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兆云

江一真是长征老红军、著名医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福建省省长、国家农业部代部长、国家卫生部部长、河北省委第二书记等职，以刚正不阿、思想解放闻名。退居二线任中顾委委员期间，江一真的开放思想与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碰撞擦起了火花。

1987年10月，江一真的第三子、从瑞士苏黎世大学戴着博士帽回国后分在国家经委工作的江上舟，抽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南战略发展调研组，受海南建省筹备组副组长梁湘邀请，到海南做战略规划。

规划被海南建省筹备组接受了，江上舟的才华也让人刮目相看。为了把这个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留在海南，拟任海南省长的梁湘特地写信给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就这样，1988年3月初，江上舟正式办好调海南手续，任三亚市副市长，参加海南建省筹备工作。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正式批准将海南从广东省划出，单独建省，并同意把海南岛建设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对外商投资可以给予比其他经济特区更加放宽的政策，经济管理体制也可以更为灵活。

江一真支持从海外回来的儿子离京赴海南。他本人对海南一点也不陌生：在福建任省委书记、省长期间，曾赴海南考察；到国家农垦部担任副部长后，与有着丰富橡胶资源的海南接触就更多了；退居二线担任中顾委委员后，他又调查了全国的海洋渔业资源，海南面对占全国海域面积三分之二的南海，他十分看重那里丰富的油气和海洋资源，提议要加速开发南海资源。他甚至知道，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里就曾主张海南建省。因此，他对邓小平在建立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后，把开放的焦点对准海南岛，发自内心地拥护。他的工作笔记上还记着邓小平1987年设想将海南变为特区的一次讲话要点：考虑搞一个更大的经济特区，这就是海南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还有许多资源，有铁矿、石油，还有橡胶和热带经济作物；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海南建省办特区，加上江上舟在海南工作，不仅牵引了江一真更多关注海南的眼光，也牵动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于光远，以及原天津市长胡昭衡等人对海南的垂爱。

胡昭衡是江一真的姻亲，而于光远不但是江一真老朋友，后来还与江上舟夫妇有一段奇遇。那是1981年，于光远访问瑞士期间，在苏黎世大学见到了江上舟及其妻子吴启迪。江上舟和吴启迪等在苏黎世大学建立了留学生党支部，中国驻伯儿尼使馆处告诉于光远，苏黎世大学学生支部的工作不仅在瑞士在欧洲也很有名气。红色后代的爱国情怀以及他们的过人学识，让于光远刮目相看。江上舟夫妇回国后，双双被于光远领导成立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吸收为理事。

如此这般，这帮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意识超前、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老同志，找到了一个兴奋点，在于光远的发动下，成立了一个旨在广泛团结各界热心人士帮助大特区发展的“海南开发促进会”。于光远拟任理事长，邀请江一真、胡昭衡等人任副理事长，他们高兴地接受了。

由于“蛮荒之地”基础差，海南尚不具备靠自身力量进行全面开发的条件，于是确立了“借鸡下蛋”、吸引外资从小区域取得突破以加速全岛开发的方针。洋浦被迅速推到海南開发建设的风口浪尖上。

1988年5月，海南省政府与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达成初步协议，确定在洋浦半岛上划出3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开发区，土地使用权一次性出让给这家香港企业，期限为70年；区内一切基础设施建设及招商悉由外商负责。

1988年9月底，时任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在中国科协会议室会见海南开发促进会筹备组负责人时，谈了这个计划。江一真和于光远、胡昭衡等人，都认为这是个用好用活中央政策的新鲜事物，极有希望为海南建设杀出一条血路。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花常开……”伴随着这首当年狠狠地火了一把的歌，“十万大军过海峡”，掀起轰轰烈烈的“淘金潮”之时，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也骤然而至。“洋浦实验”这个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引发了一场风波。

1989年1月，5名全国政协委员到洋浦考察，认为洋浦开发租地70年给外商此举欠妥。他们旋即在3月25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联名发言，公开批评。洋浦问题由此进入中国最高的议事殿堂，拨动了人们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敏感神经。之后，200余名政协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递交了提案，主张国家把地买回来。

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的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梁湘，马上把筹备海南促进会的老同志请来开会，研究对策，帮海南省委出主意。

针对一些政协委员的指责，江一真很是气愤，他认为海南省要选个适当的人在中央会议上发言回击。他还出主意说：“你们海南没人发言，最起码也要发个简报，说海南不同意‘卖国主义的说法，更不同意那些反对者的意见。一定要让中央知道有两种意见，有两种声音，这样起码可以打个平手。你们要抓紧，后天就要散会了，你们明天就得讲了！”他还幽默地说：“你们的简报是不是可以加上一句，说某些人反对，是因为他们没去过海南，今后可以邀请他们到天涯海角看看。”

座谈会上，江一真和于光远一样，为海南省领导人打气，鼓励他们不要被那些反对者的棒子给打晕了。

在“改革”还是“卖国”的争论声中，洋浦实验被叫停。

江一真坐不住了。他建议海南省委领导人给中央打报告，必要时他也可以给邓小平写报告。江一真和国家副主席王震在农垦部共事过，乃亲自把海南的报告送王震，请他转呈邓小平。

王震听了江一真的介绍，又看了海南的报告，明确表态支持洋浦开发。

继王震在海南的报告上落下“洋浦地区30平方公里的开发由熊谷组承包事，完全可行。谨建议：中央、国务院批准……”这一批示后，1989年4月28日，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

有了邓小平的批示，这场争论总算平息了，洋浦的命运得以改变。

随即，海南开发促进会的筹备工作加快了进程。4月底，筹备组派人到海南办理登记注册手续，确定促进会是研究咨询性的社会团体，挂靠在海南省政府，促进会总部设在海口，为方便工作起见，北京设总部办事处，北京的工作由于光远、江一真、胡昭衡负责。

不巧的是，不久国内发生了政治风波，外资投资大受影响，国内不利舆论也此起彼伏。随着海南省长梁湘因故去职，海南大特区的命运未卜。1989年11月，江一真列席了十三届五中全会，为中央高层不变海南大特区的部署而振奋，马上把消息告诉远在天涯海角的儿子，嘱他安心工作。江一真自己也积极投身海南开发促进会的工作。

可谓好事多磨，海南开发促进会在登记注册时，就于光远的理事长确认问题遇到了麻烦。中顾委会上，江一真仗义执言，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于光远。针对有些人主张派职务更高或资格更老的人来当理事长的问题，他又毫不犹豫地支持于光远当理事长，自己甘居副职，他说：“于光远同志是思想家，他来当理事长，有利于海南的改革开放。”

江上舟每次回到北京，总要向江一真介绍海南欲行建立的“小政大社”体制，特别指出日本、美国都在搞这种体制。江一真认为，海南规划中的小政府大社会体制，开放思想虽然超前了，但也符合中央精神，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先进经验，不能与姓“资”姓“社”联系在一起。他还从海南一建省就碰到洋浦风波引申说起，搞前人未做过的事业总是会碰到挫折，关键是要有耐心和恒心，决不轻易向反对者投降。

1990年2月初，筹备中的海南开发促进会召集在京的理事们（大都是担任过省部级的领导干部）开会，征求对章程草案第三稿的意见。会上，江一真指出：本会的宗旨是促进海南的开发和建设事业，要注意是促进而不是代替决策；主要任务是协助海南各级政府以及国内外企事业、部门和个人开发海南，强调的是协助，而不是承担开发任务。就促进会的宗旨和任务，担任副理事长的胡昭衡形象地撰了副对联：做研究出主意，当红娘干实事。横批：促进开发。

海南开发促进会成立后，于光远提出老干部们坚持“六个一点”的方针，即：做一点研究，说一点好话，出一点主意，提一点意见，送一点信息，拉一点关系。他特别希望江一真利用自己老革命的优势，着重“拉一点关系”，争取北京给海南更多更大的支持。向来实干的江一真为此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并且收到了成效。于光远告诉笔者：“在海南促进会共事，是我和江一真第二次成功愉快的合作。”

2月28日，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刘剑峰赴京，与海南促进会的主要成员商讨海南工作。许士杰介绍了海南建省两年来的情况以及建设洋浦的规划，坦承眼下省财政入不敷出，靠地方和中央都不是个办法，而且可能性很小，只有靠用好用活中央政策、吸引外资这条路。但还是有人反对开发洋浦，主张只给洋浦批2000亩土地搞开发，这次在全国政协会上，海南代表要就此答辩，也被阻拦。他请老干部们帮助出主意、想办法，施加影响。

刘剑峰在讲话中说，虽然国务院总理李鹏作了要让海南“小政大社”体制坚持搞下去的指示，但中央各部委对此认识不一。而海南省的许多部门，尚无直接和中央打交道的经验，以前凡事都由广东省的厅局出面汇报，建省后就直接面对中央各部委了，但那些由原处级升格的厅局，还不知道怎样跑中央对口单位办事。因此，特别希望海南促进会的老同志們能做做中央各部委的工作，支持海南。

关于海南干部不懂找中央部委汇报、办事的事情，江一真此前略知一二，比如，财政部领导与海南有关领导谈了一天话，竟不知所云。江一真诚恳表示：“海南干部不会跑步，或者说眼下只会跑厅级的步，看来我们得教教他们，让他们尽快学会从厅级跑到中央来，帮助他们把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做活。”

江一真说到做到，几天后他就和胡昭衡带着海南的一批干部去找国务院特区办。国务院特区办当时没有电梯。75岁的江一真亲自爬三四层楼，跑上跑下找有关负责人，请他们对海南的同志多加指导，对海南的事情格外关照，要站在算大账和综合效益的高度上，对洋浦开发不要只限于2000亩。

翌日，江一真又把国家外经贸部的5个司局长请到一块，与海南负责引进外资的干部见面，开座谈会，面对面地教他们如何引进外资。

看到江一真不辞劳苦、工作细致、热情高涨，随同前去的海南促进会秘书长、北京科技大学教授丘亮辉，和海南的干部们都备受感动。

1991年初，江一真来到了海南，和当三亚市副市长的儿子江上舟相聚了半个月，过了一个春节。他这次来琼，既想对海南的发展眼见为实，也想亲自见识并实践一下海南渔区的一些传统钓法，为他担任主编的《中国钓鱼指南》丛书充实一些内容。

他欣喜地看到，海南这块3万多平方公里的“蛮荒”之地，依靠政策的点化之功，变成了一个对国内外资金具有巨大吸引力的磁场，三亚已成为国内外知名旅游胜地。

但江上舟也坦率地告诉父亲：海南建省之初实行“小政府、大社会”，成为中国第一个以省级行政建制全面推行市场取向的改革试验区，但此后因种种因素的作用，海南的“小政府”体制开始膨胀，再加上一些干部的工作作风等，海南体制优势和投资环境已大打折扣；作为中国最大的特区，海南陆地面积是其他四个特区的数倍，又是全国最大的海洋省，资源富饶，生态优越，然而办特区以来，发展速度不甚理想，错过了一些最佳战略机遇期。他还就洋浦开发一事发了些感慨，洋浦本来准备实行中国最开放的政策，有望成为带动海南整体发展的突破口，但囿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一拖再拖，至今没有走上正轨。

江一真知道儿子到海南后所碰到的一些不顺之事，他就做官与做事的问题与儿子交换了看法。他说：从做官的角度讲，古往今来，官场上尸位素餐、大搞不正之风的人，往往比那些抱负大、才智高、各方面素质都较优秀的官员吃香，而且也能善终，可翻开二十四史，谁能说他们是成功者呢？从做事角度讲，有的人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付出了极大代价甚至生命，可事情还是没能做成，但不能说他就是失败者，因为他的失败，为后来者的成功作了必不可少的铺垫，“革命自有后来人”，志同道合的后来者，会把前人坚持和追求的目标一步步地变为现实，前面的失败者其实做了功莫大焉的善事，我看这也就是当年总理出洋留学时讲的“难酬蹈海亦英雄”。失败与成功都有可能会集于人一身，这是辩证的，也是客观存在的。

江上舟细细品味父亲的话，深感这是父亲结合自己既往历练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是他数十年来做官做事的准则。他深深体会到了父亲对自己的激励和期待，立下了坚守海南的决心。

历经数年波折后，1993年初，洋浦实验终于重新启动，中央和省里的构想，是以洋浦带动整个海南特区发展，因此对洋浦实行三合一政策，即保税区、经济开发区、自由贸易区享受全部的优惠政策。46岁的江上舟奉命调往洋浦，负责组建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并任这个“特区中的特区”、高度精简的“小政府”的行政首脑，正厅级。江上舟雄心勃勃，筹划着在这片30平方公里的荒芜小渔村，把试验产品——一个全新的经济体制和政府管理模式打造出来。4月10日，江上舟在洋浦管理局成立典礼上发表题为“洋浦宣言”的演讲，“小政府、大社会”，“最小的行政干预、最大的经济自由”，成为其中的经典之句。

此时，江一真已病重住院，得知这个消息深为欣喜，鼓励儿子好好做事，特别注意不能单打一，洋浦实验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还承担着政治改革的重任。

此后，江上舟在洋浦经历的波澜起伏，都可以从他的“洋浦宣言”和父亲江一真为官做事准则里，找到注脚。

洋浦虽有江上舟和一大批开创者、有识者的培育和呵护，但终究有点“生不逢时”。历经3年图治完成基本建设后，又迎头撞上国内的治理整顿、银根紧缩，1997年遭遇东南亚金融危机。

不久，江上舟因为一些原因离开洋浦，随后洋浦开发区被撤销法定机构。江上舟赴沪工作期间，在邓小平关注的浦东开发中立下新功。海南许多干部与民众都十分想念江上舟，听说他病了，大家想方设法跑到上海、北京去看望他。他们称他是海南建省办特区以来，有理想、有能力的闯海弄潮儿代表。

在海南事业受挫和颇得群众爱护的遭际中，江上舟切身体会到了父亲生前所说做官做事关系的辩证意味。他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洋浦这场过于超前的试验，虽在自己任上未能顺利试产，但它积累的经验，已在随后10年间陆续推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台，公务员招考、集中采购、公共财政，包括深圳推出的行政三分制，都有洋浦的“身影”；而且洋浦也终于在2002年重循当年的足迹快步行走，有了新气象。

在回忆自己从政之路时，江上舟由衷地对笔者说：“父亲一向乐观、豁达，在官场上不走关系、不送礼不吃请，对认定要做的事决不因个人荣辱而表现出后悔。虽然照世俗的眼光來看，他不是很会做官，但他的所作所为，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大。”

1994年3月，江一真病逝后，在全国各地雪花般飘来的唁电名单中，有他生前关心过的海南省和洋浦经济开发区。

责任编辑 / 梁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