月》出版时全部署名，同时附录《我们的七月》的目次和作者的名字。或许在1927年，《我们的七月（1924年）》再版时，各位作者便在相应的文章那里，补上了各自的签名。当然，这都是后来者的猜测，至于真相如何，早已湮没在岁月里。

馆长为学生在图书馆找书

1925年，说不清的压抑和苦闷，蔓延到朱自清的内心。朱自清也对教书生涯感到了厌倦。一个偶然的机会，朱自清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的好友俞平伯介绍他到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授。当年暑假过后，朱自清便一个人匆匆赶往北京。从此，他在清华任教二十余载，一直到生命最后。

焦阳说，对于朱自清在清华大学的历史，很多人都有所了解，但是对于他在1935年至1936年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代主任（代馆长）的历史，知之者不多。因此，本次展览就着重展出了朱自清在任代主任时的部分批阅清单。

作为代馆长，在购书时也打上了自己文学趣味的烙印。朱自清是新文学的实践者，也对古典文学珍爱有加。因此，在购买的书单中，既有罗振玉《集古遗文续补》等古籍，又有《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等新文学书籍。

其中最珍貴的一张是朱自清与冯友兰共同签名的清单：中文系与哲学系合买了日本一诚堂的《朝鲜古物图录》。清单上这样写：“价款由中国文学系出三分之二，哲学系出三分之一。”签名为冯友兰、朱自清。冯友兰1928年应邀至清华大学哲学系，1929年起任清华哲学系主任，1931年任清华文学院院长。

除此之外，朱自清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欧游杂记》上，也有他的签名。他在这本书上，写有以下字样：“国立清华大学图惠存朱自清敬赠”，下面签有时间，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931年，任教于清华的朱自清，获得公费出国游历的机会，在近一年的时间内，他游历了伦敦、巴黎、柏林、威尼斯等地，回国后写下了游历欧洲期间的见闻，该书于1934年出版。

朱自清性格温和，为人和善，对待年轻人平易近人。焦阳介绍，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在担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代馆长时，一位学生因在图书馆里找不到想借的书，直接打电话到朱自清家里，请他到图书馆来帮着找。朱自清欣然应允。

这次展出的一封信件，也展现了他在年轻学生中的受欢迎度。一位学生写信给朱自清，陈述自己家境困难，并托朱自清先生帮他留意图书馆的工作，如有合适的岗位就介绍给他。有意思的是，十多年后，这位学生接过朱自清的“衣钵”，成为清华图书馆的馆长。他就是1960年的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

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

朱自清一生著作颇丰，在纪念展的实物展示中，朱自清的诗集和散文集占据了重要的比例。但实际上，朱自清最先是作为诗人引起世人关注的。

1918年，还是大学生的朱自清，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喜欢上了新诗。在新文化雨露的哺育下，朱自清开始释放自己的才情。

1922年，朱自清、俞平伯等人创办了《诗》月刊，它开宗明义向社会声称这是新诗“向人们说话”的阵地。《诗》月刊发表了朱自清的很多新诗，也得到了许多作家的支持，沈雁冰、胡适、周作人都为它写过稿。《诗》月刊于1923年5月停刊，共刊出两卷七期。

在停刊后，朱自清仍然坚持诗歌创作。1924年，朱自清第一本集子《踪迹》由上海东亚书局出版，内分两辑，第一辑收录诗歌31首，第二辑收录散文7篇，《匆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便是出自这本集子。郑振铎在《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文中曾评价道：“朱自清的《踪迹》是远远地超过《尝试集》（《尝试集》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也是胡适文学主张的自我实践一一编者注）里的任何最好的一首。功力的深厚，已决不是‘尝试之作，而是用了力来写着的。”

1935年，郑振铎受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文艺编辑赵家壁的委托，邀请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分为十大卷，蔡元培作总序，《建设理论集》由胡适编选，《文学论争集》由郑振铎编选。小说分三集，分别由茅盾、鲁迅、郑伯奇编选；散文分两集，分别由周作人、郁达夫编选；戏剧由洪森编选。朱自清接受任务后，将五四以来新诗的各种选本借来阅读，还把清华图书馆存的新诗集都借了出来。他从七月中旬开始整理，历时一个多月终于完稿，最终，《诗集》共选59位诗人的408首诗。在写导言时，朱自清严肃认真的秉性，使得他仅写了五千来字，不过，正是他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让这篇简短的导言成为新诗史上的重要理论文章之一。他把五四以来诗歌创作分为三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和象征诗派。这也是朱自清对新诗发展历程最为独特的见解。

由作家转向国学研究

在本次纪念展的展品中，还有《国文教学》《朱自清讲国学》等不同时代出版的书籍，这与朱自清在清华中文系的执教生涯有极大的关系。

朱自清在清华中文系执教23年。1932年，朱自清从欧洲游历回国后，被校长梅贻琦任命为中国文学系主任（西南联大期间，朱自清还担任联大中国文学系主任，后以身体为由辞去联大中国文学系主任和清华国文系主任一职）。这一年，朱自清也组建了新的家庭，朱自清在清华开始了新的篇章。

这一学期，朱自清开设了“诗”“歌谣”“中国新文学研究”三门课，后又开讲“陶诗”和“李贺”诗，开始从事国学的研究。他在教学之余，还从事考证类的研究。朱自清深入研讨陶渊明和李贺的作品后，写下了《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纠正了一些不妥的说法。这是朱自清第一次写考证文章，当它发表在《清华学报》上时，朱自清非常高兴，特意寄给叶圣陶一本，请他“教正”。

朱自清教学负责，对学生要求严格，在《陶诗》课里，常常要学生背诵或默写诗句，写错字还要扣分。因此，一些学生都不敢选他的课，以至于《李贺》的课只有五人选修。不过，虽然要求严格，但是朱自清对学生非常关爱，他还根据学生的情况，因材施教。比如，他建议吴组缃多选外文课，并鼓励他学英语和法语。

这一时期，朱自清与学生们还发生了一件趣事。1932年11月，鲁迅为探望母亲，从上海来到北京，北京的许多高校都邀请鲁迅去讲课。鲁迅也应邀到北大和辅仁大学讲了课，清华中文系学生也纷纷向系里提出请求，希望能邀请鲁迅到学校演讲，朱自清答应去试试。当朱自清到位于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鲁迅的住宅（如今的鲁迅纪念馆），请鲁迅去清华演讲时，鲁迅或许因为抽不出时间，婉拒了朱自清的请求。朱自清回到学校，流着大汗对学生们说：“他在城里有好几处讲演，你们进城去听他讲罢，反正是一样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师生辗转来到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因为炮火的临近，临时大学的师生们又跋山涉水来到昆明，学校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朱自清开讲了“宋诗”，所用课本都是他从明末清初学者吕留良的《宋诗钞》中精选而成。因为对于宋诗非常熟悉，朱自清讲得非常生动。在讲授时，他不仅逐句解析，探究用辞的来历，还剖析了宋诗不同流派的差异。他还要求学生当堂讲解，学生不敢不预习，因为要求很严格，凡是选修这门课的学生都受益不少。

抗战胜利后，朱自清和师生们回到北京。但是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没有为人们带来任何希望，法币贬值，物价暴涨，人们困苦不堪，朱自清发出了“胜利突然到来，时代却见沉重了”的感喟。1948年5月，上海学生发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签名运动，后来反帝爱国风暴波及全国。当时，为了欺骗和收买知识分子，国民党发放了配购证，用此证可低价购买“美国面粉”。6月，患胃病多年的朱自清，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一丝不苟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朱自清还将面粉配购证以及面粉票退了回去。这也正是朱自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故事的由来，不过，后来流传很广的朱自清因拒领美国粮而饿死的说法，是以讹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