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劳动关系治理的广东工会改革经验及比较*
2018-10-13石晓天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18年5期
石晓天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劳动关系与工会理论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507)
工会改革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一些专家学者梳理回顾了中国工会的改革历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工会在建国初期、改革开放初期和本世纪初进行了三次大的改革(游正林,2010);[1]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基层工会为了摆脱维护职能实现的困境、明确其角色定位,经历了四次较为系统的改革过程,以适应国家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吴建平,2018)。[2]从历次改革的动因来看,直接来源于党对工会工作的要求(游正林,2010),[3]而民间维权组织的兴起引起党中央对境外势力对职工队伍渗透的担忧,也是2015年开始新一轮工会改革的动因之一(乔健,2017)。[4]为什么围绕同一目标进行多次改革?其主要根源在于工会制度上存在结构性缺陷,导致痼疾难除(游正林,2010)。[5]目前,虽然法律上明确了工会是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但基层工会由于“制度性弱势”仍然难以履行好维护职能,由此,地方工会逐渐走向前台,成为劳动关系治理创新的主体(吴建平,2018)。[6]从各地工会改革的经验和效果来看,上海通过吸纳企业体制外职工入会等方式创新了工会组建模式,扩大了工会覆盖面;建立工会干部的双向流动,打通上下级工会的联系融通,服务职工更到位;通过激活工会体制内的社会组织活力,扩大了联系引导劳动关系领域社会组织的作用能力(乔健,2017)。[7]被全总推广的上海“顾村经验”则探索出非公企业工会工作改革的路子:地方工会(区总工会)为非公企业工会减负、“以上代下”承担维护和服务职能(吴建平,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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