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 张秋平, 肖荣波, 管东生

(1.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2.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045；3.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4.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自工业革命以后，全球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人口比例已超过50%，到2050年将超过60%[1]。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2015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56%，规划至2030年达到70%。在城市化进程中，半自然或者人工生态系统取代自然生态系统，下垫面性质显著改变[2]；城市人口不断集聚，大量能源集中消费释放，导致城市热岛效应影响范围扩大和强度增加[3-5]。城市热岛效应可直接影响区域大气环流格局的变化，增强城市能源消费强度，加剧大气环境污染风险，制约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6]；并且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城市热岛效应强化了城市极端高温强度和范围，导致居民的高温健康风险上升[7]。城市热岛效应已成为21世纪全球面临的重要生态环境问题之一，如何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备受关注。

在城市不同类型下垫面中，绿地可通过植被的蒸腾和蒸散过程增湿降温，促进改善区域热环境和微气候，是缓解热岛效应中的关键性生物要素[8-10]。在区域或城市尺度上，目前关于城市绿地缓解热岛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城市绿地表征参数比如植被覆盖度、减化比值植被指数(RSR)、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与地表温度间的相关关系，探讨绿地质量变化对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11-13]；另一方面是研究城市绿地(或林地)面积比例、以及绿地斑块周长、面积、几何形态和空间配置等景观格局特征对城市绿地的降温强度与降温范围定量影响[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