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铁凝《笨花》选取历史断面，在人物和时代、人物和自己、人物和他人等关系的表现中，从家庭、社会、个体、民族国家等层面书写人物行为动机。以富有河北特色的实物作为人物情感的依托，通过感知视角选择发掘人物的精神深度，展现人物的仁义之举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多样实践形态。在个体生命成长和人类命运发展的意义上，《笨花》以多种文化“中和”下的人物行为动机书写，传达出铁凝对以仁义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精神的乐观和自信。

关键词：铁凝 仁义 中和 人物行为

2003年底到2004年初，集中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和《小说评论》上的作家访谈和创作自述，是铁凝第一次较系统、公开表述其对文学本质、文学功能、小说创作的认识和理解。与此同时，从作为“一个枝杈”“一点点小材料”a的《棉花垛》开始，在铁凝心中“培育”了整整十五年、生活在她出生前十二年里的《笨花》人物系列，也找到了“对得起他们的生活和命运”b的叙述方式——“结实、简朴、准确、温润”c，并“警告自己对这些人物一定要小心，不要多嘴，该写够的地方写够，该克制的地方不能多嘴”d。通过人物之口表述出来的“仁义”，来自于他们为人做事的准则，他们把仁义作为判定自己行为的重要参考。在仁义视域下挖掘人物行为动机就显得极为重要。到《笨花》修订稿完成，十七年的培育，应该与铁凝探寻人物行为的动机，即人物为什么做有关；或者说，找寻展现仁义的人物行为的理由、原因、根源、条件。为这些行为找到足够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应该是其创作的侧重点之一。

《笨花》以1902—1945年间中国的“历史的风云”为背景，描写活动在以冀中平原笨花村为中心、以向喜为代表的人物群体及其生活。作品出场人物众多，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铁凝如何展示人物的仁义之举，人物在个人命运发展中的选择与其行为动机有何关联？这些动机又有哪些层面？这些层面通过何种方式呈现？人物行为动机书写与“对得起”有何关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在中国现代进程中对个体生命成长的价值何在？在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背景下，铁凝选择仁义视域的现实意义何在？

应该说，铁凝《笨花》选取历史断面，在人物和时代、人物和自己、人物和他人等关系的表现中，从家庭、社会、个体、民族国家等层面书写人物行为动机；以富有河北特色的实物作为人物情感的依托，通过感知视角选择发掘人物的精神深度，展现人物的仁义之举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多样实践形态。在个体生命成长和人类命运发展的意义上，《笨花》以多种文化“中和”下的人物行为动机书写，传达出铁凝对以仁义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精神的乐观和自信。

一、断面·关系

雷达认为，“瞬间”“是铁凝把握时空，把握人生和人的心灵的基本手段，她的小说几乎全是由大大小小的瞬间构成”e。《笨花》也不例外，并且“断面”中的“每个人都有他生存、生长的根基和依托”“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f。人物及其行为也不是孤立的，它们与时代、他人、自己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被铁凝称为“关系”。李子云认为，铁凝意图“多方面地、有层次地揭示”人物的“行为、行为的动机与心理状态”，特别是人物“与周围环境、与时代的联系”g。因此，在表现人物与时代、人物与他人、人物与自身的关系时，“断面”选取的前提是以仁义作为参考的人物行为动机。如何选择、组织、结构“断面”，在“关系”的不断探究和发现中，“引读者发现他们没有能力发现和表述的一切陌生的熟悉”h，为人物的仁义之举提供足够的动机——理由，这也是铁凝培育人物多年的重要原因所在。

在提及贯穿人物命运的重大选择的根基——仁义时，铁凝认为他们“凭着直觉”“本能”，是“半自觉不自觉”，有“一点点基础”。i但“写够”人物行动的动机无疑是重要的：向喜黄昏在乱石岗遇老者连接起人物的“祖上”；私塾跟前街秀才读《孟子》《论语》，日后其中的“只言片语仍不时从他脑际中闪过”，其中“耐人寻味的对答，更使他铭记不忘”“伴随他一生”。j稍有常识的读者不难领悟“仁义”在向喜一生为人做事中的作用。弃农从戎不仅对他一生有着决定性影响，而且与时代、家庭、国家、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作品选取了黄昏镇上卖豆腐脑回家、在镇上看到招标告示、试举石锁、与发妻的对话、望汉台下应试、辞别等断面。人物此举的动机来自于他读过的《孟子》中有关孝悌、温饱的说教：期待家境变好。从戎的条件：祖上世代崇尚武功，家境逐渐破败，爷爷、父亲乡试获得过称谓，招兵告示的条件，镇上朋友对他的衡量，村人的说法。“决定”前后的反复来自于现时父母老迈，对妻子的不舍，对背井离乡、卖命钱的认知。对主考官提问的回答、对兄弟尽孝的嘱咐和仰仗等，都与其从戎后寄回的银子和“安排”等一一对应。向喜日后娶第二个妻子，与向文成的眼睛几乎失明、妻子不在身边、孙传芳提示二丫头能生孩子、对妻子的愧疚、决定前的反复、军人三妻四妾的时代潮流等都有关系。身处异乡，遇到“没有卑微之态”“健康而快乐”的直隶艺人施玉婵，“尊敬”“极明事理”的第三个妻子，她离开时给足了盘缠和搭建戏班的银两，甚至他最后的死也与施玉婵不无关系。四月庙会回乡时，对镇上说书人的体恤、对乡人的寒暄、对家乡野花野草的想念、问乡亲们有关家里和地里的事的谦和、保定修建公园时对当地百姓的慷慨和慈悲、事变后回来撤照片等；他最后的落叶归根，与“弃农”时他认为父亲“是树就没有不落叶的”的“糊涂”形成呼应；“从戎”一生的他对“粪干”的认识，与一生种地攒粪的西贝牛形成呼應。

小说人物从戎后在社会上的一系列行为，也在断面的截取中延展着“兆州”人的“实着”“本分”——“中和”：他对领兵打仗行为是“干活儿”的认识，强攻龟山，孙传芳、王占元对他的评价，诱捕的不得已和成功，辞监督的决绝，驻守吴淞口，劝孙传芳被拒，拒绝小坂等人物之死，与他举起粪勺有关，作品对他这一行为的动机进行了多层面表达：是他“听见了玉鼎班和施玉蝉的名字”，还是“他听见日本兵骂了他”，还是“他又想起了保定那个小坂”，也许就是因为“日本人要修停车场，铲了他”“那块灯笼红萝卜地吧”。k这些看似不确定的原因的推测，也是在人物与时代、人物与自己、人物与他人的关系下，传达出向喜此行为在家庭、个体、社会、国家、民族等层面的动机所在，是传统文化“仁义”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实践形态，也是这种“人情之大美”的价值所在。向喜是《笨花》中这群凡人的代表。

二、实物·感知

捕捉恰当的断面，在“关系”下展现人物的仁义，都离不开对人物丰富细微的情感和心理世界的刻画。把实物作为人物情感的依托，通过感知视角选择发掘人物的精神深度，是铁凝小说的特色之一。l《笨花》也不例外。从人物对时代、他人、自己的感知出发，需要作者“一种大老实的态度，一颗工匠般的朴素的心”m。作品中人物情感也多以具有河北地域色彩的实物为依托，这些实物激发起人物的感知，并在“思想的表情”“日子的表情”中，展示人物复杂的情感体验和微妙的精神世界，从而与其行为的多重动机联系紧密，与仁义准则形成呼应。

地、牲口、大车、房子等与农民生活关系紧密的具体实物，联系着向喜对家庭的仁义，头发上的花籽油味、“四蓬缯”被褥贯穿着他与发妻的情感，老鸹喝喜酒等使其家乡情怀可以触摸。同艾梦境中的棉桃、棉花地带给她快感、埋怨、焦虑、恐惧、失落，醒来后对柴火、下锅米的感知联系着家业、家风和人命，对向喜的牵挂、想念、无奈，对自己处境的可怜、安慰和劝告等，尽收眼底。医者仁心，向文成的仁义之举，伴随着其“文明”之旅中的具体实物：灯罩、地图、报纸、茅坑、羊奶、大麦、袜子等，成为他与自己、父母、妻子、儿子、乡亲、朋友、脱产干部等的情感依托，形成了他的复杂感知。甚至村人杀鸡也是一种姿态、仪式、决心和自我宣泄。同样，紫花大袄、毛布、新被窝、葱绿毛布大褂、老鸹窝、枪、糟子糕、汽水、棒子面粥、红枣、红糖等实物，也是小袄子的情感依托，人物感知与仁义参考下的人物行为动机存在着更复杂的关联。

小袄子的结局使读者很難把她与仁义联系起来。她知道取灯在窝棚里有任务找她，因为她用日本话缓解了茂盛店里的紧张氛围，传递过抗日需要的“风声”，领干部过岗楼，让笨花村乡亲一次次脱险。但缓解紧张氛围基于她对仓本说椅子、日本人不难说话的认知；语言天赋来自钻窝棚时“就了范”的人；村里人嫌弃她，靠上人因生活寂寞，上夜校因人多热闹；要毛布，是不想光被糊弄；送信时“局促不安”“神神秘秘”，完成任务无不夹杂“由着性子”的成分；自以为立功后张致、“欢势”；衡量“崩”她的可能，觉得“人还是活着好”；不在乎村人的嫌弃，又害怕自己淫乱受罚；出卖抗日消息后，感到“神不守舍”；既“觉得金贵怪可怜”，又“舍不得取灯”；告密时，“愿意把自己想成一个撒呓挣的人”；取灯惨死后，“她盼着家里来个说亲的”；出卖取灯，又真心敬重她。她对“政治上的话”的认识，她对金贵和取灯的情感，对代表政府的时令的“下流”和“恼羞成怒”，对“不仁不义”的认识等，都在其人生断面中包含着她与自己、她与他人、她与时代的关系，“乱世”中其行为的动机在个人、社会、国家民族等层面的刻画，都在以实物为情感依托的感知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以“仁义”准则参照她的一系列行为伴随的感知，理解铁凝“隐忍的悲悯”“温婉的原宥”。n读者应该放弃自己原来的“概念化”的判断，文学不需要“审判”“俯视”“居高临下”。文学的魅力在于“我们必须有能力不断重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生命的追问：必须有勇气反省内心以获得灵魂的提升，还有同情心、良知、希冀以及警觉的批判精神”。o《笨花》正是在人物人生“断面”发现和发掘“关系”下，通过人物感知形成的视角，为人物行动的原因提供足够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也为读者反观各自心灵提供了恰当的媒介，因为文学应该“有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和我们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p。

三、中和·自信

《笨花》从1894年甲午海战中方失利后于1902年新军招募写起，此时中外文化全方位碰撞和融合在个人、社会、国家民族等层面展开。正像铁凝对作品名称中的解释：“笨花产自本土，洋花由域外传来。”q向喜说：“离老百姓最近的还是大粪”“种萝卜，种不成，是不懂底肥的重要”“底肥就得上大粪干”“生粪就烧死了萝卜”“粪干有劲，但性质柔和”。！8如果“底肥”与传统文化、“生粪”与外来文化、“种萝卜”与过日子、“萝卜”与一代代后人之间存在深层隐喻，那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仁义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实践过程、其内涵在时代中丰富和发展，在《笨花》中都得到了细致的刻画，它们在个体、社会、国家、民族层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如笨花村人的认识“放弃笨花，就像忘了祖宗”s。在21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铁凝延续了自己五年前《永远有多远》中有关“仁义”的思考。但单纯写一种美德显然不是铁凝的追求，她想探讨的是“人要改变自己的内心诉求”t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向读者明确表述这一意图时，《笨花》的写作开始了。“笨”蕴含更广博意义上的智慧@1的表述是否也意味着：面对人类希望改变自己命运这一现代精神文化命题，《笨花》是否隐含着对个体生命和人类命运的思考？考察作品有关仁义与基督教、向家父子三代关系的“中和”，或许可以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一条路径。

基督教教义与仁义的“中和”，隐含在人物对话中。走出向家院子时，西贝牛感到梅阁洗礼这事已成定局。面对梅阁，取灯更愿意尊重她的信仰，向文成尊重她，并以“要善良，讲信用，实实在在做人”解释了“够我用”的教义。@2文成用简明的道理叙述中医治病原理，让牧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牧师关于信仰对人类文明、人类社会、一个民族的意义的解释，让一向追求“文明”的文成感到收获大于所谈内容。@3同时，作品又以甘子明与向文成，向文成与西贝牛、取灯等对话的视角，补充基督教教义与中国现代社会的隔膜以及其所处境遇的原因。

向家父子三代的关系，隐喻着现代中国文化的“中和”之态。文成“在父亲跟前”“常有一种犹豫不决的表情”，双方找不到合适的话题，对答仅仅是做出的一种姿态。父亲又从儿子“貌似自卑的形态”里，发现他有一种超越了身高的“迷茫而又热切的神情”和“突然会显出些抱负满怀”，而“一旦找到话题，彼此都会忘记任何间离，尤其在饭桌上”。@4他对父亲的关切“存有说不尽的感激之情”，“在大庭广众之下带着几分炫耀乃至几分夸张地大谈父亲；在书信中用文字表达对父亲的尊敬。但当他和父亲面对面地站在一起时，他突然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5。同样以“文”命名的儿子，在默哀仪式里都没有为向喜之死做点表示；在以“武”命名的孙子眼中，爷爷“距离是遥远的”，无法判断，而且好像再没有理由向他表示默哀。@6

在这个意义上，《笨花》最后有备离家，“意义”“非同一般”。作为个体，有备的爷爷“关心的只是战事少起，军需齐备”@7，他时常显出不服父亲的管教，背过金句，埋过大腿，有过“心惊肉跳”后的“决心”，背着动员、缝着“美”的皮挎包，要回后方医院做绷带，走出家门后返回家“专门再补叫一声爹”，路上反省自己“不知好歹”，希望让父亲欣慰，其生命轨迹是多种文化的“中和”——恰是其爷爷的名字。月色中离开笨花时，他决心“再回笨花时”“要从这个角度画一张笨花村”，这种“不是一件对谁都能说清的事”，不正是六十年后出现的《笨花》吗？这种“再回”，不仅属于他，也“属于中国人的、民族的”@8，这“对整个人类都是有意义的事情”@9。铁凝对疾行在21世纪的我们应该具备“回望历史”“回望心灵的能力”的召唤，传达出她对以“仁义”为核心的传统民族文化精神的乐观和自信，也是“笨花”两字“意蕴无穷”#0的价值所在。

作者：任慧群，文学博士，邢台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

编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