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娃?孔巧丽

摘 要 建设一批优质高职院校已成为当前我国高职教育政策安排的一项重要议题，它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是建设的逻辑起点。推动优质高职院校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重塑整个高职院校的发展思路。优质高职院校建设内容包括以下战略要点：以文化建设打造中国高职教育的文化自信，以产教深度融合探索多元质量生成机制，通过国际化发展打造中国高职教育的世界品牌，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教育教学模式与管理模式。优质高职院校应进一步凸显高职院校的类型特征，引领高职院校实践教育性、职业性及终身学习的目标。

关键词 优质高职院校；文化自信；产教融合；国际化；信息化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8）10-0006-06

自2006年启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至今，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经历十余年的改革与发展，已经建成了一批有特色、有竞争优势、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高等职业院校。截至2017年5月31日，我国已有高职院校1388所，占普通高等院校总数的53%，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200余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与机构数达到794个，鲁班工坊、贝宁学院等多元化跨境办学活动不断开展。但从现实来看，我国高职院校办学质量及影响力依然有待提升。“示范性”建设依然是推动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起步阶段，是对高职教育可能发展方向的实践探索。在新的历史背景中，高职教育如何进一步提升办学质量，发挥高职院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成为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不可回避的时代命题。在新的发展阶段，发展大众的优质的高等教育将成为未来的主要挑战[1]。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拐点，优质高职院校是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高职教育的引领者，也是“后示范”向“示范后”转型阶段高职院校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从政策与实践来看，建设一批优质高职院校，已成为从国家到地方的重要集体行动之一。在此背景下，优质高职院校的逻辑起点及战略要点应是启动优质高职院校建设需要厘清的基本命题。

一、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逻辑起点

优质高职院校建设既是国家高等职业教育重点建设政策的延续，也是新时期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新开端。因此，优质高职院校建设首先要遵循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一般思路，但更为重要的是理清“优质建设”的逻辑起点，以保障新时期高职教育的改革体现出不断进化的阶段特征、可持续性发展诉求与创新性的时代要求。在寻找其“逻辑起点”方面，有研究者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为高职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面向未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应成为高职优质校建设的逻辑起点”[2]。经过国家示范性建设，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对“优质”提出了更高的期待，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逐渐向产教融合的优质路径深入推进。与此同时，经济转型发展对“优质”提出了新要求，适应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诚然，面向未来提供了审视优质高职院校建设逻辑的可能视角，但高职院校的改革发展离不开与之直接联系的“经济环境”，更离不开“新经济”对高职教育的“优质化”新要求。因此，高职院校与经济的关联形式依然是新時期优质高职院校建设逻辑起点的基础与源泉。

（一）优质高职院校是高职教育系统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具有时代引领性的一类高职院校的出现，是高职教育系统发展到特定阶段系统内部类型分化的必然产物。自1999年首批高职院校获得合法身份以来，高职教育发展进入以“高等职业院校为主体”的历史新阶段。在高等教育机会供需失衡的社会背景中，高职院校的时代烙印尤其明显。在发展初期，其承担着“高等教育扩招”中的新增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提供的重要社会责任。1999年，全国共有专科院校474所，至2017年翻了3倍。在规模扩张进程中，高职教育发展重心呈现出向内涵建设倾斜的新趋势。注重内涵建设的一系列改革推动着高等教育系统进入了内部分化的新阶段。2006年，“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出台，高职教育系统内部分化开始出现，一批获得合法性身份的国家示范性院校成为高职院校改革先行先试主力军。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地方层面的区域性重点高职院校建设项目也进一步丰富了高职教育系统的类型结构。高职院校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为核心的发展思路与质量建设策略基本成型。高职教育进入了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综合发展的新阶段。

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已经进入了大众化发展的新阶段，多样化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特征。在此背景中，高职教育系统亟需创新，高职教育发展逻辑亟需改变。基于外部需求与内部结构特征，高职教育系统出现了新变化，如应用技术型高校建设、优质高职院校建设成为高职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前者是应对人才规格需求升级的改革，是对高职教育系统的创新性变革；后者是对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确证，是推动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顶层设计。在这个层面上看，优质高职院校建设，是对高职教育存续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强烈回应，并提供了高职教育发展质量适应社会需求发展的实践支撑。诚如哈佛之如美国、牛津之于英国，一流高职院校是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紧密相关的。中国在教育领域正面临着这一重要问题，传统认识中，对优质的理解主要是学术型大学。但是，即使如OECD所提出的全民大学（College For All）时代，学术型大学也只能是“优质”的组成部分之一，优质高等教育的实践形态必然是类型多元化的复杂结构。高职院校作为高等教育机会的提供主体，其优质化的发展目标是完善优质多元结构特征的重要一步，也是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优质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自上而下的政策安排成为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主要推动力

“优质高职院校”的相关政策安排提供了新时期“引领性”高职院校向更高层级“优质”发展的政策方向。优质高职院校成为“后示范向示范后”转型周期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发展的关键主题之一，其是“国家示范性建设”政策的延续与深化，是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时代举措，是高职院校与国家主管部门自主选择的结果。但是，从其实质来看，“优质高职院校”政策依然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遵循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一般逻辑。“优质”是新时期高职院校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了“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断扩大，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质量教育的需求”的战略目标。《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提出，“建成一批世界一流的职业院校和骨干专业，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培养高地”。至2015年，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政策实施过程基本结束（第二轮验收结束），《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出台，明确了“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战略任务和“开展优质学校建设”的战略举措。为实现“服务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发展质量持续提升”“坚持以示范建设引领发展，围绕国家和区域重点发展产业，鼓励支持地方建设一批办学定位明确、专业特色鲜明、社会服务能力强、综合办学水平领先的优质高等专科职业院校”。2015年以来，湖南、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以“高职院校创新发展”为引导，开启了以“卓越高职”“一流高职”“优质高职”等优质高职院校的地方政府行动。优质高职院校正式进入了由顶层设计到实践落实的新周期。

（三）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成为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逻辑起点

优质高职院校的产生是自律与他律的结果，是高职院校遵循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律与外部环境条件规约的产物。从“高职院校”到“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从“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优质资源”到“优质高职院校”，高职院校的发展历程呈现出鲜明的阶段主题。其起点是对“优质”内涵的整合与再升级，既体现出传承性，也体现出时代的创新性，并明确了未来一段时期内高职院校改革发展的阶段性命题。其中，服务经济发展是贯穿于高职教育发展历程的中心命题。对于优质高职院校来说，其中心命题在于“如何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

第一，“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是职业教育的基本使命。作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要基地，我国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都要围绕相应的职业岗位及任务展开，因此其培养目标理应具有动态性，即遵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需求及时调整。作为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高等职业教育，只有合理定位才能最大程度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同时院校自身也才会因此获得更大发展空间[3]。经济社会发展是高职院校合法性与合理性身份确证的基础。在示范性建设时期，服务经济发展就是高职院校重点政策建设的关键内容。2006年，《教育部关于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提出，“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灵活调整和设置专业，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特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专科高等职业院校要密切产学研合作，培养服务区域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重点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加强社区教育和终身学习服务”。区域性是高职院校的基本属性，服务区域经济也就成为了高职院校改革发展必须遵守的基本使命。

第二，以产教融合提供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高质量“服务”是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时代使命和逻辑起点。优质高职院校是启动高职院校类型身份建构向服务能力提升转型的产物。新的历史背景中，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产业转型升级进入新阶段，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与之相适应的是，人才需求规格开始向中高端延伸。产教融合提供了新时期优质高职院校建设服务经济发展的理念指导。优质高职院校是高职院校从局部改革到系统变革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其根源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型。部分省份的实践探索也表明了这种趋势。如湖南省“卓越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将“服务发展为宗旨”，最终在于“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广东省一流高職院校建设凸显了服务发展的核心主题，提出“主动面向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我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广东自贸区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新时期，优质高职院校与经济的关系是建立在供需质量标准的高位均衡，源于新经济、新产业结构的鲜明特点与内在需求。作为供给主体的优质高职院校提供“优质高职教育”是其成为高职教育发展时代引领者的前提条件；优质高职院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使其成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决定性要素，二者贯穿于新时期优质高职院校建设与深入推进的全过程，并成为衡量优质高职院校建设成效的基本维度。

二、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战略要点

基于“优质高职教育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的逻辑起点，优质高职院校建设需要以“质量”为核心，加强高职院校全维度的“优质建设”，以“产教融合”理念为指导，实现优质高职院校建设内容与产业需求的深度对接，以保证优质高职教育转化为高质量“服务”。

（一）重构职教文化：以文化建设打造中国高职教育的文化自信

当前，高职院校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是“认同危机”，职业教育被看做低人一等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鲁班就开始谈论“技术”教育问题；1917年，黄炎培发起成立中华职教社，倡导、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等先进的职业教育思想与理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专学校、技校等学校职业教育的成功实践也提供了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佐证。但是，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在分批次录取的高考制度环境中，成为以“高考分数”为衡量标准的“差生”的集聚地。从表面上看，其源于是我国高职院校办学质量的低层次化甚至低等化；但是，从根本上看，其是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文化认同问题，是社会认同体系中高职教育文化认同机制的缺位。综合来说，这也是文化自信问题。这种文化不自信反映了不同类型教育文化认同体系的不平等现实，尤其是职业教育与普通学历教育之间的不平等。要化解这种不平等的矛盾，亟需提升职业教育文化认同度，重建职业教育主体的文化自信。优质高职院校是未来高职教育发展的引领者，是高职教育发展的绩优标准的探索主体，其诸多改革代表了未来高职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加强文化建设，重建高职教育文化自信，破解认同危机，亟需优质高职院校发挥引领作用。

文化自信是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依赖于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就高职院校来说，“文化自信”具有自洽性，其完全契合了当前高职院校面临的发展困境。突破这种困局的重要路径就是重塑文化自信。需要体现高职院校文化的连续性与延续性，同时也要反映高职院校文化内涵的时代特色与未来格局。

优质高职院校需要有其文化标志，在文化标志的基础之上形成文化自信。推进高职院校文化自信建设，不能一味地求新求异，而是需要在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实现高职院校文化变迁连续性与创新性的融合。中国高职院校文化的传承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技”文化内容的继承与发扬，如墨子、鲁班、黄炎培、陶行知等关于技术或职业教育思想。将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转化为高职院校的文化是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也是传承与创新的结果，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符合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整体思路。对中国传统“职业教育”文化的挖掘，需要立足当前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的阶段性诉求，实现文化建设推进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为高职院校质量核心创设良好的文化认同氛围。

（二）明确质量主题：以产教深度融合探索多元质量生成机制

质量是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永恒命题，但是，当前高职院校面临的最大困局依然是人才培养质量问题。自2006年启动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以来，高职院校发展先后经历过国家示范性院校建设、国家骨干校建设，目前进入了产教融合的优质院校建设和整体质量提升的新阶段[4]。质量是优质高职院校改革发展的核心内容，人才培养质量是关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这里所提及的“质量”包括三个层次：办学质量是最终目标、人才培养质量是核心内容、科技服务质量是重要组成部分。人才培养类型是高职院校区别于其他类型高等院校的基本特征。人才培养质量是实现其人才培养类型获得社会承认，保障高职教育质量安全的核心支撑。当前，高等院校分类发展的基本依据也是“人才培养”。根据《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教发[2017]3号），以人才培养定位为依据，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可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类。研究型高等学校主要以培养学术研究的创新型人才为主，开展理论研究与创新。应用型高等学校主要从事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本科以上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并从事社会发展与科技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职业技能型高等学校主要从事生产管理服务一线的专科层次技能型人才培养，并积极开展或参与技术服务及技能应用型改革与创新。从这个层面来看，优质高职院校的“优质”指向的实质是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其延伸的是科技服务的高水平，最终实现高职院校的优质化。

在新的历史阶段，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体现出多元性的特征，以回应不同种类客户的多元需求。质量既有其共识也有其个性化特征，当前，高職院校人才培养正在建构一个以“个性化”“定制化”为主要特征的多元质量体系。就质量内涵来说，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新阶段，质量不仅仅是狭义的人才培养质量内涵，还是广义的培养人才的质量价值的实现。这种价值通过工作世界来实现，其评价标准是“客户”为主体的结果导向，人才培养过程需要充分适应并在一定程度上超前于这种改变。就培养目标来说，新时代，高职教育培养的毕业生不应仅仅是求职者，而且还应是成功的企业家和就业岗位的创造者。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定位需要回应这些新变化。通常来看，高职院校以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为目标，这种目标定位并不是对人培养目标的固化，而是以“技术技能”为基本内容，满足不同类型生源基于不同目的的“技术技能”需求。这也是高职院校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新阶段必然作出地改变。在实践中，这种多元质量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高职院校越来越重视质量特色建设，为多元质量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多元化的实践模式。

基于“优质”目标的高职院校质量建设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在多元质量建设阶段，高职院校的优质化建设需要优质的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生源及教育资源等基础性条件。但是，对于以优质高职院校为目标的高职院校来说，这类高职院校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建设基础。如办学经费充足，并且经费来源多元化；教师队伍的“双师性”特征凸显；生源类型的多元化；教学资源优质化的比例越来越高等。优质高职院校质量建设的重点在于优质资源的转化与产教对接地实现。如何通过教育教学及服务模式的深度改革，实现优质要素的集成、集合从而实现质量集聚，并转化为学校改革与发展的生产力，将是高职院校质量建设的重点之一。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形成“产业-高职教育”对接的质量建设机制，将满足产业需求的能力作为衡量高职教育质量建设成效的核心标准。优质高职院校是对高职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实践，是对高职院校“产-教”对接质量的提升，是在更高层次上满足需求主体日益多元化的质量诉求，集中体现为多元性质量要求与“产-教”融合总体思路的对立统一。

（三）凸显阶段特征：以国际化发展打造中国高职教育的世界品牌

区域性是高职院校的基本属性[5]，国际性是高职院校最显著的时代特征。技术与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提出了国际化的内在要求。高职院校的国际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通常会经历从点到面、从低层次到高层次、从显性到隐性的一般演变过程。不同高职院校在不同发展阶段通常体现出不同的国际化侧重点。当前，高职院校国际化正处于国际化路径建构时期。《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需要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院校支撑。诚如姜大源所论，高职教育是中国对世界教育的独特贡献，因此，作为高职教育的主体，高职院校因其独特性具有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品牌的先天优势。高职院校能否抓住国际化发展的新机遇，形成既符合高职院校发展的阶段性要求也符合国际化发展模式，是打造新时期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从现实来看，高职院校的国际化正在经历从资源互动-合作办学的单一的高职院校国际化阶段，走向立足高职特色，服务发展诉求，打造“国际化与校本化”为一体的高职院校国际化新阶段。

国际化已成为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如瑞士作为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国际化是其提升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路径。基于此，瑞士采用了一系列提升国际认可的举措，如建立国家资格框架、实施学位证书加注、强化教育国际合作等等[6]。新加坡高等职业教育具有明显的国际引领能力。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不仅重视其质量内涵改革，重视产教融合与多元质量构建，国际化已经成为其主要标志。其愿景是成为世界一流的理工工学院，并已形成了专门面对国外职业教育的培训与职教品牌推广机制。当前，在国际化已经获得普遍认可的时代背景中，我国优质高职院校的国际化既需要融入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整体趋势，更需要形成具有国别特征的国际化职教品牌。

在高职院校创新发展的新时期，国家对高职院校国际化的期待与要求更为丰富。高职院校国际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内容涵盖从办学定位、教育教学资源、师生交流、中外合作办学等各方面。其目标包括二个层次，一是办学目标层面的国际影响力与国际竞争力；二是服务目标层面的服务对象的国际化水平，如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或者服务本国的国（境）企业的能力等。高职院校的国际化办学活动也是围绕这两个层面来实现。诚然，与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职院校的国际化水平相对较低，主要体现在国际影响力及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依然相对较弱，因此，优质高职院校建设承担着探索高职院校国际化新路径，创新高职院校国际化新模式，提升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的时代重任。

（四）发挥技术优势：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提升教育教学改革效率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当前高职教育变革的重要支撑。一场由信息技术主导的教育领域的革命正在塑造当前教育的新特征。各国针对快速更新的信息技术变革提出了应对策略，以实现信息技术促进大学系统的整体变革。如日本制定了《i-Japan战略2015》[7]；德国的《数字纲要2014-2017》将现代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掌控数字化的能力，作为推进所有员工继续向前发展的一个关键的考查资格；美国发布了“2016国家教育技术计划——迈向美国教育的黄金时代”。信息意识的培养与信息技术能力形成机制建设已经成为国际共识，我国高职院校建设也需要在信息技术领域寻找改革助力。

教育信息化是高职院校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根据欧洲职业培训发展中心所做的“欧洲技能与就业调查”，欧盟劳动力的数字化与数字技能存在较大差距，通过对欧盟员工工作中所需的ICT技能信息的调查显示，约71%的欧盟员工需要掌握某种基础水平（如初级或中级）的数字技能才能完成他们的工作。ICT已经成为工作任务的一部分。就我国高职院校来說，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办学理念建构、“教-学”过程设计及管理模式变革等方方面面，已经逐步由学校发展“技术支撑”的角色定位向教育教学理念变革的核心内容之一的角色定位迁移，如信息化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催生的混合式教学改革及慕课等教学与课程革命、新信息技术在学校管理中应用催生的智慧校园建设以及信息化氛围的形成等。从现实来看，我国高职院校的信息化发展水平依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尚处于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的探索阶段。

在信息化已经成为高职院校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命题的时代背景中，推进高职院校信息化建设，培育信息化能力，理应成为优质高职院校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的题中之义。信息化水平应成为衡量优质高职院校的重要标准之一。我国优质高职院校应体现出与信息化发展进程相一致的教育信息化程度。这种信息化程度需要通过信息化技术应用与教育教学、科技服务、文化建设及管理改革的融合程度来衡量。以信息化改革为契机，优质高职院校的改革发展需要从理念到行动的系统变革。信息化改革的目标是实现高职院校办学质量与管理效率的提升。尤为重要的是，高职院校需要重视信息化氛围的培育，并在信息化现代学校制度环境中培养未来劳动力市场所需的信息化意识。

启动优质高职院校建设是关系到高职教育系统运行稳定与健康发展的关键改革，承担着探索高职院校未来发展模式与改革路径的时代使命。这次改革涉及到投入-过程-产出的各个方面。鉴于相似政策环境、不同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高职院校发展水平，我国高职院校既具有共性特点也体现出个体差异性。因此，不同的高职院校在改革侧重点及内容设计上会根据院校特殊性进行设计。当前发展阶段，优质高职院校不仅需要回应高职教育发展面临的一般问题，并且需要在引领作用与创新发展方面承担更为重大的责任。作为高职教育发展的关键历史时刻涌现出的一批高职院校，它们首先需要真正回归到其“职业性”的院校类型属性上来，解决职业教育与市场联系不够紧密、职业教育存在感较低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达致一个基本目标：未来的高职院校是学习领域与工作世界的结合点，是教育活动、终身学习和职业成长的场所。

参 考 文 献

[1]赵中建.全球教育发展的研究热点[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23.

[2]李玉静.从示范建设到均衡优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路向选择[J].职业技术教育，2017（22）：1.

[3]李梦卿，刘晶晶.我国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逻辑、特征与机制[J].高等教育研究，2018（2）：45-53.

[4]马树超.产教融合：从示范到优质院校建设的主线[J].职教论坛，2017（1）：32-35.

[5]李小娃，罗丹.高职院校与区域走向深度融合：理念转型与机制建设[J].现代教育管理，2017（3）：106-111.

[6]姜大源.当代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研究[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395.

[7]于凤霞.i-Japan战略2015[J].中国信息化，2014（7）：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