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政

中国古代公文为中国文学史贡献了很多名篇。但其中也有一些泥沙俱下的粗制滥造，或者说名不副实之作。本文所举的“隋炀帝的诏书”“奕山的奏折”以及陶穀的“禅让文”就属此类。从这三篇公文中，我们应该得到的启示是：今天的公文写作者应该说实话、真话和有思想的话，以对历史、国家、人民负责的态度，和对文字、人生的敬畏，认认真真写好每篇公文。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临淄人主父偃云游诸国徒劳无果后来到长安，在依旧四处碰壁之后，他决定向汉武帝上书。这篇奏疏最终取得奇效，史称“朝奏，暮召入见”，即上午呈上之后，傍晚就被汉武帝召见。与主父偃同受召见的还有徐乐、严安二人。汉武帝见到三人，第一句话便是：“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旋即拜三人为郎中。不过，三人之中，显然主父偃更得汉武帝的信任与欣赏，此后他数次上书言事，汉武帝对其称赞有加，一年之内四次破格提拔，名盛一时。

尽管自秦代以来，历朝皆实行君主专制。但管理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阔的大国，单靠皇帝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还必须倚靠大臣的襄助。除了动荡时期多出现武将专权外，一般来说，国家治理主要落在文臣身上，正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那么，这些文臣又是从哪来呢？上述主父偃以文成名进而登堂入室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特别是科举制创设以来，写得一手好文章成了读书人立身进阶的敲门砖，不但能够叩开仕途的大门，还可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青睐，直接进入执政中枢参预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