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立言风气的长盛不衰，是中国古代图书业蓬勃发展的深层动力；而科举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古代图书业蓬勃发展的现实动力。这两大动力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去著书，去抄书（印书），去读书，从而推动了中国古代图书业的长盛不衰。从立言风气和科举制度影响的视角来看，中国古代图书业的发展呈现出著者的多元性、内容的丰富性、民族文化与精神的承载性、传播渠道的多样性、读者群体的日益壮大性等特点。

关键词：立言 科举 中国古代 图书业 动力

一般而言，图书业的产生与发展需要三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是有人著书，才完成了图书的流转复制过程——图书业也由此而生。因此，是否有人著书，著出何样之书；是否有人读书，为什么读书。这两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图书业的产生和发展的状况。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图书业长期处于蓬勃发展的状态。促使中国古代图书业发展的原因很多。有学者指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是中国古代“抄书业活动发展的重要动力”。[1]富有见地，但似乎没有一语中的。事实上，不是“三不朽”，而是“一不朽”，即立言不朽的思想，加上中国古代用人制度，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创立，促进了中国古代抄书业的发展。对中国古代图书业发展动力的问题，目前尚有研究的余地。因此，笔者在此不揣浅陋，特发浅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立言是中国古代士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目标

至迟在春秋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已开始重视人生的永恒意义了。这就是著名的人生“三不朽”论。

人生“三不朽”的观念源于《左传》叔孙豹之言。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叔孙豹出使晋国，晋国权臣范宣子迎之，问其何为“死而不朽”。穆叔尚未回答，范宣子就说，我的家族自虞、夏、商、周以来，都是贵族，兴旺发达，应该就是所说的不朽了吧。叔孙豹却说，你这叫做世禄，不是什么死而不朽。所谓的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社，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叔孙豹的“三不朽”，否定了单纯的富贵血脉代代相传的自私自利性的永恒人生观，而强调了人生的永恒社会价值，即在于为社会服务，在于以自己的品德、功业、言论来造福世人。《左传》对人物的评价，无不以“三不朽”为最高准则，从而为人生的意义建立了明确的目标，并以此标准影响着世人的行为。这也是儒家人生价值的核心内容。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深入人心，“三不朽”的人生价值观，不仅渗透到政府多数官员的心中，而且渗透到政府的政治生活之中。从此，“三不朽”成为中国古代士人价值的集中体现。

但是，在人生“三不朽”的价值追求中，立德最难，立功较难，立言最易。原因何在？原因在于立德不仅要克制自己，而且还要身体力行；立功一般需要时机，没有时机，就无法立功；而立言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个人的行为，与外界关系较小。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立德立功要想不朽，就要依靠他人用“立言”的方式记述，如此才可流芳百世。而立言本身就是自己用“言”记述，故而可轻易做到不朽。因此，立言就成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最乐于践行的人生追求。可见，在先秦时期，中国的知识阶层已经摆脱了人生价值纯物欲层面的追求，而更为注重人生价值精神层面的追求。

二、立言风气下的精神价值追求为中国古代图书业的发展提供了深层动力

图书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是要不断地产生新的著述，而要产生新的著述，就要有人乐于从事著述工作。因此，“立言”风气的长盛，实为中国图书业兴旺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如果说先秦还只是立言不朽的初创期的话（孔子述而不作，就可说明当时社会还不太重视著书以显名），那么战国以降，立言的风气则逐渐强劲起来。西汉史家司马迁凭借130卷52万余字的巨著，树立了立言不朽的典范。司马迁声称：“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2]司马迁所说的“俶傥非常之人”，就是以立言而传名后世的人物，意在激励自己，向他们看齐，通过立言而不朽。司马迁也声称：他所著《史记》，意在“俟后世圣人君子” 。[3]所谓“俟后世圣人君子”，实际上是说，希望得到后世圣人君子对他著书价值的认可，即达到立言的不朽。

司马迁的行动为后人树立了仿效的光辉榜样。其后，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立言的价值追求之中。如一代名相诸葛亮，从隆中出山后，生活在忙碌的治国兴兵之中。但是，诸葛亮并没有因此辍笔，他此后20多年的著文，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人格修养等方面，“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4]西晋时，立言扬名的意识甚为高涨，左思凭借一篇《三都赋》，而使“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5]为立言而下苦功者，也代有其人，如唐朝诗人贾岛，为“僧推月下门”和“僧敲月下门”一词的更换，竟然苦思不已。

三、科举制度下追求俗世价值为中国古代图书业的發展提供了现实动力

在中国古代，立言的好处并不仅仅在于世人都去追求人生精神的永恒价值，还在于它具有诸多俗世的好处。这俗世的好处，就是通过立言，可以名利双得。因此，人们已不只把立言当成人生价值追求的终极目标，而是把立言当成追求富贵的手段。

为何立言还具有当世的好处？原因在于，中国古代政府选拔人才的标准虽然要求德才兼备，但是由于德的体现需要较长时间的观察，而才的体现，则可通过立言（上书、对策）的形式，立刻就可以展现出来。因此，无论汉朝创立的察举制度，还是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度，其考核人才的形式多要通过人才的“文章”显示出来。故而世人要追求现实世界的富贵，一个快捷的道路就是先苦读诗书，然后立言，然后通过科举而为官，从而获取富贵。而富贵人家的子孙，要想延续富贵，也要以文守家，重走科举之路。因此，读书的好处，至迟在汉朝已为世人看透。汉朝邹鲁地区就有谚语说：“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2]

如果说汉代的察举与征辟，还是以德为人才选拔第一标准的话，那么，到了隋唐，才的标准便完全突显出来。科举的特点是建立了严格的考试制度，而考试的方式以笔试为主，故而如果没有“立言”的能力，当然难以考得功名。因此，为了取得科举的成功，其唯一的方法就是苦读《诗经》，勤习文章。对于一介平民而言，唯有如此，方有出人头地的可能。因此，科举制度不重出身而重才能的选才标准，极大地鼓励了天下百姓读书的兴趣。科举制度延续到宋朝，真宗皇帝竟公然打出“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旗号，以劝勉天下人攻读诗书。政府如此鼓励世人读书，大兴科举，实为民间读书风气兴盛的强劲动力。而读书风气的强盛，相应地推动了图书业的兴盛。此中环环相扣，因果了然。

四、立言与科举视域下中国古代图书业发展的特点

从立言风气长盛与科举制度创立的视角来观察，我们会看到，中国古代图书业的发展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图书主体即著述者的多元性

商周时期，文化掌握在贵族手中，只有官学而没有私学，能够立言者只能是贵族阶层。春秋以降，学术下移，以士为代表的知识阶层成为传播知识的主体，他们积极开办私学，从而使广大下层人民有了接受知识教育并立言的机会。如孔子招收弟子，并不关心弟子的出身，因此贫寒如曾子者，也照样成了他的弟子。私学的盛行，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可以立言的知识基础。春秋以降的百家争鸣，正是立言之风兴盛的结果。中国古代的立言者，人数众多，依其职业身份，可分为以下多种：

在野士人：这是立言者的主体之一。不少文人未有机会为官或不愿意为官，只好以立言来实现人生的价值，如东汉王符著《潜夫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却把心思用在写诗上，都是希望通过立言而实现人生的价值。

文官：这是立言者的最为重要的群体。文官以文见长，故而在为官之前，常常要通过立言而求官；在其为官之后，还要立言以求不朽。中国古代图书的著者，多数都在政府中担任过一官半职。

皇帝：贵为天下之主的皇帝也常以能立言为不朽的资本。如曹操、曹丕父子，均以写诗见长；唐太宗亲自为《晋书》作史论数篇。又如清朝乾隆皇帝一生写诗上万首。诸如此类，都可透视皇帝立言背后的动机。

武将：文人立言是天职，而武将也不甘落后。如在宋代，重文轻武成为一代风尚。名将狄青因少文而受到社会士人轻鄙。身为武将的岳飞，在战场厮杀之余，不仅做出了豪情满怀的《满江红》，也写出了婉约的《小重山》。还如以勇武闻名的辛弃疾，著文素养也极高，所做之词，成为宋词中豪放派的代表之作。

政府组织的文士：早在三代，政府已成立了专门的历史档案机关，到了唐朝，政府成立了编撰五代史志的机关，开创了官修史书的先河。及到宋代，政府对图书的编撰管理更为重视，政府组织大批人员编修了四大类书。到了明清，政府组织的人员更多，所编撰的图书更为宏大。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堪称举世无双。

权贵招徕的宾客：如《吕氏春秋》《淮南子》，均是集体创作的作品。

而依其立言的真假，又可分为真实立言者和虚假立言者。真实的立言者，即所立之言系自己所著。这是中国古代立言者的主体，但是，还有少数人，才能不备却剽窃他人著述以求立言。如西晋的郭象，就干过偷窃他人著作的事情。《晋书·郭象传》载：“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 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窃取他人之文以为己言的根源在于“趋名尚利[6]”。还如，唐朝刘希夷所写《代悲白头翁》一诗中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联，尚未传世。传说宋之问见而求之，希夷先是答应，后不与，之问怀忿，竟杀之。《大唐新语》载：刘希夷“为奸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7]”

以言行关系划分，还可分为言行合一者和言高行卑者。言高行卑者如北齐的魏收，在撰《魏书》之时，“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8]”故其书成，号称秽史。还如唐代的诗人崔颢，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楼”之诗而闻名天下，连诗仙李白到了黄鹤楼前也叹息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前头。”可是崔颢有才无德，据载：颢以色娶妇，色衰即弃而另娶，如是再三。

此外，還有以传播宗教为目的的道教徒和佛教徒等，他们的立言，与以上立言者的价值追求有所区别，应另当别论。

总之，中国古代的立言者，林林总总，不可胜计。大体来说，多受到立言不朽思想和科举制度的深刻影响。因为立言可以满足他们对人生价值的永恒追求，科举可以满足他们对人生价值的现实追求。

（二）立言内容即图书内容的丰富性

首先表现为图书种类的丰富性。如上所述，立言风气和科举制度实为图书业发展的两大动因。由此造成想读书的人越来越多，对图书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故而，如何复制图书就成为社会必须解决的一大问题。显然，在造纸术出现之前，由于文字载体的局限，能够读书者不会太多，而当造纸术成熟之后，能够读书者逐渐增多。因此，到了南北朝时期，佣书业便兴旺发达起来。佣书即为雇佣人抄书。一些下层士人，为生计，便从事这一职业。抄书，有阅读目的，也有收藏目的。[9]不过，收藏的最终结果还是为了让人阅读。及印刷术发明之后，对书籍的复制效率大大提高，中国古代图书的复制，便从手抄时代进入到印刷时代。从此，图书的传播量巨增，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不过，佣书业并未退出历史舞台。手抄与印刷的并行，使得图书复制的数量更大了。

中国古代图书数量的庞大，不只表现在复本繁多上，还表现在图书种类的繁多上。汉朝刘向所撰《七略》，已把当时所见的图书分为6类，即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自秦始皇焚书，到汉末董卓之乱，五胡乱华，梁元帝江陵焚书，再到隋末之乱，书厄屡现，实为中国中古时期图书业的不幸。但到唐人修《隋书·经籍志》时，竟然还著录了1065部，12759卷图书，可见当时图书种类之丰富。此后历经唐宋明清，图书业的发展更为迅猛。如宋朝所编四大类书，《太平御览》凡1000卷，《太平广记》凡500卷，《册府元龟》凡1000卷，《文苑英华》凡1000卷；明朝所编《永乐大典》，收录图书竟达22877卷；清朝所编《四库全书》，收录图书达3503部，79330卷；存目书6819部，94043卷。如此庞大的图书种类，实为世界其他任何国家不可比肩。

其次表现为图书内容的丰富性。中国古代图书内容自《隋书·经籍志》确立为经史子集四部之后，延续至今。四部之内，又细分了许多小目。经是儒家之作，史是历史之作，子是诸子著作，集是个人文集。因此，内容十分丰富，图书内容以人文学科知识为主，同时兼有自然科学知识，堪称东方文化渊府。为什么中国古代立言的内容如此丰富？这是因为，春秋时期的立言，以探究人生意义为指导，故而重在人的行为示范伦理的探讨。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维的对象便开阔起来，发现无论是对社会的探究，还是对自然界的探究，只要能服务人类社会，都可以达到立言不朽的目标。故而，无论是李白的诗还是苏轼的词；无论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还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所有的著者，都实现了立言不朽的目标。

（三）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承载性

中国古代图书种类和数量的繁多，证明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达，这些图书是中华文化的物质载体，承载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无论是社会科学的，还是自然科学的，都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道路，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瑰宝。因此，中国古代繁荣的图书业，为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立言不朽，无疑是一种高尚的追求。这种价值追求，从总体上讲，并没有因为立言者本人的死亡而消失，相反，却因为立言者本人的书写而变成了图书，从而储存起来，并通过图书这个载体，超越时空，传播无穷。因此，中国古代的图书，实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传播延续的载体，彰显了中国古人的精神财富。所谓“以天下为一家”（《礼记·礼运》），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坤卦·象传》）；所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乾卦·象传》），所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论语·学而》）；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论语·告子下》），凡此等等，以及大量的优秀人物，感人的故事，均系立言中即中国古代图书中的极品，堪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实证。因此，中国古代的图书业，承载和储存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内容，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播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四）图书传播渠道的多元性

在立言不朽风气和科举制度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古代图书的传播渠道形成了传播主体的多元性和传播渠道的多元性特点。大致说来，传播主体和传播渠道有如下四种：

第一是政府渠道。政府通过国家的力量，对图书进行搜集和抄写工作，或者进行刻印，并进行传播。秦朝的御史大夫掌管國家图书。汉承秦制，御史大夫一直掌握国家图书。汉桓帝时，在中央设立秘书监，从此，政府有了掌管国家图书的正式机构。与此同时，汉政府为了传播文化，对重要图书进行刻石，如《熹平石经》，就是汉政府在洛阳所刻的儒家经典。此后各朝，政府对图书的传播作用更大。

第二是家族渠道。这是中国古代图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家族对图书传播的力量，魏晋南北朝以降，表现者非常突出，这是因为许多家族以读书为立身之本。如魏晋南北朝形成的士族，多有家学渊源，他们为图书的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三是以教书为业者渠道。他们求学立功无路，只好以教书为生，从而为图书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第四是商人渠道。商人以图书为商品进行贸易活动。宋代书商兴起，出现了图书“发行渠道的多样性”的特征。[10]明清以降，印刷业发展快速，书商阶层兴起，他们为图书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五、读者群体的日益壮大

汉魏六朝时期，读书群体主要集中在士族大家之内，到了隋唐，读书群体逐渐下移，众多庶族地主登上了科举的舞台。唐末，黄巢起义，对士族打击沉重，再经过五代动乱，世家大族不复存在。到了宋代，社会下层人民的读书风气日渐高涨，劝学之音甚嚣尘上，如汪洙的《神童诗》说：“天子重英豪杰，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如此激励，怎不令社会读书风气日炽一日？加以宋朝取士远大于唐朝，这使得生活在宋朝的读书人幸逢“黄金时代”，当然欣喜若狂。据统计，当时民间开办的书院多达数百所。在书院中，不仅有鸿学硕儒主持教学，而且规模大，学舍多，求学者众，有的甚至达千余人。[11] 勤读者夜以继日，苦读者划粥断齑。著名者如范仲淹的苦读经历，最为让人感佩。当时吴越、闽、蜀之地，许多家庭以著书为荣，以读书为乐。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继续发展，印刷技术更加成熟，整个社会读书风气依然浓厚，社会读书群体继续壮大。而社会读书群体的壮大，则又推动着图书业的进一步发展。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至迟在春秋时期，中华民族已阐明了立言是实现人生永恒价值的方式。立言不朽的价值追求，是推动中国古代图书业发展的永恒动因；中国古代用人制度尤其是科举制度重视读书立言的用人特点，是推动中国古代图书业发展的现实动因。时至今日，立言不朽的永恒价值追求与读书建功的现实价值追求，依然推动着中国各个群体去读书，去著书，从而又推动了图书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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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世忠.论古人的抄书[J].兰台世界，2011（03） .

[10]豆敏.宋代图书业繁荣原因探微[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0（11）.

[11]张全民，张舜.宋代的读书风气和高雅境界[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9（01）.

（作者简介：陈小琼，女，研究生，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南海文化博物馆，文博馆员，研究方向：博物馆、黎族文化）（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