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

【摘 要】中国文学讲求“中和之美”的精神，强调“中庸之道”的品格。这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品诗方法与审美标准，不仅是古典文学批评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要素之一。“中道”，早已成为中国人观念世界里的一种文化基因，渗入中国人内在的文化血液，成为支配当代人乃至后来人生活和思考的重要方法论与价值观。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看到了“中庸之道”背后深刻而执着的现代性。

【关键词】中庸;中和;中华美学精神;现代性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总序在论述中国正统文学的“中庸”美学追求时指出，中国文学讲求中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般不把情感表达得过分热烈。这的确是把握住了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核心。实际上，“中和之美”就是儒家的中庸价值观念在审美领域中的体现。这一审美价值观念又无疑地反映在包括文学理论批评在内的审美判断和评价中。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庸方法论是极其丰富而又精湛的中国艺术辩证法思想的哲学依托和美学杠杆。

一、中华民族的尚中观念

中华民族的尚中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地下出土的甲骨卜辞已实证了殷人五方尚中的意识。特别耐人寻味的是，甲骨文中既有“中”一字，又有“庸”这个字，“从用从庚”，一作“从同从庚”。卜辞有“祖丁庸奏”的短语，意思是在祭祀祖丁时就演奏庸这种乐器。甲骨文“庸”字已透漏出先民实用的与审美的两种意识发生的最早信息。从先民艰难的刻契中，表现着？原始的审美创造能力。

与“庸”字相比，“中”字很早就被赋予了抽象的意义，先民成文典籍遗产中的第一部文献《易经》，其中的尚中观念已很突出，而且已能将这种观念通过算学的简易排列熟练地运用于八卦爻位的设计。《尚书》是现存最为古老的史料汇编集，据传是经过孔子删定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尚书》中的尚中观念是孔子中庸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尚书》的“作稽中德”（《酒诰》）论，舜命夔以乐教胄子的“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猛，简而无傲”（《尧典》）说，与孔子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以及“《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诸说，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后者可认为是孔子“允执其中”的方法在《诗经》批评上的活用。

其实，孔子“中和”说的先驱者当是史伯。这位极其渊博的西周太史早于孔子二百二十余年便提出了广义的“和同”论，其文存于《国语·郑语》。他将自己的主张概括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实生物”命题首先就点出了“和”这一概念的最基本，却又是最本质的功能特征：“生物”。同时，又指出了“和”在“生物”过程中所具有的平衡矛盾和协调关系的作用。可见，史伯的“和同”论是一个具有相当理论自觉性的哲学命题。除此之外，史伯思想的美学魅力还在于，他提出了一组更有审美意味的命题：“声一无听，物一无物，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等。在这里，保存着中国美学思想襁褓时期所独有的质朴性和实践性。史伯的四“一”说是从事物的矛盾性、差异性角度来体现“和”所独具的协调和平衡功能，突出了“和”这一概念的经验知识基础和社会实践依据。

史伯之后孔子之前，能体现中华民族尚中观念的思想史例子还有，季札观乐、医和论“和”、伍举论“美”等。上述思想家及其核心思想，均将“中和之美”的理念推进到相当的高度，值得重视。但归结起来，对孔子中庸思想的形成具有最为深刻和直接的影响的，莫过于与孔子同时代的子产。子产是晚周时期三晋文化的精英人物之一。子产的“礼”论，结构出了一幅人与自然和社会和谐的世界图景。他视“礼”为最高范畴，“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然后运用五行、五味、五色、五声、六志等概念重组社会和自然的秩序，企图重新赋予“礼”以新的内涵，新的生命力。子产的独创性在于，以“礼”作为“中”这一方法思想杠杆的支点，即“中”以“礼”为依托，从而使方法论和本体论统一了起来。

总之，中道基因在晚周已降的各方地域文化中普遍地存在着，而且各具个性色彩。经过上百年的积累而渗透于人们意识之中的尚中观念和中和审美观，弥散在那个古远时代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之中，成为中华民族观念世界里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基因。

二、孔子的“中庸之道”

中庸是孔子的矛盾论，同时也是其文学批评方法论的最高范畴。孔子的中庸思想极为丰富，具有多层次的意蕴，就其本初意义来说，中庸是孔子树立的一种道德理想。据考证，“中庸”一语的首先使用者，正是孔子。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夫！民鲜久矣！”可见，孔子一方面感喟中庸之德的衰落、因而民不兴行，另一方面却依然执着地认为它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准则。孔子主倡以善统美，美善合一，因此，中庸无疑是一种美德，并且认为只有具备以下五种美德的君子才可以从政：“惠而不费，劳而无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孔子称之为“五美”，即体现中庸之德的五种品质。

由此可见，孔子中庸思想的方法论具有以下主要内容：

首先，孔子明确地提出“过犹不及”的方法论命题，从而使中庸观念的度量把握内涵获得准确而又辩证的解释。孔子的中庸观本身就有二重性，“过”与“不及”这二者时而统一，时而分离。就其所论的“以礼制中”的道德规范而言，孔子的思想是保守的，他要求其弟子恪守礼制中道;然而，就孔子对“过”与“不及”这两种失中、违理行为批评而论，却是辩证的。前者是孔子“述而不作”的因袭传统观念的反映，后者却是孔子以述为作的思想度创新的体现。

其次，孔子提出的“叩其两端”的观念，是解决矛盾、排除两难的辩证思维方法。在《论语·子罕》中，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意思就是说，在展示矛盾的对立过程中，解决矛盾便是“叩其两端”的精髓。“叩其两端”并非是对“两端”作简单肯定与否定，而是“叩”求这“两端”中存在的合理的辩证因素。唯有合乎中庸之道的德行和诗乐，才可谓之“至德”、“无邪”和“尽善尽美”。可见，孔子提出的“叩其两端”的思维方法，使孔子中庸论的内容更丰富、更具体了。

最后，孔子提出的“时中”观念，使其方法论含有了素朴的历史辩证法的因素。所谓“时中”，用朱熹的话说，是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无时不中，简而言之，即是“随时而处中”（朱熹《论语集注》卷二）也。孔子的“时中”的方法论具有适变、通变的意蕴。孔子认为用中而达到时中的阶梯方法中庸之道的胜境。而实际上，以通变思想方法为核心的时中观念对后世的文学史观有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在刘勰《文心雕龙》、司空图《诗品》等文献中均有所体现。

综上所述，孔子的中庸思想方法具有丰富的辩证意蕴，集中地反映了自西周至春秋这一时期形成的中和美学观念的逻辑结构，奠定了儒家文论和美学的方法论基石。孔子的中庸方法观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和审美鉴赏影响深远。这一方法论不但没有随着中国文学批评发展而被弱化或取代，相反却以新的文学和美学批评经验充实、丰富和拓展了孔子中庸思想的内涵。

三、“中庸之道”与“中和之美”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蔡元培已经鲜明地指出，中庸之道是中华民族之民族性的独特表现，他认为，“独我中华民族，凡持极端说的，一经试验，輙失败;而惟中庸之道，常为多数人所赞同，而且较为持久。”（《蔡元培哲学论著》，第395页）这的确是个真知灼见。实际上，中庸之道与中和之美寄寓着中华民族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思想性格，而儒家学派恰恰是在这方面作出了集大成的贡献的。

中国的中庸哲学，既是一个逻辑思想体系，又是一种历史哲学。它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既有其积极的贡献，又有其负面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中庸之道一直为现时代的改革者所深恶痛绝，并对之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随着中国社会改革的深入，这种理性批判必将继续而且深入地展开。因为中庸之道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深层心理意识，更要求批判者具有宏通的世界文化史眼光和清醒冷峻的民族自我反思精神。

这种意识，在当前全面觉醒的文化自觉时代，尤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无论何种层面的批判，都无法掩饰“中庸之道”与“中和之美”之间的内在关系，都无法忽视作为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载体的“中和”与“中庸”的内在价值。在文化史的意义上，孔子中庸思想的形成及其传播，既是对古代精神生活和自己精神境界反思的结果，又是对同时代学术思想成果广泛汲取、综合和加工的产物。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失去了精神支柱，世人陷入信仰危机，可是作为一种超越具体文化制度和经验知识方法的思想观念与审美意识，仍然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换言之，经过以百年计的历时性累积而渗透于人们意识之中的尚中观念和中和审美观，依然弥散在时代的精神生活与物质文化生产中，成为当时学术文化之主体思想的一种重要成分。历史悠悠千载，“中庸之道”与“中和之美”，也早已渗透进中国人内在的文化血液，成为支配当代人乃至后来人生活和思考的重要方法论与价值观。因此，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看到了“中庸之道”背后深刻而执着的现代性。

【参考文献】

[1]蔡元培：《蔡元培哲学论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2]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3]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4]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5]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6]陆海明：《中国文学批评丰富探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7]朱熹：《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