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援 逯义峰

抑郁症是世界范围内导致残疾的头号元凶，也是全球医疗负担增长的主要因素；全球抑郁症患者约达3.22亿，占比超全球总人口的4%。[1]中国的抑郁症患者超5400万，占全国人口的4.2%。[2]中国每年因抑郁症而导致的离岗休养、医疗支出、丧葬花费等成本高达78亿美元。*②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2017b).WHO China Fact Sheet.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20年，抑郁症类的精神疾病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公共卫生负担。[3]然而，抑郁症最近才开始在中国医院得到承认和诊断。[4]近期数据显示，仅有不到两成抑郁症患者寻求医疗帮助或服用药物。[5]羞耻和污名化仍是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患者获得诊断和治疗的主要障碍。②

作为现代公共广场，新闻媒体使社会问题得以呈现和辩论。通过将抑郁症议题引入公共话语中，新闻媒体对消减抑郁症的污名起着关键作用。媒体报道直接影响公众的态度，[6]这反过来又可能影响公共卫生政策和实践。[7]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探讨污名化的表征以及媒体报道的影响。[8]当前研究较少涉及新闻媒体对抑郁症责任归因的框架分析，而此议题亟待探讨，这对有关抑郁症的公共对话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闻框架建构过程中，媒体总是通过选择并凸显某个议题的特定方面。[9]通过界定问题，探究原因，并提出补救措施，媒体可能会对公共舆论产生影响，在社会问题(如健康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面，影响公众对谁(总体来看，个人还是社会) 应该承担更多责任的看法。[10]因此，在健康问题预防、干预和治疗工作中，有关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共政策，可能会受到媒体间接但重大的影响。[11]在心理健康问题上，个人化的责任归因可能会增强公众已有的负面看法，进一步将其污名化。[12]因此，公共舆论形成的过程中，在议题理解、责任归因和消减污名化等方面，媒体框架建构都能起到关键作用。[13]

通过对中国报纸抑郁症报道的内容分析，本研究系统地探讨了中国新闻媒体对抑郁症责任归因的框架建构。作为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威胁之一，抑郁症在中国传播学界的研究探讨尚属欠缺，本文希望借此拓展和丰富国内外的健康传播研究。

一、文献综述

(一)议题责任框架

责任归因是包括公共卫生问题在内的社会议题辩论的重要方面，具体而言，即谁——个人或社会——需要对社会问题承担更多的原因责任和解决问题责任。[13]如果个人对自身健康问题产生负有主要责任，则应在个人层面寻求解决办法，例如改变不健康行为和寻求治疗。如果问题被归因于系统性缺陷，则社会应该分担解决问题的责任，提供基于政策的补救措施，例如改善医疗保健和纠正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性做法。责任归因的差异确实影响了许多健康问题的卫生政策、实践和公共舆论。[13]

作为公众关于精神健康问题的主要信息来源，新闻媒体通过框架建构在社会问题辩论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当报道复杂议题时，新闻记者建构起新闻框架，通过简单易懂的新闻诠释包为公众提供大量信息。[13]媒体选择性地指明问题原因，提出解决方案，在个人或社会层面上进行责任归因。健康倡导者认为，社会层面上的责任归因可以提高公众对系统性风险(相对孤立性风险而言)因素的了解，鼓励公众支持集体层面(相对个人层面而言)的解决方案，从而减轻社会对患者个人的指责和妖魔化，消减污名化。[14]

个人化的责任归因则可能会把一些顽固性问题仅归结为个人所特有，而非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所引发的问题。[15]个人被置于话语的中心，其自身缺陷被突出强调，其行为选择和生活方式被要求改变，脱离了整体社会大背景；这会使公众注意力偏离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系统性缺陷，忽视社会层面补救措施的重要性，诸如政策改变、监管工作、社会公平正义矫正等。[16]

同理，公众忽视精神健康问题的社会维度，而是将原因责任和解决问题责任都归因给个体患者；消减污名化，这一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目标，可能受到损害。事实上，当新闻媒体强调精神障碍的遗传、机体失衡等个人层面原因时，污名化并未消减，社会容忍度并未提高。相反，由于媒体把精神疾病呈现为个体患者所先天固有且难以救治，这只会导致社会对此类群体刻板印象的增加。[12]

总之，新闻媒体对抑郁症及其责任归因的框架建构，对消减精神疾病污名化的公共卫生目标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分析媒体的抑郁症报道框架之前，本研究有必要考察新闻框架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

(二)影响框架建构的文化和组织因素

长期以来，媒介学者一直在努力探讨新闻媒体以特定方式对某个议题进行框架建构的原因。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影响框架建构的因素包括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观、组织压力和约束、利益集团压力、职业新闻惯例、新闻记者个体特征等。[17]框架研究已经广泛探讨的议题包括媒体使用何种框架、框架对受众有何影响；而框架建构问题，即媒体框架的影响因素，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16]

跨文化研究表明，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取向可以塑造个体感知和归因。[18-19]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往往认为个人不受环境制约，通常把责任归因于内部原因和个人因素。相反，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认为个人受社会规范的约束，通常把责任归因于外部原因和环境因素。这种文化差异可以预测和解释新闻框架的不同。事实上，研究表明西方新闻媒体对社会和健康问题产生原因和解决办法的报道框架通常建构在个人层面，而非社会层面。[13]如果中国个人感知和归因方面的集体主义文化取向会影响新闻框架的建构，媒体则会将原因责任和解决问题责任更多地归因于社会层面，而非个人层面。上述论断有待在健康新闻报道的语境内加以检验。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a：中国报纸报道抑郁症的产生原因时，责任归因于社会层面要多于个人层面。

H1b：中国报纸报道抑郁症的解决办法时，责任归因于社会层面要多于个人层面。

除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观之外，媒体集团的政治和(或)商业取向导致的组织压力和制约因素(例如公有与私有、政治议程与商业议程等)也可能影响议题的责任归因。[16]通过对议题重要性的个人化和范例化，个人层面的责任归因更有助于吸引新闻受众、服务于私营传媒组织的商业利益。[20]同样，媒体的政治取向也能影响议题的责任归属，例如，当报道贫困时，自由派报纸比保守派报纸更多地将原因责任和解决问题责任归因于社会层面。[16]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传媒体制在组织结构和导向上发生了巨大变革，进而可能会影响媒体的报道框架。传统上，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党和国家对媒体拥有所有权、财政权和控制权。[21]中央和地方政府、各国家机构分别为各自的“机关报”提供财政支持，此类报纸统称为“党报”。[22]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媒体制发生了系统性变革，其中最显著的是“都市报”的出现。[23]一方面，党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政府补贴和机构订阅；另一方面，在新型市场经济体制下，都市报发展迅猛，其大部分运营资金来源于广告收入、报亭销售和家庭用户订阅。[24]因此，中国报业的目标读者是普通市民群体，不再是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23]作为营利性组织，都市报进行新闻报道时可能会采取不同于党报但与西方媒体相似的框架策略，目的是吸引更多读者并在竞争型市场中求得生存。当今时代，中国报业在编辑方向、商业模式、目标读者等方面发生的一系列组织变革，可能会导致其报道框架的潜在转变。因此，本研究有必要对相关报纸进行系统研究，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RQ1a：在报道抑郁症的产生原因时，党报和都市报之间的责任归因有何差异？

RQ1b：在报道抑郁症的解决办法时，党报和都市报之间的责任归因有何差异？

(三)健康问题的报道框架和责任归因

当考察公共健康问题的新闻框架、原因责任和解决问题责任时，研究发现西方媒体把重要议题弱化成个人层面的问题，[25]报道框架偏片段式结构而不是主题式结构，[15]忽视了诸如贫穷和不道德的商业行为等社会层面的致病原因。[13]对这些议题，中国的健康传播学界并未直接、系统地加以考察。现有的中国健康问题报道的文化内和跨文化研究都表明中国的新闻报道框架与归因模式与西方不同。

在中国健康问题报道框架中，议题的责任归因可能更为复杂，存在诸如责任类型(如原因责任或解决问题责任)、媒介组织类型(如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等权变因素。中央媒体可能将更多的解决问题责任而不是原因责任归因于社会层面。例如，在“非典”报道中，《人民日报》强调“非典的社会维度”(如文化、宗教、传统、人权、合法性和公民社会)，并强调政府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所做的努力。[26]《人民日报》的艾滋病报道也同样强调官方的应对和政府的领导作用。[27]比较中美两国媒体对中国健康问题的新闻报道，上述现象也很明显。在对“非典”的报道中，《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指责中国政府处置不力，而《人民日报》和《中国日报》则集中报道政府如何努力降低非典对经济的负面影响。[28]在报道艾滋病时，新华社把政府描绘成一个有决心、有能力和务实的问题解决者。[29]然而，美联社把原因责任归因于中国政府。[30]另一方面，在健康问题报道框架和责任归因方面，中国地方媒体似乎与中央媒体不一致。通过对地方报纸健康问题报道的抽样分析，发现地方报纸将更多的原因责任和解决问题责任归因于个人层面，而非社会层面。[31]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暴露了现有研究中的一些空白。首先，先前研究主要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视角考察中国的健康问题报道。考虑到如下影响因素，第一，中国健康新闻传播和责任归因中的集体主义文化取向；第二，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而可能出现的文化价值观转变；第三，议题的框架建构和责任归因可能受到文化价值观和文化转变的影响。从文化的视角来考察健康新闻的框架建构非常值得探索，填补了当前研究空白。随着社会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文化取向通常由传统的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中国文化或许也不例外。[32]中国的媒体机构也经历了重大变革，更多以追求利润和吸引受众为目标，[28]或许为缓解商业压力而改变自身发展策略。本文认为上述文化转变和组织变革都可能在媒体报道框架中得以反映。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RQ2a：在报道抑郁症的产生原因时，中国报纸的责任归因随时间推移会发生何种改变？

RQ2b：在报道抑郁症的解决办法时，中国报纸的责任归因随时间推移会发生何种改变？

其次，现有研究大多静态考察中央及全国性媒体机构(如《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以及新华社等)组织变革的影响，而忽视了地方媒体和市场化媒体。 一些议题也未受到学界关注，比如，经济变革和新闻改革对中国新闻业整体面貌的影响，包括都市报的兴起；党报和都市报如何进行责任归因，对社会和健康问题的关注点有何差异等。

再次，尽管有研究指出了中国健康新闻的各种报道框架，但议题责任归因的一些重要概念却缺乏明确阐释和量化测量，未进行具体概念化和量化操作。本研究试图通过理论阐释和实证测量来考察和把握议题责任归因概念的不同维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包括使用历时的数据来纵向考察文化和组织环境的变革，并对多家媒体进行抽样和采集数据来提高外部效度。

最重要的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抑郁症都迅速成为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威胁之一，但是考察现有研究，却未发现抑郁症报道框架和责任归因方面的研究。

二、研究方法

(一)抽样

本研究将中国大陆出版的所有报纸作为抽样总体。选用的报纸数据库为中国知网出版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了自2000年以来中国大陆1000家报纸每日出版的新闻全文数据。使用关键词“抑郁”和“抑郁症”搜索数据库，时间段限定为2000年至2012年，共获取各类报纸出版的1507篇新闻，包括中央和地方报纸、官方党报和市场化都市报、大众化和专业化报纸。经初步审读，去除431篇新闻报道，这些新闻或是无关抑郁症问题(如有关经济萧条的报道)，或是同一篇文章的转载报道。本研究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每隔一篇抽取一篇，共抽取出538个样本。在后期编码过程中，又去除11篇不相关或重复的新闻，最终样本数为527个。

所有527篇新闻报道样本，全国性报纸(如《人民日报》)占404篇，地方性报纸(如《北京日报》)占123篇；覆盖更多读者群体的大众化报纸(如《天津日报》)占152篇，专门报道健康等问题的专业化报纸(如《上海中医药报》)占375篇；党报(如《新华每日电讯报》)占287篇，都市报(如《南方周末》)占240篇。 样本代表性良好，涵盖了目前中国大陆出版的所有主要报纸。

(二) 测量和信度

本研究关键变量为媒体类型(党报或都市报)、产生原因和解决问题的责任归因(个人层面或社会层面)。编码方案的制定基于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文献综述，并结合具体抑郁症报道样本进行归纳整理和修改完善。在媒体类型问题上，本文咨询了媒体业界人士，得到了专业建议。

媒体类型：名义变量，1—4编码(1 =党报、2=都市报、3=其他、4=未知)。两位编码员对中国传媒体制了解全面：一位在国家级媒体有9年的高级记者从业经历，另一位为高校传媒专业教师。两位编码员就编码方案和步骤接受了细致培训。如果意见不一致，编码员会利用互联网查询核实，或者咨询媒体专业人士意见。两位编码员分别对随机抽取的10%(N = 50)样本进行编码前测，信度检验值Cohen’ kappa = 0.875(p<0.001)，意味着控制偶然一致性情况下，编码员之间的交互信度较高。

责任归因：基于Kim和Willis的研究，[13]测量原因责任和解决问题责任归因主要在个人或社会两个层面。个人原因包括：1)人口因素；2)遗传、性格和健康；3)行为、生活方式和生活事件；4)其他。社会原因包括：1)不健康的家庭、学校和社区环境；2)公共卫生、公共意识和公共政策方面的缺陷；3)现代生活和社会变革；4)其他。个人解决办法包括：1)人口变化；2)性格和健康状况变化；3)行为和生活方式变化；4)其他。社会解决办法包括：1)家庭、学校和社区环境变化；2)公共卫生、公众态度和公共政策变化；3)文化和社会变化；4)其他。

每一种原因或解决办法都作为名义变量进行测量，即0(无)或1(有)。如果同一原因或解决办法被多次提及，该原因或解决办法仅记录为一次提及。因此，个人原因、社会原因、个人解决方案和社会解决方案四个变量都分别从0到4进行编码。这种编码方式防止了人为夸大某一特定原因或解决办法的提及次数。[13]

两位编码员都精通中英文双语，对随机抽取的10%的样本(n=50)进行编码前测。信度检验结果如下：Pearson’sr= 0.861(个人原因)、0.893(社会原因)、0.807(个人解决办法)、0.899(社会解决办法)。两位编码员通读所有527篇报道全文，独立完成编码工作。

三、研究结果

研究假设1认为，中国报纸在报道抑郁症的责任归因时，责任归因于社会层面要多于个人层面。但研究假设H1a未得到支持，中国报纸报道抑郁症的产生原因时，并没有更多地将责任归因于社会层面。如表1所示，在527篇报道中，四类个人原因共提及605次，每篇报道平均提及1.15次；四类社会原因共提及571次，每篇报道平均提及1.08次(见表2)。可见，个人与社会原因的责任归因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t=1.242，p=ns)。

表1 抑郁症报道中个人原因责任归因

注：表中数据指全部报道样本中个人层面抑郁症产生原因的提及次数和百分比。

表2 抑郁症报道中社会原因责任归因

注：表中数据指全部报道样本中社会层面抑郁症产生原因的提及次数和百分比。

研究假设H1b得到验证，中国报纸报道抑郁症的解决办法时，责任归因于社会层面要多于个人层面。如表3所示，在527篇报道中，四类个人解决办法共提及374次，每篇报道平均提及0.71次；而四类社会解决办法共提及517次，每篇报道平均提及0.98次(见表4)。配对样本t检验表明，社会解决办法的提及次数要显著高于个人解决办法(t=-5.43，p<0.001)，支持了研究假设H1b。

表3 抑郁症报道中个人解决问题责任归因

注：表中数据指全部报道样本中个人层面抑郁症解决办法的提及次数和百分比。

表4 抑郁症报道中社会解决问题责任归因

注：表中数据指全部报道样本中社会层面抑郁症解决办法的提及次数和百分比。

研究问题1探讨的是抑郁症报道中，党报和都市报之间的责任归因有何差异。结果表明，相对都市报，党报更多地把抑郁症的原因责任和解决问题责任归因于社会层面。如表2所示，党报287篇报道中，社会原因共提及364次，每篇报道平均提及1.27次；而都市报240篇报道中，社会原因共提及207次，每篇报道平均提及0.86次。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二者有显著性差异(t=4.206，p<0.001)。同样，党报社会解决办法共提及312次，每篇报道平均提及1.09次；而都市报社会解决办法共提及205次，每篇报道平均提及0.85次(见表4)。二者也有显著性差异(t=3.103，p<0.01)。在个人层面的责任归因方面，党报和都市报之间并无差异。

研究问题2探讨12年来中国报纸抑郁症报道的责任归因方面有何历时变化。以报道出版年份作为预测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报道抑郁症的产生原因(RQ2a)和解决办法(RQ2b)时，其责任归因随时间推移并未发生显著改变。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下：个人原因责任归因变化(F=0.291，p=ns)、社会原因责任归因变化(F=0.008，p=ns)、个人解决问题责任归因变化(F=0.790，p=ns)，统计值均未出现显著性。只有社会解决问题责任归因显示出现历时增长，但仅为边际显著(F=3.149，p= 0.077)。

四、讨论和结论

本研究聚焦文化价值观和组织压力两个宏观因素，考察了中国报纸抑郁症报道的框架建构，探讨了上述因素对抑郁症报道产生原因和解决问题责任归因的影响。研究结果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假设，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和传媒体制影响了过去12年来的媒体报道，抑郁症的责任归因更多在社会层面，而不是个人层面。当然，宏观方面受文化和组织转型的影响，中国媒体报道的责任归因也在发生变化。

本研究考察了中国媒体报道抑郁症时的责任归因框架。与西方媒体将健康问题责任更多归因于个人层面不同，中国媒体总体上把解决问题的大部分责任归因于社会，而将问题产生原因责任同等归因于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最常提及的社会解决方案是“改变公共卫生、公众态度和公共政策”，包括扩大精神卫生保健的覆盖范围并提升质量，改善公众态度和看法，以及为预防和干预健康问题提供政策支持等。

集体主义价值观可能是中国媒体更多社会归因的影响因素，原因在于集体主义者通常认为个人依附于社会，更多地强调社会环境因素。[19]为文化所接受的政治思想意识可能是另一个影响因素。几十年的经济改革使大多数中国新闻机构从政治文化机构转变为营利性商业实体。[33]但是，中国精英阶层和公共舆论仍然深信政府应当在公共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一传统思想根深蒂固。虽然西方国家不断争论政府的作用，但是在中国这一问题却毋庸置疑，政府当然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第一人。这一思想为中国社会和文化所认可，也解释了为何抑郁症报道框架中人们更期望政府在社会层面发挥积极作用。

组织压力是影响媒体责任归因的另一个潜在因素。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社会环境不断变化，政府面临着诸多挑战，需要获取民众的支持。新闻媒体，特别是包括报纸在内的传统媒体，仍是国家的重要宣传阵地，其记者必然要突出强调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贡献。[34]事实上，研究表明，媒体往往把社会责任建构为政府的主动行动和项目规划，党报比都市报更倾向于从政府行为的层面提出社会问题解决方案。

此外，研究结果表明，当文化和组织因素影响相互作用时，来自政治和(或)商业领域的组织压力影响可能超过根深蒂固的集体主义文化取向，更多地将原因责任归因于个人层面。事实上，虽然中国媒体往往会轻易将解决问题责任归因于社会层面，却不太倾向于将问题原因责任归因于社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现象在以市场为导向的都市报更为明显，可能的原因是都市报有更大的商业压力。党报仍然可以获得政府补贴，但都市报的运营方式类似于西方媒体，通过大量读者群体来吸引广告商投放广告，靠广告收益求得生存。都市报新闻以“快”“小”“轻”“软”为特点，倾向于迎合城市居民对时效性、实用性和娱乐性新闻的消费需求。[23]因此，其抑郁症报道往往只是触及了问题的表面，很少深入探究其社会维度。在竞争激烈的中国传媒市场上，为追求利润和竞争优势，都市报也陷入了与西方一样的困境：把社会问题写成便于讲述、引人注目的故事，从而使公众注意力偏离了社会层面的原因探讨和解决方案。

本研究探讨了文化价值观和组织压力对转型期中国党报和都市报健康问题报道责任归因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针对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媒体将抑郁症问题建构为一种公共健康威胁。但讽刺的是，都市报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却逊于党报，因其更多关注民众而非机构、具有更可持续的商业模式，都市报被许多媒体专家称为是中国新闻业的未来。[23]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的不断发展，未来研究应继续关注此议题，即在传播健康知识和责任归因方面，都市报是否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抑郁症是中国人口面临的最严重的公共健康威胁之一。本研究全面、历时地考察了中国大陆主要报纸过去12年的抑郁症报道情况。对中国媒体健康报道框架建构和责任归因的研究，除已有的意识形态视角，本研究首次将文化视角纳入考察，意义重大。鉴于内容分析法研究固有的局限性，未来抑郁症的报道框架研究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向：第一，通过对新闻采编机构的参与观察、对新闻记者的深入访谈等调研方法，厘清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和组织等因素如何超越其他因素独立影响新闻框架的建构和责任归因；第二，不同文化和传媒体制中抑郁症报道框架的对比分析，可进一步揭示文化和组织因素对此关键公共卫生问题框架建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