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传统观点认为，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的政治话语中，寡头制是民主制的对立面和死敌，雅典政治史是寡头派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史。然而，由于雅典的民主政治话语继承了古风时代精英的反僭主传统，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话语中，僭主才是民主制的死敌。僭主符号在雅典人的话语渠道不断地流传与再造，演变出一系列关于僭主的想象，发展成具有影响力的政治话语，在雅典政治实践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关键词：雅典政治；政治话语；僭主想象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8.03.001

古希腊人根据统治者人数的多寡，将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分为一个人的统治、少数人的统治和多数人的统治。1亚里士多德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六种政体说，即三种正宗政体——王制、贵族政体、共和政体，三种变态政体——僭主制、寡頭制和民主制。2该学说对西方政治学影响巨大。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后期。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并没有将政体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而是笼统地将政体分为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僭主制在公元前7至公元前6世纪流行于希腊本部，并在公元前4世纪复兴于西西里岛，3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几乎绝迹。在此背景下，传统的研究很少讨论僭主制对公元前5世纪希腊世界的影响。学者们一般认为，公元前5世纪希腊世界的主要政治矛盾是寡头制和民主制的矛盾：在国际关系上表现为实行民主制的雅典和实行寡头制的斯巴达之间的对立，4在雅典内政方面表现为支持民主制的穷人和工商业者与支持寡头制的土地贵族之间的对立。5双方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公元前411年和公元前404年的寡头革命。

然而，近来学者们逐渐发现，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雅典剧作家的笔下以及民众领袖的口中，“寡头制”（oligarchia）或者“贵族制”（aristocratia）等字眼非常罕见，反倒是“僭主”（tyrannos）和“僭主制”（tyrannis）大量出现，且往往被描述成民主制的对立面。6同时，在实践方面，像“陶片放逐法”这样以防范僭主为初衷的制度，虽然在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已脱离了“驱逐僭主支持者的本意”，但雅典人仍坚持这种看法，将驱逐具有寡头倾向的政治家称作驱逐僭主制的支持者。1这说明，僭主符号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政治中具有特殊地位，僭主制——而非传统认为的寡头制——是雅典民主意识形态中的他者和对立面。2因此，僭主制在雅典政治话语中的位置和功能，及其所谓的“概念性力量（conceptual force）”也愈加受到学界的重视，3专门介绍和研究僭主制的文章乃至文集也相继问世。4不过上述研究多集中于思想观念领域，忽视僭主符号对政治现实的影响。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雅典政治话语的形成和发展，对作为符号的僭主在雅典民主政治意识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做出解释，进而分析僭主符号和僭主想象对古典时代雅典政治的影响。

一、公元前5世纪史料中的僭主形象

在西方学界，古典时代雅典政治思想的研究往往倚重理论化和系统化程度高的传世文献。在该传统的影响下，最受青睐的史料无疑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著作和老寡头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的著述，而非城邦共同体留存下来的零散材料。5

在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著作和老寡头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眼中，民主制和寡头制的矛盾是雅典政治思想中的主要矛盾。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到，在公元前4世纪人们普遍认为“正如风只有北风和南风，其它风都是它们的变体，政体也只有两种，民主制和寡头制”。6他不太赞同这种看法，并提出六种政体说，但仍将民主制和寡头制当作最重要的两种政体，视二者为对立的两极，以二者的对立为框架分析其他政体。7在《雅典政制》中，亚里士多德将雅典政治史视为“民众领袖”（prostate?s tou de?mou）和“显贵领袖”（prostate?s to?n gno?rimo?n）斗争的历史。8老寡头在《雅典政制》中也将民主制视为寡头制的天敌，认为好的政体是将政治交给最优秀和最明智的人，民主制在方方面面都与优秀的因素水火不容。9受他们的影响，民主制和寡头制对立的框架，被学者视为研究古典时期雅典政治的主要框架。10

然而，亚里士多德和老寡头的著述，可能恰恰妨碍了我们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思想体系的认知。首先，从时间上讲，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进行写作。奥斯本指出，公元前5世纪末，受公元前411年和公元前404年两次寡头革命影响，雅典人逐渐意识到，雅典民主制不是被拥有卡里斯玛的强人领袖推翻的，在新时代民主政治的威胁不再来自僭主及其支持者，而来自寡头制及其支持者。于是，雅典人的政治观念结构在公元前5世纪末发生了重大转变。1因此，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将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流行政治观念，等同于公元前5世纪雅典城邦的流行政治观念。其次，从空间上讲，寡头精英的思想传播空间和民主政治话语再造的空间存在区隔。例如，老寡头虽然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2不过其观点不太可能是当时普遍流行的观念。因为他的《雅典政制》不大可能是党派宣传的小册子，或面向大众的政治宣传，而极有可能是会饮文学的产物，3或者是贵族精英小圈子唱和的习作。4因此，它至多只能算作精英小圈子的政治思想的反映，而不能视为城邦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的写照。此外，就思维水平的角度讲，哲学家的思想的抽象性和复杂性远超当时一般人的水平，其作品也不一定是当时政治现实与流行观念的直接反映。如果我们仅仅以他们的著述为据，稍有不慎就会差之千里。芬利曾言，古典时代哲学家的著作非但可能不是认识古代希腊人政治思想的窗口，反而可能是“希腊人的行为和思想不断被后世误解的原因”。5

因此，若要加深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的认识，我们要在了解精英政治理论的基础上，对城邦共同体的政治话语有深刻把握。而真正反映公元前5世纪雅典城邦政治话语的史料，不是知识精英们系统而抽象的理论著作，而是城邦共同体集体参与和共享的仪式、表演和言说。具体来说，是公共空间的雕像和图像、公民集会的誓言和城邦颁布的法律文件等材料。它们离城邦共同体的政治话语最近，甚至本身就是城邦政权的法律和意志，而且数量众多、流通广泛，反复出现在各种语境和场景之中。它们构成的话语网络无疑是当时城邦政治话语中的最强音。这些史料表明，在雅典的城邦政治话语中，僭主制才是民主制的对立面，僭主是民主制的威胁。

树立在雅典市政广场中心的诛杀僭主者雕像最早明确表达了反僭主的精神。尽管这组雕像的出现可能要早于雅典民主制的确立，但它却是雅典公共空间和民主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6希波战争期间，这组雕像被波斯人抢走，雅典人在公元前477/6年重新树立了一组雕塑，鲜明地表达了雅典人反抗暴政和僭主的决心。这组广受欢迎的新雕像在公元前5世纪频繁地出现在雅典人的陶瓶画和雕塑像中，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图像。7公民大会的誓言和法令，也反映了雅典城邦反僭主的政治话语。公元前501年，雅典五百人议事会的誓言，8包含明确的反僭主内容。9同样，公民大会和城市酒神节开场也要起誓反抗僭主。1此外，公元前410年，寡头革命之后重建的雅典民主政府还颁布反僭主法令，规定任何雅典公民都应用言辞、行动、选票和双手杀死任何自立僭主或帮助僭主的人。2除了明确的反僭主法令，雅典人还在公元前6世纪末、5世纪初制定了陶片放逐法，希望通过放逐潜在僭主的方式，消除僭主政治的潜在威胁。3这些史料都表明，在雅典的政治话语中，僭主才是民主制的首要敌人。

然而，法令、雕像和誓言等材料并未形成连贯有力的系统论述，我们不太容易从中得出清晰的僭主形象。因此，我们需要转向相对系统化的表述。欧里庇得斯的《乞援女》中忒修斯和忒拜使节的辩论，以及希罗多德记载的“政体辩论”，是非常适合的史料。这是因为，戏剧舞台上的悲剧和喜剧虽然是知识精英的作品，但它们同时也保存了城邦的民主政治话语。剧作家想要在观众中取得认同和共鸣，就必须使用大众所了解和接受的话语和意象。因此苏格拉底称，悲剧诗人是舞台上的演说家，悲剧是有韵律的演讲辞，悲剧和演讲辞一样是为了取悦观众，而不是为了将令人不悦的真理和真相讲给听众。4艾伦伯格在评价喜剧时说，“喜剧涉及（雅典）每一个阶层的人民……站在人民和同时代的事件和观念之间”。5换言之，悲剧、喜剧以及演讲辞，都会为了博取观众的好感，而在文本中使用广为民众接受和熟知的观念、原则、符号和意象。这其中自然包括城邦共同体的民主政治话语和符号。因此，悲喜剧能够作为我们分析雅典的民主政治话语的有用材料。同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定程度上也反映雅典的政治话语，因为他曾在雅典生活过，并深受雅典民主政治的影响，他笔下的“政体辩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话语。6

需要指出的是，欧里庇得斯和希罗多德毕竟不是理论家，他们使用的术语相当模糊。他们笔下，表示个人统治的三个术语——tyrannos、monarchos和basileus，在内涵上并没有后世常见的巨大差别。事实上，根据鲁拉吉的研究，tyrannos（负面）—monarchos（中性）—basileus（正面）的结构，可能只存在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之中。在一般人的观念中，个人统治者的头衔无论是tyrannos还是basileus亦或是monarchos，都是个人统治者，都不符合希腊人的政治逻辑、缺乏合法性、难以被接受。7欧里庇得斯的《乞援女》便充分体现了雅典人对个人统治的厌恶。剧中，忒拜使节开场便问雅典的tyrannos是谁。8忒修斯在剧中虽然是雅典国王，却像民主政治家那样宣称雅典不存在tyrannos，痛陈tyrannos对城邦政治的危害，称僭主统治对“通用的法律”和“平等”破坏极大，9并认为僭主痛恨民主制度和强大的人民，因而国王（basileus）会“杀死高贵者和他认为聪明的人，唯恐他们动摇自己的僭主统治”，会“像砍掉春天原野上的谷穗那样，带走并杀死年轻人”。10忒修斯对僭主统治的批驳，可以在希罗多德笔下的“政体辩论”中找到先声。在这段虚构的对话中，1波斯贵族奥塔涅斯旗

帜鲜明地支持民主制，批判僭主制，将僭主制视为民主制的对立面。他认为，个人统治（mounarchie?）有两宗罪，其一为暴虐，其二为嫉妒。此外僭主妒贤嫉能，喜怒无常，不但颠覆传统的法律，还强奸妇女、杀死未经审判之人。2

尽管术语模糊，欧里庇得斯和希罗多德展现的僭主形象却是清晰的：僭主摧毁城邦政治、破坏共有法律、危害公民生活、肆无忌惮、暴虐无度。不可否认，这样的僭主形象与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历史上的僭主，未必都是穷凶极恶的统治者，相反他们甚至有可能实行仁政。僭主之所以是僭主，是因为他们获得权力的方式，而不是他们利用权力进行统治的方式。3因此，安德鲁斯说，“克伦威尔和拿破仑以及墨索里尼都是明白无误的僭主，这不是因为他们的统治是好是坏，而是因为他们获取权力的方式，因为他们终结了自己赖以出人头地的制度”。4那么，为什么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会创造出如此负面的僭主想象？并且，为什么他们会将僭主制视为民主制的对立面？

二、僭主何以成为民主之敌？

在古典時代，尽管作为“历史实例”的僭主已经消失，但作为“概念性力量”的僭主却依旧发挥重要的作用，成为雅典人想象中民主制的对立面。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民主制继承了古风时期贵族政治中的反僭主传统；二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城邦政治话语的流传和再造方式使得反僭主观念不断制度化。

古风时代早期，僭主非但不被人痛恨，反而为人羡慕。5梭伦称，在当时的一般人看来：

如果我能获得权力，能获得难以估量的财富，能够在雅典做仅仅一天的僭主，我愿意被剥皮做酒囊，家族消亡。6

僭主之所以受人羡慕，是因为他们出身贵族、能力强大、富可敌国，通过姻亲等手段聚集力量，打败与之地位相似的贵族，建立起个人的统治，获得惊人的财富和巨大的权力。7但是，僭主权力和财富的急剧增长，损害了原来和他平起平坐的贵族的利益和尊严，招致贵族精英的憎恨。密提林的贵族诗人阿尔凯乌斯便称，密提林人“将出身卑微的皮塔库斯立为这座缺乏胆气、厄运重重的城邦的僭主”。8

“出身卑微”是阿尔凯乌斯对皮塔库斯的污蔑，因为根据他自己的诗歌，皮塔库斯原本和自己同属一个贵族集团，立志推翻当时的僭主统治。结果，皮塔库斯却通过联姻与统治者勾结在一起，“没有按照真心说话，而是肆无忌惮地将誓言践踏脚下，吞噬了城邦”。1

随着僭主制在希腊本土广泛建立起来，2反僭主制的思想也在各城邦的精英间流行。这时，贵族精英反感的不再是某个具体的僭主，而是抽象的僭主制。因此，即便梭伦从未经历僭主的统治，但他也厌恶僭主制：

……如果我不染指父祖的土地，没有攫取僭主之位和强横的暴力，玷污并有损于（我的）名声，我也不后悔。因为我认为，这样做我能胜过所有人。3

在另一首诗歌中，他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称“所承诺的，我在神的帮助下完成了，但其他无果之事我不会做。施行僭主的暴力不会使我愉悦”。4此外，他还认为个人统治会给民众带来奴役。5在反抗僭主统治的过程中，贵族精英发展出一系列全新的政治理念——isonomia。6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希罗多德的“政体辩论”中便将isonomia视作大众统治的同义词，后世学者常把isonomia等同于民主制。7不过，在其诞生之初，isonomia却是不折不扣的贵族精英的理念。这是因为，isonomia最核心的特征并非多数人的统治，而是有资格参与政治的人在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上的平等。这不难理解。在经历了僭主高度集权的统治之后，推翻了僭主制的贵族精英最关心的绝不是建立大多数人的统治，而是保证政治权力以公平的方式在贵族间分配。因此，强调权力分配方式和权力平等的政治概念isonomia便被构建了出来。8

另外，isonomia政治理念诞生的时间也早于民主制。最早提及isonomia的材料是雅典贵族纪念因刺杀僭主而牺牲的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的酒歌，其歌曰：

我将会把剑藏到桃金娘枝中，正如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当时那般，杀死了僭主，使雅典变得isonomos。9

酒歌创作于公元前6世纪末。10大约在同时，isonomia的概念在克罗同的阿尔克麦翁的医书中代表一种抽象的平衡状态：人体的健康全仰赖于各种力量——如干与湿、冷与热、苦与甜——之间的isonomia，而任何一种力量的monarchia都会带来疾病。11这说明两点：第一，isonomia是monarchia的对立面；第二，isonomia不大可能是刚刚创制的理念，因为它从一种具体的政治理念变成抽象的平衡状态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isonomia最初应该是与僭主制作斗争的贵族精英发明的政治概念。

作为贵族精英反抗僭主统治的政治理念，isonomia并没特别规定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平等的参政权力所惠及的范围，只是默认那些“有资格参与政治的人”相互之间权利平等。在古风时期和僭主作斗争的贵族精英眼中，谁“有资格”是显而易见的，即那些和他们一样的贵族。1克里斯提尼却把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法律地位赋予了更多的人。其后，随后雅典民主制的发展，全体雅典公民都获得了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权利。2这个过程是渐变的，故雅典的民主制政治意识形态并没有另起炉灶，而是直接从古风贵族的isonomia政治理念逐渐发展而来。因而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民主制继承了isonomia的许多基本要素和内容，包括isonomia的对立面——僭主制。3

雅典民主话语的古风渊源使得僭主在公元前5世纪初成为雅典城邦共同体的敌人，民主制下雅典政治话语的流通和再造方式与渠道，使得僭主的幽灵一直盘旋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上空。作为在isonomia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政体，雅典民主制从一开始就将政治置于城邦和公民“中间”（esmeson）。4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政治空间层面和政治实践层面。继克里斯提尼改革后，雅典人围绕广场修建了议事会厅，确定了广场的边界，并在不远处修建了公民大会会场。5主导这一系列营造活动的是克里斯提尼，具体设计并落实的是安特诺。后者深受早期伊奥尼亚哲学家的影响，在设计城市和建筑时将空间的中心视为最关键的地方。6而在他的设计中，广场位于城市的中心，而在广场的中心竖立着诛杀僭主者的雕像。7由此可见反僭主传统在民主政治话语中的重要性。

将权力置于人民“中间”的另一个层面是政治实践。克里斯提尼改革让全体雅典公民都有权参与公共政治活动，这使得民众能够在话语的创造和再造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些活动，大多是在广场及其周边的公共空间中进行的，如在公民大会会场聆听和参与政治演说、投票选举和制定政策，在剧场观赏戏剧，在广场同其他公民讨论政治问题，在宗教圣地参与祭祀等等。在这些活动中，僭主的形象往往会周期性地反复出现，是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元素。例如，上文提到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公民法庭和城市酒神节等场合的开场誓言中，公民需要发誓赌咒反对僭主；诛杀僭主者雕像立在广场中心，每日均可被雅典人“目击”；戏剧舞台上，僭主的形象也时不时地出现。同时，公民通过立法，将记载着庇希特拉图家族恶行的青铜碑铭放在雅典卫城十分显眼的地方。8此外，雅典人还设置了崇拜诛杀僭主者的仪式。9这些政治实践，通过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使僭主的形象留存在雅典人的心中，使对僭主想象渗入雅典人的“潜意识”中。因此，即便僭主制在希腊本土已经灭绝多年，僭主的幽灵仍左右著雅典人，并影响到雅典政治。

三、僭主想象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的影响

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对僭主的认知虽然具有想象的成分，但其对雅典政治实践却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奥贝尔指出，雅典政治正是建立在“僭主想象”这样“经由公共交流的集体实践不断创造和再创造”的“民主知识”之上的。所谓“民主知识”，是指一系列密不可分的假设，它们告诉民众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适宜的、什么是真实的。因此，虽然“民主知识”反映的更多是集体的意见，而非客观的、不可移易的科学真理，但是人们仍会将之当作“客观真实”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政治行动的前提。1

僭主想象对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实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首先，僭主想象为政治精英提供了打击对手的符号武器，以及团结民众的粘合剂。2需要指出的是，利用僭主想象打击政治对手，并非民众领袖的独门秘笈，并非他们“捏造出来吓唬其支持者的幌子”。3若如此，将只有那些青睐寡头制的政治家才会被安上“谋立僭主”的罪名。事实并非如此，“谋立僭主”几乎可以成为任何雅典政治家的罪名。例如，以支持民主制闻名的伯里克利便曾被怀疑谋立僭主。4所以如此，是因为僭主想象并非民众领袖捏造出来的幌子，而是雅典民主政治话语中制度化的观念，是城邦共同体的“公器”，任何政治立场的雅典政治人物都可以将僭主想象当作攻击政敌的武器，团结自己支持者的胶水。

其次，僭主想象给雅典人带来真实的恐惧感和紧张感。这种紧张感会在政治事件的刺激下，变成政治动员的催化剂，催生出具体的政治行动。僭主想象之所以会引发紧张感，是因为雅典人根据其“民主知识”认为，僭主的威胁是真实的，而不断重复的反僭主话语和仪式又使紧张感从未远离。由僭主想象引发的紧张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不断地积累。战争初期，僭主及其同谋便在阿里斯多芬的戏剧《蜂》中被频繁提及，以至于剧中人物布得吕克吕昂抱怨说，自己五十年没有听过僭主一词了，如今它却成了大路货。5这说明，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关于僭主的想象非但没有从雅典消失，反而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雅典人的政治生活中了。

战争的紧张感和僭主想象的紧张感，汇成一股合力，在公元前415年的渎神案中爆发出来。修昔底德记载，渎神案之后大清洗般的政治追杀，是因为民众以为渎神案背后是“寡头制和僭主制的阴谋”。6虽然修昔底德同时提到“寡头制”和“僭主制”，但从语境上讲，这句话更多是偏重于“僭主制的阴谋”。7因为在讲这句话之前，修昔底德讲了雅典僭主制的故事，强调雅典民众通过口耳相传知道：雅典的僭政在最后阶段变得残暴，但雅典人自己当时无力反抗僭主统治，他们借助斯巴达人才最终推翻僭主，并且僭主家族远走他乡，并未灭绝。8这使得雅典的民众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怕僭主某一天卷土重来而自己无力抵抗。这恐惧在公元前415年由星火而燎原，对雅典的内政造成极大破坏，迫使亚西比得等政治精英自我放逐，甚至叛逃敌国。

最后，僭主想象为雅典人保卫民主制提供了动员机制。正如晏绍祥指出的，基于反僭主的需要和立场所建立的陶片放逐法，不仅成功驱逐了僭主政治的支持者，而且在保证人民权力的同时，还成功化解了政治精英之間的冲突，保证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相对稳定。1此外，在公元前410年，刚刚经历了四百人寡头统治的雅典民众，为了防止民主制再度被推翻，在民主制恢复后的第一个执政月颁布了专门的反僭主法令——德莫梵图斯法令。2法令要求每一位雅典人尽其所能的杀死任何推翻雅典民主制的人、在民主制颠覆之后出任官职的人，以及自立僭主者或帮助树立僭主的人，并称如果有人在刺杀僭主过程中身亡，城邦将善待他和孩子们，一如对待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及其子嗣。3显然，即便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期，僭主想象仍旧在雅典人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以至于民众在遭遇了寡头革命之后，仍采用反僭主的话语和法令来描述和处理自身遇到的政治危机。这份反僭主的法令，充分体现了僭主想象对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话语和实践的影响。

四、结论

传统的研究认为，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的观念中，民主制的对立面和首要威胁是寡头制。这一观点看起来既能解释公元前5世纪末为何爆发寡头革命，又符合亚里士多德和老寡头等人的论述。但是，近来的研究逐渐揭示，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话语中，被雅典人视为民主制的对立面和首要威胁的不是寡头制，而是僭主制。因为雅典的民主政治意识形态是在isonomia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继承了isonomia的许多要素，因而isonomia的对立面——僭主制——也就自然而言被视为民主制的对立面。因此，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民主政治话语中，僭主依旧被视为对立面政体，被视为民主制的敌人。但是，由于公元前5世纪的许多雅典人并没有真正亲历过僭主的统治，所以他们对僭主及其统治的描述，有许多想象的成分，如暴虐、贪婪、杀害青年、强奸妇女、破坏传统法律等。虽说这些描述是想象，但经由公共雕塑、法律法规、宗教祭祀和政治誓言等渠道，这些反僭主的话语在雅典日常政治生活中反复的出现，最终使“僭主想象”成为雅典民主政治话语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成为制度化的观念。“僭主想象”不但为政治家打击对手提供了话语工具，也为雅典人带来真实的紧张感和恐惧感，还为雅典人捍卫民主制提供了动员机制，对雅典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

[作者陈超（1989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收稿日期：2017年11月21日]

（责任编辑：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