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在一，杜 锐，毛学峰

(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

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明确作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势必对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也对农产品生产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平衡突出体现为“数量增长快、质量改进慢，生产发展快、生态改进慢”，而不充分突出体现为粮食和食品安全保障能力不高[1]。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新生代人口的成长以及消费升级，人民群众食物消费需求呈现新特征，正在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放心、吃得健康”转变。

然而，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价格快速攀升，农业成本“地板”抬升挤压效应愈发明显，尽管农产品生产成本日益攀高，却没有完成从“量”到“质”的转变，导致国内农产品供给一方面以自产的、低品质的大路货居多，另一方面却需从欧美进口大量高端农产品，由于降低农业劳动力投入成本对于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减少劳动力成本成为农业生产要素变动和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而依据本国国情探索新的劳动力节约技术变迁模式变得愈发重要。Hicks在1932年提出的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是讨论技术变迁的经典理论，理论演绎为两个分支，一是“施莫克勒-格里利切斯”假说，重点关注增长的产品需求对技术变革速度的影响，也可称其为市场需求诱致的技术创新理论，二是较为经典的“希克斯-速水-拉坦-宾斯旺格”假说，该理论关注由资源稀缺变化而引起的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对技术变革引起的诱致性作用，因此也可称之为要素稀缺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2]。

由要素相对价格引发的要素稀缺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已被学界广泛接受。然而，当前我国却存在着高劳动力成本和较低农机化发展水平的矛盾局面。虽然劳动力价格与劳动投入量的走势相反，却并没有对降低劳动力总成本产生显著影响，因此，仅由要素稀缺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农业生产中的技术变革。在我国过去几十年农业产量快速增长的发展阶段，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在影响着技术变革的进程？Oniki[3]曾以日本的水稻生产数据对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是要素价格变动，而不是市场需求诱发了技术变革。但若将其研究结果直接作用于中国可能并不适合。一方面，日本的水稻生产总体处于一个较为平稳的状态，而在高速发展的中国，其农产品产量和市场需求量都在不断扩张，在市场的强烈刺激下，中国很可能会因为需求的快速扩张而诱发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不同作物之间具有不同的生产特性和劳动密集度，其劳动要素替代难度也不尽相同，仅以水稻一种作物进行验证不足以说明问题。

由上所述，我国劳动力节约的技术变迁路径可能受到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和产品需求扩张的双重影响，并且不同的农作物之间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技术变迁路径。如果能够验证中国农业不同农作物产业中的技术创新诱发因素，便能更清楚地解释到底是什么在影响着中国农业生产中劳动力节约技术的变迁进程，而这将使我们能够更加科学和全面地判断当前的生产变迁和结构调整问题，也可以为未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供新的解决思路。最后，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结果不仅以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对诱致性创新技术进行了验证和解释，也将进一步拓展和完善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的内容。因此，本文将利用中国1975-2014年间十种主要农作物(水稻、小麦、玉米、甘蔗、甜菜、棉花、桑蚕茧、油菜籽、花生、烤烟)的成本收益数据，对市场需求诱致的技术创新理论与要素稀缺诱致的技术创新理论进行实证检验，并对不同种类作物的技术变迁路径进行比较。

二、文献综述

Hayami和Ruttan提出了一个被广为接受的诱致性技术创新模型[2]，并利用美国和日本1800-1960年间的农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证明了要素稀缺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的合理性。然而要素份额的变化一方面来自于技术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来源于要素替代的直接影响。为了将两种影响分离，Bingwager[4-5]发展了一个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并利用一个时间趋势变量作为技术变化的代理变量，通过控制模型中的要素相对价格和产出水平，可以估计得出技术变化的影响。然而该方法中序列平稳性的问题受到了其他学者的质疑。Oniki[3]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误差修正模型，从而将技术变革内生化，并利用日本的水稻生产数据，证明了诱致性创新路径的存在，并指出技术变革由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引发，而需求要素则对技术变迁作用不明显。

诱致性创新理论发展至今，较多研究以发达国家为例对该理论进行了实证研究，如Thirtle[6]。Yuhn[7]等人也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过研究，但数量相对较少。林毅夫[8]是较早运用该理论对中国农业进行研究的学者，他通过研究国内农业研究投入、新品种数量和市场需求量之间的关系，论证了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并认为技术变革受到市场需求和要素相对价格变化的双重影响。目前国内对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较少[9-13]。何爱[9]利用二级固定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ES)对菲律宾1970-2005年间的农业生产时序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菲律宾的农业技术变革存在诱致性偏向，但该研究只关注了由要素相对价格改变对技术变革带来的诱致性作用，并没有考虑市场需求对技术变革产生的诱致性影响。吴丽丽等[10]利用二维空间相图增长分析法，考察了中国农业的增长路径、技术进步偏向及其变化，并认为我国农业增长路径正在经历由土地生产率导向向着劳动节约方向倾斜。郑旭媛等[11]则利用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对中国粮食生产的机械化情况进行分析，认为要素间的替代不仅取决于要素价格的相对关系，而且取决于要素替代的难易程度。

总之，国内关于诱致性创新理论的研究总体较少，虽然有些研究利用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作为基础，但仍有以下几个问题尚不明确：第一，大多数研究直接默认要素节约偏向型诱致创新理论的正确性，鲜少有人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该理论进行验证；第二，极少有人关注市场需求诱致的技术创新，而根据林毅夫[8]的研究，需求导向和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同时对中国的技术研究投入产生作用，并且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农业生产不断扩张，市场需求极有可能对技术变迁具有诱导作用；第三，大多数研究都从整个农业产业或某一品种的角度对其技术变迁路径进行探究，而现实中不同作物之间的生产特点往往有所差异，那么不同的作物即使面对相同的价格变动和市场扩张，是否会产生不同的技术变迁反应？以上问题均尚待进一步探索。

三、模型构建

最初对诱发性技术创新理论的验证由于无法区别要素间的短期替代效应和长期的技术进步效应，因而备受争议。Binswanger[4-5]发展了一个基于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的多要素投入分析框架，并引入一个时间变量作为技术变迁的代理变量。然而，如果各要素序列是非平稳的，那么应用一个时间变量来进行估计就显得不太合适。Oniki[3]在借鉴Binswanger设定的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的基础上，引入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不仅可以将要素价格改变带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进行分离，而且保证了序列之间的协整性。

相比于其他生产函数，超越对数成本函数不需要对替代弹性做出前提假设，并且可以将模型简化为分析劳动力价格对要素份额的影响，由于函数中包含产出变量，因此也可以测算出其要素-产出弹性，从而对以需求引致的技术变革进行测量。因此本文采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进行分析。

假定投入要素价格为外生变量，农业生产以成本最小化为生产目标进行决策，由此可得成本最小化生产函数：

C=c(Q*,W*)

(1)

其中，C为生产成本，Q*为产出水平，W*为要素投入价格。上述成本函数可以近似为其对数形式

(2)

其中i=j，代表所有投入要素。

假设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在给定产出水平下要求使成本最小，根据谢波德引理(Shephard Lemma)，可以推出各要素投入的份额方程

(3)

其中，xi为要素i的需求量，si代表要素i的投入份额，wi为各要素价格。

在农业生产中，生产成本主要包括人工成本和物质成本。因为本文主要关注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变化，而以机械设备为代表的机械类物质投入和以化肥农药为代表的生物性物质投入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节约劳动力的使用，故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投入要素分为以人工投入为主的劳动要素和以机械、化肥、农药、种子及其中间投入品为主的资本要素，(3)式可以拓展为表示劳动成本份额和资本份额的两个方程。若进一步以劳动与资本的相对价格wt代表wi，则可以消去其中之一，专注考察劳动力相对价格的变动会对劳动力投入份额造成何种影响。劳动力投入份额公式为：

st=β0+βwlnwt+βqlnqt+ut

(4)

传统的经济模型描述的是变量之间的一种“长期均衡”的关系，而通过引入误差修正项，则能够通过一阶差分将变量的水平值和其差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同时反映出短期波动和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在本研究中，应用向量误差修正把自然的要素替代和由于技术变革而引起的投入要素份额变化进行剥离，从而更准确地判断诱致性技术变迁对要素投入造成的影响。

假设，在短期过程中，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和产量变动对要素份额的即时影响分别为γij和γiq，在长期过程中两者变动对劳动力份额的影响为βij和βiq。而若要考察劳动力相对价格变化和产量变动对劳动力投入量的影响，则需要利用估计参数和已有数据进一步构建弹性指标。要素替代弹性是常用的弹性指标，可以解释当技术水平和价格水平不变时，边际产量的相对变动对于要素投入比例变动的影响。Binswanger[5]根据超越对数生产函数计算出要素i对要素j的偏替代弹性为：

(5)

(6)

由(6)式可知，偏要素替代弹性不是一个固定的值，而是随着参数和成本份额进行改变。由于本文更为关注要素价格变动对于要素投入量的影响，因此进一步引入交叉价格弹性(cross-price elasticity)[12]。CPE不仅可以表示一种要素价格变动对另一种要素投入量的影响，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两种要素间的替代关系。表示要素j的相对价格变动对要素i投入量影响的CPE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7)

若要探求产出对于要素投入量的作用，需要推导要素-产出弹性πi。

(8)

因为

故

(9)

将(9)式带入到(8)式中可以得到

(10)

(10)式代表长期中的要素-产出弹性，同理可得短期弹性γiq/si+1。因此，去除短期影响之后，产品产出对于要素投入量的弹性可表示为：

(11)

通过测算交叉价格弹性，可以得知当资本价格变化时，劳动投入量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推导出的要素-产出弹性则可以度量产出变动会对劳动投入量产生怎样的影响。由于劳动投入量的变动反映了技术的变化情况，所以通过对以上变量的测量，便可以更为清晰地呈现出要素相对价格和产出需求的变动能否在劳动力节约技术变迁路径中发挥作用。

四、数据来源与实证检验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缺失年份以《建国以来全国主要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1953-1997》中的数据进行补充，时间跨度为1975-2014年*其中桑蚕茧因统计数据有限，时间跨度为1977-2014年。，总共挑选具有代表性的十种农作物进行实证研究，相关变量的计算过程如下：

W=PL·100/PC

SL=CL/C

SC=CC/C

其中，W为劳动与资本相对价格；PL为劳动力价格，用当年劳动日工价表示；PC为除劳动外的资本价格，由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代替*为了方便后续估计，将劳动力价格扩大一百倍后再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相除。；SL为人工成本份额；CL为人工成本，由家庭用工折价和雇工费用组成；SC表示资本份额；CC为物质与服务费，包括种子费、化肥费、农药费、燃料动力费、机械作业费等物质的直接投入费用。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本研究采用ADF检验方法进行序列平稳性检验，原假设为序列存在一个单位根，需要对检验序列作可能包含常数项和趋势变量项的假设，并通过综合考虑AIC准则、系统稳定性和模型拟合优度等信息判断合理的滞后阶数。表1为各变量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所有变量的水平序列在5%显著水平上表现为不平稳。在对所有数据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发现序列变为平稳，说明所有序列皆为一阶单整。

表1 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ADF检验形式为(c,t,n),其中c和t分别表示ADF检验截距项和趋势项，n表示滞后阶数。

(二)协整关系检验

在建立VEC模型之前，首先需要验证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从单位根检验结果来看，虽然原序列本身并不平稳，但各序列之间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因此它们的线性组合有可能是平稳序列，即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对于具有多个解释变量的情况，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个协整关系，因此以检验残差平稳性为基础的Engle-Granger检验法并不适用于上述模型。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方法，在Eviews8中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通过无约束向量自回归模型并考虑模型识别、自由度损失和参数显著性等问题，最终决定模型滞后阶数为1。检验结果显示，迹统计量都在最多只有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下小于5%水平临界值*实际上，在每种作物的协整检验中，迹统计量在最多只有两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下也小于5%水平临界值，为简化表格，只列出前两个原假设的统计结果。，即所列作物各变量之间都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具体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注：*表示在5%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三)VEC模型实证结果

在原要素份额公式中引入误差修正项，可以对由短期要素替代效应和长期技术变革引发的要素投入变化进行区分，以此来更好地判断两者所分别带来的影响。通过以上协整关系检验可知，每种作物的三个变量之间都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此可进一步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对要素替代的短期及长期影响进行考察。VEC模型需要选择合适的滞后阶数，根据无约束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多种信息准则，确定模型滞后阶数为1。对十种作物分别利用VEC模型进行分析，计算结果见表3。其中，βw和βq分别为变量lnw和lnq的协整系数，表示长期中劳动力相对价格变动和产量变动对劳动力份额的影响；γw和γq分别为VEC模型中D(lnw(-1))和D(lnq(-1))的系数，表示短期中劳动力相对价格变动和产量变动做出的反应。各模型中，误差项系数均为负，说明当经济系统偏离长期均衡时，收敛机制在起作用。

表3 全国十种作物VEC模型模拟系数

表4列出了十种作物的劳动资本交叉价格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以劳动和资本各自的份额均值带入公式进行计算。，并同时给出各作物生产中的劳动份额平均值。

表4 全国10种农作物劳动-资本价格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

(四)结果讨论

表3中，除烤烟外，所有长期价格系数βw均大于0，说明在长期生产过程中，绝大多数作物的劳动力相对价格都对劳动力成本份额具有抬升作用。要素稀缺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认为，技术会向着节约稀缺要素的方向进行，进而减少稀缺要素的投入份额，如，工业中机械化的发展会降低劳动力的投入水平。但在农业部门的生产过程中，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时间特征制约了农业专业化和机械化的发展，尤其是在劳动力价格水平相对不高的发展阶段，无法产生足够的经济刺激以大幅度降低劳动投入。因此，在我国过去的发展阶段，劳动力节约技术的发展，并不足以抑制由劳动力价格提高而给劳动力投入份额带来的提升。反观长期产量系数，所有作物的βq都小于0，说明在长期生产过程中，产量扩增可以降低劳动力投入份额。实际上，在过去的40多年间，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时推动了农产品运输、销售和需求的迅速发展，从而产生了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刺激，并进一步为劳动力节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助力，这也初步印证了需求引致的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在中国农业生产中的适用性。

五、进一步讨论

从上述结果来看，在我国过去四十多年间的农业生产发展中，市场需求和要素稀缺因素同时对劳动力节约技术的发展产生影响。实际上，在我国，市场需求和要素稀缺因素两者对劳动力节约技术路径的影响是一个动态呼应的过程，技术的研发过程就是在生产资源限制的条件下对社会需求所做出的反应，这一点可以从我国的农业政策发展历程中得到展现。

最初在制定农业政策时，尽管有诸多因素需要考虑，但是“吃饱肚子是第一位的”[14]。为了保证市场供应，保护农民利益，我国依据实际需要和现实条件，逐步建立起一套以增产为导向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农业补贴、农业投资、地方政府激励等)，把促进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增产放在农业发展的优先位置[14]。如图1，1978-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确立，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3亿吨一度上升到1984年的4亿吨。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中央政府对农业生产不当的决策认识，使得农业生产出现徘徊。随着统购统销制度的退出，粮食价格管制不断放松，各省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到90年代中期粮食总产量再度上升。然而由于粮价下跌，税费繁重，粮食总产量从1999年开始进入下跌，面对减产危机，我国启动税费改革，2000年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正税清费。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直指“农民增收”，之后的一系列改革，相继实施了最低粮食收购价政策、临时收储政策以及一系列农业补贴和投资政策，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制度保障，2013年中国粮食总产量突破6亿吨[15]。

通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业政策历史演变可以发现，国家重大农业政策旨在提高农产品产量，虽然农业产量总体上升，但播种面积趋于下降，因此粮食总产量的增加主要来自于单产增加。在上述发展阶段，增产被作为发展重点，技术进步也主要针对于提高产量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较高的市场需求和面临的资源约束，必将对技术偏移路径产生影响。由于发达国家农业产量增速不大，因此其技术变迁过程受到要素稀缺因素的影响较市场需求要素更为明显。而我国在过去40多年的发展中，因为农业产量扩增刺激强烈，所以其劳动力节约技术变迁路径会受到要素稀缺因素和市场需求要素的双重影响。

反观现状，我国农业生产正在经历着从增产导向到竞争力导向的艰难转型，然而国内的农业生产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如果不能寻找到一条可以缓解劳动技术制约的有效路径，就会抑制农业甚至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从我国目前的农业发展形势上看，技术进步进程已在以下几个方面受到了影响：

(1)从产量增长情况来看，农业产量增长放缓，农产品市场规模趋于稳定，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增空间不大。近年来，我国逐步提倡健康产能，努力推进农药化肥减量，积极推行退耕还林、退耕还湿、退养还滩，农业政策从产量导向转向质量导向。表5列出了近年来十种农作物的产量增加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各种农产品过去五年的平均产量超过2011年产量10%水平的仅有玉米、棉花、甜菜、烤烟和桑蚕茧产量增长甚至为负，农产品产量总体上看趋于稳定。反观农产品进口情况，通过表6可知，除2016年因全球经济下滑导致部分农产品进口有所下降之外，近年来国内农产品进口量一直处于上升状态。经合组织(OECD)和粮农组织(FAO)联合对未来全球大宗农产品预测表明，未来5-10年世界农作物产量将进一步增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增长将放缓。这些证据表明，未来几年中的全球农产品供给宽松，国际进口农产品在国内市场中的价格优势仍将存在。这也意味着在生产资源和进口农产品优势的双重限制下，我国农业生产进一步扩张的可能性不大，产量扩增对于技术变迁的引致性作用将趋于停滞。

图1 粮食总产和粮食播种面积变化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从市场作用机制来看，市场主导能力仍需加强，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亟待进一步完善。2004年来，为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我国实行以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政策和补贴政策为基础的农产品市场调控体系，然而政策性收储价格只上不下，导致国内外价差不断扩大，收储价格高于市场价格，进口与补贴压力日益加大。同时，由于政策性收储价格处于支配地位，所以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近年来，国家对于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相继实施系列改革，2016年将以往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改革为“市场定价，价补分离”，2018年进一步将稻谷最低收购价格下调200-400元/吨。对于粮食收储制度的系列改革均以充分发挥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为主要导向，而具体的改革效果，仍有待进一步观察。由此可以看出，在过去，我国农产品价格形成中的市场机制没有发挥主导作用，这也反映出在我国过去技术变迁的进程中，要素市场价格的诱致性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当产量扩增对技术变迁的引致性作用趋于停滞后，要素价格诱致性因素也无法为技术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推动力。为了充分利用市场主导能力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我们已经开始对粮食收储制度进行一系列改革，但能否成功理顺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如何保证改革效果，仍有待进一步探索。总之，基于制度限制，我国过去的要素市场价格诱致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尽管如今我国已经开始启动新一轮粮改，但在未来中，市场主导能力仍有待进一步得到释放。

(3)从农业生产成本来看，农业发展进入高成本阶段，农业竞争力亟待提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是降低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关键，然而在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下，我国近年来劳动力成本每年上涨10%，而农业生产规模和机械化水平依旧较低，劳动生产率并未同步提升，过高的生产成本导致我国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从而在价格上失去国际竞争优势。表7列出了中美在五种作物生产上的成本数据对比，其中中国各项作物单位产量生产成本皆高于美国，单位人工成本份额均高过美国人工成本份额水平的30%，成本劣势情况明显。表8列出了2016年我国主要农产品的国内外价格及价差，各类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均高于国际价格。内外价差导致大量低价的国际农产品涌入国内市场，部分农产品依靠进口，粮食作物面临配额外进口压力。而大量低价的进口产品，一方面对国家粮食安全形成压力，另一方面也对国内生产活力产生抑制。降低农产品价格的关键在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则依赖于种业、机械、农技等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变革，这无疑对技术提升的变革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表5 十种作物产量增加情况 单位:万吨

注:1.数据来自于逐年《中国统计年鉴》；2.max是指1978-2016年间最大的产量。增长比是2012-2016年这5年的平均值与2011年的产量相比的增长率。

表6 主要农产品进口量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 《中国海关年鉴》

农业成本过高、农产品国内外价格倒挂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强的现状，要求农业生产技术变革对农业生产现状做出更快的反应。然而从对未来短期内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判断来看，技术变迁进程中的市场需求诱致因素日趋乏力，要素价格诱致因素还难以完全发挥作用，在农业生产导向改变之后，亟需为未来的农业技术变革进程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重点领域取得新突破，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建设高端科技创新人才队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农业技术变迁路径，需要以农业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充当基础。从短期来看，因此政府需要认清现状，依据不同农业产品的技术变化特点，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农业技术帮扶模式，促进农业科研成果转化，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水平；从长期来看，政府仍需继续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通过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以降低生产成本，理顺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让市场充分发挥活力。

表7 中美生产成本对比

资料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5》

表8 我国2016年大宗农产品国内外价格

资料来源：农业部《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月报》2016年12月

六、总结与讨论

本文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全国10种主要农作物的成本收益数据进行了估计，通过比较资本-劳动交叉价格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得出以下结论：(1)所列十种作物的资本-劳动交叉价格弹性均大于0，说明在作物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具有替代关系；(2)当劳动相对价格上升时，发生了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偏移，技术变迁向着节约稀缺要素的方向进行；(3)产出扩大时，在受到市场需求的刺激后，作物生产发生了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偏移；(4)在同类型作物中，劳动密集度越高的作物，资本-劳动交叉价格弹性越低，即在同一种类的不同作物中，若作物生产对劳动力依赖性越强，则要素稀缺因素对其劳动力节约技术变迁的诱致性作用越弱。

以上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中国过去四十多年间的劳动力节约型技术变迁路径受到要素稀缺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影响。而后，在剖析中国农业生产现状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中国现今的农业生产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产量增长放缓，第二，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第三，农业生产成本过高。这些特点预示着，过去影响农业生产技术变迁路径的两大主要因素在未来将难以完全发挥作用，而亟待进行变革的高成本农业生产方式对技术变迁进程却提出了更高要求。

通过对我国过去的技术变迁路径进行实证研究和对现状进行梳理分析后，本文认为，政府在农业生产的艰难转型之际，应当在今后的劳动技术变迁路径中积极充当新的转型推动力。根据本文研究结论，现提出以下建议：

(1)解放思想，农业政策应当从增产导向到竞争力导向转变，构建以竞争力为导向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是为关键，推动中国生计型农业向高附加值农业转型。

(2)加大农业生产技术研发投入，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公共研究部门向着节约物质成本和劳动力投入成本的方向革新。农业技术变革有时并不能完全依靠市场需求和要素限制自动诱发，往往需要公共部门提供私人部门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在两种技术推动因素的作用受到阻碍时，政府应当作为新的转型推动力，诱导技术利用或生产方式的变革，只有改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才能有效控制农业生产成本，改善农产品供需关系，进而理顺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促进要素稀缺诱致性技术创新，以“优质优价”的价格信号引导市场增加绿色优质、营养健康食品的供给。

(3)积极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不断扩展海外农业需求，为农业生产寻找新的经济刺激。在我国过去的劳动力节约技术变革路径中，市场需求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政府需要积极寻找新的农业发展市场，刺激农业国际需求，为技术变革提供更加强劲的诱导动力。

(4)认清不同农作物品种的发展现状，根据不同作物生产特点，有针对性地提供技术研发和政策支持。不同作物品种囿于自身生产特点，导致其面对不同的诱导机制会做出不同的技术变革反应。这要求政府应有区别地对不同的作物提供不同的政策支持，从而达到把质量兴农、绿色发展落实到实处，提升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