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一个人容易做到称赞朋友，却很难做到贊美对手。然而，世间偏有一种人能超越个人恩怨，体现出可敬的做人的格局。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逝世，时在北大英文系任教的叶公超将鲁迅所有的作品搜集起来，不眠不休地将它们读完，然后写了一篇名为《关于非战士的鲁迅》的长文，发表在某报刊上。

叶公超在文章中说：“我有时读他（鲁迅）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凖（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并认为胡适、徐志摩的散文都赶不上鲁迅。文章发表后，胡适很不高兴，问叶公超：“你和鲁迅并非一路人，为何捧他？”叶公超回答：“人是人，文章是文章，不能因道不同而否定其文学成就。”

叶公超与鲁迅确实不是一路人，叶公超推崇的是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属于鲁迅经常嘲讽的“新月派”成员，叶公超的朋友是胡适、徐志摩等人；而鲁迅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与肖红、瞿秋白等人走得很近。叶公超能如此公道地评价鲁迅，其做人的格局可见一斑。

跟叶公超一样，张学良对鲁迅也是推崇备至。1941年，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他（鲁迅）的文字，活气生生的，活跃于纸上，字字句句，侵入你的骨髓，振荡你的神精；我从来不惧怕什么的，可是在鲁迅的文字之前，我有点发抖了，一方面是惭愧，一方面是热血沸升……”20世纪40年代初，张学良因“西安事变”被囚禁在贵州，蒋介石不准任何人探望，与张学良日夜做伴的就是鲁迅的作品。

1942年，张学良在一则读书笔记中还这样写道：“鲁迅先生的文章是刺了我的伤痕，刺了我的隐疾——我是烦恶他这些文章。可是我接受了她以后，感觉上有些不同了，好象我吸收了‘维他命一样……”1993年，重获自由的张学良将他珍藏的上千册图书赠给中国台湾东海大学，在《鲁迅全集》首册书名页前，张学良特意附了一则“鲁迅先生研究纲要”，首段这样写：“纪念鲁迅，要用业迹；纪念鲁迅，要懂得他，研究他，发展他。”接着，张学良从思想、创作、翻译、学术等方面对鲁迅的研究路径进行描述，充分体现了他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热爱。

读鲁迅的杂文便知道，他曾尖锐地批评过张学良，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放弃东北后，但张学良没有记恨鲁迅，而是从内心佩服鲁迅，在鲁迅的作品面前生出惭愧之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赞美对手确实有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意味。那些过分好面子、斤斤计较的人一般不会这样做，只有心灵纯净、愿意果断舍弃个人意气和虚荣心的人才会放下个人得失，捧出赤心正面迎“敌”。它本质上展现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强大。

赞美对手不易，它的收获也就格外香甜。时光飞逝中，那些对得失斤斤计较、恨不得将对手置之死地的人随风而逝；敢于推崇、赞美对手的人却被时间无私地记录下来，人们每每想起他们，无不心生感动。这些人赞美的是对手，成就的却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