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洪娟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重要倡议。“一带一路”建设续写了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条古丝绸之路的辉煌，赋予了古丝绸之路新的时代内涵。在古丝绸之路发展鼎盛的中古时期，即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宋时期，中国传统节日习俗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如出现了元宵节、端午节、寒食节等一系列新节日；节日具有了宗教性内涵，如元宵节、中元节、腊八节与佛教，以及一直被忽视的人日节与波斯拜火教等。元宵节、中元节、腊八节与佛教的关系关联众所周知，但此外还有很多节日风俗也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如寒食禁火、七夕摩睺罗可能是受到了西亚、波斯和拜火教的影响，但这些影响目前尚未被充分认识，由此导致对节日文化之起源、内涵等方面认知的误区，所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实属必要。因此本文将通过考证潮汕“出花园”成人礼这一节庆之源起，探究波斯、印度等西域文化，特别是祆教文化对中国传统节日习俗的影响。

一、潮汕“出花园”成人礼及其起源论争

在许多民族中，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必须通过某种特定的仪式，被聚合到一个新的群体中，这种特定仪式多被称为“成人礼”或“成年礼”。成人礼使某个个体通过仪式与过去的环境相分割，与新环境相聚合。①[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1-86页。在中国，“冠礼”和“及笄礼”分别被认为是古代汉族男子与女子的成人仪式。男女成人礼发展至今，多已消末，不复存在。然而在广州潮汕地区仍保留着一种极其特殊、别开生面的成人礼俗，当地称之为“出花园”或“牵出花园”。人们认为十五岁之前孩子们生活在无忧无虑的花园中，满十五岁后走出花园，示意其已长大成人。

在潮汕地区，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按照当地的习俗，父母都要为年满十五岁的孩子，不论男女，举行“出花园”仪式。当然，除了七月初七，有个别地方还请算命先生根据孩子的生辰八字，在正月里择取良辰吉日为孩子举行“出花园”仪式。[注]笔者2017年农历7月在潮州市、澄海县、南澳县等地调查时发现，在潮州市及周边县镇很多人家会根据孩子的生辰八字确定“出花园”的时间，很多孩子会在正月的某个日期进行“出花园”；而澄海一带根据生辰八字确定“出花园”时期的情况不多，一般会在七月初七时“出花园”。“出花园”这一天，“出花园”者首先需进行沐浴；然后穿上新衣新鞋系上新腰带，准备好的新衣物一般放在“胡”里；三牲、水果、糖果等祭品也都需摆放在“胡”里，然后将“胡”放在床上，用以祭拜“床神”，即“公婆神”，祭拜完毕后需食用所祭供品，整套程序被称之为“出花园”，寓意自即日起跨出花园，由此长大成人了。这个盛装祭品的“胡”又称“胶掠”或筊竻，圆形，一种晾晒食物的用具，由竹篾制作而成。拜祭仪式结束后的家宴中，“出花园”者均坐主位，以示未来皆事如意、有所作为，在家宴时，亲朋一般会赠送新成年者礼物。具体的“出花园”仪式各地亦有所区别，潮安县和澄海县“出花园”之日，一般要用百日红花(石榴花)、玫瑰花、三星麻、艾草等共12种鲜花进行沐浴。此外，还需在一张红纸上写上孩子的名字、出生年月，并注明：“给花公花婆还花园钱，送块好花园、完花换花赐好运”。[注]访谈人：王玩莹，女，44岁，澄海区莲上镇永新村人；访谈时间：2017年7月26-27日。而在潮州地区要准备鸡、猪头、鲤鱼等三牲，而且还要在早餐时食用动物内脏熬成的汤，寓意更新内脏，而且母亲还要在孩子身边念“阿奴坐北朝南，阿奴已经成人”。[注]访谈人：李玉林，女，58岁潮州市人，潮州“出花园”市场商品店老板；访谈时间：2017年7月28日。

实际上，在整个潮汕地区很多人家会到庙宇中为孩子办“出花园”仪式，即使在家中办完“出花园”,其孩子母亲也会代表孩子带上供品到庙宇祭拜“花公花婆”，答谢神祇在前15年对孩子保护的恩德，并保佑孩子自此之后一切顺利。

此日祭祀的神祇当属公婆神，公婆神为儿童之保护神，又称花公婆、床脚婆、公婆母、花公花妈等。来华传教士卢公明在其《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书中亦提到公婆神，他称这位神灵为“mother”，同时强调孩子在十六岁之前，受到这位神灵的特别保护。[注]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 with some account of the religiou, governmental,educational,and business customs dn opinion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1876, pp. 115&127.

(澄海地区七月初七“出花园”赵洪娟摄)

综观潮汕各地“出花园”成人仪式，其大致特征主要包括：年满十五岁孩童，不论男女，在七月初七日举行成人仪式；沐浴、穿戴新衣、用“胡”盛装祭品祭拜公婆神、分发糖果、吃食，佩戴石榴花，家宴坐正位，收到亲朋礼物等，“出花园”主要寓意孩子已长大成人，可成家生育、担负责任了。

至于“出花园”习俗之源流，学者至今少有考证，当地老人也仅知其始于很久以前，至于起始于何时，因何而起，却无从知晓。有学者认为，“冠礼”为古代汉人男子成人礼，“出花园”仪式亦为成人礼，则推测“出花园”之礼源于“冠礼”。古代男子二十行冠礼，以示成年，“冠礼”的二十岁与“出花园”的十五岁则差别甚大；至于“及笄礼”，十五岁也非确切年纪，史料有记“十有五年而笄”，之后可以嫁娶，但若“其未许嫁，二十则笄”[注](汉)郑玄：《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14页。。“及笄礼”是古时女子订婚之后，出嫁之前将头发用簪子盘起的一种成人仪式，但古人亦未将其固定于十五岁，若十五岁之前未订婚许嫁，二十岁行“及笄礼”也是可以的。这与潮汕地区流行的男女十五岁均行“出花园”成人礼从年龄上考量，二者并非匹配。

嘉庆《雷州府志》载：“民间或不知冠礼，娶重装奁亦强效之”[注](清)陈昌齐：《雷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嘉庆雷州府志》，上海：上海书店2003年，第116页。。可知，康熙年间，广东雷州县民间早已不流行“冠礼”之仪，百姓对其多不知。《(乾隆)广宁县志十卷》曰：“冠礼世家巨族于合卺前数日张乐延宾，行加冠礼，亦古醮子之意。其贫贱之家则不数见也”[注](清)李本洁修、梁乔埠：《(乾隆)广宁志10卷》广宁县志卷之七，清乾隆十四年刻本，第283页。。乾隆年间，广东广宁县“冠礼”之俗多见于富贵人家，贫困百姓家则不常见。

但据《南澳志》记载：“七月七日家家各祀睡床，以祝公婆生，男女年十五者就床而食谓之“出花园”。是夕人家女儿罗瓜果、针线于中庭为乞巧会”[注]陈梅湖：《南澳县志》卷一，山西内部图书准印证[2007]字第111号，第23页。。十五岁拜公婆神、并在床边进食被称之为“出花园”，可知，潮汕某些地区在乾隆年间，民间已流行“出花园”仪礼，其与当时在民间已经不常见的“冠礼”应无太多关系。 关于“出花园”习俗，毗邻潮汕地区的福建诏安县志对其也有记载，《(民国)诏安县志》记：“七夕为乞巧节，私塾儿童竸以瓜果祀魁星君，人家并以瓜果糖饭设睡床上，画五色纸为衣裳式，令十五岁以下子弟焚供，俗谓祭花公花婆。男女十五岁者就床而食谓之‘出花园’”[注](民国)陈荫祖、吴名世：《中国地方志集成·民国诏安县志》，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第645页。。“出花园”成人礼不但在粤东一带流行，在闽南一带也较为兴盛。

由此可见，“冠礼”为古人成人礼，在康熙乾隆年间，百姓间已不常见，因其多为官宦、贵族所行之礼；而“出花园”成人仪式在民间则逐渐兴盛起来，可谓百姓之礼。由此可见，“冠礼”与“出花园”礼两者在属性上有极大的不同；此外，古时所提“冠礼”、“及笄礼”多与婚嫁有关，是一种婚前举行，示意马上将要成婚的仪式，而“出花园”则与婚配无直接关联，所以认为“出花园”成人礼由“冠礼”或“及笄礼”演化而来的说法并不成立。

还有学者指出“出花园”习俗与七夕相关。关于七夕节美丽动人的牛郎织女传说，拜星乞巧、献瓜敬枣的风俗，摩睺罗、水上浮等玩物，塔穆兹、雨神节等异域考证，学者们多有论述，本文关注的焦点是七夕与“出花园”之关联。

自乾隆年间，史料中已有关于七月初七出花园的明确记载，如上述《南澳县志》《诏安县志》等，但之前此地民俗志记载的七夕习俗仅为献瓜乞巧，晾衣晒书。此外，在乾隆年间，台湾地区出现了拜祭七娘星的习俗。《重修台湾府志25卷》载：“七夕家家设牲礼、果品、花粉之属，夜向簷前祭献，祝七娘寿。或曰魁星于是日生，士子为魁星会，竟夕欢饮，村塾尤盛。”[注](清)范咸：《重修台湾府志25卷》卷二十四，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辑，1961年，第767页。。而在广东也有许多关于拜祭七娘星、魁星的记载。七娘星、魁星拜祭在七夕节的突然出现定有其原因，而七娘星与公婆神同为保护孩童健康的神祇，二者在同一时间进行祭拜，也必有典故。刘宗迪在《七夕》一书中详细阐述了此地拜祭七娘星的习俗；同时考证魁星本为天狼星[注]刘宗迪：《七夕》，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49页。，又根据《古代东方编年史》中的相关内容[注]Albiruni：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Nations,Translated by Dr. Edward Sachau, London: William H. Allen and Co.,13 Waterloo place,1879.，推断出“东南文士之拜魁星、求功名，实源于波斯风俗，那令宋代以降的文人儒生顶礼膜拜的魁星，并非斗魁，亦非文昌，而是天狼星”[注]刘宗迪：《七夕》，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70页。。刘文认为波斯天狼星变成中国魁星，其崇拜风俗“早已入地随俗，嫁接到中土固有的七夕风俗而落地生根”[注]刘宗迪：《七夕》，第177页。。

“出花园”于七夕行礼，且满十五岁的男女子均可参与，男女同礼，若说“出花园”来自七夕乞巧节则无法讲通，因最初之时七夕乞巧仅为女子的节日，与男子无关。而清时闽粤一带男子七夕节拜魁星习俗的出现，即七夕节与男子产生关联之后，“七夕”与“出花园”一样，也变成了男女子的共同节日。拜魁星习俗出现后，七夕不再是女儿节，而是男子与女子的共同节日。由此一来，“出花园”与“七夕”匹配对应起来，“出花园”定于七夕之日确有其深刻道理。

比照七夕拜魁星的波斯渊源，“出花园”这一个与魁星崇拜同时期出现的民间习俗是否同样具有域外因素呢？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深究。

二、“出花园”习俗之祆教因素探究

代表男女成人的“出花园”仪式在孩童十五岁那年的七夕节举行，其中花水沐浴、穿戴新衣、用“胡”盛装祭品、分发糖果、戴石榴花、宴席坐主位、收到亲朋礼物等基本共有的习俗特征前文已有论述。其中鲜花沐浴、“胡”、石榴花枝等具有域外色彩的风俗事象不禁令人生疑。

首先，提及沐浴，在汉族节日仪礼中，除三月上巳节、五月端午的沐浴、洗濯从而消灾去污外，其他节礼中均鲜有提及沐浴之事，而七夕之时用多种鲜花浸水沐浴的做法则更是少有。其次，“出花园”仪式中，石榴花、石榴枝及其他与石榴相关的物件基本为“出花园”仪式必不可少之物。石榴原产波斯，为外来之物，据《博物志》记载：“汉张骞使西域，还得大蒜、安石榴、胡桃、蒲桃…”[注](晋)张华：《博物志》卷六，清指海本，第22页。。在“出花园”中多用石榴一方面也许有其本身蕴含的多子多孙之寓意，另一方面想必也确与西域有所关联。再次，盛祭祀物品所用器具为竹篾编制圆盘，即胶掠，又称筊竻，在当地却被称之为“胡”，其异域色彩极为明显。接下来本文将从如此几个方面逐一考证“出花园“仪式的异域源起。

(一)祆教十五岁成人礼

在中国古代汉族男子二十行冠礼，女子十五行及笄礼，亦可二十行之，男女礼仪不同，且这两种仪式在明清时期于贫困百姓家也不多见。“出花园”成人礼为十五岁，且男女礼仪仪式相同，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确属罕见。

英国学者玛丽·博伊斯在其著作中记述了萨珊波斯王朝在7世纪被阿拉伯攻陷后，顶住阿拉伯伊斯兰化的压力在古波斯土地上顽强生存下来的一批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日常生活习俗。博伊斯特别描述了这批遗留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成人礼，并在篇章开头提到根据祆教经典《阿维斯塔经》的记载，人应该在十五岁时加入琐罗亚斯德教，对自己的宗教和精神生活担负起全部责任，因为古波斯人认为十五岁是标志着一个人成熟的年纪。在《阿维斯塔》之《巴赫拉姆·亚什特》中记载：“阿胡拉创造的巴赫拉姆，第六次化作一位十五岁的英俊少年。他容光焕发，双目有神，双腿短促，逐步走向琐罗亚斯德”[注]贾利尔·杜斯特哈赫：《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圣书》，元文琪译，北京：商务印刷馆2005年，第249页。。在《蒂尔亚什特》一章载：“威严的塔什蒂尔在头十个夜晚，化作目光炯炯、神采奕奕、高达魁梧、矫健有力的十五岁少年，在亮光中飞驰”[注]贾利尔·杜斯特哈赫：《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圣书》，第249页。。古雅利安人(波斯人祖先)认为十五岁是成熟且可成家立业的年纪。此时，男子可向其父亲学习耕种和畜牧，女子可向其母亲学习劳作持家，男女在十五岁时可共同承担起家庭和社会交往的责任。可见，十五岁对波斯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十五岁举行成人礼必理所当然。

博伊斯还详述了琐罗亚斯德教徒人家成人礼仪式的具体习俗，在举行仪式时，母亲要为他缝制一件圣衫，并准备一条圣带。直到20世纪初期，还是由行过净礼的祭司用七十二根丝线，自己在简易的木架上编织圣带。到后来就逐渐由妇女教徒编织圣带。在成人礼这天，给将要成人的孩子穿圣衫是妇女的重要工作，因为男性主要负责耕种。依据旧波斯历法成人礼在10月8日举行，也就是Dai月Dai日，此日为日月同名，对应现在的历法就是在五月举行。在这一天有三个男孩要举行成人礼，地点在学校。其母亲们将所需物品装到一个大的圆盘子里，里面放上圣衣、圣带、一块大手帕，并用绿布盖上，将其带到学校；其他人则需带一盏灯、装有绿植的银盆、玫瑰水和糖果。男孩子们需先沐浴，然后穿上新缝制的衣服，被带上新织好的圣带，同时需要在每个人身上喷洒玫瑰花瓣水。家长还需给老师和其他人分发糖果，以示庆贺。孩子们需将绿植放到大厅的圣坛柱上，整个仪式中有火一直在燃，仪式结束后火需送到圣庙去。在学校的仪式结束后，孩子们需回到家中各自庆祝，今天成人的孩子将坐在门廊地毯的显要位置上，他的母亲和姑母、姨母们将会送他礼物和柏树枝。在有些人家的成人仪式中还要喝由石榴枝叶榨出的汁。女孩子的成人仪式与男孩子相同[注]Mary Boyce: The stronghold of Persi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 236-241.。

从以上描述来看，潮汕地区“出花园”成人礼几乎是博伊斯所记述的琐罗亚斯德教徒成人礼之翻版，二者可谓大同小异。“出花园”与祆教成人礼均表达了对孩童保护神的敬谢之情；祆教成人礼的圣衫圣带对应“出花园”的新衣、红皮屐；祆教成人礼的Dai月Dai日，日月重名对应“出花园”之七月初七，日月名相重；祆教徒所用新衣等用大圆盘盛装，而“出花园”者新衣鞋物则用“胡”盛装，二者形状大小极为相似(见下图)；祆教徒在当日将坐于门廊显要位置，而“出花园”者则在家宴时坐主位；其他如沐浴、使用石榴或石榴枝花、收到亲朋礼物等习俗二者均有。两种仪式极其相似的对应，应不会为偶然之巧合，若二者确有关联，那是如何关联到一起的呢？又如何与广东、福建等地区联系上的呢？其缘由不得不从丝绸之路与祆教入华谈起。

潮汕地区的“胡”(赵洪娟摄)波斯祆教托盘(图片来自网络)

(二)“出花园”与海上丝绸之路及祆教入华

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汉时安息侍子带领大批随从定居中土，而自北魏至西魏废帝二年波斯十多次派使团出访中国，除官方互派遣使外，波斯、粟特等西域之地同中国的民间贸易、迁徙之事亦极为兴盛，极大促进了两地经济文化交流。自唐贞观至天宝年间，波斯遣使入唐的次数多达二十余次，唐代长安居有大量波斯人。其中，自海陆到达中国的波斯商贸使团可谓络绎不绝。6、7世纪时，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以广州作为主要据点，与中国南方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贸易关系。7、8世纪沿海进入中国的商人主要是波斯人。[注]Angela Schottenhammer ：China's Gate to the Indian Ocean: Iranian and Arab Long-Distance Trader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76, Numbers 1 & 2, 2016, pp. 135-179。随着中国与波斯的交往，祆教也随之传入中国。祆教传入中国后，受到北魏、北齐、北周等朝统治者的支持和信奉。到唐朝时，拜胡天，事胡俗之行为犹盛，“唐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 皆有胡妖神庙。每岁商胡祈福, 烹猪杀羊, 琵琶鼓笛, 酣歌醉舞”[注](唐)张鷟：《朝野佥载》，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4页。，“通典武德四年，置祅祠及萨宝府祅正等官，常有群胡奉事取火咒诅”。[注](清)沈钦韩：《后汉书疏证》卷十一，清光绪二十六年浙江官书局刻本，第239页。

随着海上丝路的发展，不少祆教徒到达广州。据《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黄巢率兵破广州，杀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祆教徒，为数达十二万以至二十万”[注]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6页。，而马苏第的《黄金草原》则记：“谋反人(黄巢)急忙进犯广府，连连发起猛攻。此市人口由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波斯拜火教徒及中国人组成……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以及波斯拜火教徒在逃避刀兵中死于水火舨的劫难者计有二十万之众。”[注]马苏第：《黄金草原》，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0页。不论当时被杀人数比十二万少还是比二十万多，至少说明当时广州居有大量祆教徒。

据考证可知，伴随陆路、海上丝路的畅通，以祆教信仰为主的波斯使者、商人、僧侣以及帕斯人与中国的密切交往，对中国文化和民众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唐会要》记载“贞观二年六月十六日敕：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注](宋)王溥：《唐会要》卷一百，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796页。。836年，卢钧上任广州口岸官员后发现“先是土人与蛮獠杂居，婚娶相通，吏或挠之，相诱为乱。”[注]《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92页。可知当时外国商人与中国人杂居在一起，他们相互通婚，一旦有官员阻挠反对，便会相互煽诱造反。因此卢钧到任后，便“立法，俾华蛮异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肃清，而不相犯。”[注]《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七，第4592页。

但是，在此之前的几百年时间里，仍有大量波斯人在广东沿海一带与中国人杂居在一起，相互通婚、互相影响。大约在7世纪中叶，萨珊波斯被阿拉伯征服。国家灭亡后，一批琐罗亚斯德教徒力主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迁居印度西海岸，被称为帕尔西人Parsee，为现在世界上琐罗亚斯德教的主体部分。帕尔西人与博伊斯在其著作中提到的坚守在被阿拉伯征服了的波斯土地上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均为萨珊王朝时代琐罗亚斯德教徒的遗留，二者教义相同。从明清时代开始，大量巴斯商人出现在闽南、粤东一带。巴斯人，即居住在印度北部的帕尔西人，或称印度祆教徒，广州当地居民以粤语称其为“巴斯”、“巴社”或“白头人”、“白头教人”。清朝时期登陆广州口岸的巴斯人，其人数占广州“夷商”的1/3，并在广州建有属其自己的“巴斯馆”，其人数众多，势力强大[注]郭德焱：清代的巴斯商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6-93页。。清初官府实行海禁，但闽南地区及最早有“出花园”仪式记载的南澳岛等粤东地区并未受其影响，海禁解除后从官方到民间的海上贸易迅速发展起来。《乾隆潮州府志》载：“港海船聚泊之处,货物出入之咽喉,为海防最重要庵埠，在郡城南六十里，地当海、澄交界，实海、揭、潮、澄四县之通市，商贾辐辏，水陸交通沙汕头双溪口其门户也”[注](清)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三十四，《中国地方志集成·乾隆潮州府志》，上海：上海书店2003年，第825页。，可知海、揭、潮、澄四县及汕头为清朝海上贸易之要塞，各路贸易进出必经之地，有大量祆教信仰者的居住，而“出花园”仪式的兴盛之地潮汕地区主要包括潮州、汕头、揭阳、澄海外加南澳，二者极为匹合。此种匹合实则并未是偶然现象，概是祆教成人礼习俗与潮汕“出花园”习俗有密切关联。

由此可见，波斯人进入中国后，其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华化的同时，也必将会将其信仰习俗带入中国并影响中国人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影响中国民众的文化与宗教生活，被中国人接受采用后留在中国，变成了中国习俗的一部分。所以波斯祆教徒和帕斯人的成人礼因其功效性被中国民众所接受，并将之与本地的神祇相结合，由此演化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出花园”成人礼。

关于西域胡俗对中国地方民众生活习俗的影响，潮汕一带的“乩童”习俗可谓是有力佐证。据《朝野佥载》记载: “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为祆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呪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注](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4-65页。《广川画跋》亦有记：“立祠颁政坊，常有番人奉事。聚火咒诅，奇幻变怪，至有出腹决肠，吞火蹈刃”。[注](宋)董逌：《广川画跋》卷四，清十万卷楼丛本影印本，第27页。由此可知祆教番人多喜欢进行一种刺腹决肠，吞火蹈刃的幻术表演。而此种看似场面血腥的幻术表演与潮汕地区正月时节的“乩童”表演十分相似。每年节会时期乩童手执七星剑、鲨鱼剑、月斧、铜棍、刺球等五宝巡街绕行，他们一面前行，一面用自己手拿的武器击向自己的后背以及腰腹部；还有些乩童，能用非常长的尖头铜针，穿过两颊，更甚之，有的则会在铜针两端各悬挂一个沉甸甸的香炉，在普通人看来场面较为惊悚。而潮汕地区的“乩童”表演，和陕西宝鸡、咸阳等地区被认为是古代祆教幻术表演留存的“血社火”表演[注]李永平：《“血社火”历史文化新探》，《民俗研究》2013年第3期。，以及福建宁化夏坊村每年的正月十三的祆教遗留“七圣祖师巡游”仪式也极为相似[注]朱靖江：《二郎神崇拜与祆教《七圣刀》遗存比较研究——对福建宁化夏坊村“七圣祖师”源流的再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0期。。由此可推知，潮汕地区的“乩童”表演也是祆教幻术表演在当地的存留，又据上文考证可知潮汕之地古时曾有大量祆教徒居住于此，此种推论必当可信。此外，由于大量潮汕移民移居台湾，现在台湾台南地区等地区的乩童仪式仍较为流行，由此体现了一种文化习俗的传播、传承及对当地文化和民众生活的影响作用。[注]赵洪娟：《从晚唐五代敦煌“赛祆”探祆教习俗与中国节庆风俗的融合》，《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三、结语

如前所述，“出花园”成人仪式与祆教成人礼在习俗、成人年龄、日月重合的仪式举行时间等方面及其相似，祆教徒大量定居广州之地即为“出花园”仪式盛行之地，可知随着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大量波斯、印度祆教徒涌入并定居广州，由于其本身的宗教特性，未能用完整的宗教体系来影响当地民众的生活，但随着人数增多，祆教徒祈神的祭祀活动，及其他各种胡风胡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人，并为汉人所接受，创造出与祆教徒成人礼之相似的汉人“出花园”成人礼，同时这也是汉人为何将盛装祭品的胶掠被称为“胡”之原因。

当然“出花园”成人礼也有些许同祆教成人礼相异之处，如个别地区“出花园”者要食用猪内脏，意味着“改肠换肚”，要咬鸡头，以预示出人头地，兴旺发达，这在祆教成人礼中未见；同时“出花园”者要拜祭公婆神，与祆教徒的拜火也有差别。其实这恰恰说明了外来习俗与本地习俗相互间的融合、渗透，本地有其固有习俗，当一种外来宗教文化进入时，本地文化借用外来因素的某些内容产生一种崭新风物；祆教在唐宋时期于其他城市亦十分兴盛，但其他地区却未有像潮汕一带极为虔诚的公婆神崇拜，因而也就没有了“出花园”成人礼产生的原有风俗土壤，以致未能有极具特色的成人礼习俗的呈现。正如林悟殊先生所言，外来宗教徒可能主观上无意向中国传教，但并不意味着其宗教的某些方面不会向中国辐射[注]林悟殊：《琐罗亚斯德教与中国古代的祆神崇拜》，《欧亚学刊》1999年第1期。，当这种辐射与中国原有神祇、习俗结合起来，一种新的民俗仪式在西域胡风的影响下产生了。由此可知，古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宗教对中国传统节日风俗均产生过巨大影响，因此从实践方面看，通过探讨波斯、印度等西域文化对中国古代节日风俗的影响，可进一步认识中国文化与中亚、西亚等丝路国家的深刻关联。这对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宗教风俗与丝路国家的关系极为有益，同时为我们更全面的理解“一带一路”发展计划，进一步推动与丝路国家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