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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织造”乾隆八旗棉甲的规制与成造

2018-10-15郑宇婷刘瑞璞

丝绸 2018年10期
关键词:八旗乾隆杭州

郑宇婷, 刘瑞璞

(北京服装学院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029)

在清代古典服饰的研究中,戎服作为非主流服饰品类,一直未受到服装史学、文博和理论界的足够重视,故一直缺少可靠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其下八旗棉甲结构形制和织造情况的基础性研究。然而,一个朝代的军戎服饰最能反映出当朝的国力兴衰,而八旗棉甲又是清代戎服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重要分支,故对其的研究在清官服系统中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事实上故宫曾有大批棉甲流入民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50年,由于中国文化建设的需要,但经济又处在百废待兴的情况,国家将一些认为不重要的文物下拨文艺单位作古装道具,其中一批八旗棉甲划拨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这样就有机会与“八一厂”合作,对这批八旗棉甲作深入研究。从棉甲里布样本上印有的“乾隆XX年杭州织造监制”墨迹章判断,此批棉甲为乾隆中期由杭州织造所制。对它们的深入研究结合文献考证,有望破解八旗兵丁棉甲的结构形制、用料情况、清朝阅甲和战甲的戎服制度、选择“杭州织造”制作的原因等。这项工作得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大力支持,从而对这批棉甲标本进行信息采集、测绘和结构图复原研究。

1 棉甲标本的形制信息

八旗棉甲是清朝在大阅典礼时所穿的八旗兵丁礼服。大阅是清代重大的典礼活动,逢大阅之时,各营按清制仪仗整装列阵,接受皇帝的检阅。八旗兵丁在大阅典礼当天所着棉甲颜色制式代表他们的旗属,分别有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镶蓝旗、正红旗、镶红旗八种颜色制式,整套装备是大阅最隆重的配置。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全套的八旗兵丁大阅棉甲是乾隆时期典型样式,也是清代大阅甲修典之后最系统阅甲制度的实物呈现(图1)[1]。

图1 八旗大阅棉甲Fig.1 The “Eight Banners” padded armors for military parade

图2 八一厂藏八旗棉甲胄样本Fig.2 The samples of padded armors and helmets from August First Film Studio

图3 八一厂藏棉甲里布上的墨迹章Fig.3 The ink stamp on padded armors lining from August First Film Studio

八一电影制片厂中所藏棉甲含4个旗属,分别为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镶蓝旗;其中两个配套的盔帽分别为正白旗、镶蓝旗,镶黄旗只有盔帽没有棉甲(图2)。每套棉甲的里布上均印有“乾隆XX年杭州织造监制”的墨迹章,制造年限从乾隆二十九年到三十一年不等,个别棉甲上还绷缝着写有满文的墨书(图3)。棉甲标本分甲衣和甲裳,甲衣长度范围在72.9~78.7 cm,结构成对襟,里料为前后身连裁,面料为前后身分裁,并配有左右护肩,两护肩以皮质带子与甲衣相连,左右两侧配护腋,前挡、左挡各一,均用铜扣与甲衣相连。此种形制是在“十字形平面结构中华系统”的基础上加以改变,去袖补护(护肩、护腋、前挡、左挡),形成清典型棉甲结构形制(图4)[2];甲裳长度范围在77.3~79.5 cm(含腰头长度),结构成左右两幅,穿时以带系于腰间,形成甲衣在外,甲裳在内组配。通过对棉甲结构基本信息的采集和复原,并对其形制要素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八种八旗棉甲结构完全一致,只是通过颜色和镶饰加以区别。材质均用绸面绲绸缘,中敷棉,里为蓝色棉布,外缀有等距铜鎏金泡钉(图5)。

棉胄是棉甲配套的盔帽,为皮革质,表面髹漆,帽前后中各有一梁,额前正中有一尖凸形铁质遮眉,盔上有午擎及覆碗,碗上有一形似酒盅的盔盘[3],其中部竖一根管用以插接帽缨(标本缺少帽缨,八旗兵丁棉胄均系红缨,如图1所示),盔帽后垂护项、左右垂护耳,颌下有护颈。皆绸面绲绸缘(除镶红旗为白色绲边外,其余镶旗均用红色绲边),中敷棉,里布为蓝色棉布,外缀等距铜鎏金泡钉。盔帽标本同样印有乾隆年间杭州织造或江宁织造的墨迹章,个别盔帽附有满文信息,盔内配有敷棉衬帽。每套棉甲胄间,除尺寸与颜色不同外,形制、工艺与面料材质均相同(图5)。

图4 棉甲标本结构复原(八旗棉甲结构形制通用)Fig.4 The pattern of padded armors (Common used among different banners)

图5 棉甲胄构件形制及名称Fig.5 The shape and name of padded armors and helmets for different parts

2 清承明制,棉甲规制与成造历史考释

清承明制不仅是清王朝的国策,也是历代王权的通例,何况清朝又是少数民族政权,基于统治的需要服饰规制对汉文化的继承是最具代表性的,戎服也不例外。在明代李盘所著的《金汤借箸十二筹》中,详细记述了棉甲的制造方法:“绵甲,绵花七斤用布盛如夹袄,麤线逐行横直缝紧,入水浸透,取起铺地,用脚踹实,以不胖胀为度。晒干收用见雨不重,黴黰不爛,鳥铳不能傷。”[4]对比乾隆八旗棉甲标本形制、材质和工艺,与明代的文献记载相符,证明清代棉甲与明代棉甲确有明显的传承性。除此之外,这种传承还表现在其规制上。根据《皇朝礼器图式》武备卷中的记载:“谨按乾隆二十一年,钦定骁骑棉甲绸表各如其色,蓝布裹缘如胄制,中敷棉,外布白铜钉,上衣下裳护肩护腋前挡左挡全。”[5]棉甲采用上衣下裳分体式,既延续了明后期布面甲的基本形制,同时也传承满族精于骑射的民族习惯,崇尚武功的民族精神,暗含皇帝希望八旗军队保持满族骑射传统,勿致武备废弛的希冀。

清代的大阅甲起初因循明制,在棉甲内侧缀有层层压叠排列的金属甲片,后乾隆皇帝基于“铁葉甲亦僅军容而已,至于臨阵不甚裨益,宜通融辦理,不致苦累兵丁”[6]81的考虑,于乾隆二十一年亲自下令,将部分兵丁铁甲改造为棉甲。后为整肃八旗军容,于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与军机大臣议奏:“盛京等十处驻防兵丁添造绵甲一万七千八百件……随将应造绵甲令其照,依其式成造外,其锭钉盔甲绘书纸样,交发三处织造各成造一分,遣送来京俟呈,览后再行如式成造。”[6]83-84由此可知,八旗棉甲样式是由内务府画师设计,再交发苏州、杭州、江宁三处织造局制作样衣,皇帝批准后方能批量制作。改造后的棉甲更具礼仪性但缺乏实战性,这也是因为康乾盛世,天下太平,少有战事纷争,加之作战方式逐渐由冷兵器转为火器,无需再穿用沉重的铁甲,因此礼仪规制便成为棉甲形制的主要功能。而专门为大阅典礼斥巨资来制作兵丁礼服,在清代唯乾隆一朝,足见乾隆盛世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军备强大、文化繁盛。

3 “杭州织造”棉甲成造成为盛世物证

棉甲标本皆为“杭州织造”所制,“杭州织造”是清鼎盛官营丝织官署江南三织造之一,于顺治初年在明代杭州织造局旧址上重建。起初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先后历经了设而罢,罢而复设的过程。直到康熙二十年清政府平定三藩叛乱,使江南地区政治稳定,杭州织造局才进入历史上的黄金期,由一个经济区域逐渐演变为参与国运政治中的官造机构。故标本附载“乾隆杭州织造”信息,不仅说明八旗棉甲的成造是以物质形象复现盛世江南物产的富庶,它还为后人呈现了乾隆盛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7]制度生态的物化样貌。

在八旗军队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中,兵丁棉甲属八旗下级军官穿戴的兵甲,因其人员众多,所需各项物料十分庞大,故由三处织造局合力完成。据文献记载三处织造局先后于乾隆二十二年奉旨造办棉甲20 000件,大阅后添设棉甲18 080件,盛京等十处驻防营添设棉甲17 800件,共计55 880件[6]81。如此庞大的数量对于尚处农业手工业生产方式的社会而言,需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与工时,而这对于在乾隆盛世年间又地处物产丰饶之地的杭州织造局来讲并非难事。在《杭州府志风俗物产单行本》中详细记载了浙江地区丰富的物产情况,由表1可知,成造棉甲胄所需的纺绸、棉布、靛蓝染料、丝绵、帽缨、铜、金、漆皆产自浙江,很大程度上为杭州织造局生产八旗兵丁棉甲胄提供物质保障,又反映出乾隆盛世江南地区的物侯农桑产量丰饶,社会生产力水平兴旺发达[8]。

表1 成造八旗棉甲胄“杭州织造”分料记述Tab.1 The materials for making padded armors and helmets by Hangzhou Official Silk Factory

为进一步验证制作棉甲的物料质量,将棉甲中间的絮料置于显微镜下观察,放大后的棉絮颜色纯白,有丝的光泽,匀称不结块,且手感细腻柔软,鉴定为丝绵(图6)。据《光绪杭州府志》记载:“钱塘、仁和、余杭……以同宫茧与出蛾之茧不任缫丝者,湅为绵,以余杭所出为佳。”[9]又《嘉庆余杭县志》记载,余杭狮子池“以其水缫丝(含制绵)最白,且质重云”[10]。都证实了杭州地区丝绵的品质与名气。

图6 棉甲标本填充丝绵显微镜图像Fig.6 The microscope images for wadding of padded armors

“千里迢迢来杭州,半为西湖半为绸”,杭州自古以来以盛产质量上乘的丝绸而闻名天下,且产量巨大,八旗兵丁棉甲产自“杭州织造”自成必然。通过棉甲面料的织物组织放大图可以看到其为平纹组织(图7),经纬不加捻,绸面较平挺,质薄而坚韬,为典型的杭州纺绸,故名杭纺。棉甲标本自“乾隆二十九年制”距今已有250多年,依然光泽依旧,平整如新,可见杭州织造局所产杭纺质量上乘经得起岁月磨洗。故杭州织造局便成为三处织造局中最适合大批量生产八旗兵丁棉甲的宝地,可见“八旗棉甲”和“杭州织造”两种信息的组合便成为乾隆盛世的时代物证。

图7 正蓝旗棉甲及镶黄旗棉胄面料显微镜图像Fig.7 The fabric micrograph for “plain blue banner” padded armor and “bordure yellow banner” helmet

4 结 语

历朝历代的君王、政治家无一不对军队武备制造给予高度重视,尤其是清代这个有着深远尚武文化的封建王朝。在乾隆帝统治时期清王朝进入全盛期,这一时期的军戎服饰最能代表清代国力兴衰。它的规制,在承袭明后期布面甲形制的基础上进行改良,使清承汉制在八旗棉甲中成为集大成者;它的成造历史,由江南三织造局历经数年制作完成,使“杭州织造”成为象征乾隆盛世生产力水平的高峰;它的成造材质,选用杭州织造局所产上好的丝绸与丝绵,是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与丝绸文化的一次完美结合;它的鼎盛繁荣,一方面是为提高阅兵观瞻效果而设,另一方面则是乾隆皇帝为巩固加强封建集权统治而制。而斥巨资去造办仅于大阅典礼穿着一时的礼仪戎装,也表现出乾隆皇帝的好大喜功,是进入奢靡浮夸阶段的历史物证,见证了清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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