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义良 蔡梦迪

[摘要]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通过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认为“两种生产”理论的提出破坏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统一性。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其理由主要有：第一，该理论并不是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而是从马克思思想的创立之初就已提出，并贯穿了马克思思想的整个发展历程；第二，它没有破坏唯物史观的统一性，二者在深层意义上是一致的；第三，“两种生产”之间是有机统一的，二者有机结合构成了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构成要素性质、特点、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方法，在现象具体层面，马克思正是将“两种生产”理论运用到分析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结构，才最终实现了其晚年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

[关键词]马克思，“两种生产”理论，物的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8）05-0064-05

马克思晚年在人类学笔记中明确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即人类社会结构决定于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生产以及由此形成的血缘亲属关系和经济关系，并运用这个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剖析史前社会结构和一切不发达的社会结构，从而实现了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对于这一理论，恩格斯在“执行遗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一版序言”中予以了完整阐述：“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1]15-16但是，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认为：“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向，标志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普遍史观”转变为“特殊史观”，并由此破坏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统一性[2]37，39，407。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其理由主要有三点：其一，“两种生产”理论并不是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而是从马克思思想的创立之初就已提出，并贯穿了马克思思想的整个发展过程。其二，两种生产”理论没有破坏唯物史观的统一性，因为唯物史观的实质在于揭示了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客观实在性，“两种生产”理论与唯物史观在深层意义上是一致的。其三，“两种生产”之间是有机统一的：“两种生产”在本质抽象层面构成了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的整体性框架，二者有机结合构成了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构成要素性质、特点、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方法；在现象具体层面，马克思正是将“两种生产”理论运用到分析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结构，才最终实现了其晚年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

一、贯穿马克思思想始终的人自身生产问题

魏特夫之所以认为马克思晚年存在“普遍史观”到“特殊史观”的转向，就是因为没有看到“两种生产”思想一直贯穿在马克思思想产生发展的全过程，才会将马克思1877年写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视为其思想的转折点：“马克思致《祖国札记》编辑的那封信回答了从1853年起他的研究提出来的关于世界历史、‘亚细亚和俄国的所有问题了吗？当然没有。但是它谴责了普遍主义的历史概念，这种概念是马克思在其布鲁塞尔时期提出来的，1859年的声明以显然矛盾的态度和以一种不很明显的放任‘对科学犯罪的态度又提到了这种概念。”[2]39实际情况是，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一方面贯穿了物质生产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人自身生产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当然，在马克思思想的早期，限于史料的匮乏，他没有对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及其在社会发展不同形态中的作用作具体系统的分析。但从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思想文本来看，“人自身的生产”及其形成的“生产关系”即血亲关系一直是他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分析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重要维度之一。

在马克思思想还处于模仿和借鉴阶段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摘录斯密《国富论》的过程中就注意到了人口生产的问题对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性。“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人的生产，正如其他任何商品生产的情况一样。”[3]115与此同时，马克思不仅提出了人自身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状态，而且还提出了全面生产的理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3]162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进一步列举了生产的诸种形式：“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3]186-187由此可见，在全面的生产中，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都是生产的具体形式。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已经确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历史生产的这一部分，论述了“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关于人类自身生产及其形成的“生产关系”即血亲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提出了“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3]520这一概念：“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3]519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并非像通常所认为的，马克思是在阅读了摩尔根《古代社会》后才意识到人自身生产对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重要性。

此后，伴随着马克思思想的不断发展和成熟，马克思也多次论及人自身生产的问题。譬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公社问题时指出：“公社成员的再生产就必须在被作为前提的客观条件下进行。生产本身，人口的增长（这也屬于生产）……”[4]135-136在这里，马克思也明确谈到了人自身的生产问题。在论述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时，马克思指出，就感性具体而言，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4]24在谈到社会生产与人口的关系时，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4]5此后，马克思多次作出相似的论述：“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5]300尤其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论述工资的决定因素中，强调了肉体的存在以及人口的繁殖是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工资不仅包括劳动者本人的生活资料以及受教育的成本，而且还包括他家庭其他成员生命的维持。由此可见，最低工资的确定，是以肉体生存为底线的。这实际上论述的也是人自身生产的问题。综上可见，人自身的生产一直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始终。

既然马克思思想一直存在关于人自身生产的思想，那么为何学界却多是聚焦恩格斯所阐述的“两种生产”理论而展开讨论呢？我们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作为“执行遗言”是对马克思两种生产思想的完整阐释，聚焦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即是在更为全面和完整意义上研究马克思的“两种生产”思想，因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4]29；二是这源于恩格斯作为“执行遗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人自身生产问题论述时呈现出来的与马克思之间的区别。恩格斯主要是从血亲家庭、人口繁衍以及性关系上来讲人口关系，即人自身生产的自然属性方面，然而马克思在论述人口问题时，不仅重视人口生产的自然属性，而且也强调人口生产的社会属性。譬如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强调“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3]532

其实我们这里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关于人自身的生产，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如日本学者望月清司所提出的，恩格斯侧重人的自然性一面，而马克思则强调人的社会属性的差异问题。表面看似乎是这样，但实际情况不是。放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整个历史过程来看，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基本原理层面是高度一致的，否则他们之间不会亲密无间合作40年之久，他们共同意识到人口问题并非是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它更多地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人自身生产的内涵及其在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亚细亚所有制、古代所有制和日耳曼所有制等不同的社会形态，其共同的特点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性，虽然互相依赖的形式不同，或者通过血亲联系，或者通过政治强制，或者通过人身依附。但不管通过何种形式，与物质生产相比较，人自身的生产是比物质生产更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在人类文化初期，在狩猎民族中，或者例如在印度公社的农业中，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在劳动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协作，一方面以生产条件的公有制为基础，另一方面，正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6]388在《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比较分析了三种前资本主义的共同体形式（即亚细亚所有制、古代所有制和日耳曼所有制），指出在这种共同体中，身份对于所有权的确立相比于劳动而言更为重要，因此当时的血缘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被突出强调。但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成为社会生产最主要的目的，人自身的生产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其作用与物质生产相比较，退到次要地位，有时仅仅表现为充当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蓄水池作用。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划分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体再现了“人自身的生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及其作用。

因此，从马克思思想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人自身的生产”在马克思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直“在场”，它与物质生产一起，在逻辑概括和理论总结的原理意义上构成了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方法论。

二、“两种生产”理论与唯物史观是深层统一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初步表述了经典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3]544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又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简要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7]597对唯物史观的这两处经典论述，虽然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但都指出了物质生活生产资料的历史基础性地位，从而使唯物史观呈现出一种经济决定论的性质，似乎是把人类的自身生产及形成的血亲关系从人类历史中排除了出去。

对于这一点，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也多次向人们阐明，决不能将唯物史观与经济决定论混同。他指出：“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8]657

要深刻理解这一点，我们认为首先需要把原理意义上的唯物史观概括和原著中的唯物史观运用区别开来。原理意义上的唯物史观是从本质抽象层面讲的，是去掉具体社会发展的过程，运用概念或范畴对不同社会发展进行逻辑概括和理论归纳而总结出来的，它旨在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性和普遍性。换句话说，它表达的是一个理想状态的社会规律。原著中则是在现象具体层面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每个具体社会发展有机体的规律性，因此这就需要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性、连续性和内在关联性上看待马克思思想的具体内涵。

因此在原理意义上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握住唯物史观的“物”究竟是指什么，只有厘清了这一问题，才能回答“两种生产”理论是否破坏了唯物史观的统一性。列宁曾经将“客观实在”规定为物质的本质内涵：“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9]89列宁对物质的定义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历史现象。虽然历史领域发生的一切都离不开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但历史是有前提和条件的，因此人类社会历史是有规律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470-471，这就要求对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不是从思想动机和精神层面人手，而是强调思想动机和精神现象背后的物质动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与唯心史观的比较中提出并回答了这个问题：“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3]544也就是说，唯物史观是从现实的物质实践出发解释历史，其精神实质在于揭示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实在性，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很显然，魏特夫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才会认为马克思晚年是在“真理面前退却”。[2]399

物质生产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经济基础，由此产生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决定了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实在性。但实际上，在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过程中，人自身的生产也是导致历史具有客观实在性的既定因素之一。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多少人口，人口本身的素质和能力是怎样的，以及人口的数量与物质生产是否适合，以怎样的方式繁殖人口，这都是既定的。恩格斯就由此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分析了母权氏族向父权家庭、群婚向专偶制家庭的演变情况。当然为何会有氏族向家庭的演变，群婚向专偶家庭的发展，这同样需要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客观现实关系中寻找原因。对此列宁指出：“这一理论是说，为了‘阐明历史，不要在思想的社会关系中，而要在物质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基础。”[10]18

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质在于揭示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客观实在性，告别唯心主义历史观从思想动机和观念意识来解释历史现象的做法，就能看到所谓马克思“两种生产”理论标志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普遍史观”转变为“特殊史观”，人自身生产打破了唯物史观统一性的观点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两种生产”理论与唯物史观在深层上是统一的。

三、“兩种生产”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那么，既然“人自身的生产”在马克思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直“在场”，两种生产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否在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时，“人自身的生产”及其关系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呢？怎样看待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我们认为，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说，“两种生产”在本质抽象层面构成了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的整体性框架，二者有机结合构成了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构成要素性质、特点、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辩证方法：一方面，“人自身的生产”是“物质生产”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物质生产”是“人自身的生产”的动力与保障；在现象具体层面，“两种生产”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同阶段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形态。

首先，从“人自身的生产”是“物质生产”的前提和基础来看。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公社制的生产关系时指出：“如果说，个人劳动的客观条件是作为属于他所有的东西而成为前提，那么，在主观方面，个人本身作为某一公社的成员就成为前提，因为他对土地的关系是以公社为中介的。”[4]135可见，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初期，物的生产依赖于人自身的生产。此外，马克思还分析了生产的内在构成要素。“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4]11其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只有人的存在，生产才能得以进行。其中生产力是生产者劳动的能力，生产关系是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权力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似乎与人的存在没有关系，但是在决定与被决定的过程中，人的选择具有重要作用。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时，作为主体的人既可以选择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具体的变革方式可以是改革也可以是革命，也可以选择无所作为，任由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存在，虽然结果也许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力的推动下最终被扬弃，然而可能由于人的无所作为，这个过程将会变得漫长并充满痛苦。

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类处于短缺经济的状况中，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背景下，“人自身的生产”构成了“物质生产”的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1]529这里的“这种生产”指的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自身的生产主导着社会的发展，物质的生产很大程度上服从和服务于人自身的生产。一方面，由于人类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口稀少且流动性强，生存率低，大家聚集在一起共同劳动，由此组成了氏族及部落，在这样的前提下，家族共同体能更好地生存下去。另一方面，虽然当时的社会中已经出现了原始的分工与简单的劳动工具，但人们并不能创造出满足生存以外的其他物质资料，因而当时人们不懂得买卖与交易。基于上述两种原因，原始社会的人们主要靠天然血亲关系维系在一起。虽然从本质上看，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的确是物质资料生产，但在原始社会，人们还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人对自然界和人对人的依赖性，人自身的生产也必然占居着主导地位，物的生产只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而已。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由于工人失去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只能将自己当作商品出卖，从而获得生活资料，维持自己的肉体存在。这是一种将人的本质异化为手段的颠倒现象。在异化劳动中，生命的生产不是为了自由自觉的活动，而仅仅表现为满足动物的需求和维持肉体存在。正是为了维持“人自身的生产”，失去了劳动资料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才被迫走进了资本家的工厂。

其次从“物质生产”是“人自身的生产”的动力与保障来看，“人自身的生产”不仅仅是自然物质的过程，同时它也受到社会关系和社会物质状况的约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分析穷人极爱生孩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物质匮乏，他们生出来四个孩子，最终可能只能成活两个，而良好的物质条件能够为人口的繁衍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原始社会时期，人们的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还具有相当程度的自然属性，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已经有了粗浅的分工与简单的生产工具，物的生产依然存在并在相当程度上推动着人自身的生产。到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在社会中的地位也日益提升。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构成了社会的支配原则，在对剩余价值的无穷追逐下，“人自身的生产”服从于资本营利的目的。当资本主义生产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人自身的生产”得到较好物质条件的保障，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着资本生产的顺利进行；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处于萧条时期，由于工厂倒闭或是缩减规模，对人口的需求减少，此时“人自身的生产”就处于受限制的状态。

综上可见，“两种生产”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由于当时所处的时代、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在不同历史阶段，两种生产的作用力此消彼涨，所处的地位、起作用的形式和重要性不同，直接影响了血亲关系与财产关系在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最初的原始社会中，人自身的生产占居着主导地位，相比之下，物的生产只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而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这三种社会形态中，由于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两种生产的核心则转为物质资料的生产。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当进入人的全面发展阶段后，“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1]198此时，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就由物质生产重新转换为人自身的生产了。

因此，对马克思“两种生产”理论的认识与把握必须站在哲学方法论的高度，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社会有机整体，以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整体观为坐标，这样才能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这同时启示我们：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整体高度和思想发展的深度中去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自觉将原理层面的逻辑概括与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原始运用结合起来，自觉将历史层面的阐述与微观具体层面的事实分析和实证材料结合起来，自觉将原理的方法意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发展结合起来，才能避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一叶障目”现象，才能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应具有的理论穿透力和科学真理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M].徐式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