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双兴 周小琪 党元悦 刘臻

单田芳1934年12月生于天津。他的家庭是一个曲艺世家，他后来在自己的博客中回忆：“我外祖父、父亲母亲、伯父伯母、姨父姨妈，三亲六故几乎都是说书的艺人。”童年时期，父母辗转各地说评书，单田芳一直跟随父母在东北的不同城市间迁徙。父母演出时，单田芳常拿个小箩筐下去收钱，喊着：“捧场了！捧场了！”他当时想：“这跟要饭也没啥区别啊，我可不愿干这个。”

从小到大，单田芳都浸在评书、竹板书和西河大鼓中，却没有爱上曲艺的行当。“在台上指手画脚，摇头晃脑，让人家品头论足，我觉得不自在。”

单田芳想改换门庭。1953年，18岁的单田芳如愿收到了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然而没过多久，一场大病突然袭来，单田芳连基本生活都无法自理，只好回家休养。曲艺界老前辈李庆海来探望他，见他家徒四壁，于是劝他学评书。单田芳被劝了无数次，终于动了心。

1954年，单田芳开始跟李庆海学艺。白天，李庆海在台上说《小五义》，单田芳在台下记；晚上，李庆海给他上课，教他说评书的要领、表演人物的技艺。

说书是一人多角戏。生旦净末丑个个不同，但一套书只有一个人表演，上一秒是母亲，下一秒就变成孩子，这会儿是傻子，过一会儿又是疯子，得各有神韵。单田芳天天对着镜子练，练得都有些魔怔了。“评书的关键在于钻研书情和书理。琢磨透了，也就爱上评书了。”

两年后的正月初一，单田芳在鞍山的一家茶社首次登台，说的是家里祖传的《大明英烈》。虽是数九寒天，单田芳却说得浑身上下全是汗。台下反響热烈。他一口气说了两个多小时，直到茶社的经理走过来，敲着书桌提醒他：“单先生，你跑到这儿过书瘾来了？！你看看都几点钟了！”

演出结束后，他用赚来的4块2毛5分钱给家里人买了1斤猪肉、10个鸡蛋，给自己买了一包烟，还剩下3块来钱。

日复一日，单田芳越说越有劲儿，终于成了“板凳头儿大王”，“不觉得这行当低贱了”。

1970年，单田芳被下放到鞍山市台安县农村劳动。天还没亮，队里就吹口哨集合下地，铲地、送粪、割草、积肥，天黑透了才收工，“累得上不了炕”。劳累枯燥的时日里，背评书是他唯一的乐趣。《三国》《水浒》《聊斋志异》，说过的书他一套都不放过，365天，来来回回背了无数遍。

整整劳动了4年，最后，单田芳选择了逃走，开始了在外漂泊的生活。他跑遍了东北，靠做手工艺品“水泡花”过活。

流浪的日子里，单田芳也能找到乐子。他交了帮朋友，像做贼一样，把门闩上，派人把风，他说书，两个人拉弦、唱京剧；他还买了辆破自行车，忙中偷闲，常到长春的潭水边看人家游泳，自己也凑热闹，下水兜两圈。

1978年，单田芳恢复公职，迁回城市，拿到了补发的10年工资，共计8000多块钱。那年，单田芳44岁。

单田芳告诉自己，盼来这天不容易，抱怨不如宽容、不如感恩。“人要活得像玻璃，能把脏东西擦掉。”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开始通过电台、电视听评书。在茶社里说书，面对观众，有随意性，随便动弹动弹，说点车轱辘话，说完一段抽根烟，都没关系。可电台不行，电台要求简洁明快。上电视说书更不一样，要求更严格。

刚开始单田芳适应不了。面对麦克风，眼前空无一人，说得怎么样也看不着观众的反应。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录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透过玻璃看到外面的录音员，还有俩监听的和一个主任。单田芳想，不如就拿他们当观众：“我一抖包袱，他们龇牙一乐，我心想这包袱抖响了。要是看见他们在外头唠嗑或是打盹，那说明这段书说得松懈，没把他们‘说住，我得注意了。”

从艺60余年来，单田芳一共录制了广播和电视评书110部，合计12000余集，节目时间6000余小时。民间流传着一个说法：“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人们无比熟悉他那略带沙哑的嗓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994年元月，单田芳来到北京，当起了“60岁的老北漂”，陆续录制了《百年风云》《薛家将》等节目。“我是两条腿走路，电台、电视一起上，一直忙到了今天。”他曾对媒体说，“我很喜欢这种生活，很刺激。我有一技之长，很多人喜欢我，这就叫幸福。尽管累一点，但这个累里是带着甜的。”

年过80，他依然不肯离开评书的世界：“一辈子想来，人间的苦，大部分我都受过，什么脏活累活我都干过。回过头来，我觉得挺光荣、挺自豪。就因为我受过那么多苦，我从那里头锻炼过来的，我不娇气……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炼，我自己觉得已经锻炼得非常坚强了。我现在年近八旬，还不服老，觉得我的这个劲还有的是，要继续趁热打铁，更上一层楼，在晚年再多做点贡献。”

单田芳2 0 0 6年开通博客，2010年开通微博。尽管“玩”这些新鲜玩意儿有障碍，他还是本着“不糊弄、不含糊、不敷衍”的宗旨“玩”了起来。2018年9月7日，单田芳发布了生前最后一条微博，向评书爱好者们介绍一个线上评书公开课。4天后，单田芳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