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权

一

广州华林寺藏有佛门圣物——舍利，此事在清初南海陈子升(陈子壮弟)的《盂兰盆日西来庵舍利》诗中本有反映，其诗云：“金作浮图藏舍利，师僧请出众人观。生天直用时时切，消业回思世世难。惊眼威神灯外转，彻心悲涕水中寒。病身礼罢空行院，为指芭蕉在药栏。”①陈子升：《中洲草堂遗集》卷十四，香港：何氏至乐楼1977年影印《粤十三家集》本。不过此诗一向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华林寺所藏舍利是到了现代才偶然被发现的。

广州华林寺是清顺治年间愚关和尚宗符智华在西来庵旧址开辟的，道场建立后名声日隆，最终发展成了邑中名刹，位居“羊城五大丛林”(光孝寺、六榕寺、华林寺、海幢寺与大佛寺)之列。但是在民国十二年(1923)时，广州市长孙科为了给大元帅府筹措军饷，忽然宣布变卖全市的“公产”，广州城内的所有寺院，除六榕寺因方丈铁禅和尚与孙科交情不错而获豁免之外，其余均被没收，华林寺亦莫能逃过厄运。当时寺僧罄其所有，才以3000块大洋的代价赎回了寺内的“龙天常住”(用作僧舍与库房)与五百罗汉堂，寺院内的其他建筑——包括大雄宝殿、天王殿、祖师殿、大悲阁、钟鼓楼等——悉数被拆。经此毁寺事件后，原先竖立在华林寺中的一座六面七层白石塔便成为了西来正街的街心建筑。[注]葛定华：《西来初地华林寺考访记》，广州华林寺编《达摩禅学研究》上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3年，第2页。1965年广州市政部门决定将其迁移到解放北路的兰圃。工作人员在拆卸石塔时意外发现塔中有一个长方形的石函。根据当时的记载，石函内有一个为松香封裹的扁方木盒，盒盖上有“佛舍利”三个红字。木盒内还藏着一个方铜盒，盖上镌着以下文字：

图1 瘗藏舍利的广州华林寺六面七层白石塔

大清康熙辛巳孟秋华林寺主持沙门元海敬合锱素捐资建白石浮屠，奉安释迦如来真身舍利二十二颗。其中央莲花所藏一颗，即系金轮峰分出；余十莲花环贮，其来处栖贤居多，然莹洁相类，知俱如来舍利无疑。后世倘启函，当尊重，幸毋亵慢。慎之！

盖的里面亦有刻铭：

释迦如来舍利赞：“法身常住，究竟坚固，莲花藏海，主中之主。”华林比丘元海熏沐稽首题。[注]黄汉纲：《漫谈华林寺及其佛塔舍利》，《荔湾风采》(荔湾文史第四辑)，广州市荔湾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1996年。

铜盒底部散置有38颗珍珠、3颗琥珀珠、1块沉香木。沉香木上压着一个全身刻满莲花和点纹的圆银盒，盒盖上刻有七个梵文，意思是“佛如来真身舍利”。银盒里盘绕着一枝银质复瓣莲花，共11朵，每朵中间都有一个加盖的莲房，里头共装着22颗细小如豆、颜色各异的舍利。这些物品最先由宗教管理部门保管，后来又被移交给园林局，其下落长期不为人知。“文革”以后，经宗教界、文化界人士在省、市政协会议上反复呼吁，到1994年12月10日，白石塔被回迁华林寺内。1996年11月20日，珍珠、舍利等物亦被送归华林寺(不过珍珠、舍利各少了1颗)。现在白石塔被筑立在华林寺的西北端，与山门正对，玲珑典雅的塔身保存完好，舍利等物也瘗在其中。

图2 石函中的方铜盒

根据铜盒的铭文，可知华林寺的白石塔是为奉安舍利而于康熙四十年(1701)建造的，主事者是华林寺的比丘元海。对元海的生平事迹，知者甚罕。笔者通过考索文献，发现在迹删成鹫所撰《鼎湖山志》卷五《耆硕人物第九·承嗣禅宗耆宿》有如下记载：“铁航和尚，讳元海；原名心如，字不似。云顶戒，宗符和尚法嗣。”[注]释成鹫：《鼎湖山志》，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76页。同卷《诸方阐化耆宿》又有如下记载：“铁航和尚，阐化于广州。继席华林，第三代。有《语录》。”[注]释成鹫：《鼎湖山志》，第80页。同卷《愚关和尚传》说愚关有“嗣法弟子四人：元觉、元海、元印、元旻”[注]释成鹫：《鼎湖山志》，第85页。。卷六《登临题咏第十一》收有元海作《哭栖老和尚》等诗六首，注谓“华林元海，字萨云，嗣云门”[注]释成鹫：《鼎湖山志》，第114页。。迹删《咸陟堂文集》卷十四《与华林方丈书》又谓：“次年辛亥，师翁主席云门，老叔台方承法乳，后返华林，识翁、天翁相继受嘱。”[注]释成鹫：《咸陟堂集》(二)，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第191页。综合这些资料，可知元海，字萨云，号铁航；原名心如，字不似。受具于肇庆鼎湖山庆云寺栖壑和尚离际道丘，与法兄离幻元觉，法弟识此元印、天藏元旻同为愚关和尚宗符智华的法嗣。在《鼎湖山志》卷五《耆硕人物第九·承嗣禅宗耆宿》，可查到铁航有四位法嗣，分别是而卓一犖、绍昙光瞿、远辉光达与定澜光柱。康熙二十年(1681)其法兄石洞和尚离幻元觉圆寂，他以愚关和尚第二法嗣的身份继主华林法席，成为该寺的第三代方丈。对铁航继主华林法席之事，迹删在自传《纪梦编年》中有如下记载：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石洞示寂，“大众公推，承主法席，追忆前嘱，坚辞而退。众知不可强，敦请报资旷老人为处分。合山眷属公议通省，当路绅衿参稽典故，皆主兄终弟及之例，先师后，序及云门铁公。先是，铁航法叔已受先祖翁分嘱住持云门，先师长子，承居旧席。……众议既定，遂请云门继席。三年退院，序及识此印公，次天藏旻公”[注]释成鹫：《咸陟堂集》(二)，第312-313页。。据此可悉，铁航在任华林寺三代方丈前，曾遵其师愚关之嘱住乳源云门寺。佘锡纯《语山堂诗钞》中有《闰三月同颜悔斋明府黄汉人李捷先过华林访铁航和尚适定澜大师还自香山得六鱼》一首，同氏《白侍亭诗钞》又有《夏日同诸子过华林访铁和尚》、《送铁和上归华林》、《初冬同铁航和上梁巨川暨定崖大师鹤峋智峰上人集西山草堂》三首，这些诗作都印证了铁航曾任华林方丈的事实。何栻《南塘渔父诗草》卷上《华林大悲阁落成登眺呈铁航和尚》诗有“登临目远堪留客，结构心劳不碍禅”之句，更证明华林寺大悲阁是在他的主持下建造的。据迹删所记，按当时公议，铁航主持华林法席期满三年须退院，由法弟识此继席，又三年再由另一法弟天藏继席，但这个公议在实际中似未获贯彻，因为至少在华林寺建造舍利塔的康熙四十年(1701)，铁航仍主寺事。[注]华林寺现任方丈光明法师说：“当时的住持离幻大和尚采用肇庆七星岩白石砌成舍利塔”(释光明《广州市华林禅寺正史概况》，广州：华林寺《华林禅源》2015年第1期)，其说也与历史不符。华林寺佛舍利铜盒之铭文证明，白石塔是在铁航和尚萨云元海的主持下建造的，其时离幻元觉已示寂二十年。

华林寺白石塔所藏舍利，铜盒铭文称“俱如来舍利无疑”，中国佛教协会已故会长赵朴初居士也鉴定为如来真身舍利，未见有人提出过异议，其实不然(详见下文)。对这些舍利的来历，则众说纷纭，但从无学术层面的论证。例如，《人民日报》2003年10月16日所刊署名文章《广州华林寺珍藏21粒罕见释迦牟尼舍利》称，“华林寺的舍利，有的资料便认为是达摩初到中国时携来的”，“华林寺在历史上的地位极高，康熙曾专门拨款给华林寺，舍利子有可能是在那时一起送来的”。华林寺现任方丈光明大和尚在《广州市华林禅寺正史概况》一文则说，“入清，由于顺治帝崇信佛教，十分敬仰达摩祖师来华驻锡的第一道场，……为了稳定南疆政局，祈祷大清国泰民安，再恩赐22颗舍利子于寺供奉；康熙帝亲政后，又下御旨给华林禅寺特建舍利殿供奉佛舍利”[注]释光明：《广州市华林禅寺正史概况》，广州：华林寺《华林禅源》2015年第1期。。对这些说法，我们只能理解为“行方便门”，其本身并不足采信。达摩来华未携有舍利，这是人所共知的；顺治“恩赐”华林寺院舍利、康熙“下御旨”在华林寺建舍利殿若真有其事，人们也不至于迟至1965年迁塔才意外发现这些舍利的存在了！

另外一个方面，因为华林寺无山志传世，而历史文献也很难寻得到相关记载，所以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的学者们便认定要解决华林寺所瘗舍利的来源问题几无可能。比如2003年10月28日发表在新华网的一篇文章《21粒舍利重回广州华林寺 丢失一粒成难解之谜》(文末标明来源于《南方都市报》)，便把舍利是如何传到华林寺的、它们是否全是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丢失的那颗舍利在哪里，说成为“三大谜团”。[注]http://news.sina.com.cn/c/2003-10-28/10101007543s.shtml.的确，这些舍利自面世以来，对它们的来历，学术界一直无所作为。

图3 银圆盒内摆放的舍利

二

要破解“谜团”，就必须依靠文献资料。这项工作的确具有相当的难度，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完成。其实关于华林寺塔瘗舍利的来源问题是有线索可寻的。线索何在？就在安放舍利的铜盒中！铜盒铭文已交待：“其中央莲花所藏一颗，即系金轮峰分出；余十莲花环贮，其来处栖贤居多。”

舍利也称舍利子，是梵语Sarirae的音译，它是僧人遗体在茶毗(火化)过程中形成的结晶物，如来真身舍利则是释迦牟尼涅槃后茶毗形成的结晶物。根据原始佛教经典《长阿含经》记载，世尊在拘尸那迦城娑罗林双树间涅槃后茶毗，遗体在火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八斛四斗舍利，当时共被分成八份，由八王供养。而《阿育王传》记载，佛灭度百年后，阿育王曾将当时存世的佛舍利收集在一起，共建造了八万四千个宝塔供奉。《魏书》卷一百一十四《佛老志》云：“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燋，或有光明神验，胡言谓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宝瓶，竭香花，致敬慕，建宫宇，谓为‘塔’。塔亦胡言，犹宗庙也，故世称塔庙。于后百年，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释迦虽般湼盘，而留影迹爪齿于天竺，于今犹在。中土来往，并称见之。”[注]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28页。明高僧憨山德清撰《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二十五《庐山金轮峰释迦文佛舍利塔记》云：“舍利乃戒定之余熏，凝四大所成者。以其血肉毛发齿骨之不一，故有五色之异。其体坚刚，能贯金石，光明夺目，超越世宝，有坚凝而不动者，有流动上下、其状变化不一者，盖各随感而然也。”[注]释德清：《憨山老人梦游集》(上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468-469页。由于如来真身舍利为世尊法身所化，因此世界各地的佛教徒都把其视为无上圣物，认为真身舍利所在即释迦牟尼法身所在，获得真身舍利即能结下值佛闻法的因缘而成就菩提。正如《金光明经》卷四《舍身品》所言：“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注]刘鹿鸣：《金光明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63页。又如《大智度论》卷五十九所言：“供养佛舍利，乃至如芥子许，其福报无边。”[注]释弘学：《大智度论校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65页。中国民间也有目睹舍利一眼安康三年、虔诚躬拜富甲三代之说。大概在东汉时代，佛舍利即由梵僧传入中国，中国最早的佛教编年史、南宋祖琇的《隆庆佛教编年通论》卷一载，永平七年(64)，沙门迦叶摩滕曾对汉明帝说：“按天竺金藏诠所志，阿育王藏如来舍利于天下，凡八万四千所。今支那震旦境中，十有九处。”[注]释祖琇：《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卷一，《新编卍续藏经》第13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后来又有华僧陆续远赴天竺请回佛舍利。如《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载玄奘和尚回国时曾请得佛肉舍利150颗，《宋高僧传》卷一载义净和尚归朝时曾携回如来真身舍利300颗。这些佛舍利曾被分藏于全国各地的名寺大刹之中。岭南最早瘞藏如来真身舍利的寺院是广州宝庄严寺，南朝梁武帝大同三年(537)，为供奉昙裕和尚从扶南(今柬埔寨)请回的佛舍利，该寺曾建木质舍利塔一座，事见王勃撰《宝庄严寺舍利塔记》[注]《文苑英华》卷八百五十二 ，《古俪府》卷四、卷八，《王子安集》卷十六，《全唐文》卷一百八十四等均有载。。

铜盒铭文提到的金轮峰位于江西庐山南麓，在今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已易名庐山市)境内，峰下为江右名刹——归宗寺的旧址。根据祖琇撰《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卷三记载，前秦苻坚永兴元年(357)，曾有梵僧佛陀耶舍从天竺来中国，在姑臧受到秦王的欢迎。后耶舍尊者“游匡山，为远公慧远所重。躬自负铁于紫霄峰顶铸塔，以如来真身舍利藏其中，今存焉”[注]释祖琇：《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卷三，《新编卍续藏经》第13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所谓在“紫霄峰顶铸塔”，实际上是在紫霄峰(海拔1192米)下半山腰如笋独立的金轮峰(海拔720米)顶铸塔。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归宗寺僧修慈冶铁铸浮屠十三级，欲重瘗这些如来真身舍利。憨山《庐山金轮峰释迦文佛舍利塔记》记其事：

乙卯春，慈秉师遗命，冶铁铸浮屠十三级，重开塔藏。见舍利数百粒，五色宝光，眩曜人目，瞻见者敬礼，无不感悦。是年秋九月安藏之期，山谷震吼如雷者七次，闻者皆知其为舍利瑞也。慈恐铁易薄蚀，外以磁灰米汁，捣而护之，取坚密可垂久也。[注]释德清：《憨山老人梦游集》(上册)，第469页。

人们所以“见舍利数百粒”，是因为修慈在重开塔藏时不慎弄破了其中一个安放舍利的瓶子(总共三个)。因舍利露出，才出现了“五色宝光，眩曜人目”的景象。肇庆鼎湖山庆云寺三代方丈石门和尚湛慈传謜《鼎湖山庆云寺铁浮图碑记》载：

本山铁浮图所藏四颗(舍利)，由昔耶舍尊者入自西域，见神州瑞气贯天，知有胜地。寻迹江右匡庐，得金轮峰，遂还请三瓶至此，塟而塔之。后塔圮，重修，掘破一瓶，人因夺焉。以有展转而珍藏者不一，于是憨山大师得数颗焉，予先师栖和尚又得四颗于憨之门人。师欲功德公于群情也，顺治丁酉奉舍利而瘗鼎湖，捐衣钵资建之殿上，崇塔以铁，塔铸禅山。塔归之日，师早闻天乐鸣空，移时方歇，灵感又如此。[注]释成鹫：《鼎湖山志》，第79页。马呈图纂辑《(宣统)高要县志》卷二十四《鼎湖山庆云寺铁塔浮图释迦如来舍利缘起》条案文字略同。

根据上文所载可悉，瓶破之后，许多人都抢夺舍利，其中有数颗因某种因缘而落到了憨山手里。庆云寺后来藏有四颗出自庐山金轮峰的如来真身舍利，它们是该寺的开山主法栖壑和尚从憨山的传戒弟子手中获得的。栖壑是庆云寺的开山祖，名道丘，字离际，号栖壑。他是于什么时候从憨山的那位弟子的手中获得这四颗舍利的，《鼎湖山庆云寺铁浮图碑记》未具体记载，不过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肇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肇庆文化遗产》一书提供了答案：

明代憨山大师得到几颗(舍利)，广东肇庆鼎湖山庆云寺第一代住持栖壑和尚于崇祯四年(1631)从憨山的传戒弟子道独宗宝大师得到4颗。[注]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肇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所编的《肇庆文化遗产》，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284页。

陈泽泓著《广东塔话》第二部分《扑朔迷离的佛舍利塔》[注]陈泽泓：《广东塔话》，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27页。、刘伟铿编著《岭南名刹庆云寺》中《文物与古树名木》一节[注]刘伟铿：《岭南名刹庆云寺》，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2年，第158页。也都有相同的记述。遗憾的是三本书都没有交待材料的原始出处，故笔者不知其说所本。宗宝大师即下文将要提及的天然和尚的师父，名道独，字空隐，是曹洞宗博山系无忌元来的法嗣。他似无参学憨山的经历。憨山所得舍利为何会在他的手中不得而知，不过他把这些舍利转交给栖壑却是不让人感到奇怪的。据迹删撰《初代开山主法云顶和尚年谱》载，栖壑曾“事憨山大师于宝林(曲江南华寺)”[注]释成鹫：《鼎湖山志》，第33页。；栖壑也曾在《请庆云禅院碑文由状》说自己“闻大知识憨山和尚谪戍岭南，演扬正法，道丘景慕日深，踊跃欢喜，愤愤然有参方请益之志。竟辞师亲，往游南都，遍参讲肆，深慕教乘”[注]释成鹫：《鼎湖山志》，第28-29页。。李觉斯撰《栖老和尚塔铭》则说栖壑“年十七始从碧崖师薙发，侍憨山大师于宝林，博习内外典，悉领义趣，山深器之”[注]释成鹫：《鼎湖山志》，第39页。。圆捷一机撰《开山主法栖老和尚行状》更具体记载：“(栖壑)继侍憨山大师于宝林，内外典籍，深达枢要，憨甚器之。既而叹曰：‘出家务明心地，文字相中岂究竟法耶？’于是辞憨度岭，时年二十有一。憨嘉其行，送以偈曰：‘汝持一钵曹溪水，去洒诸方五味禅。莫道老憨能说法，如今不值半文钱。’”这些材料都说明栖壑曾有过在憨山身边参学的长期经历，当时深受憨山器重。《初代开山主法云顶和尚年谱》又载，栖壑四十二岁那年“复出岭参博山，密受记莂”[注]释成鹫：《鼎湖山志》，第33页。。《开山主法栖老和尚行状》说，栖壑于“丁卯春复往江右，执侍博山无异和尚”[注]释成鹫：《鼎湖山志》，第35页。。栖壑则在《请庆云禅院碑文由状》中说自己“后获亲博山和尚，耳提面命”[注]释成鹫：《鼎湖山志》，第28-29页。；在《栖老和尚自序》中说自己“深慕禅宗，复往博山，亲见无异和尚，再求证戒。执侍数年，蒙耳提面命”[注]释成鹫：《鼎湖山志》，第34页。。这些材料证明栖壑也是博山的徒弟，与宗宝同出一门(所以一个叫道丘，一个叫道独)。把憨山之所得传给憨山之弟子，理所当然；同门之间授受圣物，亦合乎逻辑。在圆捷撰《开山主法栖老和尚行状》中，有“明年辛未(崇祯四年，1631)十月念一，襄葬(博山)事毕，乃出山，顺入匡庐，会同参宗宝禅师于金轮。冬杪归广州，闻者争谒”[注]释成鹫：《鼎湖山志》，第36页。的记载，庆云寺所藏如来真身舍利，想必就是在法弟兄二人的这次庐山金轮峰会面中被栖壑请回来的。

栖壑曾于顺治十四年(1657)把从金轮峰所得的如来真身舍利入瘗鼎湖。26年后，时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庆云寺曾有过一个将这些舍利重瘗的举措。石门和尚撰《鼎湖山庆云寺铁浮图碑记》记其事：

其至康熙癸亥，比丘觉兴[注]释成鹫：《鼎湖山志》卷五《耆硕人物第九·专修净业耆宿》：“觉兴长老，讳成隆，顺德人。” 第78页。、圆捷[注]释成鹫：《鼎湖山志》卷五《耆硕人物第九·通达禅教耆宿》：“圆捷老师，讳一机，番禺人。” 第79页。顾塔殿湫隘，且不甚庄严，白草堂和尚募重新之。高且深阔，前后布置，麤有可观。[注]释成鹫：《鼎湖山志》，第136-137页。

迹删《鼎湖山志》卷一《殿阁堂寮第三》记载，在这个新造的七层浮屠中奉安的如来真身舍利与栖壑当年的所得相同：“(浮图殿)在毗卢阁后。中奉铁浮图一座，七层，内藏如来舍利四颗，从匡庐金轮峰分得。”[注]释成鹫：《鼎湖山志》，第18页。

若干年前，笔者曾在庆云寺大雄宝殿旁的一个偏殿亲瞻过该寺所藏的舍利，总数确为四颗，与文献所记相合。当时寺院人员告诉笔者，四颗舍利都是佛舍利。原本还有一颗，“文革”中有省中大员来寺视察，把舍利拿在手上目验，不慎将其中一颗掉到了地上。在场人员当即寻找，居然不见踪影！当时笔者听说此事，并没有在意其中所存在的问题。现在想来，事故发生时寺院有不少人在场，其事当非杜撰；然而舍利落地不见之事果若属实，那庆云寺所藏如来真身舍利岂不是比文献所记多了一颗？

带着这个令人费解的问题，笔者对相关文献做了一番爬梳，结果有令人兴奋的发现！在石门撰《鼎湖山庆云寺铁浮图碑记》的末尾，笔者看到了以下文字：

丁酉，塔下所瘗者，无乃四颗。起癸亥，则附禅朗比丘得于栖贤者数百颗同瘗，另贮玻璃瓶、小铜塔，镌石识之。[注]释成鹫：《鼎湖山志》，第137页。

文中的“无乃”二字引起了笔者的特别注意。在古汉语中，“无乃”表示委婉的测度，意为“恐怕是”、“应当为”。《论语·雍也》就有“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注]阮元：《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7页。之语。传謜在“四颗”之前加上“无乃”二字，显然是想表达心中存有的某种疑惑。疑惑什么？莫非在栖壑于顺治十四年(1657)将如来真身舍利初瘞于鼎湖时，数量是四颗；而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比丘觉兴、圆捷重瘗这些舍利时，已不足其数？

有趣的是，笔者的猜测居然获得了《肇庆市文物志》所载文物普查材料的证实！

庆云寺舍利

上述文物普查材料清楚记录了这样一个事实：康熙二十二年(1683)觉兴与圆捷两比丘重瘗时庆云寺院藏如来法身舍利时只剩下三颗，后来补入的两颗其实是高僧舍利。寺院方面所以这么做，用意大概是想让小铜塔里的舍利数量与文献所记契合。事实上，今天庆云寺在对外宣传时，也一直宣称它们都是“佛舍利”。

三

现在让我们回到关键问题上：庆云寺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将寺藏如来真身舍利重瘗时，为什么会少一颗？它去了哪里？

笔者断定，庆云寺藏的四颗如来法身舍利所以少了一颗，是因为有人在重瘗它们时做了手脚。那颗舍利其实并没有丢失，它就是华林寺白石塔里的方铜盒盖上所说“中央莲花所藏，即系金轮峰分出”的那一颗！

读者先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如来真身舍利本来就珍贵至极，而出自庐山金轮峰者更是少中又少，一般寺院如无特别机缘与特殊渠道，绝无获得的可能！现在的“案情”是，肇庆鼎湖山庆云寺本有四颗来自庐山金轮峰的如来法身舍利，康熙二十二年(1681)重瘗时不可思议地少了一颗；而广州西关华林寺却在康熙四十(1701)之前冒出了一颗，而且这颗舍利在塔藏时被明确说“系金轮峰分出”，可是主事者却没有(实际上是不敢)说明是如何“分出”的。事情不是很蹊跷么？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探究华林寺与庆云寺在当时的关系，便会相信舍利一失一得并非“巧合”。根据清宣统《南海县志》卷十三《金石略》二载石洞撰《华林寺开山碑记》，华林寺是愚关于顺治十二年(1655)在达摩“西来初地”——广州西来庵的故址上开辟的，愚关从此年始到康熙十年(1671)止共在该寺主法十七年。其法孙迹删记述，愚关年“二十行脚入粤，二十五谒云顶老和尚圆具”[注]释成鹫：《鼎湖山志》，第85页。，这就是说他是庆云系的僧人。华林寺二代祖石洞于康熙十年(1671)以愚关长子身份继主华林法席，至康熙二十年(1681)共在华林主事十年。而据《鼎湖山志》卷五载陶璜《石洞幻和尚传》及《罗浮山志会编》载宋广业《石洞禅师传》记载，石洞先在鼎湖山礼愚关老人得度，后从棲壑受具，最后成为愚关的法嗣，也是庆云系僧。因为愚关、石洞都是庆云系的重要角色，所以他们在《鼎湖山志》中均有传。华林寺三代方丈铁航在康熙二十年(1681)石洞圆寂后继主华林法席，至少到康熙四十年(1701)华林寺奉安舍利时仍在任。他从云顶老人受具足戒，是愚关的第二法嗣，同样也是庆云系僧。从华林寺前三代方丈的出身背景读者可悉，华林寺与庆云寺在清初关系相当密切，可以这么说，它们地属两府，实为一家。正是这样一种特殊关系，使得如来真身舍利有了从庆云寺流向华林寺的条件与可能。需知其他系统的僧人是不可能对这些珍贵的如来真身舍利动手脚的。

那么在华林寺的前三代住持中，是谁把这颗珍贵的如来法身舍利从庆云寺秘密转移到华林寺的呢？笔者断定不是别人，正是铁航！为何这样判断？因为栖壑所得的四颗如来真身舍利在顺治十四年(1657)就已入瘗铁塔，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觉兴、圆捷“白草堂和尚募重新之”之前，它们是处在密封状态的，任何人也不可能接触得到。而华林寺的初代方丈愚关、二代方丈石洞主持法席的时间分别为顺治十二年至康熙十年(1655-1671)与康熙十年至康熙二十年(1671-1681)，在此期间他们显然不可能有接触舍利的机会。铁航康熙二十年(1681)接主华林法席，至少康熙四十年(1701)还在任，庆云寺法身舍利的失踪与华林寺法身舍利的出现都在这二十年当中，对舍利做手脚的嫌疑人舍他其谁？行文及此，笔者不得不指出，较诸师父愚关与法兄石洞，铁航的品德其实是有欠高尚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他曾刻意改窜惠州准提阁方丈雪槱真朴所撰石洞禅师塔铭，把石洞由自己的法兄说成是自己的“法弟”，此事曾引起石洞门人迹删的强烈不满，法叔侄以至于围绕伦序问题而展开了一场非常激烈的论争。在论争中迹删曾指铁航指使他人倒置塔铭文字，埋伏陷阱，“掩鹫以不知，赚之下笔，执作凭据”[注]释成鹫：《咸陟堂集》。。笔者曾有文《清初僧诤记补(二则)》[注]载张荣芳、戴治国主编《陈垣与岭南——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197页。论其事。就个人操守而言，他有转移庆云寺藏如来真身舍利的行为并不让人感到奇怪。至于他转移如来真身舍利是个人独为，还是与人交结而为，则又需加分析。就事理而论，笔者更愿意相信，那颗真身舍利从庆云寺被转移到华林寺，是铁航与重瘗舍利的两位(或其中一位)主事者合谋的结果，因为庆云寺在康熙二十二年(1681)重瘗真身舍利时铁航已出主华林寺，本人未必在庆云寺，就是在庆云寺中也未必有做手脚的机会；如果没有重瘗工程的两位(或其中的一位)主事者暗中配合，铁航必难售其私。觉兴似没有什么文字留下；圆捷是庆云寺的六代方丈，有《涂鸦集》传世。笔者注意到，在《涂鸦集》的《书问卷上》，有写给“铁兄和尚”的书信三封；在《涂鸦集》的《文部·启》，有《贺华林铁航兄八十开一荣远启》与《复铁航兄和尚贺住持鼎湖启》；在《涂鸦集》的《文部·杂著》，有两篇文章在末尾有“华林和尚评曰”的字样。一部不是很厚的《涂鸦集》，便有这么多与铁航相关的文字，可见二人关系之“铁”，因此圆捷与铁航交结的嫌疑最大。需说明的是，转移舍利一事无论是铁航个人独为还是铁航与人合为，都不是光明正大地进行的，否则石门和尚就不至于为舍利少了一颗而感到疑惑了，而《鼎湖山志》卷一《殿阁堂寮第三》也不至于糊涂地说铁浮图“内藏如来舍利四颗”了。

四

另外21颗(现存20颗)铭文注明“其来处栖贤居多”的舍利，其出处亦与庐山相关。栖贤即栖贤寺，地在庐山汉阳峰和五老峰下, 是庐山山南的“五大丛林”(海会寺、栖贤寺、万杉寺、秀峰寺、归宗寺)之一，在清初是曹洞宗华首台派的道场。该派的开派者是上文提到的宗宝，核心人物则是其法嗣天然和尚丽中函昰。栖贤寺的舍利，是天然的第二法嗣石鉴今覞于康熙六年(1667)四月辟地扩寺时在寺院附近的三峡桥(也称观音桥)以西意外掘得的，其事在天然《瞎堂诗集》卷三《栖贤舍利塔》诗序中有载：

康熙六年丁未夏六月，在家门人古薪唐郁文从燕邸南还，过匡山栖贤，持西堂石鉴覞子书，报本夏四月初旬于石桥之西麓下得舍利无数，极大如豆，极小如菽，皆五色荧彻。玻璃瓶载以瓦函，函上小石刻“皇宋咸平庚子岁建此舍利塔”十二字。因无佛世尊字，疑为诸祖、善知识阇维所获。向传佛舍利有五色光灿，铁椎，上下俱陷，馀即不及。乃大慧禅师亲见真净文公与佛无异，此为不可辨识。余谓辨在石刻单写舍利塔字，若诸祖及善知识，则应为某禅师舍利。此为佛无疑也。盖耶舍尊者自西晋[注]应为东晋。负铁金轮至，明天启间归宗半偈因修塔误出舍利， 此在宋咸平之后。然耶舍来匡山，曾驻锡数载，安知无随身供养，别请坐塔者？又铁轮阿育王，建八万四千塔，役使鬼神，一日一夜，分置国土。按神州所造，入八万四千数，惟十九处。而道俗兴福分建，亦何能测量。且佛法东流，神僧携来，其不及书载，殆无纪极。神异出兴，应有时节。残碑断碣，经兵火荒芜，终难埋没。今栖贤适当其运，宜尽诚庄严新塔，仍奉藏其中。[注]释函昰：《瞎堂诗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17页。

盛放舍利的瓦函瓶并没有说这批于北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入土的舍利是如来法身舍利，但是天然以其文字没有说它们是哪位禅师的舍利便反推它们是“佛舍利”，这种说法显然是武断的。笔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更愿意相信它们是高僧舍利，因为它们的数量甚至比史籍所载由僧人从天竺被带到中土的如来真身舍利还多，而且也没有文献证明它们是佛舍利。[注]《肇庆文化遗产》一书的编者亦认为它们不是佛法身舍利，而是普通僧人的舍利。该书说：“栖壑的传戒弟子，广州清泰庵住持禅朗大师从庐山栖贤寺所得一般和尚的舍利子数百颗葬于塔殿浮屠下。肇庆市鼎湖山庆云寺藏。”见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肇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所编的《肇庆文化遗产》，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284页。石鉴在这批舍利出土的当年，便把其中的1000颗献给了时在丹霞山别传寺开法的师父天然，天然当时决定在海螺岩卜地造塔供奉之，事见清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卷五《宗旨》。[注]承别传寺现任方丈东庐顿林法师相告，这些舍利今天尚封存在丹霞山海螺岩。天然的第四法嗣、别传寺的开山祖师澹归今释在《徧行堂集》卷十一《舍利藏中石记》与卷十二《丹霞山舍利塔碑记》中曾记其事。《舍利藏中石记》云：

康熙丁未秋七月，舍利一千粒至自庐山栖贤，盖辟地得之，为宋咸平庚子塔中之藏。我天然昰和尚命下地于海螺峰顶，古冈善男子方云亭兄弟捐资建窣堵波，盛之玉合，载于玻璃盂，袭以赤石函。岁在壬子，日维壬申，月与时皆甲辰，天地协吉，缁白相庆，丹霞道场永明慧日，韶阳福地遍覆慈云，三灾绝沴，八法生光，先前内外护随喜见闻，皆与释迦如来同分多宝之座。[注]释今释《徧行堂集》(一)，第293页。

图4 银盒中的各色舍利

《丹霞山舍利塔碑记》则说“丁未夏，舍利出于庐山之栖贤，时长老石鉴覞公以千粒献，古冈善男子方停云请为建塔，遂卜吉于海螺岩上，江山环拥，秀绝一区。仿制育王，编以赤石”[注]释今释：《徧行堂集》(一)，第325页。。因为栖贤寺出土的舍利数量很大，所以当时石鉴除了把其中的1000颗献给师父天然之外，还把一部分分赠了其他寺院。在《丹霞山志》卷五《宗旨》所收法语《栖贤请舍利还山上堂》中，天然曾提到：“今夏栖贤古塔从地涌出(舍利)，我老僧实念岭内，遥致瓣香，恭请三分之一，首镇丹霞，次及海幢，端为王臣、宰官、长者、居士大作福田。”[注]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45页。这说明栖贤所出舍利，除丹霞山别传寺，受赠寺院还包括广州海幢寺。事实上，海幢寺在康熙间确曾为瘗藏这批舍利而建造了一个阿育王式白石塔，有清人汪后来所作《海幢寺白石舍利塔歌》为证，塔已在“文革”中被砸。而迹删《咸陟堂文集》卷四《舍利塔记》则进一步记载：

先是，天翁开法丹霞之岁，匡庐栖贤三峡桥畔，舍利无数从地涌出，初不知其为瑞也。寻发土，得断碣一片，镌云“咸平庚子岁建此舍利塔”，众方信为希有，重修制底匣而藏之。后栖贤僧于其故处淘汰土石，得遗散舍利无数，分布诸刹。[注]释成鹫：《咸陟堂集》(二)，第51页。

这段文字更进一步说明栖贤寺所出舍利，曾被分赠给不少寺院。栖贤寺舍利“分布诸刹”之事，在上文提引石门撰《鼎湖山庆云寺铁浮图碑记》亦能获得证实：“先是，丁酉塔下所瘗者无乃四颗，迄癸亥(康熙二十二年，1683)，则附禅朗比丘得于栖贤者数百颗同瘗。”[注]释成鹫：《鼎湖山志》，第136页。《碑记》明确说庆云寺也藏有数百颗栖贤寺出土的舍利，是比丘禅朗从栖贤寺请回来的。庆云寺显然也没有把它们看成为“佛舍利”，否则就不会在入瘗时把它们与那四颗如来真身舍利分开安放了。考虑到华林寺作为“西来初地”与位列羊城“五大丛林”的重要地位，栖贤寺在把舍利分赠诸刹时把它列为受赠对象，并不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笔者还进一步猜测有相当大的可能性是天然授意石鉴赠给华林寺的，因为天然与石洞的关系甚好。石洞曾在《华林寺开山碑记》中提到，当年他“掩关石洞时，曾晤天然和尚，云：‘自少室潜踪，遗下一片闲田地，孕奇毓秀于千载之外，所额望师久矣。’”[注]释元觉：《华林寺开山碑记》，《宣统南海县志》卷十三《金石略》二。可见两人虽一洞一济，但彼此惺惺相惜。

当然，华林寺的21颗注明“其来处栖贤居多”的舍利，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这就是是在铁航打庆云寺藏如来真身舍利的主意时，一并从庆云寺转移来的；换言之，它们是“禅朗比丘得于栖贤者数百颗”中的一部分。考虑到21颗这个奇怪的数量与“来处栖贤居多”这种含糊的表述，上述可能性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