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红

摘 要：元代为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在民族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元代叙事诗出现了新的文化特点。受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差异的影响，叙事诗更加突出了北方少数民族直抒胸臆、大胆泼辣、关爱社会弱势群体的文化特点。这些叙事诗丰富了元代叙事诗的艺术形象，为元代叙事诗注入了新的活力，充实了元诗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元代；汉文诗；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8-0042-03

元代文坛素以元曲著称，元曲是杂剧和散曲的合称，事实上元代诗歌更为丰富，数量也比杂剧和散曲多得多。正如著名元代文学研究学者杨镰先生就曾指出，诗文才是元代文坛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文学形式，而且与前代相比，元代诗文的普及程度更高，涉及的范围也更广。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虽然元统治者将不同民族的人分成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但各族人民在杂居相处过程中，相互切磋学习，促进了民族融合及民族文化交流。不论任何朝代，不论在任何社会状况下，文人雅士们依旧钟爱诗歌，常以诗歌的形式来抹去心中“块垒”，或参与文学交流活动。元代诗歌也取得了丰硕艺术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纵观元诗，叙事诗或具有叙事特点的诗歌数量很多。而与前代叙事诗相比，元代叙事诗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元代诗文有一个‘被忽略的特点，那就是‘叙事化倾向。”本文仅就几位重要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加以研究，以期对蒙元汉文诗的“叙事化”有深刻的认识。

一、蒙古族诗人萨都剌

元代中后期杰出的蒙古族诗人萨都剌，是元代诗坛的领军人物，一生留下了丰富的诗作。生活在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官场黑暗的社会现实中，萨都剌忧国忧民，用诗歌抒发了自己对当时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他的很多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动乱的社会状况及百姓生活的困苦，被喻之为“诗史”。关于萨都剌的族属与生平问题，学界尚存争议，莫衷一是。一种观点认为，萨都剌为色目人，元末杨维桢在《西湖竹枝词》中称其为“答失蛮氏”，即“回回”，在元代属色目人。陈垣《元代西域人华化考》以降，学界多从此说。除此之外，认为他是蒙古人的学者也不乏少数，通过史料分析，本人更加倾向其为蒙古人。对此，本文暂且存而不论。无论萨都剌为蒙古人还是色目人，都属于中华民族中的少数民族诗人，而且为元代少数民族诗人之“翘楚”。

萨都剌一生阅历丰富，际遇坎坷，留下了大量写景、抒情、感时、愤世、酬唱、应答类诗篇，其中最有艺术价值的还属那些反映下层民众生活疾苦和揭露政治腐败黑暗的篇章。比如《织女图》《鬻女谣》《征妇怨》《早发黄河即事》《过居庸关》《百禽歌》等，都从侧面描绘了穷苦百姓的艰难生活，揭示了富与穷、官与民之间的社会矛盾。如《鬻女谣》：

道逢鬻女弃如土，惨淡悲风起天宇。

荒村向日逢野狐，破屋黄昏闻啸鬼。

人夸顏色重金壁，今日饥饿啼长途。

悲啼泪尽黄河干，县官县官何尔颜。

金带紫衣郡太守，醉饱不问民食艰。

传闻关陕尤可忧，旱荒不独东南州。

枯鱼吐沫泽雁叫，嗷嗷待食何时休。

该诗运用贫富对比手法，揭露了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悲风”“荒村”“破屋”“饥饿”“悲啼”“枯鱼”等一系列意向无不向人们揭露了昏暗萧索的社会现实，传递了凄凉无助的穷人发出的绝望悲鸣。元朝天历年间，关陕、两河、东南等地发生旱灾，人们腹饥尚不能解决，生命不保，只能路边卖女，这种悲惨的情景让人倍感痛惜。相反，当官的人却“金带紫衣”，终日醉饱，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杜甫笔下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蒙古族诗人萨都剌更为直接地指出了富贵官僚可恨的一面——“不问民食艰”，这种不为苍生百姓解忧的朝政及黑暗的社会状况，引发了诗人的极大愤慨，予以了强烈的控诉与抨击。该诗虽不是严格的叙事诗，但却蕴含了一定的叙事成分，更重要的是该诗歌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当时社会的政治状况。

他的《早发黄河即事》一诗，对元朝末年生产破败、民怨沸腾的社会状况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揭露。诗人清晨在黄河行船，因目睹社会底层劳作者生活的艰辛，有感而发：“两河水平堤，夜有盗贼忧。”该句诗揭示了黄河两岸水害频发、农田荒芜、民生艰辛、盗匪猖獗的破败景象。诗人用“长安里中儿，生长不识愁。斗鸡五坊市，酣歌醉高楼。绣被夜中酒，玉人坐更筹”这种对比手法，将现实生活中权贵阶层花天酒地与底层民众啼饥号寒进行对比，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暗无天日。不仅如此，萨都剌还深入挖掘了造成这种社会状况的原因，即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作为蒙古人，萨都剌性格直爽，敢作敢为。面对诸多政治弊端，他不似汉族诗人那样瞻前顾后，明哲保身，而是直指陈弊，大胆揭露统治阶层的政治黑幕，对处于战乱中的穷苦百姓给予了深切同情。比如他在叙事诗《纪事》里揭露了元文宗、明宗两兄弟争夺皇位的真相，并发出了“天上武皇亦洒泪，世间骨肉可相逢”的感慨。元代中期，政权更替频繁，明宗暴崩的疑案，在《元史》中没有详细记载。身为蒙古族上层社会的萨都剌，更容易掌握政治事件的真相。他大胆地揭露明宗死于宫廷政变的事实，并对文宗弑杀亲兄的罪行进行了讽刺与批判，这在历代诗词中都极为罕见。蒙古族诗人萨都剌的民族性格和人格魅力在此可见一斑。正如清人顾嗣立所说：“史氏多忌讳，纪事只大抵，独有萨经历，讽刺中肯綮。”最高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不断发生在元代中后期，萨都剌很多诗作都对这种斗争给中下层人民带来的苦难进行了描述，并对这种内战进行了有力批判，如《卧病书怀》《过居庸关》等。致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崩，为争皇位，朝廷内部形成了文宗和太子阿速吉八的两派的政权对立，双方在居庸关、潼关等地进行了激烈的军事对抗。萨都剌心系百姓苍生，对这种无视百姓性命的皇朝内战进行了激烈批判。《过居庸关》以居庸关为切入点，抒发了诗人对死去战士的痛惜与缅怀之情，并写道：“男耕女织天下平，千古万古无战争。”

二、回族诗人马祖常

马祖常（1279-1338），西域雍古人，元回族著名诗人，官职曾至礼部尚书，在当时的文坛影响很大。马祖常虽官居朝廷要职，但心系百姓，关心民生疾苦，写了很多针砭时弊、关心百姓疾苦之作，有“中原硕儒”的称号。其叙事诗《六月七日至昌平赋养马户》叙述了寡妇养马户的不幸遭遇，丈夫因繁重劳役而死，连年灾害庄稼无收成导致公婆离世，为了安葬亲人，“妇人”不得已将仅有田地房屋变卖，面对无视人死活的驿吏，她不得不喊出：“安得天雨金，马壮口有食！”《元史》中记载：“元代为维持交通运输，驿站设有“站户”户籍。”站户要为役吏提供马匹和食物等物品。而身为权贵的长官却“不问铺马生受，日行数站，其马匹不无走损倒死”。马祖常心系民生，从生活细微处观察，感受社会底层百姓生活的艰辛，其诗给人心灵以强烈震撼，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了当时民生的凄苦。诗人的《踏水歌行》《缫丝行》也同样以朴实的笔墨讲述了当时农民为了生计艰难耕织的悲苦与哀伤。

三、回族著名诗人迺贤

元人迺贤（1309-1368）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有作品流传至今的葛逻禄诗人、文学家。迺贤，字易之，号河朔外史、紫云山人，汉姓马，并以“马易之”之名享誉元代诗坛。葛逻禄，元人文献译作“合鲁”，又以族属为姓氏，称作“葛逻禄易之”“合鲁易之”，或简称“葛易之”。葛逻禄属于古老的西域部族，元朝时曾游牧在阿尔金山一带。当蒙古族崛起之时，廼贤家族即葛逻禄人的分支，归属蒙古，跟随蒙古军远征中原，逐步从西域阿尔泰山迁至内地。迺贤家族最早在南阳路汝州郏县（今河南）落脚，后长期定居在庆元路鄞县（今宁波）。迺贤尽管是西域回族文学家，但在中原腹地，他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和影响，比较喜爱和尊行儒家操守，有着报效国家、振兴元朝的政治抱负。明代洪武年间成书的《元史》中没有迺贤的记载，元明两朝的文献记载也未见其碑传。关于迺贤的生平，主要来源于对其他史料文献。学界对其诗歌的研究主要依据现存诗集《金台集》二卷。迺贤诗歌受白居易“新乐府”影响较大，一些描绘社会现实的作品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社会反响。

迺贤的作品多为针砭时弊同情苦难百姓的诗作。如《行路难》《卖盐妇》《新堤谣》《新乡韫》《枫亭女》《颍州老翁歌》等，其中《颍州老翁歌》是其代表作，得到时人的广泛赞誉。如清正廉明且较有社会威望的官员余阙，曾对当时的惨淡社会进行了记录：“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饥；明年又疫。民之死者过半。……然民罹大困，田莱尽荒，蒿蓬没人，狐兔之迹满道……”可与《颍州老翁歌》相佐证。廼贤的《金台集》中的诗多有序跋题语，大都出自当时著名文人之手。暂以贡师泰至正十二年（1352年）序为例，解读诸名家对廼贤的评价。贡师泰，元代著名散文家，字泰甫，号玩斋，宣城（今属安徽）人，元泰定四年（1327年）进士，官职很高，曾任户部尚书，也为当时文坛泰斗。他对来自西域的诗人廼贤及其诗作给予高度评价：“予闻葛逻禄在西北金山之西，与回纥壤相接，俗相类。其人便捷善射，又能相时居货媒取富贵。易之出其族，而心之所好独异焉。宜乎见于诗者，亦卓乎有以异于人也。虽然，富贵可以知力求，而诗固有难言者矣！是以黄金、丹砂、穹圭、桓璧，犹或幸致，而清词妙句在天地间自有一种清气，岂知力所能求哉？昔之善论者，谓诗有别思。易之之于诗，其将悟于是也夫！”

《枫亭女》是迺贤的代表作之一，很遗憾没有流传下来，但根据迺贤好友林弼（林唐臣）的《书马翰林易之〈枫亭女〉篇后》，能够窥见该诗一二：“予读《枫亭女》篇，其辞苦如《石壕吏》，其心仁如《舂陵行》，读之令人掩涕。昔白居易作乐府以规讽时事，流闻禁中，得为翰林学士。今君职翰林、持使节，行复圣天子之命，又岂特流闻而已！”由此推想，该诗是从女性角度反映當时穷人百姓艰苦生活的。

叙事诗一直是中国传统诗学上的典型题材，它多反映社会实况、民生疾苦，抒发真情实感，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叙事诗历史悠久，《诗经》中就有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汉代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到了唐代，叙事诗又有了新发展，新乐府诗以新题写实事，强化了诗歌的叙事性，突出了诗歌的实用价值。白居易的《红线毯》《卖炭翁》就是叙事诗中的佳品。

元代少数民族诗人在诗歌创作上，传承了叙事诗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诗人们受当时朝政更迭、政治腐败、战祸、百姓疾苦的影响，创作了很多揭露时弊、反映百姓疾苦的叙事诗。元代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而当时诗人也多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少数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有关。游牧民族“生长鞍马间，人自习战，自春徂冬，旦旦逐猎，乃其生涯”，这铸造了平等、自尊、互助互爱的民族性格，因此他们对社会弱势群体有着深切同情心理。不仅如此，他们没有汉族“男尊女卑”的思想，对妇女有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爱护心理。如萨都剌的《征妇怨》、廼贤的《新乡媪》《卖盐妇》《枫亭女》等叙事诗都以妇女或老妇为叙事对象，展现了诗人尊重女性、同情女性的博爱心理。

参考文献：

〔1〕杨镰.元代文学编年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

〔2〕顾嗣立.元诗选（初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4〕云峰.民族文化交融与文学研究论稿[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

〔5〕刘嘉伟.华夷一体与元代叙事诗的新变[J].兰州学刊，2016，（04）.

〔6〕杨镰.元代葛逻禄诗人迺贤与中华文学[J].民族文学研究，2016，（06）.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