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相坤

高君宇（1896—1925），原名王尚德，山西静乐县人。中共二大代表，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中共北方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全国最早的58名党员之一，1925年3月5日在北京逝世。

高君宇论“初心”

担负这个改造社会的责任 我们——凡是承认五一运动者是为了新世界奋斗的同志——都应当撑起肩来担负这个改造社会的责任，去完成他——“五月一日”——的希冀。

五月一日总同盟罢工的目的，不是单纯的只为了要求减少工作的时间——每日八时间的工作，他的总目的是在改造社会。

——高君宇 《“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1920年5月1日）

吸收一切革命的势力都参加这个奋斗 目前确有一个问题摆在中国无产阶级面前，就是他自己还没发展到独立的政治奋斗的地位，而目前的压迫又非统一全国的革命力量，号召起全国被压迫人民一致不可抗侮的势力，不能迅速成功。吸收一切革命的势力都参加这个奋斗，这是一件最大需要。

——高君宇 《答〈读独秀君〈造国论〉底疑问〉》（1922年10月4日）

革命是压迫环境的必然结果 革命的造因全在于客观的环境；有了一个阶级受压迫或是几个阶级并受压迫的事实，这种环境就决定要发生革命了；反之，若没有阶级压迫的事实，便不会有发生革命的事实。革命是压迫环境的必然结果，是阶级对阶级的群众行动。没有客观的革命造因，想以主观的方式来造成革命，是不可能；但既有客观的革命造因存在，想以方法来消灭革命的动力，也是不可能。不论他实现的进程是怎样，一种压迫多数的环境就是形成革命的本身，且决定革命是定要实现了。在另一方面，革命是需要有革命的组织；他是需要有领导群众实际势力的先锋军。但这种领导，不是主观的号召和空泛的计划可做到的；是要接触了群众革命的动因，亲切地站在他们利益奋斗的前面。

——高君宇 《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1922年10月4日）

惟有亲切于群众利益的革命党，才不会在革命的群众前落伍 在国际帝国主义和军阀交相压迫下的中国，是决定他急于要做国民革命，压迫的程度且也决定他有广大的客观的革命群众了，他也有——虽然很弱小——奋斗历史的先锋军了。目下因为先锋军和这广大的群众还是隔离，所以还没有唤起他们不可扼抑的援应，就是因为先锋还没有旗帜鲜明为了群众利益而奋斗，引不起他们亲切的了解和感发的缘故。在这种情形下，国民党宣告改组，从重新估定他的纲领，我们不能不赞许这是很合实际需要的一件事情。新党纲的采取自然要由群众的利益来决定。群众的利益是什么，这又要由他不堪忍受的生活情形来决定了。拿中国来和印度比，除了印度封建势力已被资本主义破坏得远不及中国的有势，和中国农人还没形成像印度农人那样壮大的革命势力之外，我们可说他俩实际情形很有相似的地方。印度和中国都是要和帝国主义战的。印度劳苦群众在国民革命中所要求的，当然大部也是中国劳苦群众所要求的，所以我们感着中国国民革命的纲领有参取印度国民革命纲领的必要。

惟有亲切于群众利益的革命党，才不会在革命的群众前落伍！

革命是要为了群众利益的呵！

——高君宇 《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1922年10月4日）

共产党就是替工人阶级做事的政党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除了无产阶级利益之外，他不代表何等别的利益；更于党的本身没有异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利益。简单一句话，共产党就是替工人阶级做事的政党。

——高君宇 《听了江亢虎君讲演之后》（1922年6月23日）

联合到一种什么程度来革命 我觉得读者要对我们提出的质问，应当是他们究竟联合在一种什么基础上面和联合到一种什么程度来革命；但思顺君未提到。我现要就这一层申说一下。无产阶级较资产阶级为强壮，这不止是现在的现象，任何时都是这样，因为无产阶级那一时总是较多数，只要他们团结起来。所以在国民革命当中无产阶级是要站个主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就是说这个革命是要让群众革命的动因来支配，无产阶级要从事这个革命，他很明白的是为了自己阶级利益，他并不为了任何别阶级利益；他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不过只是个推翻共同仇人的政治连锁。他虽至少要求这个革命给他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他决不认这个革命就是解放他们的革命。如这国民革命成功，他们所得的实际完全革命经验和组织力量充实，是会使完全解放他们的革命马上接着成功的。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最反动的封建势力交迫之下，实际的政治和经济情形是决定工人的革命是要经过如此进程的。“从事实到理论”，我们要使工人革命是活的，是进展不已的，国民革命确在目前是最有意义呀！

——高君宇 《答〈读独秀君〈造国论〉底疑问〉》（1922年10月4日）

把民主政体的真意义传到老百姓心里 我们从今天起，要使他们都明白民主的真意义。改造的机会时时迎着我们，民治主义的宣传没时没有这个需要。我们既认定这回时局的解决是个改造的机会，便要拿国民大会来担负这个担子；我们拿他来固然是要解决好些事情，但他的效果还不止这一面。我们藉着他不但很容易把“民主国主权在民”这个观念打到老百姓心里，且可把这回国事的好和歹都放在他们手里去处理，使他们——多数——都晓得他们便是这国的主人翁，又知道主人翁对于一切国事都有过问的权利——这回国民大会的举行实在是个善宣传的牧师，他在“社会教育”上的收获要比平常丰富了多少倍。如果老百姓大多数都了解民主的真意义，自然慢慢地再不会有那些强奴欺主的现象，再不会让他们拿一块假招牌来换我们的真“公司”了。

——高君宇 《我的举行国民大会的理由和方法》（1920年9月2日）

专家解读：党创立时期最早去世的早期领导人

高君宇是我们党创立时期最早去世的早期领导人，是五四运动的发起者之一，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人之一，并创建山西党、团组织。李大钊曾赞誉高君宇：“建党初期理论家，高公健笔人人夸。”彭真曾评价高君宇：“山西党组织建立，创始人是高君宇；山西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发起人，也是高君宇”，“山西最早的一批同志们，包括在我以前的一些老同志都受他的指导”。他还题词：“高君宇同志是山西省共产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太原的共产黨、共（社）青年团是在他的联系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他毕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领导五四爱国运动中形成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为党的二大确立民主革命纲领作出贡献

高君宇的父亲高配天是有名的开明绅士，曾参加义和团运动，后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时，山西举义，静乐县响应革命，高配天积极参加。静乐新政权成立后，他担任温泉区长，设饷练团，维持地方秩序，被赠予“咸与维新”“热忱国事”“公正廉明”三块匾额。

高君宇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和清政府腐败无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深受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反封建斗争和父亲的影响，自幼受到反帝反封建的教育熏陶。他带头剪掉辫子，并动员母亲允许妹妹放开缠脚。1914年，高君宇不满父亲给他包办的婚姻，大胆提出退婚，并在洞房花烛之时向妻子坦诚相告：“我常年在外奔走，说不定几年也不回一次，可能还有杀头和坐牢的危险，这不是苦了你吗？”此后公开提出离婚。高君宇在给石评梅的信中讲述这次婚姻的悲惨故事，说：“我此后数次甚病，常觉如有桎梏附身。”表明包办婚姻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痕，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封建礼教的无比痛恨。

1915年5月，袁世凯在日本帝国主义压力下，承认日本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企图以此换取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正在山西省立一中读书的高君宇“目睹时艰，痛国沉沦，则愤懑填胸，唏嘘浩叹”，立即投入反袁斗争的洪流。他和全校学生一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向人民群众进行团结起来、反对复辟、抵抗侵略的演讲。

1916年9月，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基地。高君宇报考北大，本想当一个地质学家或古生物学家，将来终生去“从事中国地质及生物分布的调查和著述”，为国家振兴实业出力，为国家找矿探宝，让贫弱的祖国强大起来。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针对学生把上大学作为升官发财阶梯的陈腐思想，开始改革北大腐败的学风校风。他第一次给学生讲话就说，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入学不应为了升官发财，应该认真研究学问。他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針，聘请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聘请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蔡元培最早在北京大学开设唯物主义课，允许研究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率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高君宇广泛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等进步书刊和马克思主义读物，思想上发生了深刻变化。1918年1月，蔡元培针对当时社会上层道德堕落、生活糜烂和京师大学堂官老爷学生留下来的腐朽习气，发起成立进德会，制定规约：不嫖、不赌、不纳妾及不做官、不当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高君宇积极申请加入该会。不久，高君宇又参加了蔡元培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以“新闻业改良社会”为宗旨，认为新闻“与社会有莫大之关系”，“将来社会各事，必多视舆论为转移”。这表明高君宇的人生追求开始转变，已不再是当一个默默无闻的地质学家或古生物学家了，而是要参加社会活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卖国反苏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按照这个协定，日本军队可以“共同防敌”为由，侵入我国北方，控制我国东北和蒙古等广大地区。我国3000名留日学生获悉消息后，立即集会抗议，遭到日本军警的镇压。5月21日上午，高君宇和北大、北高师、北高工、法专等学校的2000多名学生一起，前往总统府请愿示威，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收回山东半岛，取消“二十一条”，反对向日借款。这是全国学生的第一次罢课请愿活动，是五四运动前的一次预演。它使高君宇认识到，要救国，必须把学生组织起来。不久，高君宇和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张国焘等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组织了学生救国会，于同年10月正式成立国民社，并出版了具有反帝爱国色彩的《国民》杂志，揭露和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就是这时，高君宇结识了李大钊，并把他的山西朋友、著名思想史学者侯外庐主编的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总结几千年思想遗产的巨著”《中国思想通史》介绍给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帮助下，高君宇终于找到了拯救中华的伟大真理——马克思主义。

1919年2月，高君宇当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这时，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咄咄逼人的侵略，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民族危机的日益紧迫，高君宇和邓中夏等北大爱国学生经常聚集在北大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秘密商讨斗争策略。他们深感仅靠宣传、教育、出版等行动是无论如何也适应不了复杂斗争形势需要的，必须转变斗争的手段，并逐渐认识到，为了达到斗争目的，必须采取“直接行动”，也就是不经当局批准，发动群众，采取法律之外的行动。5月3日晚，北大全体学生在法科礼堂举行大会。高君宇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他和邓中夏、许德珩、张国焘等骨干分子力主“直接行动”，进行坚决的反帝爱国斗争。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爱国大游行，通电全国各省于“五七国耻纪念日”统一行动，通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高君宇带领青年学生奔赴天安门广场，参加游行示威。沿途高呼“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高君宇、许德珩等热血青年勇敢地冲破军警阻拦，率先冲进曹宅，参与了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行动，后来贺昌著文回顾这一壮举，称赞高君宇“在五四运动中，是一个强有力的健将”。5月6日， 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 高君宇作为北大代表，参加了学联领导工作，为唤醒民众而积极奔走。其间，他曾赴天津发动抵制日货，写信向太原学生介绍北京的斗争情况，还把进步书刊寄回山西省立一中。在高君宇的热情指导下， 山西省立一中学生联合山西大学、太原第一师范、太原农业专门学校、太原法政专门学校成立山西学生联合会，组织各校爱国学生3000余人，于5月7日在太原举行集会，开展示威游行，一致表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辱”，有力地声援了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慑于人民的威力，北京政府未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罢免了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五四运动取得了彻底胜利。

高君宇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了锻炼。他看到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看到了学生在推动历史前进方面的巨大作用，看到了只有在正确思想指导下才能取得胜利，把理想变为现实，特别是看到了这场运动具有十月革命的因素。五四运动后，他把重点转向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0年3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魏金斯基抵京，高君宇协助李大钊为其举行了欢迎会、演讲会、讨论会。从魏金斯基的一系列讲话中，他进一步了解了十月革命，更加坚定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对于打倒帝国主义和官僚主义，高君宇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高君宇曾说：“我们革命不只是继往而着重开来，不择手段维持政权与运用权谋术数是革命的敌人。只有诚恳与永恒地为劳动群众，全面消除剥削与压迫，其他的任何形式的独裁道路都走不得，如此才能免于堕落……”1920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向北京政府提议两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这实际上是为了避开国际压力，直接逼迫北京政府屈服。高君宇写下《我们为什么要反对直接交涉》一文，通过种种分析，证明日本要求直接交涉没根据。他深刻指出：“这样没理由的要求，如果我们承认和他直接交涉，是不是我们便先承认他无理由为有理由的了？是不是就是承认那些密约还可以存在，可以拘束我们？无论直接交涉的结果怎么，一来我们便先遭了这么一个大失着。我要问这些主张直接交涉的大佬们：‘是受日本贿赂入的多呢？还是承认直接交涉损失的国权多呢？据我看来，如果真和日本直接交涉起来，有许多害处明明显显地在我们面前排着。”最后他尖锐指出：“日本军阀对我们的作恶，我们已经享受够了。有他们供给军械，便闹成了舞刀弄枪南北战；有他们供给金钱，便产生了寡廉鲜耻的安福鱼。到了现在，弄得全国到处日夜不宁。难道说我们就这样垂手待毙？我们应当起来追究这些造恶的成因。”高君宇不仅深刻地揭露了日本要求直接交涉的险恶用心，而且深刻分析了中国军阀混战的实质。1922年1月20日至2月2日，高君宇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被推选为大会执行委员。列宁因病未出席大会，但抱病接见了中国代表团3名成员。列宁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为大会执行委员，高君宇在大会通过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上签了名。同年5月，高君宇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推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同年7月初，高君宇出席了中国少年学会年会。高君宇明确指出：“我们对时局的态度……除反对军阀外，我们应于任何可能的范围内揭露帝国主义的恶魔。美国亦在反对之列。”“至于倒军阀的方法”，高君宇接着说，“进一步就是舆论唤醒国人对军阀意识的反抗。凡是贊成民治主义者，我们都当表同情并监督他们不许与军阀合作。我们更不赞成小资本主义的妥协主义。”关于学会对政治的永久态度，高君宇指出“反对资本主义”“表同情于第四阶级”。以上观点实际上提出了一条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路线，它坚持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彻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理论，鲜明地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主张，并对现阶段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已经有了政党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意义。尤其重要的是，这些主张虽然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意思相近，但由于它的提出早于党的二大，更具有创新意义。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在上海召开。高君宇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根据高君宇等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志传达的会议精神和列宁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一系列决议，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到达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由此可见，高君宇的民主革命思想为党在二大制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民主革命纲领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形成民主和监督的思想

恩格斯早在1889年就深刻指出：“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他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这个道理，高君宇在五四运动后才逐渐明白。

五四运动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运动爆发前夕，两位革命先驱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经常和高君宇、许德珩、邓中夏、罗章龙等爱国学生联系，指导学生斗争。据罗章龙回忆：“五四”时陈独秀“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正是在他的这些号召的鼓动下……王尚德……和我等各院校的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夕，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准备采取直接行动”。1919年5月3日，陈独秀更在《每周评论》撰文，号召民众起来“直接解决”。这就为运动爆发做好思想准备。在此两天前，李大钊在《晨报》发表文章，借谈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针对国内外交问题，也提出“直接行动”问题。高君宇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与李大钊、陈独秀的指导和指挥不无关系。要把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就要成立一个像俄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那样，来领导人民群众。后来高君宇作了这样的概括：“革命是需要有革命的组织，他是需要有领导群众实际势力的先锋军。但这种领导，不是主观的号召和空泛的计划可做到的，是要接触了解群众革命的动因，亲切地站在他们利益奋斗的前面。”高君宇回答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阐述了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作用，二是阐明了政党与群众的关系。基于这样的认识，五四运动后高君宇全身心地投入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党工作上。1919年8月，他帮助太原进步青年创办了山西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山西平民周刊》。后来该刊因刊登了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被阎锡山查封，高君宇就把该刊移到北京，亲自主编，印好后再秘密运回太原。同年10月，他与邓中夏募款创办了北平平民学校，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师团，并担任文牍干事，深入工厂、街道，向工人和市民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范鸿劼、朱务善、罗章龙等19名北京大学学生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诞生，为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从思想上干部上做了准备。半年后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由李大钊发起、在李大钊的办公室宣告成立。1920年11月，高君宇参与筹备创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推选为书记。1921年4月，高君宇返回太原。受李大钊的委派，与他的母校——山西省立第一中学的10余名进步青年座谈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他认为，一个青年必须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否则是不可能进行革命的。他在当月24日发表的《“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一文中指出：“在一个社会团体内，总得一部分人牺牲自己的意见，服从大多数人的意志。如果固执个人和少部分人的绝对自由，那就会形成一盘散沙，那就不能进行革命，也不能组织生产。”他还指出：“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十分丰富的时候，各取所需是可以的，但在生产力还不太发达的情况下，实行各取所需就办不到，硬要那么做，就会使社会大乱。”这就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自由与纪律、愿望与可能的关系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针对太原青年中出现的无政府主义特别是“不要国家”思潮，高君宇进行了严肃批评，他指出：“我们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国家的。不过我们在消灭阶级之前，还是要国家的，而且要有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有建立像苏俄一样的国家，才能彻底进行革命。”在太原期间，高君宇还受陈独秀之托，对山西的劳动状况进行了调查，发表了《山西劳动状况》一文，以来自第一线工人劳动和生活的血泪事实，直接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高君宇这次太原之行的最大成果，是促成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高君宇主持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次会议，确定了太原团组织的宗旨是“唤醒劳工，服务社会”，任务是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努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太原团组织的建立为后来创建太原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参与建团、建党过程中，高君宇对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

首先，提出要尊重“民意”，让国家的“主人翁”老百姓参与国家治理。1920年8月1日，高君宇在《晨报》副刊发表《解决时局之我见》一文，揭露抨击北洋军阀政府摧残民意、实行独裁专制的罪行，指出：“时局的解决，是全国的事情，不是一系或一界的事情，不当只让军人去解决，当由全国老百姓共同来解决。民国成立9年了，这9年之中，那一件事情不是官僚武人专断，何尝加入民意来，所以闹得国事糟到如此地步。”他明确要求“我们真正中华民国主人翁的老百姓也可以抬点头，行使我们的主权了”。他还提出解决时局的具体措施：一要“惩办安福派”，二要“裁后”，三要“废督”，四要“实行地方自治”，五要“筹定教育基金”，六要“恢复人民三大自由”，保证集会、言论、出版自由。最后，他响亮地喊出了“为德谟克拉西之安全而战”的口号。从国家主人翁的高度认识人民群众的巨大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一年，高君宇就有这样的认识是很可贵的。“德谟克拉西”是民主、民主制或民主主义的早期译音，高君宇在文中极力倡导民主，就是要把民主政体的真正意义传到老百姓心里，使老百姓晓得他们便是这国的主人翁，主人翁对于一切国事都有过问的权利，潜移默化地打下反对北洋军阀腐朽政府的思想基础。

其次，提出了“监督”的思想。1920年8月8日，高君宇在《时局的解决与学生》一文中，针对在讨论选举“国民代表会议”代表问题时出现的倾向多选举学生的现象，高君宇认为，这不符合民主精神，他指出：“无论在怎样周密的选举法底下，总挡不了选出坏人来；只看社会监督的力量强弱罢了。如果监督得很严，就是坏人当选也必然有点顾忌，不敢轻易为恶；若是监督不力，好人又何尝不能为人利用？就是学生，我们不要看得自家太清高了，如果我们也被选，有人敢保证我们的同辈都不会做‘钞票吗？本来学生加入是要监督别人的，若不幸也不清不白了，我们又怎样讲？——若不是学生，代表会里发现了什么些不三不四的人，我们倒可以堂堂正正教训他们一气。若是自家差出去的‘好人做了歹事，却恐怕我们要羞于开口了。”这是建党前早期共产党人对监督问题的较早研究成果，高君宇不仅阐述了社会监督的重要性，而且阐发了加强自身监督、严于律己的重要性，提出了如何设计监督体制机制、如何行使监督权力等重要思想。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高君宇虽然不是一大代表，但他与一大代表刘仁静一同来到上海和浙江，关注着大会盛况，会后见到了一大代表毛泽东。在一大制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对党内监督作了两款规定。第十条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第十二条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从这些内容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制定，也包含着高君宇作出的贡献。

再次，提出了党的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高君宇大约从1921年初开始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一切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在创建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时，高君宇就明确指出团组织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此后在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上，针对有人提出“先做各种事业，然后产生共同主义”这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调，高君宇指出：“人不可无一种主义，是无疑的。学会会员为创造少年中国便于分工互助，不可无一种共同的主义，这亦是无疑的……我以为主义不是宗教，是一种方法，是用它向各方面改造的方法，不限于政治经济方面。”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不赞成先做各种事业，以求产生共同主义的话。因无共同主义，在先做的事，尽有背道而驰的，无可以产生共同主义之理。”1922年7月初，在少年中国学会杭州年会上，高君宇再次指出：“我们的团体非有明白的主张不可。这种主张就是主义。我自身是信马克思主义的，去年便已如此想，并希望学会采取马克思主义。我相信无明显的主义便不能做出什么事业。”虽然这两次年会都没有采纳高君宇的正确意见，但高君宇坚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思想始终毫不动摇。在高君宇看来，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党才能沿著正确的方向前进。

党是一切工作的领导核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重要的是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这方面，高君宇十分重视正确处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1922年10月4日，他专门研究了印度国民革命纲领，介绍了纲领的主要内容。最后道出了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借鉴印度的经验教训。他认为，印度和中国情形十分相似，印度和中国都是要和帝国主义而战的，印度贫苦群众在国民革命中的诉求，与中国劳苦群众的诉求是一样的。从印度的情况看，“空泛而不革命的甘地自然要落伍了；左翼不接触群众革命动因的号召也召集不动群众势力；现在印度革命需要一个亲切于群众利益先锋来领导了。——从这一点我们可看出一个革命的立脚是在什么上头了”。高君宇认为，中国革命的出发点，必须建立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上。他明确指出：中国“也有——虽然弱小——奋斗历史的先锋军了。目下因为先锋军和这广大的群众还是隔离，所以还没有唤起他们不可扼抑的援应，就是因为先锋还没有旗帜鲜明为了群众利益而奋斗，引不起他们亲切地了解或感发的缘故”。他得出结论：“惟有亲切于群众利益的革命党，才不会在革命的群众前落伍！革命是要为了群众利益的呵！”1923年3月24日，在分析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教训时，他进一步指出：“从这回京汉罢工被摧残，使我们看明白了。当京汉和武汉罢工被摧残，工会被封之后，工人中的重心和交通便消失了，行动上骤感非常的困难；这证明工人要于工会之外另有组织，才〔能〕够奋斗。工会之外，还要的组织是什么呢？就是政党。”“现在一切政治团体，唯一能为了工人阶级全部利益奋斗的，只有一个共产党。”这些观点，不仅阐明党的战斗力的源泉，同时指明了党的根本目的和历史使命，为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为在国民革命中保持我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奠定了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提出“革命是压迫环境的必然结果”的思想，为“养成与恶势力奋斗的惯性”进行了重要探索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肩负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重大使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进行长期的奋斗。如何动员人民投入革命的洪流，经受生死考验。这是共产党人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酝酿建党时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为什么革命？革命为了谁？最后革命能不能胜利？1920年12月1日，陈独秀在《革命与作乱》一文中做过回答，他说：“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现社会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段。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除旧布新才是目的。”这个回答是从国家政权更替的一般意义而言的，也没有错。但是与劳苦大众最为关心的问题远了一些。高君宇分析了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认为革命的造因全在于客观的环境：有了一个阶级受压迫或是几个阶级并受压迫的事实，这种环境就决定要发生革命了；反之，若没有阶级压迫的事实，便不会有发生革命的事实。1922年10月4日，高君宇在《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中指出：“革命是压迫环境的必然结果，是阶级对阶级的群众行动。没有客观的革命造因，想以主观的方式来造成革命，是不可能；但既有客观的革命造因存在，想以方法来消灭革命的动力，也是不可能。不论他实现的进程是怎样，一种压迫多数的环境就是形成革命的本身，且决定革命是定要实现了。”这一观点，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说明了革命最终胜利的必然性，为我们党和党的事业的发展，为动员亿万劳苦大众投身革命洪流提供了根据。

既然中国革命是那个时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论，那么为了革命的成功，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就必须敢于和善于进行革命斗争，赴汤蹈火，前赴后继。早在1920年9月2日，高君宇在《我的举行国民大会的理由和方法》一文中，就深刻分析了旧社会存在的一些劣根性，指出：“——我们历来有个很不好的惯性：凡事人人都喜欢有个成功，却人人都怕困难，若是这里边更带着与恶势力碰的味道，那更多人不敢插手了。……其实他们也多是赞成开国民大会来解决时局的，不过他们看出这事一定要遇到恶势力的拦阻和别的困难，都心说‘难得很、办不到、算了罢！便退缩在一旁了。我们不恨恶势力要来拦阻我们去执行主权，只恨我们自家多数人提拔不起来，怕恶势力和困难，不去奋斗。有恶势力，有困难，我们总可以想裁制和减少他们的方法，若我们自家提拔不起来，恐怕不仅止这回要为恶势力和困难吓下去，还恐怕要永远做恶势力的虏俘，永远解决不了困难了！我们要联合起来去奋斗，我们要打破了历来蟠结在我们血里边，怕困难不去奋斗的劣性。我们看得很明显，这回去举行国民大会，必然要遇到些恶势力和许多困难；我们不因为前程有这么些荆棘使缩了手，我们自然要有一番奋斗。这回奋斗的结果成功不成功，我们姑且先不要问，只就他奋斗的价值说，至少也可给普通一般人心中一个很好的暗示，使他们遇到再次奋斗不至这样退却。”这段话既客观分析了一些人想成功、怕困难的惰性心理，又阐明了靠奋斗才能战胜困难，向成功靠近，最后必然取得胜利的道理。高君宇把这一不怕困难、英勇斗争、争取斗争的过程概括为“养成与恶势力奋斗的惯性”。这个“惯性”的形成过程，就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党的领导下，坚定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就是要困难面前，迎难而上，不怕牺牲，一点一点地战胜困难。就是要广泛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使人民群众明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除了无产阶级利益之外，他不代表何等别的利益；更于党的本身没有异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利益。简单一句话，共产党就是替工人阶级做事的政党”，就是要“吸收一切革命的势力都参加这个奋斗”。为使劳苦大众从实践上增强最后胜利的信心，1920年5月1日，高君宇在《“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一文中明确指出：“‘五月一日的趋向，是要把一切生产机关从资产阶级收归，按照自由公有的大义，建设新的经济组织。”“五月一日的趋向反对一切政府。”他还说：“我们——凡是承认五一运动者是为了新世界奋斗的同志——都应当撑起肩来担负这个改造社会的责任，去完成他——‘五月一日——的希冀。”表明“他所希望的，还是未来的世界。我们回想三十四年前的‘五月一日的光荣，不要忘了‘芝加哥殉难者（Chicago Maltyro）卜孙氏（Parsons）和他们同志的奋斗精神，还要使每年五月一日都有那样复权的运动，直至他——‘五月一日所希望的社会到来而后止！”高君宇从美国工人为争取自由、减少劳动时间而发展成的“五一”劳动节中得出这么多道理，引申出它的“趋向是要一切生产机关从资产阶级收归，按照自由公有的大义，建设新的经济组织”，它的意义是发扬奋斗精神，争取美好未来等，就是告诉工人阶级，他们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具有改造世界的伟大能力，他们肩负着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希望他们高举“五一”的旗帜，发扬奋斗精神，创造美好明天。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國社会党党魁江亢虎到苏联考察，回国后讲演俄国现状，发表一系列攻击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制度的言论。针对当时有关共产党是“过激派”的诬蔑，高君宇在《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要问你，你可知你听过的消息是从什么来源传来的吗？我可立即指出那些谣言和咒詈都是华洋资本家和白党炮制，经他们宣传机器传播来的。他们报告过列宁的死；不知有若干次了，然而列宁却未曾死，他们是造谣可证明了。资本家为何要造俄国的谣言呢？就是因为俄国是工人革命，国家由工人管理了，如果各国工人都要学起俄国的榜样来，全世界资本阶级马上就得要倒；所以英日法等强盗国家，便一致努力一致造俄国的谣言，捏造他好多坏话，来蒙蔽全世界的工人们，使他们消失对俄国革命的同情。”高君宇勇敢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十月革命胜利成果的言行，在澄清错误思想影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进一步坚定了革命群众的信心。

高君宇不仅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坚定的共产主义实践家。五四运动后，他把自己的名字“高尚德”——由着眼于品德高尚，改为“高君宇”——寓意“均分宇宙”，即是说天下不仅是有产者的天下，而且是全世界无产者与之共存的天下，表达了心系天下、志在人民的远大志向。1924年9月22日，高君宇在给恋人石评梅的信中说：“我是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的，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从此我决心为我的事业奋斗。”高君宇所钟情的历史使命，就是共产主义事业。在他看来，党的事业高于一切。在去世前，高君宇写下了“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雷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的自题诗句，表达了他彻底革命的决心和不事张扬、洁身自好的自律精神。最终，高君宇实践了自己的座右铭，他对革命事业功劳卓著，真如“雷电之耀亮”，他的生命又突然结束，毫无征兆，确如“彗星之迅忽”，留给党和人民的只有恋恋不舍和不尽的思念。

（作者单位：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