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玉慧 王臣政

（1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20；2中共温泉县委党校 新疆 温泉 833500）

对牧民生计的研究是了解牧区经济社会、人文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的一个独特视角，而边境牧区因具有与其他国家接壤、少数民族聚居、生产以畜牧为主等的基本特征，往往既是牧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筑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场域，因此边境牧区牧民生计关系着地区经济发展、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尤其是新疆边境牧区，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薄弱环节和攻坚克难之地，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前沿阵地。

就新疆牧区生计的研究情况看，或是研究生计困境与草原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1]着重分析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并认为当地草原生态环境问题的背后是牧民贫困这一社会问题；或是研究定居工程的实施对牧民生计风险的影响与牧民的应对策略；[2]也有的研究气候灾害与牧民的应对策略，[3]强调牧民的主体性和应对旱灾的策略问题。这些已有文献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目前新疆牧民生计的影响因素、生计策略等。但我们也发现，关于边境村牧民生计的专项研究或细致调查较少。

目前，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土地流转、城镇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下，在新疆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现实要求下，以边境村为代表的边境地区的牧民生计现状如何，生计策略又是什么，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本文从博州2个边境县市的11个边境村队162份问卷调查结果出发，主要探析边境村牧民生计的现状，以便更好地透视牧区经济社会、人文生态、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实施等情况及面临的问题。

一、田野点与研究方法介绍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以下简称博州）位于新疆西北部，与哈萨克斯坦接壤，总面积2.72万平方公里，边境线长达358.8公里，辖博乐市、阿拉山口市、精河县、温泉县、赛里木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区，境内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及其所属团场，州内聚居着35个民族。博州西、北、南三面环山，北部为阿拉套山，南部为科古琴山、博罗科努山，中部为博尔塔拉河冲积平原。地形由东向西呈坡形逐渐增高，地势南北高，中间低，属典型温带大陆性气候，是一个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自治州，畜牧业在当地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全州草场2 503.3万亩（地方实际使用1 965万亩，其余为兵团和外地州使用），占全州国土总面积的63%，其中春秋草场952.45万亩，夏季草场398.81万亩，冬季草场1 152.04万亩。

本次调研以博州下辖的2个边境县市（博乐市和温泉县）中的11个边境村为样本。就边境辖区而言，博州下辖2个边境县市（博乐市和温泉县）、9个边境乡镇场、22个边境村，本次调研抽取了2个县市的4个乡镇场（博乐市小营盘镇、博乐市阿热勒托海牧场、温泉县扎勒木特乡、温泉县昆得仑牧场）的11个边境村。采用参与观察法、问卷调查、和重点访谈等方法，于2017年5～7月走访调研了11个边境牧业村，调查总户数是162户。此外，我们还对驻村工作队及“村两委”部分成员进行了访问。此次调查，就访问对象的民族成分而言，哈萨克族113人，占比69.7%；蒙古族45人，占比27.8%；汉族3人，占比1.9%；柯尔克孜族1人，占比0.6%。就访问对象的性别而言，其中男性为97人，占比59.9%；女性为65人，占比40.1%。就访问对象的年龄而言，20岁及以下2人，占比1.2%；21～30岁42人，占比25.9%；31～40岁52人，占比32.1%；41～50岁32人，占比19.8%；50岁以上34人，占比21.0%。

二、牧民生计现状分析

1.农牧户家庭基本情况分析。就家庭住房情况来说，在162户家庭中，有5户家庭属于土木房，占比3.1%；有2户是砖木房，占比1.2%，有149户属于安居工程房（主要是抗震安居房、富民安居房、游牧定居房或危房改造等），占比92.0%；有4户自己没有房子，占比2.5%；还有2户无房低保户，有条件享受县城廉租房待遇（每月租金35元），占比1.2%。可见，牧民的家庭居住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另外，还有25户家庭在镇里或者市里购有房产，极个别家庭还购房多套甚至购买了别墅房。牧民定居房的面积主要有60平米、80平米或者100平米，一般60平米的家庭居多。每个定居点根据建房时间、住房性质和牧民家庭属性（是否贫困等），补助标准不一，少则1万元，多则可达7万元。

就家庭结构特点看，通过调研发现博州边境村的家庭人口一般以4人为主（见表1）。本次调研中，以户为单位，最少人口为1人，最多人口为10人。统计结果显示，162户家庭中，家庭总人口633人，平均每户4人；家庭劳动力总人口是397人，平均家庭劳动力是2.45人，家庭劳动力在业总人口是289人，家庭劳动力在业均值是1.78人。家庭大学生数量不多，平均每户才0.27人。另外，没有适龄儿童辍学家庭。

表1 162户牧民家庭总体情况

就家庭养殖情况看，牧民主要养殖牛羊马等牲畜（见表2），极个别家庭还养有骆驼。在162户家庭中，有51户家庭没有任何养殖，有111户家庭还有养殖。其中养牛的有95户，平均每户10头；养羊的有91户，平均每户182只，羊的种类主要是山羊和绵羊；养马的有82户，平均每户5匹。

表 2 家庭养殖情况统计表

由表2也可知，牧民家庭间的养殖规模差异极大，且现在养牛的家庭居多，这主要是因为牛的市场价格高且便于圈养。另外，每个定居点牧民基本都建有暖圈，规模是100平米或者是150平米。

2.牧民生计策略分析。生计策略指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生计结果，而选择的对资产的配置、利用和经营活动的组合。参考已有研究，[4]结合实际调研情况，把2016年牧民家庭生计策略划分为四类：纯农户、纯牧户、兼业户以及非农非牧户。由于生计策略不同，不同类型农牧户在收入和消费水平上存在差异（见表3）。

表 3 不同类型农牧户2016年收入和消费结构（×10 4元）

纯农户家庭主要从事农业活动，无或少量养殖，主要种植小麦、（青储）玉米、苜蓿等作物，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务农时间为每年的4～10月，绝大部分劳动力打一些短期零工，男性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女性主要是做些农地上的零工。博州边境纯农户主要集中在年龄较大或家中有人需要照顾无法放牧这样的家庭中。纯农户生计策略相对单一，生活状况受到各种外界和自身条件制约，生计风险相对较高，干旱、风灾、冰雹、洪水等自然灾害、农作物或经济作物价格下降、生产资料价格升高等一种或多种情况的发生都会大大增加这类农牧户生计风险。所以，纯农户收入最低，2016年户均总收入仅3.98万元，生产和消费支出也是4种类型中最低的，生活水平相对较低。

表 4 2017年牧民放牧形式

纯牧户家庭主要从事畜牧业，放牧形式一般春秋放牧，冬季圈养，以出售畜产品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纯牧户大多既有草场又有草料地，还有畜牧群，转移性收入也相对较高。再加上牧民定居后，草原畜牧业的抗灾能力显著增强，所以纯牧户收入相对仅次于兼业户，2016年户均总收入6.41万元。2002年国家决定启动退牧还草工程，对草原实行封山禁牧、休牧育草、划区轮牧，对牲畜实行舍饲圈养，这也导致购买草料等生产费用增加，所以生产投入费用较多，2016年户均投入1.54万元，但国家通过草蓄平衡补助在很大程度上也缓解了牧民的资金困境。一般来说，纯牧户的养殖规模较大，他们除养畜外几乎没有精力或者是不需要去打零工。纯牧户的工资性收入主要是给人打工放羊的牧民的收入，比例相对较少，2016年给人打工放羊的户数是8户，2017年减少至4户，打工放羊工资是每月1 500～2 000元，时间一般是4～9月，具有季节性。

兼业型家庭既从事农牧业活动，又有非农活动的收入作为支撑，在几种类型家庭中生计风险较低，收入最高，2016年户均年总收入达到8.73万元，但是支出也是4种类型中最多的。再生产投入上主要是购买饲料，户均总投入1.79万元。此外，一部分牧民雇人放牧，自己则从中解放出来从事非农业生产，或从事商业活动（一般是开商店、跑运输、开农家乐等商业经营），或进行劳务输出。还有一部分牧民是村干部或是受雇于派出所的护边员，具有工资性收入，所以兼业户的工资性收入也相对较高，户均年收入达到1.26万元。

非农非牧户就是家庭经济来源于非农非牧业，包括退休国营农牧场工人、乡村教师等，经济主要来源于退休工资；还包括既没有草场也没有草料地的牧民，被动选择外出务工或就近打零工，所以工资性收入是4种类型中最高的，户均年收入2.16万元。在调研对象中，有30户属于低保户，其中10户就是非农非牧户，家庭低保收入最低的每年有3 600元，最高的则达1.96万元，还有个别家庭因收入较低享有助学补助金，再加上有的家庭有退休工资收入，所以非农牧户转移性收入是4种类型中最高的，户均达到1.29万元。当然，还有一些年轻家庭不愿意从事农牧业而成为非农非牧户。

无论是哪种生计策略，从表3中仍然可以看出，经营性收入依然是农牧民主要收入来源，经营性收入在4种生计类型中的比例分别为70.1%、77.22%、71.24%和10.29%。转移性收入在农牧民总收入中占比也很高，分别为11.06%、13.73%、12.26%和31.62%。就总支出来说，农牧民的支出主要集中在“基本生活费用”，每年费用低则五六千元，高则两三万元；其次是“再生产投入费用”，禁牧休牧政策的实施以市场因素的影响，牧民花费在购买饲料上的费用有所增加；再次是“婚丧嫁娶礼钱费用”，这也符合新疆少数民族尤其是哈萨克族的传统风俗习惯，据了解，2016年这部分支出最高家庭可达3万元左右，最低一般也有两三千元。牧民投资主要用来扩大再生产规模或者投资固定资产，银行固定存款较少。在162户问卷中，有142户农牧民家庭处于“收支平衡”或“盈余”状态，占比87.7%；有20户农牧民生计属于“收不抵支”，占比12.3%，“收不抵支”的主要原因就是大病花费、子女教育费用高、家庭人口多但劳动力匮乏、没有草场或没有草料地同时又没有什么技能、打零工收入低等。

3.牧民对改善生计的应对。尽管个别边境村水压不稳、出村路况较差，但牧民的用水用电和出行基本没有问题。道路硬化、商店、幼儿园、村医护室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极大改善了牧民的居住环境，也让生活更加方便，饮食更加安全卫生。调研发现，边境牧业村多数农牧户对目前生活水平满意，认为现在国家政策好，生活水平提高。但是农牧民也普遍反映其面临的一些困难，如收入来源不稳定；病人多，劳动力少；想做生意，但没有本钱；没有地没有草场，只能打零工，收入少；国家实行禁牧政策，草料购买成本增加等。牧民对改善生计也作出了相应的应对：

一是改变放牧形式，实行土地流转，发展多元生计。在国家游牧定居、土地流转等一系列政策的影响下，牧民的生计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本次调研情况来看，2017年依然有畜牧收入的家庭是111户，自己放养的家庭是65户，占比58.56%（见表4），如果除去零散养殖几只牛羊马等家庭的话，畜牧业在家庭中的比例更低。大规模养殖的家庭现在比较倾向于雇用别人放牧，自己再从事别的兼业，这部分占比17.12%；或者是承包给别人，一般是当年70%的羊羔归承租人，30%归自己，自己可以去附近做建筑小工等。牧民定居后，通过改变放牧形式，向种植业和二三产业转产分流，发展出了新的劳资关系和多元生计模式，以增加收入。

关于土地和草场流转情况。牧民的地多是草料地，草料地的性质不同于一般耕地，它没有土地证，且因主要用于补充牲畜冬季饲草，所以种植受限。2008年博州出台了牧民定居饲草料地管理办法，明确要求牧民定居饲草料地必须种植饲草料，原则上不允许对外转包，饲草料面积不得少于所分配饲草料地面积的80%，其余可适当种植粮食作物；种植苜蓿等优质牧草不得少于饲草料面积的30%。就调研实际情况看，目前，在土地流转的大背景下，牧民大多选择土地流转或抛荒，原因主要有：部分牧民依然在“冬窝子”放牧，以便降低养殖成本，出租草料地可以提高收入；没有种植传统，不习惯或不太会；草料地地处偏远、滴灌基本未覆盖，种植条件不达标，甚至有些是石头地，所以还有7户处于抛荒状态。在162份问卷中，有饲草料地的家庭是107户，抛荒的有7户，选择流转的家庭是50户，选择自己种植的是48户。草场经营权流转的家庭不多，有草场的是69户，选择流转的仅有6户。一般选择自己使用或者自己拿草场补贴，草场使用权转给其他亲属。2017年博州开始实行严厉的禁牧政策，再加上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农牧户计划多养些牛、多发展庭院经济。

二是加入护边队伍，增加工资性收入，降低生计风险。总体上看，边境地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特殊短板和薄弱环节，《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采取特殊政策措施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好边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活问题，兜住民生底线”，[5]再加上新疆地区反分裂斗争和维稳形势复杂严峻，边境村就成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重要一环上，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克难之地。2017年，新疆边境村开始大量招募牧民护边员和协警，这使得部分农牧户的家庭生计类型发生了变化（见表5）。

表 5 2016年与2017年农牧民生计类型对比

由表5可知，纯农户与纯牧户由2016年的7户与72户分别下降到2017年的3户和26户，其中纯牧户下降了46户，而兼业户上升了32户，非农非牧户上升了18户。牧民护边员向贫困家庭和低保家庭倾斜，原来是纯牧户的家庭，现在增加了1～2位护边员或协警，甚至有个别边境村，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护边员。这一特殊政策的实施增加了牧民工资性收入，降低了生计风险，这对那些不是放牧大户或种植大户的农牧家庭比较有吸引力，所以有一部分人选择兼业或者是专职做护边员或协警。通过这一特殊政策，边境村的村民不仅是具有经济文化类型意义上的牧民，也成为了具有政治内涵的边民，既保障了边境村牧民尤其是贫困牧民的生计民生，也发挥了牧民护边员在打击“三股势力”、维护边境秩序、保障国防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边境村牧民生计现状问题与思考

1.牧民生计的适应性、竞争性与发展性。国家和新疆地方政府一系列关于游牧政策的实施，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新疆政府明确提出的游牧定居政策使新疆牧民开始规模化、规范化定居。定居改变了牧民们生于山岭，逐于牛羊，老于毡房的生产生活轨迹，极大提高了生活质量，也让人们有了多重选择的机会，牧民开始出现新的劳资关系和生计多元化现象，但牧民定居也面临着生计上的适应性和竞争力问题。适应性问题主要是“草料地管护、青贮饲料的加工收藏、冬季舍养的配料与育肥等”。[6]博州自1985年把牲畜作价归户始，每户也分得了部分饲草料地，种植也就构成了牧民经济生活的一部分。牧民从纯牧状态过渡到了半农半牧状态，现在又有部分牧民从半农半牧状态过渡到非农非牧状态。他们不仅要面临着草料地种植与管护、饲料购买与存储、舍饲技术与育肥等与牧业有关的技术学习，还要适应与牧业社会不同的新的劳资关系等情况。

竞争性问题主要是牧民流向二三产业时不具备竞争力优势和稳定性优势。随着农业社会对牧业社会的挤压、牧民定居等政策的实施、人地矛盾凸显以及城镇化等原因，牧民不断向二三产业转移。但因为牧民受教育程度不高、双语沟通水平较低，在流向市场时，男性主要从事运输业、做小工、进棉纺厂当工人等，女性做服务员、保洁员等工作，这些工作并未脱离体力劳动，也普遍没有竞争力，工资较低且不稳定。对于开农家乐、小商店等从事带有商业性质的家庭来说，很大程度上能改善家庭生活状况，但也面临季节性制约、客源较窄、贷款困难等问题。

牧民的最大发展性问题就是如何从游牧定居到定居兴牧。截至目前，牧业仍然是牧民主要经济来源，尽管有部分牧民发生转变，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牧业发展仍然缓慢，至今依然处于粗放经营阶段。牧民依然大多处于单打独斗状态，农业、畜牧业相关合作组织发展极度不完善。在调研的11个村中，仅有2个村有畜牧合作组织，还基本处于有名无实状态。解决牧民生计的适应性、竞争性与发展性问题，是一个长期性、代际性的过程，是需要牧民自身、国家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长期任务。

2.牧民生计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张力与合力。无论是“公地的悲剧”的讨论[7]抑或“私地的悲剧”的归因，[8](（PP76～87）还是一般的诸如人口增加、气候干旱等原因的解释，不可争议的事实是牧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2002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持召开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启动退牧还草工程，对草原实行封山禁牧、休牧育草、划区轮牧，对牲畜实行舍饲圈养，对牧户实行饲料粮补助现金。从2011年起，退牧还草饲料粮补助转为禁牧补助和草畜平衡奖励①2011年前，对牧户实行饲料粮补助现金，每公斤饲料粮折现金0.9元。禁牧草原每亩每年补助饲料粮11斤，折成现金为每亩4.95元;休牧每年补助饲料粮2.75斤，折成现金为每亩1.2375元。2011年开始，草原生态补偿金代替饲料粮补助现金，提高了补贴金额。冬季草场补贴每亩5.5元，夏季草场补贴每亩50元，春秋草场补贴每亩1.5元，比如在多尔巴尔托哈村，2016年最少的补偿金额是4 146.5元左右，最高的可以达到48 747.5元。2016年，启动实施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再次提高草原生态补偿金，即冬季草场补贴每亩6元（提高0.5元），夏季草场补贴每亩50元，春秋草场补贴每亩2.5元（提高1元）并实行“提低限高”政策，补偿金额最低不低于1.8万元，最高不超过7万元。博州牧区2017年开始执行。，中央财政按照一定标准对牧民给予禁牧补助，地方政府安排专职禁牧管护人员进行管护。博州位于边境地区的牧区，不仅是国家政治意义上的保护屏障，也是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屏障。

就调研实情看，禁牧政策（水源涵养区禁牧和冬草场禁牧）的实施在某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但政府的行政监管行为总体“宽松软”，牧民的禁牧行为也大多“自觉自为”。所以最起码在博州边境牧区，禁牧行为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张力并不像有些研究者调研的那样“彻底打乱了农牧民的养殖方式”“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9]但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的再认识和再强调，2017年当地政府明令要求严格执行禁牧政策，必须实行冬季圈养，全面禁止禁牧区域的放牧行为，调研中可以明显感觉到禁牧政策宣传很到位、很严格，牧民普遍存在观望情绪和担忧心理，这很有可能导致牧民生计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张力加大，这种张力主要体现在牧民养殖成本的增加、草料的购买、牛羊的适应，担心养殖规模萎缩等；也可能给当地政府带来管理风险。

牧民普遍对“舍饲禁牧”的态度是认可的，也认为国家对禁牧政策的补贴措施是好的。如何最大化实现牧民生计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合力，应该考虑两方面的适应性：一是牧民的主动适应性，尤其是没有草场补贴的牧民，他们中有些早已开始改变生计方式，发展庭院经济，牧业上多养殖牛或育肥羊，便于圈养；种植上，有些家庭等租期过后，自己种植青储玉米等，补充饲料；或者是缩减养殖规模，多打零工，或从事其他二三产业。二是政府尤其是基层组织的适应性。边境牧业村平均草料地偏少且不均，162户家庭共有草料地4 065亩，最高的有400亩，最少的仅有5亩，人均草料地仅6.42亩，无法满足牲畜越冬的饲料需求。这里，尤其考验基层干部的管理水平和能力，基层干部要发挥稳定器作用，比如在莫得特队，村两委出面先预订了2 000亩的茬子玉米地，以备冬季圈养，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牧民的担忧心理。

3.牧民生计中的国家政策帮扶与牧民主体性建设。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里，边境传统牧区，往往集历史、民族、宗教、国家认同、贫困等议题于一体，再加上新疆战略地位特殊、面临的问题特殊，近些年，草原牧区尤其是边境草原牧区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家对新疆边境牧区的干预越来越强有力，在政策帮扶上往往也不遗余力。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与牧民社会的关系也迅速转变，“中央政府通过项目和财政转移支付来支持牧区发展，地方政府则依赖中央政府的项目资金维持地方运转，而基层牧民则成为项目的承受者。从某种角度上说，两级政府都在考虑如何改善牧民的福祉，但是牧民自己的行动能力似乎正在削弱。他们经常被作为政策的终点，而非起点。”[10]以博州边境村的转移性收入为例，在2016年的家庭年总收入中，转移性收入在4种类型的牧民家庭中分别是：0.44万元、0.88万元、1.07万元和1.29万元，在家庭总收入中占比分别是11.06%、13.73%、12.26%和31.62%，可以说是牧民除了经营性收入以外最重要的生计来源。如果把牧民护边员这一特殊政策也看作是转移性政策，那么，2017年牧民的转移性收入比例会更高。由于历史欠账较多、发展严重不平衡，对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境牧区来说，国家政策的扶持有益于提高牧民生活水平、弥补差距、增强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

目前，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除了国家政策的扶持外，更要增强牧民自身行动能力和行为主体性，他们既是参与者、受益者，同时也要是创造者。国家政策不仅要增加牧民的生计收入，要更加注重增强牧民自身行动能力。比如，每年冬季当地政府都会组织冬季大轮训，在162份问卷调查中，有50位农牧民接受过技能培训，占比30.9%。就培训的内容来说，男性的培训内容一般是电焊、水暖工、砌砖等，女性的培训内容主要是糕点制作、缝纫、绣花等。我们走访了解到，这样的大轮训各个村几乎千篇一律，这里我们提倡培训要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因材施教、因地适宜，比如，农牧民急需的冬春舍饲、种养殖技术、牲畜疾病预防、农业保险知识和生态环境保护知识等，让技术培训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从而提高牧民自身能力。现在，边境牧区的富余劳动力通过护边员和协警等特殊政策安置了一批，富余劳动力问题并不十分突出，但部分牧民还是存有“等靠要”思想，严重依赖政府；或是“离牧不愿离乡”，思想保守；或是在传统习惯的惯性影响下，不太重视生产性积累和投资。所以政府在相关培训当中应该注重引导牧民转变观念，增强其行动能力。

综上，就博州边境牧区的牧民家庭总体生计情况而言，总体满意度较高，但也呈现差别化、两极化现象，因为纯牧户和兼业户拥有更多的生计资本，相比较而言，纯农户和非农非牧户生计现状面临更多的问题。但无论是哪种家庭生计策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依然是其主要生计来源。基于国家政策、市场经济、自身谋求发展的需要，牧户也作出了相应改善生计的行为，比如发展多元生计、依赖制度增加收入等来降低生计风险。但同时受限于自身能力和制度化要求，牧民依然存有一系列生计问题，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在国家和地方政府实行一系列扶持政策、优惠政策及兜底政策时，政策本身要更有预测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同时牧民自身必须克服依赖心理和文化惯习影响，发挥主体性建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