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金红

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

一、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文化上的交流也日益增多。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各国文化典籍翻译交流，因为这些典籍都是各国深厚文化底蕴的文字载体，把本国传统典籍译为外语，从而让异国民众也能领略其旖旎风光，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随着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国力等各方面的增强，国家顺应潮流，制定了“中国文化走出去”及“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要“通过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来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Http//www.cnki.net:吴奇志：19）。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中国文学的翻译出版是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与国际强势文化的争夺战中，把代表并传播我国传统文化的国学典籍译为外语并推广世界具有巨大的作用和价值。因此，要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策略之一就是要向西方强国推介这些典籍译本，推介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对国学典籍翻译进行研究，找出问题，积极应对国际竞争，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实现中国梦。

但在翻译国学典籍的过程中，由文化认知差异引发的翻译难题比比皆是，比如宗教文化、中医文化等。陈水生（2010）提到，宗教文化往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也许正因为此，文本中的宗教文化点会成为抗拒翻译的文化因素，有着强烈的不可译性（陈水生，2001:113-116）。除此之外，《红楼梦》如同一部国学文化大百科，其中，中医文化等也有大幅内容。在翻译过程中，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会凸显其译者主体性，主动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在翻译时文化认知水平不同，他们做出的译文也就千差万别，对此做对比研究能使读者进一步了解并理解他们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对后者的翻译起到提示作用。

二、文化认知

文化认知的概念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文化认知是人对社会文化知识的学习理解及运用，是对环境中的各种文化习俗的感知与接受。在语言教学中，文化的概念越来越受重视。美国语言学家Sapir在Language一书中提及，文化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俗和信仰的总和，而语言的养成需要一个环境，它无法离开文化而存在。语言学界众多学者也都强调在外语教学研究中文化的重要地位，在翻译中更要重视文化差异，进行文化对比。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认知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耿明龙（耿明龙，1998:133）说，在文学翻译界硕果累累的著名翻译家屠岸先生曾经提到：“要做好中国的文学翻译，需要深刻掌握两种语言的精髓，而在这其中，更重要的是掌握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据张欣欣（2011）讲，译者对原著文化因素的认知主要体现在文学语言和文学内容两方面的文化认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重视语言转换，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有效的文化传送，使译语作品能够较为贴切地体现原著精髓，以达文化交流的目的。正如屠岸先生所说，好的文学译者须深刻领悟源语文化精髓，使其融入血液之中，从而，文学译品的文学性和文化性才能够相辅相成，彼此成就。

三、《红楼梦》英译本及研究简介

《红楼梦》是公认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佳作,原作中关于各种传统文化典故描述可谓博大精深，处处皆是，如宗教文化、中医知识等。许多现代读者自己理解尚且不易，更不要说翻译了。

《红楼梦》的英译在国内经历过三次规模较大的译介活动。据刘泽权等（2013）研究发现，《红楼梦》英译最先有德庇时（Sir John Francis Davis，1830）的片段翻译，到后来出现杨宪益及霍克斯各自的全英译本，总共出现3个片段翻译、2个部分章节翻译、1个编译本、6个节译本和4个全译本等16种英译文（刘泽权，刘艳红，2013:128）。而且我国文学界对《红楼梦》英译的研究已经颇有规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红楼梦》的英文全译本最受关注的有两个，一个是杨宪益夫妇的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另一个是霍克斯先生的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生于1915年的中国伟大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杨宪益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牛津大学学习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不光是中英语言功底好，中外文学文化造诣也很深厚，再加上有英国妻子戴乃迭女士的合作，才能翻译出像《红楼梦》那样的惊世传世之作。有些中国译者的外语水平往往使翻译作品在国外不被接受，而外国译者由于对中国的历史典故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使用的现实意义把握不到位，在翻译过程中容易对中文作品的理解产生偏差，这样的翻译作品也难以达到在外国传播中华文化的目标。

四、文化认知差异影响国学典籍翻译

翻译策略和方法是翻译工作的重要方面，同时它也是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无论译者选择什么样的翻译方法和策略，译者的文化背景都会深深地影响他对作品中的文化现象的处理。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生活习俗和思维方式，看到事物时当然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和理解，在翻译成外语时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知来进行适当的语言转换。在此过程中，人们对源语在理解后进行翻译处理，所选择的方法和策略都会融入本族文化的色彩和烙印。这就是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本文选择从《红楼梦》两个译本的文化翻译入手，把杨译本和霍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细节上的处理有什么不同，从而了解文化认知差异会给译者及其翻译带来的影响。

《红楼梦》内容极其丰富多样，一众人物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大多与社会文化紧密相连，因此又被称为文学界的“百科全书”。其中，与中医文化和宗教文化相关的生活场景比比皆是。王银泉等（2014）提到，有统计显示，《红楼梦》中收录的不少中医常用方至今沿用，有近5万字的医药疾病描写，其中的中医药内容描写涉及中医药各个环节，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中药方剂和中成药等；除此之外，原书中对宗教理念和场景的描述更是比比皆是。由于中国的宗教与西方宗教有很大的不同，在外译时也就困难重重。中国译者对我们的宗教文化理解较深，但外译时还需要了解西方国家的宗教知识及人家的宗教信仰习惯和禁忌，及外国人士对用英语表达的中国宗教的接受程度；外籍译者虽然不存在这个困难，但要求他们在翻译时对中国的宗教文化也有深入的了解和理解也并非易事。袁锦样（1992）中提到，王佐良先生曾有言，“翻译最大的难处在于对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传递。因为在一种文化中不言而喻的东西，一旦放到另一种文化背景下往往会变得难以理解”（袁锦样，1992:27-28）；可见文化认知差异会对翻译产生很大的影响，处理不善必然会加重理解的困难。

下面我们通过两个例子来研究其中差异及其对理解的影响。

例一：

看得尊夫人这脉息：……其左寸沉数者，乃心气虚而生火……

（《红楼梦》1979：第十回）

本句取自《红楼梦》第十回，说的是贾蓉之妻秦可卿病重，请了张先生来诊脉看病，张先生诊毕，对贾蓉所说。

其中，“左寸”、“左关”和“右寸”、“右关”在中医里分属“心”、“肝”、“肺”、“脾”，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厚造诣的杨宪益夫妇基于对中医的深刻的文化认知，对此诊断在理解上并不会有问题，那么，翻译时就处理的相对比较准确。

请看杨译本：

“The fire produced by the weak action of the heart results in irregular menses and insomnia.（Y＆Y 1994：chapter10:71）

霍克斯虽然是有名的汉学家，但对中医要学的理解和把握毕竟不同于国人。看他在翻译中对本句的处理：

‘If the heart is generating fire,the symptoms should be irregularity of the menses and insomnia.

单看这一句，杨译较为忠实地反映了原文内容，“心气虚而生火”译为“the fire produced by the weak action of the heart”，对西方读者来说，虽然依旧会难以理解，但稍微懂点中医理论的人也许就可以接受了；反观霍克斯的翻译：“the heart is generating fire”，读来就非常容易产生迷惑，不知这“心生火”到底所指何物。可见，对原文中医知识的认知不光会大大影响译文质量，有时还会产生误译错译现象。王银泉等（2014）提到许多误译错译现象，究其原因，还是对中医文化认知欠缺所致。杨宪益夫妇也好，霍克斯也好，都不是专业的中医从业人员，而《红楼梦》原文中的中医理论又非常晦涩难懂，出现误译错译现象在所难免。

例二：

王一贴道：“这叫做‘疗妒汤’：用极好的秋梨一个，二钱冰糖，一钱陈皮，水三碗，梨熟为度。（《红楼梦》1979：第八十回）

关于这“疗妒汤”的英译，很多文章里都有提到，也是体现文化认知影响翻译的实例。基于自己对原文内容的理解程度及对中医文化的了解，霍克斯将其译为：

‘It′s called Pirum saccharinum′said One

Plaster Wang.

从译文内容看，霍克斯并未真正译出中文“疗妒汤”的含义，他用拉丁文“Pirum saccharinum”来表示“用梨煮出的甜汤”，虽然贴切了其做法，却忽略了此汤的药效：治疗嫉妒。因此霍克斯并未准确传达原文意义。霍克斯之所以这样处理，原因可能有多种，其中也许是因为西方人在婚恋观上与中国传统不同。东西方爱情和婚姻观皆有很大不同。西方人认为婚姻是个人私事，也不属于道德问题。夫妻双方中有一方爱上了第三者，都不会受到谴责。所以，霍克斯对‘疗妒汤’背后的深层次婚姻文化并不理解，也就难怪他在翻译时做如此处理。而杨宪益作为中国人，对国学文化有着极深的造诣，深知深闺妇人因爱生妒带来的可怕后果。凭着广泛的文化认知，他译为：

It′s called Cure for Jealousy.

此译很准确地翻译出了“疗妒汤”的含义，较好的忠实了原文。

五、文化认知差异影响翻译策略选择

来自不同国家的译者，受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影响，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当然也就不同。当然，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还会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制约。而文化因素就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众所周知，一个人生活其中的社会就是在特定环境下共同生活的同一物种不同个体长久形成的彼此相依的一种存在状态，而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人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互相关联影响。这都是自然的趋势。

我们依据国策外译国学典籍，主要目标是对外宣传我们的国学文化。因此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翻译，而他们的翻译又会影响我们外宣我国文化的目标。

从《红楼梦》的两个英译版本来看，杨宪益夫妇在翻译过程中多采用异化手法。杨先生夫妇正是出于这样的翻译目的才选择了此种翻译策略。而霍克斯作为英国人，其翻译的主要目的是让西方读者领略《红楼梦》里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风光，所以他选择了归化翻译。从概念上讲，归化是指译文指向目的语文化，其目的是减少目的语读者的阅读障碍和阅读负担，以便更好地理解阅读材料。霍克斯在翻译时，对小说中的许多具有文化色彩的细节都采用了概念移植、意译等方法，使得西方读者在阅读《红楼梦》的英译本时，虽然少了许多中国文化的细节，但读起来顺口顺意，理解上没有太多困难，从而也从阅读中领略了中国文化的风光。

六、结语

从此意义上看，译者的文化认知水平对翻译方法和策略的选择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们的国学典籍翻译目的是对外宣传中国文化，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无疑会受到文化因素的重大影响。展望未来，需要有大量的外语水平较高的翻译人才加入到我国典籍外译的队伍中来，切实实行我们的国策，让中国文化真正走向世界，实现我们的“文化强国”梦想。

魏泓等（魏泓、赵志刚，2015）提到，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化典籍翻译让世界来认识、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等显得极为重要。（魏泓、赵志刚，2015:109）。而朱振武（2016）提出了“翻译活动就是要有文化自觉”的主张，认为要真正将中国文学文化推向世界就必须统筹安排、整合和优化翻译资源，同时要改变概念，认清译入和译出的本质差异，形成翻译自觉。而对于译者，朱振武认为，译者既需要有深厚的双语文学文化功底，又要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担当。只有做到这些，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我们的“文化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