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科学的主流视域之下，税收与现代民族国家如同孪生兄弟，由于地缘军事竞争的压力，现代国家不得不向有产阶层提供保护，作为回报的则是现代税收的诞生。我们将这一类民族国家称之为“财政-军事国家”，强有力的征税能力似乎成了建立强大国家的必由之路。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将此概括为“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而作为税收重要种类之一的消费税，亦是不同学术流派解释国家形成的聚焦点。历史学家Henry Yeomans在Social Science History最新一期上的论文，借助1643年至1914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一手档案，另辟蹊径，以福柯治理术的理论路径切入，重新阐释了消费税与现代国家的关系。

为了证明“财政-军事国家”无法解释英国消费税的变迁，作者选取了啤酒税为个案进行剖析。通过对1643年到1829年啤酒税率的分析，作者承认英格兰的战争冲突与税率的关系呈现出正相关。但是1829年之后，啤酒税率发生剧烈波动，但它和战争的发生及持续时间并无关系。这足以说明1829年之后，诱发啤酒税率变化的并不是军费的需要，而是有着其他政治和社会原因。

而历史的事实是，英格兰和威尔士政府有意通过改变啤酒的税率来影响民众的行为。由于税率的提高，民众对啤酒的需求自然就下降了。在19世纪，一种流行的看法是过度饮酒是触发暴力、疾病和贫困的根源；而在20世纪，则认为饮酒和社会失序、青少年犯罪、不当性行为和糟糕的公共健康紧密相连。这些认识深深地影响了消费税的税率，国家实则借助消费税来规训民众的行为和思想，以此来确立合格公民应有的行为表现。换言之，税收被视为一种合理的手段来改变民众行为。故而人口知识和税收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自由主义在英国蔚为大观，这导致政府规制经济活动受到了思想层面的冲击，政府高额征税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在政府规训社会和经济自由之间，英格兰的啤酒消費税呈现出摇摆之势。

Henry Yeoman的这篇文章，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的材料入手，为我们揭示了消费税与国家形成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消费税和“财政-军事国家”有一定的关系，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国家逐渐意识到消费税在规训民众行为中的重要作用，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各种政策和法律工具，为自身重塑社会提供理据。

这一发现亦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现今的国家皆借助于消费税，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之间保持平衡，如西欧和北欧借助税收鼓励民众使用绿色可持续的产品，中国则对奢侈品征重税来引导社会风气。凡此种种，都说明现代国家的治理日益脱离了地缘军事竞争的形态，呈现出多元的面貌。故此，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论资源来理解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文/草苍）

Henry Yeomans， “Taxation， State Formation， and Governmentality：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lcohol Excise Duties in England and Wales”，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42（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