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

林则徐

张之洞

1883年，张之洞在山西开展了一场禁烟运动。

这位新任山西巡抚，面对省内“几乎无县无之”的鸦片种植业，发出了山西乃是“鬼国”的悲叹。数年前，惨烈的“丁戊奇荒”饿死上千万人，山西受灾最重，泛滥的鸦片种植，即是主因之一。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张之洞忧心忡忡，断言若再不禁烟，再过几十年，山西将彻底完蛋。

这场禁烟运动，没有任何成效。次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人去政息，运动无疾而终。这位著名的清流领袖、坚定的禁烟者，此后不久，也成了本土鸦片种植业的坚定扶持者。《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曾如此描述张之洞在禁烟问题上的自相矛盾：“所有总督除张之洞外都反对吸鸦片，张在理论上反对，但实际上并不反对。”

在《劝学篇》中，张之洞曾痛陈鸦片之害。但他自己吸食鸦片，也曾在给朝廷的奏折里极力描述，鸦片税收对兴办洋务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张之洞的这种自相矛盾，并非个案。为了洋务自强而放任甚至推广本土鸦片的种植，默许其销售流通，进而获取丰厚的“鸦片税收”，实是晚清朝廷上下的一种共识。

本土鸦片战胜进口鸦片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近代中国带来了鸦片之祸。这诚然是一个事实，但另外两个事实也不容忽视：其一，1840年之前，中国内地的罂粟种植虽尚有限，但鸦片市场已经成型，雍正与嘉庆曾屡次发布上谕，严禁鸦片的生产与流通。其二，1840年之后，祸害中国民众身心健康的鸦片，绝大部分是本土所产，进口鸦片所占比例很小。

四川的罂粟田

中国本土大量生产鸦片，约始于1830 年代，系自印度引入，由云南一路北上东进。1830 —1857年，清廷对鸦片采取严禁政策，种植鸦片者处斩，故而虽有种植，但区域并不广。1858年，为筹集军饷，清廷对进口鸦片征税，相当于默认了进口鸦片的合法性。随后，本土鸦片的种植禁令也名存实亡，产量大增。不少史料直观地记录下了这一变化：

在云南，光绪年间，全省已有约三分之一的耕地种植罂粟（另据1893年蒙自关和1908年腾越关的估计，罂粟种植面积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6/10），鸦片成了该省最重要的农产品。时人游览昆明，曾如此描述当地的罂粟种植：“出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堂，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

在贵州，中部和东部，是该省罂粟种植最集中的区域。光绪二十年（1894年），开州知州陈惟彦，在给朝廷的汇报中如此写道：“约计所经州属，开垦之地半种洋烟……查种烟为近来民利大宗，积习己久，骤难禁革。”

相比云贵，四川的罂粟种植可谓后来居上。光绪九年（1883年），刘光第路经涪陵，对当地遍地罂粟的景象“不胜骇然”，他在日记《南旋记》中如此描述：“此地与忠州、丰都皆以种罂粟为要务，葫豌，菜、麦，至市他邑，故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也。”

光绪十六年（1890年），何嗣焜入蜀，其所见较刘光第当年的描述，更为骇人：“川东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烟者，十室中不啻六七。若荒江野渚，草屋数间，售杂物以应客舟者，则更比户青灯矣……蜀地凡山林槁瘠之区，不植五谷者，向资罂粟为生计。”

到了1860 —1870年前后，罂粟种植已遍及全国。北至蒙古、西至甘陕，南至闽粤，东至江浙山东，各省皆有大量耕地被用来种植罂粟。传教士理雅各自北京由陆路旅行至镇江，沿途所见，“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本土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和鸦片质量的提高，直接导致进口鸦片和走私鸦片的逐年减少。

至1880年代，国产鸦片的产量已远远超过了进口鸦片。比如在华东地区，1882—1891年的海关报告显示，本地鸦片足以供给本地所需的75%，另由四川供应15%，台州、象山供应10%，进口鸦片几无立足之地。

据英国驻上海领事许士1881年提交的贸易报告：“1881年波斯鸦片的进口量已增加到1364担，但中国产鸦片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提高得这样快，以致不足为奇的是它不久就严重地干扰了印度鸦片，并使波斯鸦片的进口完全停止了……在四川、云南、山西、陕西、甘肃和贵州等省，印度鸦片几乎都被赶出了市场，现在简直不再运往这些地方，那里的消费全部由中国产的鸦片供应了。牛庄曾经每年进口约3000担的印度鸦片，1881年却只进口了358担……烟台和天津也在缓慢地仿效牛庄的榜样。1881年，它们进口印度鸦片的数量已减少了15%。”

次年，许士提交的贸易报告里，中国的本土鸦片已经开始对外出口了：“外国鸦片不仅在华西和西南地区，而且在沿海地区也正在逐渐让位于中国鸦片。就像华西的鸦片正在大批流入缅甸一样，东面的台湾和其他岛屿现在也从大陆获得其部分鸦片供货。”

本土鸦片彻底逼走进口鸦片，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清廷对本土鸦片的扶植

本土鸦片迅速取得对进口鸦片的压倒性胜利，与清廷的扶持密不可分——虽然清廷从未明确承认过本土鸦片种植业的合法性。

最先提出有必要给本土鸦片种植业以生存空间的，是对林则徐禁烟持有异议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在许看来，鸦片是禁不住的，倒不如让鸦片贸易合法化。如此，政府既可从中征税获利，又能制定政策规范贸易。

1847年，已调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也改变了自己的“鸦片观”，与许乃济成了“同道中人”。在给友人文海的回信中，林则徐说道：“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此时的林则徐，担忧的是那些吸惯了洋烟的人，不能回心转意支持国货——“第恐此种食烟之人未必回心向内耳！”进而导致白银的流出。

曾几何时，反对禁烟的许乃济被朝野内外集体唾骂。世易时移，转眼却换作了主张禁烟之人吞吞吐吐。比如晚清禁烟名士许珏，在给湖南巡抚赵尔巽的一封信函中说道：“珏两年来疏陈请加洋土药税，未敢遽言禁者，因言禁则众皆以为迂图，势将置之不问；言加税则尚有裨财政，或冀采用其说。”禁烟名士不敢轻易谈禁烟，担忧被视作迂腐遭到耻笑，可见流风所向，已然大变。

郭嵩焘

以本土鸦片抵制进口鸦片，这种论调在晚清官场有着极广阔的市场。比如，郑观应明确提出了“鸦片商战”这一概念，他将“鸦片战”视为对西方进行商战的上策。早在1862年，他就开始提倡“以土抵洋”，建议朝廷“弛令广种烟土”，建议民众多吃本国鸦片，少吃进口鸦片，进而“固国卫民”。

1872年创办的《申报》上，也有很多类似的言论。比如，一篇题为《拟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1873年6月28日刊登）的文章，总结了三条理由，呼吁政府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控：

（1）国人既然喜食鸦片，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控，政府一可征税，二可使数千万两白银留在国内，免致流失。

（2）改进鸦片制作方法，仿行印度办法，以适应国内消费者的口味，政府不但有巨额税收，农民也可以增加收入。

（3）凭借征税而使鸦片售卖价格增高，贫者戒吸而富者渐减，最终自然不禁而禁。

在政策上为本土鸦片彻底松绑的，是直隶总督李鸿章和总理衙门。1874年，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向清廷提出“种烟驰禁”的主张（事实上此前已经驰禁，只是没有形成文件），建议用自产鸦片，抵制进口鸦片。李鸿章对自己的这一提议颇为自信。在他看来，继续禁止本土鸦片，不过是“徒为外洋利薮之驱，授胥吏扰索之柄”，只是便宜了洋人、方便了胥吏。

难以戒除的鸦片财政

扶植国产鸦片，可以为国库获取可靠且可观的财政收入，这是晚清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府县，“鸦片财政”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尽管官方一再宣称对鸦片征税只是手段，禁烟才是终极目的，亦即“以征为禁”“寓禁于征”，但这些说辞只是表面文章，禁烟不过幌子，征税才是目的。

1877年，驻英公使郭嵩焘，曾连上两道奏折，请求朝廷主持禁烟。时任两广总督的刘坤一，在一封私人信函中，如此评价郭嵩焘的建议：“郭筠仙侍郎禁烟之议，万不能行。即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讵有既经禁烟仍收税厘之理！此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及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顾据实直陈，必触忌讳，不如暂缓置议，想朝廷不再垂询。”

刘坤一说得很明白：广东绝对不能禁烟，因为“鸦片财政”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禁了烟，那一百多万两白银的收入，又要从何处弥补？——清廷上下对“鸦片财政”早已达成默契，用“暂缓”敷衍了郭嵩焘之后，再不会提起这档子事了。

晚清知识分子何启与胡礼垣，曾如此描述清廷对“鸦片财政”的严重依赖：“今中国所急者财用，而厘税之入，以鸦片为大宗。洋药进口厘税六百万两，土药厘税名虽二百二十余万两，而实则二千余万两。是合洋药土药而计，每年值二千六百余万两。国家之利赖在此，官府之调剂在此，若舍此项，则补救无从，此所以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

民国学者于恩德著有《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一书。书中明言，晚清所谓的“寓禁于征”，不过是欺人之谈，其真实用意在于“征（税）”，而不在“禁（烟）”：“盖当时朝廷深知鸦片弛禁每年可收巨款，又适值军用浩繁需款孔急，遂决定弛鸦片之禁公开收税。但禁与弛禁二者根本不相容，既弛禁则主禁之政策，决不能并立，而‘寓禁于征’之政策，亦实根本欺人之谈也……因政府恃为利源，而不肯舍弃也。自鸦片弛禁之后，使大多数国民陷于万恶之毒害中，国力既因之而疲，国势亦因之而弱。”

据统计，清廷的财政收入，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1亿两有余；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多不超过1.5亿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增长至2.42亿两有余。而土洋药税厘收入总数，光绪三十一年约为0.23亿两；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约为0.24亿两；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约为0.20亿两。也就是说，鸦片税收在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中，长期维持在10%以上这样一个比例。

考虑到中央政府虽可以完全控制进口鸦片的税厘征收，但在本土鸦片的税厘征收方面一直未能战胜地方政府，而后者又在整个鸦片市场上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这个10%，在晚清的整个“鸦片财政”（中央+地方）中，显然只是一小部分。

吸食鸦片的人，要戒除是困难的。吸食“鸦片财政”的政府，要戒除同样也是困难的。20世纪初，清廷迫于内外压力，开始禁烟。地方政府收入锐减，怨言颇多。比如，1909年11月，山西巡抚奏称：“本省进款，自开办统税，药厘一项骤短银二三十万，至本年禁种，更无税厘之可收。出款日增而入款转减，计三十三年已亏银七十万，三十四年将亏至百万，本年又加认海军开办经费，每年应允解银十五万，常年经费五万，本省审判庭及咨议局经费约共十万两，截至年终计须亏银一百四十万。”

山西向清廷诉苦，清廷的内心其实也苦——多年来，清廷也在依赖“鸦片财政”过日子，尽管它的依赖不如地方政府那么重，但同样不可或缺。

国富与民生

传教士哈德逊·泰罗来华游历多年。关于鸦片，他留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当我1854年第一次到中国时，鸦片上瘾的人相对较少，但近二十年鸦片迅速蔓延，近十年更快，现在吸食鸦片猖狂得惊人。”

1854年，距离鸦片战争已有14年之久。之所以“鸦片上瘾的人相对较少”，是因为截至1858年，清廷仍对鸦片执行严禁政策。之后，清廷开始扶植本土鸦片，鸦片吸食人数遂急骤上升。这一政策的转变，凸显出了时代在“国富”与“民生”之间的取舍。

林则徐自然知道鸦片对人体的毒害，他在1838年曾大声疾呼过“（鸦片之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但到了1847年，朝廷的财政安全（如何防止白银外流、增加国库收入），成了他支持发展本土鸦片的主因。类似的取舍，也同样出现在了李鸿章、张之洞与刘坤一等人的身上。

像郭嵩焘那般，还记得孟子曾经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