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丹丹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100)

梅曾亮(1786-1865)，原名荫，字伯言，江苏上元(今南京)人，道光二年(1822年)进士，官户部郎中。梅曾亮受家学熏陶，以古文闻于世，一时推为祭酒，亦不辱家门声誉。曾亮十二岁始受业于舅氏侯子有，十八岁时始见姚鼐，两年后正式受业于姚鼐之门，是桐城派在嘉道年间“姚门四杰”①之一。在桐城派的发展过程中，梅曾亮是一位颇有建树的代表。纵观梅曾亮的一生，主要是读书、授书、作文，虽不能说是淡泊名利，但也是以一种与世无争的方式生活着。这种心理，也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两次进京，官居京师二十年，其成就在文学而不在事功。梅曾亮只是一介文人，甘于做文人的文人。我们不必苛求要从他的作品中找寻其爱国热情、政治抱负、忧国忧民的思想。梅曾亮的文学成就主要在古文方面，其著作《柏枧山房文集》中有文集十六卷、文续集一卷、骈文二卷、诗集十卷、诗续集二卷行世。

传记文发展到现在，已有一套较为系统的定义，包括传状文和碑志文两类。传状文包括传和状，传指传记，状指行状，包括行略、事略、轶事。传最初用于解经，不用于记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云:“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受于后。”由于自身学术水平的限制，本文的传记文专指梅曾亮的人物传记②，对于梅曾亮的状和碑志文不予论述。我们主要以《柏枧山房文集》中以传为名的作品为中心，阐述梅曾亮在传记文学方面的创作特色及成就并对其传记创作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以期对梅曾亮的古文研究有所补充。

一、梅曾亮传记文的思想内容

梅曾亮以传为题的传记文主要集中在其文集的卷八卷九，一共38篇，如下表:

内容分类篇名篇数亲友 《侯起叔先生家传》《书李廷杨死贼事》 2官员有感而发之作:《王刚节公家传》《书李林孙事》《墨生传》《王芾传》《书邓中承决狱事》《总兵刘公家传》《鄱阳县知县吴家君家传》《家秋竢先生家传》受人之托所作:《蒋少麓家传》《郑耐生传》《蒋岳麓先生家传》《栗公勤公家传》《刘忠义家传》《蒋念亭家传》《梁味愚先生家传》《秦省吾家传》《王艺斋家传》《书李廷杨死贼事》《黄个园家传》《洪序也家传》《周伯恬家传》20女性第一类:《书杨氏婢事》《朱宜人传》《许烈妇传》《狄恭人家传》《钱烈妇家传》《鲍母谢孺人家传》第二类:《秦孺人家传》《仓宜人家传》《袁宜人家传》《韩若谷先生家传》《淑人乌朗罕济拉莫忒氏传略》第三类:《书二孝女事》12平民 《叶应传》《汪洎斋先生家传》《陶愚斋家传》《艾方来家传》4

他的传记文在立传记人的同时，多带有真情实感，虽有的作品是受人之托所作，但是梅氏也是在了解了真实情况后才酝酿而成。正如张新科所说“传记具有历史与史学的双重特征，既有历史的真实性，又有文学的艺术性，以刻画人物为中心。刻画人物的目的在于为后人树立榜样，使传主的生命达到不朽，为了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传记往往压缩不必要的时间交代过程，延长或放大富有生命特征的事件，这是在历史真实基础上进行文学加工。”[1](P5)梅曾亮的传记文正是这种艺术的体现，其传记以简洁却又直击人心的笔触刻画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本文将其传记文分为四类，阐述如下:

(一)拳拳深情，亲友、平民之传

梅氏写及亲友之作，在记述他们生平事迹的同时也灌注真情实感，生动感人。有写其外祖父的《侯起叔先生家传》，从仕途、文学道路、交友及家庭四个方面，用简短而掷地有声的文字叙述了外祖父一生的功绩。并发出感慨:“然以吾迟之数十年而后知者，望之人人，其亦有同吾之知者耶?其竟无同者耶?方其兀坐渺虑定得失于微茫之中，岂以世有必得其用心者，亦自谦其志而已。虽然，事不能自谦其志，而能有待于后世者，盖未之有也。”[2](P171)对于外祖父的诗梅氏过了十多年才通晓其义理，并不是因为才疏学浅，只是其诗中蕴含的深意，如果不是有切身的体验与感受是很难了解到的。《书李廷杨死贼事》，写其同郡友人李廷杨的事迹，湖南贼岂，李以少战多，终不胜敌人猛烈的攻击，在重挫了敌人后战死沙场的故事。在为其立传的同时，梅氏有感而发，认为李的失败，不在于没有安排好对策，或是不听人劝阻，而是因为兵少，如果有足够的兵力，那么这件事情又会是另一种结局。

传记文的写作，大多受到唐宋八大家的影响，认为只要行为上有突出之处，值得世人学习、警戒的，则不必拘于仕进。梅曾亮继承了《史记》为小人物立传的传统，虽然也只是选取了具有代表意义的小人物，对他们着墨亦没有对王公大臣般用力，但是也显示了梅氏对于下层生活的关注。梅曾亮笔下的小人物颇具感染力，有良善的商户《陶愚斋家传》，写陶先生生前乐善好施，尝称贷与人，先生临终前嘱咐宜人“尽焚负己之债，负人者，易田宅，尽偿之”[2](P189)的事迹，高度赞赏了其“君廉谨，尺寸不负人，然挥金穷交，如弃唾涕”[2](P190)重信守诺的品格。有孝子，如《叶应传》是作者的回忆之作，叶应是一个常年戴着帽子、不洗澡、衣食不能自理但却很有礼节、很孝顺的人，在曾馆梅宅，一夜拔关而出，问之曰“忽忆母，急归耳”。《蒋岳麓先生家传》写蒋岳麓幼时不辞辛劳，走五里路为祖父买甘蔗的故事。有藏书巨富的文人《汪洎斋先生家传》，这是一位颇有时名却甘愿罢官回乡教授学生的文人，其家藏书巨富，梅曾亮由此而感慨“前人之好学深思以自敝其心力者，可念也”[2](P182)。虽然他们其中有的人没有走科举考试的道路，有的弃官简居没有完成儒家对文人立功、立德、立言的要求，但是他们用身体力行的实践，为平凡但不平庸的生命旅程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后世树立了榜样，也没有人能否定这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灿烂繁华的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正如没有人能否定那些光鲜明艳的大人物，也曾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碌碌无为的岁月一样。

(二)反映官场，同僚之传

梅曾亮在京师古文大家的地位，从其为诸多官员及其家属立传便可窥见。他为王公大臣立传的作品共有20篇。这些作品大都记录了和其同一时期或早些时候的官员的事迹，有的是受人所托，或囿于同朝为官的情谊，或缘于同为故里之交，有的是因其事迹有感而发。这些作品着重突出传主道德事功，主要通过记叙一些重大事件加以体现。有的写其英勇抗敌的飒爽雄姿，如《王刚节公家传》，细数将军战功赫赫，骁勇善战、威名远播，又能够尽忠职守、亲力亲为，是胆识勇猛的豪杰人物，令人敬佩不已。梅曾亮精准地概括了其一生的历程:“余读公家书及祭所亲文，词旨温雅，不知其为武人。乡人言待兄弟、交友皆有至性；归省亲，更衣结袜履身尽子职，可谓儒者风矣。夫逃兵多悍卒，不知义也；知义，虽懦者立焉。况公之武勇者哉!”[2](P195)以至于梅氏在为其立传并评述生平时，更是难而有之的由衷敬佩。此类文章风格高古，或令人肃然起敬，或令人有以自立。有表彰其公正廉明，为民请命的仕途功绩的，如《书邓中丞决狱事》记述了邓中丞为官期间对的政绩:“为人沉冤，外府疑狱事皆遗讯于公。”[2](P182)梅氏为邓廷桢立传，可以看出梅曾亮对这些为官清正廉洁、身居要职的官员的德行的赞扬，同时也寄寓了他的居官理想，为民请命、为天地立言。还有的从整体上概括了官员一生的经历，如《蒋少麓家传》从蒋少麓幼有奇才写其应试经历，再写其弃官归乡教书育人，之后帮助百姓解群苗之急。作者在写其人生历程的同时，对其德行也赞赏不已，“乡人皆德之，始其为奇”[2](P191)。

有的作品在为人立传的同时也反映了一些社会现象，《蒋念亭家传》是批判现实政治最有力的作品之一。文章记述了一位廉吏——四川粮台蒋作梅，因不受重金贿赂而反遭诬陷、最后被处死的事件，梅曾亮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怒:“甚哉，廉吏之为难也。非独廉吏之为难，而上官同其廉之为难也。苟不能同其廉，则且害其廉，既已害其廉而加之罪，则必以大不廉之名被之，以为非是不足以中仁主之深恶而去其疾也。”[2](P208)此文把当时社会法制的黑暗，官场的龌龊丑恶暴露无疑。除此之外，梅曾亮的散文中也不乏关注国计民生、同情人民苦难的内容。

还有一些作品，梅氏在展示他们经历的同时也发出了自己的感慨。《墨生传》讲的是明洪武年间的一个博学多识，深受皇帝器重但不以贵骄人的官员墨君，在综观其仕途生涯的同时，梅氏感慨道:“观君言论侃侃，类有道者，独昧于知人，何哉?然太祖之杀伐行威，不爱人士，以文字见屠灭，生独终始蒙恩礼不衰。古所谓文无害者，岂生之谓耶?”[2](P175)赞赏了墨君能以文独立于明代严苛的政治形势的智慧。

(三)贤良贞烈，女性之传

在梅曾亮38篇传记作品中，有12篇是写女性的。这类作品主要描写了这些女性人物坚贞的品质。在传统的封建社会里，对女性的要求是极其严苛的。如果她们能够在相夫教子、主持家务中安稳地度过一生那自然是再好不过，可是命运往往喜欢捉弄这些无法左右自身命运的女性。社会的规律，让他们苦心经营着一个家庭的日常，天灾人祸让她们不能与丈夫相濡以沫、携手相伴。但就是这些波折多难的丽水红颜，在灿烂的中华文化中谱写了令人感动的篇章。梅曾亮看到了这些女子身上的熠熠光辉，为她们立传以显扬妇德的荣光，根据她们的情况为其谱写了华丽的篇章③。

在其12篇女性传记中，主要写了以下几类女性形象:第一类，寡居贞烈、勇敢无畏的女性。这几篇作品描写的都是寡居的女性，她们或未归而夫逝，或嫁入夫家后而守寡，或是感念主人的贞洁而甘愿守节不嫁。如《书杨氏婢事》一篇文章褒扬了两个坚贞刚烈的女性，尤其是杨氏婢女说的一句话:“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终不去杨氏门，亦不嫁。”[2](P169)虽然是一个婢女，但却有着令人敬佩的刚烈。还有的女子伴随着丈夫的离去选择结束生命来实现对于自身坚贞品格的维护，如《许烈妇传》，烈妇赵氏在其夫没后四十九天自经而亡。独处与孤立无援的环境，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流言，是孤单，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她们或选择茕茕孑立、孤独终老，或选了一种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以全其品格。我们不能评判这种行为的对错，但却为她们的举动而动容。第二类，贤良淑德、持家有方的女性。相对于第一类里面的女性，她们是幸运的，她们有着安稳的生活，课子功书、侍奉姑婆、主持家务，虽然有时不得不面对生活的拮据，但总归是幸福的。即使生命的繁华褪去，也有人留恋怀念着，如《淑人乌朗罕济拉莫忒氏传略》，讲述了联秀峰对亡妻的眷念，感慨其治理家务的艰辛:“自淑人没，而家事乃毕集于吾身，吾未一年而不胜其备，淑人之劳，劳二十余年，备且病，且死。”[2](P216)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掌管一个大家庭的衣食住行也是一件殚精竭虑的苦差事。第三类，聪慧善良、以孝扬名的女性。有《书二孝女事》，讲述了孝女兰靓对父亲的思念，画像而泣之“吾念别后再见，翁须白矣”[2](P186)以及贞女吴氏割臂肉合药喂父，父悲而卒的故事。这两个女子，她们的感人之处在于对于亲情的重视，这种深情和年龄无关。

自古以来，除了那些颇具文名、富有才华的女性，还有那些在灯红酒绿的花间酒巷徘徊的女子。女人们一直都是在不为人注意的地方，暗暗地散发着光芒。她们要么劳作田间，要么深居简出，唯一能够显姓扬名的方法便是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保持住儒家文化赋予她们的贞烈的品行。尤其明代，理学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影响是最严重的，到了清代，这种趋势也是有增无减。明、清时期，一个女子若能为丈夫守节，朝廷会为她设立贞节牌坊，提供优待条件，这对她的家族及丈夫的家族都是一个崇高的荣誉。明、清时期，贞节牌坊遍布大江南北、城镇乡村，历代无以类比。清代的方苞指出:“妇人守节至死者，可指数；自汉至唐，亦寥寥，北宋以后则数之不可尽气。”④

二、梅曾亮传记文的艺术特色

(一)以事实为主，客观公正的为人立传

梅氏之文集，通过不同题材:论说文、叙事文、政论文、记游文、传记文等等，表现不同的散文风格。但这些散文风格之间，有着一种共性即文章的表达，应该是作者真实的想法，要有“因时”“求真”之态度。梅氏提出在诗文之中要主张“真”，要能够融真于实感，为文章以实情，就是能够表达梅曾亮内心及自然人的本“真”体现；在论说文中，能够大量引入史料内容，体现文章说服力；叙事文中，以“通时合变”为文章前提，关乎时事，寄托文人真情实感；政论文里，也能有理有据，反映现实内容；记游文时，通过写游历之景，将真情实感表述其中；在传记文中，始终坚持评述生平，真实不虚假，有真情，抒真意，同时对立传者表达真实感情，由衷表达敬佩之感。

梅曾亮那些为王公大臣和女性写的传记，都是根据传主的陈述来记录书写的，他客观真实地记录了传主的事迹，在为他们立传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感受。《秦孺人家传》真实地记录了秦士莲之妻张氏的一生，夫死不欲生，幸夫兄以子嗣之，张氏育子有方、事无巨细，对待姑姊亦尽己所能，终使秦氏一门兴旺，得旌于朝。传记还交代了秦氏子孙感其恩德，请梅氏为其立传。梅氏并没有夸大秦孺人的功绩，只是客观地叙述其所作所为，但让人读后不禁油然感慨，赞叹母亲的伟大。在遭受夫亡的深悲剧痛后视兄子如己出，以致于梅曾亮写完后也感慨:“夫夫死而殉之，情也；有子则抚之，理也。抑其情，止乎礼，愚妇人能之，然贤妇人之行备乎是矣。”[2](P191)同时他欣赏归有光之古文善于以小事写人抒情尤其心仪神往:“归熙甫撰《先妣事略》，皆琐屑无惊人之事，失母者读之，痛不可止。夸者饰浮语过情，人人同，安知为谁氏子乎?”[2](P186)虽琐屑无惊人之事，但由于真实可信，读来历历在目，令人感同身受，从而能触动失母者的心弦。而若雕琢文辞，夸大或捏造事实以求感人，则不但不足以感动人，效果还会适得其反，连谁为其母记事都难让人知道。《总兵刘公家传》通过真实地记录与其同时期的官员刘清从布政使到总兵的事迹:两次剿匪以少胜多，不居功不自傲，在平淡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刘青天的仕途生涯，也看到了一个深受百姓爱戴，深得皇帝信任，胆识超群、有勇有谋、真实立体的人。他以具体真实的事情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形象，是作者真实抒发的思想感情，也是真实不虚假的描写刻画。

(二)继《史记》之体例，陈观点于文尾

自《史记》后，诸多传记作品的结构大都按照它的体例来书写。梅氏的人物传记也继承这一惯例，在对人物生平讲述完成之后，在文末或加议论，或抒发感慨，以“梅曾亮曰”开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仓宜人家传》写宜人仓氏的故事:二十六嫁与何竹芗，精心侍奉患有眼疾的小姑，因无所出，则不辞艰险为夫娶妾室，视妾生之子如己出，典当妆奁为丈夫收集善本书，四十而卒，举家哀痛，何氏每每提及仍不能释怀。作者受其夫委托为其立传，有感于宜人的善良贤淑，又联想到其他的一些现象，于是有感而发，用“梅曾亮曰”表达其思想:“妒，恶德也。即不妒，亦常行耳。然士大夫当轴者，宁偾国事而不使人居其功，岂智出妇人女子下哉?然则无子而乐其庶之有子者，未可以为常行也夫!”[2](P204)这一议论，赞美了仓宜人宽广的胸怀和善良的品格。嫉妒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她却能顾全大局，与人为善，显示了其超凡的智慧，赢得了家人的认可。“梅曾亮曰”这一形式，几乎贯穿了梅曾亮传记文的始终，既表明了作者的态度，又褒扬了这些人物。除了这一特征外，梅曾亮在抒发议论时，多以“呜呼”二字领起，但此二字有固定的位置，一般放在开头和文中，不会置于文尾。放在开头的，如《王芾传》:“呜呼!士之谿刻自处，不顾人之是非者，岂务绝俗以为高哉，适其意而已矣。”在文中的，如他陈述李廷杨一事“呜呼!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抒发了其对李廷杨一事的看法。

(三)以情动人的人物塑造，长于刻画细节

桐城派的传记文创作于平易中见情致、清淡朴素，充分体现了其清真雅正的审美理想和文派风格。姚鼐的《朱竹君先生传》以细事来表现人物的精神品格，从而达到生动形象的艺术效果。梅曾亮也继承了桐城派散文的精华，创作了不少感情真挚、可读性较强的作品。梅曾亮所写的家传大多出于真情实感，常常于细节中使读者恍若身临其境，其场景历历在目。如他为御史鲍文淳的母亲所作的《鲍母谢孺人家传》，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琐事来塑造一个贤惠善良、温婉体贴却又严厉的继母形象。如写鲍母丧夫之后的教子之艰:“孺人虽劳瘁甚，然教子无一日忘也。自塾归，必背诵书，无踬字乃已。每夜分，村墟寂寥，虚响怪啸，儿女弃书册针线奔依孺人，孺人抚之，久令还读”[2](P184)。虽然是一位平凡的母亲，但是鲍母对儿子却有着长远的期盼“吾家固诸生，子复为诸生，足以。然我望汝不止是。汝慰我，则可必乎?”[2](P184)慈母对儿女的爱和期望，在平凡的生活场景中表露无遗。梅曾亮用真切而细腻的描写取得了感人的艺术效果，成功塑造了鲍母这一人物形象。

梅曾亮的人物描写，多用白描手法，以形象生动见长。如《艾方来家传》中写艾方来期望儿子学业有成的一段:“君废书早，日夜望子学文甚，衔文袖中示人，或言儿文亟进，则喜。归语儿曰:‘某先生道汝文佳，当不妄耶?’”[2](P185)这样生动的人物形象，复杂的人物性格，梅曾亮只用了一个动作、一种表情、一句话，便将一个望子成龙，滑稽又可怜的人物塑造出来，且引人深思、耐人寻味。其中包含着诸多的人物动作、心理暗示、表情刻画、语言描写，通过这些来展现人物形象，体现人物性格，写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完全是小说笔法。其简洁、纯净而本色的语言，亦显示了桐城派散文语言的传统风格。

(四)以小见大，用传记反映社会问题

散文的书写较为自由，不用拘泥于固定的格式，所以对于题材的选择相对广泛，善于以小见大，用平凡的题材反映重要的社会事件。梅曾亮善于通过“事之至微，物之甚小”，反映出“一时朝野之风俗好尚”。例如《黄个园家传》一文，虽然是为黄至筠个人作传，但梅曾亮将当时盐政、盐商的弊病穿插其中，其价值就超出了一般的传记，对我们了解道光年间盐政的变革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从中也可以看出梅曾亮善于用小题材反映社会现实的特色。《梁味愚先生家传》，讲述了为官清正廉洁、体恤百姓的梁本恭的事，及其为受诬的鲍氏女沉冤一事，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寡居女性艰难的处境。为夫守节在当时是为人称颂的，但是她们却常常被一些不耻之徒侵犯，可见当时女性生存环境的艰辛。虽然梅氏是在为一个人立传，但是从这一个人物的事迹中却能管窥当时的社会环境与生存状况，让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到当时的风物人情。由一人而写及多人，由一事而反映整体，这种以小见大的手法，具有深刻的意义。

三、清代传记文综观

清代传记文在继承前人的同时也有着自己的发展，清代的散文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里面也包含着传记文的书写。

清代是传统文化学术总结的集大成阶段，清代的传记理论也体现出了这一特点。清代学者们视野广阔、善纳百川，理论著作与传记资料不胜枚举。与前代零散的传记理论相比，清代的传记理论显出博大精深、周密详备的综合性特色。这些理论虽然与前代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是这并不影响清代传记理论的丰富性、深刻性和综合性。作为我国古代传记理论史上的最后一个阶段，清人对传记理论的贡献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一方面，清代学者对前代已经涉及的有关传记批评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都重新作了审视和评价，纠谬误、正是非、明得失、断优劣，显示出理论总结的趋势；另一方面，他们又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和理论，把传统传记理论批评推进了一大步。考察清代传记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其延伸影响，可以看到清代传记理论的发展不仅与清代传记创作的繁荣有密切的关联，而且与清代政治哲学、学术进展途径、学术繁荣等都很有关系。更具体地看，清代传记理论的发展与影响，始终和《明史》的修撰密切相关。它是从修撰《明史》而起兴，又围绕《明史》修撰凡例的拟定而展开的对历代史传写作体例和写作理论的反思与总结，最终也是沿着《明史》修撰所获得的学术经验而延伸、引发起包括传记理论思考及总结在内的清代学术研究热潮。

梅曾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创作了这些作品。总体而言，梅曾亮的传记文相较于同时期的作品虽然没有太大的突破和创新，但是他的传记文也是其文学思想的一种反映，那就是真。他真实地记录了他身边的，以及由旁人讲述的这些人物的事迹，让我们在为其命运扼腕的同时，也为这些人物身上散发的魅力而欣慰。他们为官清廉，造福一方百姓，为了国家稳定而置自身危难而不顾；她们善良坚贞，谨守着为人妇的规范、持家有方、教子谨严，同时又有着刚烈的品格，面对生命的凋残，她们无惧无畏，用生命谱写了动人的篇章。这些人物虽然身份地位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形象，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官场、政治、家庭与社会生活，对于我们全面地把握清代的人文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曾国藩写诗称誉梅曾亮:“方姚以后无孤诣，嘉道之间又一奇”，“单绪传真自皖桐，不孤当代一文雄”，“惜抱遗绪，赖以不坠”得力于“文雄”梅曾亮，说他在桐城派中的地位仅次于方苞、姚鼐是当之无愧的。虽然这些话有拔高梅曾亮地位的嫌疑，但是不得不承认，在桐城派发展的历程中，梅氏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注释:

①关于“姚门四杰”有两种说法:一是姚莹说，是指管同、方东树、刘开、梅曾亮。二是曾国藩说，是指管同、方东树、姚莹、梅曾亮。

②对于其文集中其他的如《序》中提及的人物也不予论述分析。

③在古代女子在妇德方面有很多成熟的理论，并将女子的德行分为:贞女(女子未出嫁而夫卒，为夫守节，终身不嫁)、烈女(未嫁而夫卒，以身殉夫)、节妇(夫亡矢志不嫁，守寡)、烈妇(夫亡，以身殉葬)、孝妇顺女(以残害自己身体的方式尽孝)以及贞节的变形——为侍奉双亲而终身不嫁或以身相殉。

④参见(清)方苞为《赵氏节烈传》所记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