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康熙时期的宫廷西洋传教士时常为在华天主教事宜陈情言事。鉴于朝廷处理公务有固定的文书和流程，西洋传教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如何上疏言事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结合中西文献，考察1692年西洋传教士上疏请旨容教的过程，并认为，西洋教士上疏言事因循朝廷已有规定和程序，偶有违例。康熙朝传教士重视上奏权，这与皇帝处理政务的习惯以及对传教士的态度有关，也是西洋人争取任职钦天监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宫廷传教士；康熙；上奏权；文书流转；钦天监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8.03.012

康熙在位年间，京廷传教士时常为天主教事上疏陈情，如1669年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年）等呈请为“历狱”翻案、

1671年奏请准许囚禁于广东的传教士各归本堂、1687年因松江官员将天主教归入邪教之列上疏皇帝辩解，又如1692年徐日昇（TomásPereira，1646-1708年）和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年）因浙江仇教请旨皇帝容教

等。朝廷处理政务以公文流转为重要渠道，题奏本章为官员臣民奏事所用文书，且有固定的流转程序。1西洋传教士作为京廷一个特殊的群体，如何上疏请旨，值得研究。1692年徐、安二位传教士因浙江仇教一事上疏请旨，并得到一道容教谕令：“……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2这是康熙宫廷西洋人为天主教事陈情中最为成功的一次，且有丰富的文献记录。本文将梳理此次西洋教士呈请容教的过程，进而探讨这一群体在已有的上疏体系中奏事请旨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