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 苑

“和帝即祚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故郑众得专谋禁中，终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1]卷七东汉外戚权重，“引起的直接后果之一是皇帝起用贴身宦官，以扭转权力失衡的格局。宦者扶立有功，自然需加酬谢”[2]127-128。宦者侯开始成为东汉政治舞台的重要一角。宦官封侯是东汉宦官势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宦者侯对深入了解东汉政治、社会是十分必要的。

一、东汉宦者侯辩证

《文献通考》（以下简称《通考》）卷二六九《封建考十》记东汉宦者封侯65人，姓名见于史传可考者44人，“姓名之湮没无传者多矣”。万斯同《东汉宦者侯表》（以下简称“万表”）列可考之人47，另有11人姓名不可考，总计58人。①另，钱大昭《后汉书补表》卷六计宦者侯共78人。钱氏将众多宦者后代记入其中，且很多宦者侯的时期划分有误，错误颇多。本文暂不引用。《通考》中所记良贺、州辅、刘普、共普、张亮、王尊、腾是、吕强八人不见于“万表”，后者所记兴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11人为《通考》所无。

首先，《通考》记良贺为都乡侯值得商榷。《宦者列传》曰：“初，帝见废，监太子家小黄门籍建、傅高梵、长秋长赵熹、丞良贺、药长夏珍皆以无过获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并擢为中常侍。”[1]卷七八并未提封侯之事，仅在后文说其清俭退厚，“及卒，帝思贺忠，封其养子为都乡侯，三百户”[1]卷七八。显然，都乡侯是良贺的养子而非其本人。

其次，《宦者列传》：“灵帝时，例封宦者，以强为都乡侯。强辞让恳恻，固不敢当，帝乃听之。”[1]卷七八所以吕强未做过都乡侯，不应算为宦者侯。《通考》误。

二表同记之人亦有出入：其一，徐璜所封，《通考》记为“原武侯”[3]2193，“万表”记为“武原侯”[4]496。据《宦者列传》：“悺、衡迁中常侍，封超新丰侯，二万户，璜武原侯，瑗东武阳侯，各万五千户，赐钱各千五百万”[1]卷七八，《通考》误。其二，《通考》记侯览为“高乡侯”，“万表”记为“东阳侯”，并说“初封乡侯后进封”。按《后汉书》中只有“高乡侯览”，并无他名。“万表”所说存疑。

笔者在《通考》和万表的基础上加以辩证、增补，做成表1。表1计封侯者55人次，52人。此外，还有无姓名者14人。《宦者列传》：“桓帝得立，腾与长乐太仆州辅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腾为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1]卷七八周辅为“叶吉成侯”，除刘广外，5人无姓名；②《资治通鉴》卷五三：“又封中常侍刘广等皆为列侯。”其他5人皆为中常侍，是宦官。桓帝诛粱冀后，“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6人姓名无考；灵帝建宁

元年（168年），“节与长乐五官史朱瑀、从官史共普、张亮、中黄门王尊、长乐谒者腾是等十七人，共矫诏以长乐食监王甫为黄门令，将兵诛武、蕃等……节迁长乐卫尉，封育阳侯，增邑三千户。甫迁中常侍，黄门令如故。瑀封都乡侯，千五百户。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户。余十一人皆为关内侯，岁食租二千斛”[1]卷七八。除去11个关内侯，有6人被封为列侯，其中与普、亮各三百户3人无名可考。因此文献中记载的宦者侯数量应为66人，封侯69次。

表1 史籍所见宦者侯

续表1 史籍所见宦者侯

二、对宦者侯的几点认识

第一，东汉宦者侯册封始于和帝，分布于和、安、顺、桓、灵五帝时。其中，和帝时1人，安帝时3人，顺帝时20人，桓帝时22人，灵帝时20人。刘修明将和、安二帝时归为“个别宦官封侯阶段”，顺帝时开始“从个别向集团的发展”[5]。确实，顺帝时宦者侯在册封人数和封户规模上均迅速增长，灵帝时达到顶峰。殇、冲、质三帝短祚，外戚秉政，宦官无封侯者。灵帝崩后，袁氏大杀宦官，宦官势力从此一蹶不振，再无封侯者。

顺帝始，宦官封侯呈批次进行，这与其封侯的原因有关，具体可分为：拥立皇帝、剪除外戚、平定谋反、宿卫日久、例封和因忠受封。后三项原因记载较少，各1例①元初元年（114年），邓太后以蔡伦久宿卫，封为龙亭侯；灵帝时，例封宦者，以强为都乡侯；初，顺帝见废，监太子家小黄门籍建以无过获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并擢为中常侍。建后封东乡侯，三百户。。全部是因扶助皇权而立功。

（1）拥立皇帝。延光四年（125年）孙程等19人诛阎显兄弟，立顺帝，皆封侯；本初元年（146年），桓帝得立，曹腾与长乐太仆州辅等7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

（2）帮助皇帝剪除外戚而封侯的有14人。延熹二年（159年），单超等5人诛杀梁冀，同日封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8人为乡侯。侯览托以与议诛梁冀功，进封高乡侯。

（3）建宁元年（168年），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谋诛中官，曹节与长乐五官史朱瑀、从官史共普、张亮、中黄门王尊、长乐谒者腾是等17人，将兵诛武、蕃等。诸宦官以平定谋反之功，曹节等7人封列侯。

可见，因东汉中后期政治斗争复杂，大部分宦者侯是通过对皇权的效忠而立功封侯，所以呈现出集中、分批的特点。且受封前全部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可考的52人中，封侯前任中常侍者20人，中黄门19人，小黄门4人，小黄门史2人，长乐从官史2人，大长秋1人，长乐太官丞、长乐太仆、长乐五官史、长乐谒者各1人。②据《后汉书》卷一一六《百官志》：中常侍，千石。本注曰：宦者，无员。后增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道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中黄门，比百石。本注曰：宦者，无员。后增比三百石。掌给事禁中；小黄门，六百石。宦者，无员。掌侍左右，受尚书事。上在内宫，关通中外，及中宫已下众事。诸公主及王太妃等有疾苦，则使问之。小黄门史当为小黄门属吏；大长秋一人，二千石。中兴常用宦者，职掌奉宣中宫命。凡给赐宗亲，及宗亲当谒见者关通之，中宫出则从。长乐从官史、长乐太官丞、长乐太仆、长乐五官史、长乐谒者都为给事长乐宫者。秩次最高的是大长秋，二千石，还有比二千石的中常侍。最低为小黄门史、长乐五官史等无秩小吏。这些低级的宦官大都是由高级宦官带领而卷入了政治事件，以至立功封侯。正因身处中枢，才有机会立下大功。

第二，宦者侯有侯名者39人，考其封地所在，《后汉书》中可查的有31人。还有3人可从他处考得：

（1）蔡伦封地龙亭，李贤注《宦者列传》曰：龙亭，“县，故城在今洋州兴执县东，明月池在其侧”[1]卷七八，是知汉代确有龙亭县。龙亭县在今陕西省西南部的洋县，据清《洋县志·古迹志》：“龙亭，故县，在县东二十五里龙亭铺，汉置。”今洋县汉时属汉中郡。

（2）州辅仅见于《宦者列传》：“桓帝得立，腾与长乐太仆州辅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腾为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1]卷七八并未说明其封地。《隶释》卷一七载《吉成侯州辅碑》中有建和二年（148年）《册封中常侍州辅为叶吉成侯诏》，诏曰：“……往者郑众、蔡伦行事科比，其封辅为叶吉成侯。”[6]卷一七碑为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十二月丙子立，殊为可信。清人赵一清注《水经注》也依此碑文说：“建和二年七月己巳，（周辅）封为叶吉成侯。……洪氏曰，叶吉成者，叶县之吉成亭也。”[7]卷三一按《后汉书》卷一一二《郡国志四》，叶县在南阳郡。

（3）华容，《地理志上》说其在南郡，《郡国志四》有“华容侯国”，亦属南郡。《后汉书》卷三四《胡广列传》：“胡广字伯始，南郡华容人也。”注曰：“华容，县，故城在今荆州东。”[1]卷三四可知华容县确在南郡，与“华容侯国”应是同一地方。

宦者侯所封之地，南阳郡、南郡各7人，东郡4人，汝南、长沙、江陵、平原、钜鹿、京兆各2人，汉中郡、渤海郡、沛国、彭城国各1人。这与赵海龙《东汉侯国地理研究》所得结论相合：“由于国家战略重心的东移以及王国地位的进一步下降，在司隶余部与王国地区已经开始分布侯国……东汉时期的豫州、冀州、青州、徐州、兖州、司隶余部以及荆州南阳郡等地一直是侯国分封的核心区域，这与西汉时期的地域分布十分相似。”[8]宦者侯与其他列侯相比，分封地并无二致。

第三，宦者侯所封户数，首封者鄛乡侯郑众受封食邑千五百户。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户，前后计一千八百户。安帝时所封3人皆为三百户。到顺帝时，出现了万户侯孙程、九千户3人、四千二百户3人、四千户10人、两千户1人、一千户1人，因功同日所封的宦官就有19人，封户达到九万两千六百户。尤其永建四年（129年），“诏宦官养子悉听得为后，袭封爵，定著乎令”[1]卷七八，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了宦者侯后代对其封邑的继承权，使宦者侯爵位的继承与其他列侯无异。桓帝时更进一步，有了两万户侯单超、一万五千户四人，“五侯”相加为八万户。若算上无考之人，数量应多于顺帝时期。灵帝时宦官封侯者虽多，但户数多不可考。此时出现了“例封宦者”之事，且宦官势力猖獗，“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1]卷七八，所占封户应不少于前代。整个汉代“例封”仅此一见，“例封宦者”标志着宦官封侯原因从“有功”到“有势”的转变。

东汉“王侯二等之爵已演变为二等四级，即郡王、县侯、乡侯、亭侯”[2]8。和帝所封1人为乡侯。安帝时蔡伦为东汉第一个县侯，另2人仍为乡侯。顺帝21次册封宦者仅有两个乡侯，其余全为县侯。桓帝时县侯5人、乡侯9人、亭侯8人。灵帝时册封县侯15次，①关于“十常侍”的爵位，《后汉书·宦者列传》只说：“是时让、忠及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圭、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未说爵级。笔者认为，灵帝时的12位中常侍皆应为县侯：首先，灵帝时十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赵、张二人更被桓帝视为父母，赵忠不可能还保留着关内侯而不晋爵。且《文献通考》明确记载：张让“灵帝时，与赵忠同封列侯”。既然赵忠在灵帝时又一次封侯，定然不再是乡侯，而是县侯。张让与其同。其次，12人“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十常侍”是宦官集团的最高成员，同赵、张二人一样并为县侯似是常理。乡侯6次。

户数和等级的变化既体现宦官封侯的正常化，也说明宦官势力的增强。“汉法，大县侯位视三公，小县侯位视上卿，乡侯、亭侯视中二千石也。”[1]卷十下宦者侯爵级和封户对东汉王朝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政负担。然而，据《文献通考》，仅建武十三年（25年），“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宦者侯无论人数和赏赐都无法与功臣侯相比。在规模上，宦者侯与外戚侯相当。②详见《文献通考》卷二六九《封建考十》。宦者侯所占封户食邑虽多，但相比于外戚，灵帝前宦官都是因功封侯。从这一面看，宦官封侯给东汉政府造成的负担又是有限的。

东汉宦者侯经历了从产生到正常再到泛滥的过程，标志分别为永建四年宦官养子袭爵诏和灵帝时例封宦官。因灵帝前的宦者侯是因功受封，所以到顺帝时，宦者侯的数量增长，封地、封户、爵级与一般列侯无异，按其功劳来说，分封不可谓滥。灵帝时宦者开始“例封”，有泛滥之势，但很快便被彻底铲除。

第四，东汉宦官擅权的原因已为前人深论，然其封侯，除了功劳和权势外还有深层原因值得探讨。③刘修明认为东汉宦官是依仗皇权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逐步成长为新的封建食封贵族的。见刘修明《东汉宦官集团的社会基础》，载《史林》1986年第1期。然而，事实上并无证据证明东汉的皇权、皇权集团的土地占强于西汉，所以这一说法值得商榷。

据《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西汉封外戚恩泽侯102人，多于《通考》所计东汉外戚侯人数。然西汉一朝宦官封侯极少，远不能与东汉比。原因在于西汉作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时期，中央皇权不需借助外力巩固。这也说明了为何西汉宦者只得宠幸，而不见因功封侯者。④西汉所见第一个宦者侯是张泽，一名释，高后八年四月封侯，九月夺侯，是吕后所幸。虽有石显、弘恭贵幸倾朝，却未封侯。而东汉新帝多冲龄即位，母氏执政，皇权旁落成为无法改变的局面。[9]皇权有了巩固的需要。东汉制度，“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1]卷七八，一方面，阉人地位提高，权力增大；另一方面，内廷近侍全为宦者，宦者成为辅助皇权的不二人选，其立功封侯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据记载，宦者侯共16人死于爵位之上，仅蔡伦、江京、左悺、侯览、王甫未能正寝于爵。⑤“十常侍”同为乱世所害，不应作为比较。其他或削户或贬爵，尚能部分享受爵位之利，甚至传于后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宦者封侯之后或保持原职，或加官升职，后被罢官之人也能回京奉朝请。⑥《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永建元年，程与张贤、孟叔、马国等为司隶校尉虞诩讼罪，怀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国，后徙封程为宜城侯。三年，帝念程等功勋，悉征还京师。程与王道、李元皆拜骑都尉，余悉奉朝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皇权对宦官的依赖。

可以说，东汉宦者封侯是巩固皇权的需要，是东汉政治特征和中枢体制的必然结果。其封侯待遇的提高和泛滥始终伴随着与外戚势力的斗争。其所立之功都是为皇帝的“私功”，是完全服务于皇权的群体。因此，皇权也依赖于宦官。明白此处，才能深刻理解东汉宦者侯现象。